附錄二　索引

附錄二索引

如果本書的某些部分可以看作理論，按照通行的學術規則，它必須有較為詳細的文獻索引，夾在文中或者附在書後。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作者的理論態度誠實與否，嚴謹與否，其知識譜系是否清晰，其學術資源是否深厚，庶幾可假一份文獻索引而被讀者們一斑窺豹。我的朋友小雁讀理論，常常是開卷之後先翻翻書後的幾頁，再決定讀不讀。她曾經把一本關於村社制度的新書扔到床下去了，說一看索引就知道作者根本不了解近十年來有關村社制度的研究進展，這樣的人也敢寫書？

我的疑問是關於另一方面的：如果學術只需要這樣的文獻索引，如果作者與讀者只滿足於這樣的索引，知識就可以從書本中產生了，就是從書本到書本的合法旅行了，就是幾百本書產生的一本書然後加入到幾百本書中去再產生下一本書的可悲過程了——文獻的自我繁殖，在我看來無異於知識的逆行退化和慢性自殺。

知識是實踐的總結，甚至是對實踐的另一種表述，故知與行形二而實一，不事稼穡不為知稼穡，不務商賈不為知商賈，不行道義的高談闊論不為知道義。知識只屬於實踐者，只能在紛繁複雜的人民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內涵——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內涵，包括真情實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漲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獻索引是必要的，卻是遠遠不夠的。正如科技知識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實驗作為依據，人文知識也許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經驗，確保言說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確保這本書是作者對這個世界真實的體會，而不是來自其他人的大腦，來自其他人大腦中其他人的大腦。作者的體會可以正確，也可以不正確，這不要緊，但至少不能是紙上的學舌。

因此，我願意在本書後面附上這樣的索引，算是對讀者交代一下產品的產地、原料來源以及基本的配方——儘管很多人對此會聳聳肩不以為然：

作者1966年至1968年參加紅衛兵投入文化革命，目睹過父親所在單位以及自己所在中學的運動，目睹過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的諸多表現，跟隨高齡學生參與過校內外一些事件，包括參加全國大串聯和在武鬥中受槍傷。書中對文化革命的一些思考來源於此。

作者1968年至1974年作為知青下鄉插隊，從事各種農業勞動，組織過農民夜校和對官僚濫權現象的鬥爭，接觸過知青中不同的一些圈子，包括當時一些有異端色彩的青年以及他們的理想主義實驗。書中對農民和知青的觀察和理解，大多來源於此。

作者1974年以後重新進入城市，1982年大學畢業以後從事過文化工作，與部分作家、批評家、記者、教師、理論家有所接觸，經歷過知識界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思想解凍及其各種風波，也經歷過九十年代出現的激烈思想分化，包括有關“人文精神”的爭論以及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書中對冷戰結束以後現實變化的感受，還有對理性偏執性的反省，大多以此為據。

作者在大學時代參加過知識界的民間社團，參加過學潮；重新走向社會以後參加過一些與文化有關的商業活動，接觸到一些下海從商的知青朋友；主持過兩個機構的管理工作，曾經以“作家深入生活”的名義，接受過某林業局和某市領導機關那裏的短期兼職，後來回鄉下階段性定居，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複雜情形有一些膚淺的了解和介入。書中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看法，對社會巨變時期朋友們人生際遇的感慨，與這些經歷不無聯繫。

作者有過一些境外的出訪和見聞，對西方發達國家文明成果的感佩和疑慮，只是一些零亂隨感，姑妄言之而已，應該說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以作基礎。錄之於書，是想提供一份中國人的感想速記，至少可以充作中外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個案性材料。

以上索引，如果不能有助於讀者接受這本書的看法，不能有助於讀者與作者共同面對具象這一片迷亂的符號領域，面對我們能夠感受的日常生活亦即我們的生活，但起碼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到筆者失誤的經驗局限。我期待批評，期待着跟上他人更廣闊和更堅實的實踐，只是不會關注那些書袋子和紙簍子式的批評，讀不出多少人味的批評——哪怕它們附有嚇人的文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