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

地圖

我看到了藍藍的水，近得幾乎伸手可及，水底的石脊和綠色苔衣清晰可見。我一陣恍惚以後才突然意識到，我是在萬米高空之上的舷窗前，在飛機柔和的發動機聲中，面對着南太平洋的一片大海，不是面對着一個台階上的水盆。我不知道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海洋為什麼如此清澈見底，所有海底的峽谷和平原都在陽光下一清二楚，透明得一覽無餘，大陸架像樹根一樣隆起來在一盆藍水裏延伸和潛伏。

我幾乎能夠嗅到海底山谷的鮮腥味。

我在一張活地圖上移動目光。這張地圖有海的藍，沙灘的黃，田野的綠，山壁的鋼灰色和褚銹色的岩層網紋，讓我感到豐富和真切。相比之下，我不喜歡看紙上的地圖，尤其不喜歡看行政地圖：那種圖像一大堆雜色補丁，把湖南塗成桔色，把湖北塗成灰色，把中國塗成粉紅色，把越南塗成淺紫色，如此等等。我母親就是出生在湖北，我去過那裏，發現那裏並不是灰色的生活，人們煮着薑茶，在雨天裏頂着斗笠耕田，撐着小船在河裏下網，閑坐在集市的麻石街邊打瞌睡，與湖南完全沒有什麼差別。我也去過越南，發現那裏並不是淺紫色的生活，人們騎着自行車賣甘蔗，在木棉樹下打撲克，商店裏有可口可樂也有香港的武打片光碟，學生們玩了騎高馬的遊戲就去向烈士紀念碑獻花圈。如果沒有招牌廣告上那些拼音字母，你完全可以把這裏誤認為中國廣東或者廣西。我有一種驚異，有一種失望，準確地說，是一種被行政地圖矇騙了很久的感覺——那張紙有什麼理由把渾然相同的生活割裂成不同色塊？為什麼要用灰色和淺紫色害得一個中學生想入非非？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了圈定國、省、區、縣的線條，不知道人們為什麼不習慣用高原、平原、流域、山脈、海岸、盆地一類名稱來標示我們的生活區位。比如我從雲南省到了湖北省，為什麼不能更恰當地說我是從雲貴高原沿湘江流域進入江漢平原？為什麼不能更恰當地說是從北緯22度的亞熱帶來到了北緯32度的溫帶？

對於行政管理者來說，行政圖當然是更重要的，牽涉到稅收、治安、郵政、發鈔、社會福利、人事任免等重要事項，牽涉到管理範圍和管理權限。隨着國家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強大，隨着生活從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的演進，人們不能不要求地圖製作者們把行政地圖更當回事。

由此看來，地圖是人類一面稍嫌粗糙和模糊的鏡子，映射出文明的面容。《唐書／地理制》稱：“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這當然是農業時代的地圖。你可以想像那時候的地圖編繪者，大多時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總是記錄周詳；最關心水源與灌溉，因此渠堰塘壩決不遺漏，田地與山林的標記也力求準確。同樣的道理，你可以想像工業時代的地圖編繪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機器相助，於是行舟的河道讓位於火車和汽車的交通線；最關心礦藏與冶鍊，於是礦區與廠區的位置在地圖上星羅棋佈地冒出，沿海的貿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於渠堰塘壩，如果不宜完全刪除，也只能在視野里漸漸隱沒。十九世紀由外國商人繪製的一批中國地圖，就是這樣的狀貌。你還可以想像西方殖民地圖的編繪者，是一些挎着單發手槍和喝着葡萄酒的將軍，在轟隆隆的一陣炮擊后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當地的農業也不太在意當地的礦業，沒有什麼功夫去考察或者測量，更沒有必要去顧及河勢、山形以及族群分佈對於劃界管理的意義，於是新的地圖在慶典或談判中產生，在佔領者的鵝毛筆和三角板下產生，一頓飯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簡單的事情么。美洲與非洲的很多國界就是他們的傑作，一條條生硬的直線，沿緯線或經線劃定，透出下筆者當年的倉促和漫不經心，透出歐洲將軍們簡捷明快的風格。

文明還在演變。對於眼下的有些人來說，農業的、工業的以及軍事佔領者的地圖都不重要了。一個消費的時代正在到來，旅遊圖與購物圖成為了他們更常用的出行指南。這些地圖在車站、機場、賓館、大商場、旅遊點一類地方出售，附錄於圖的，多是高檔消費場所的廣告，多是出售珠寶、首飾、古董、高爾夫、自然風光、名牌時裝、別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這些場所也總是色彩鮮明地標記在地圖上，象形或示意的彩色圖標，在地圖上躍然而出，神氣十足地遮蓋了一個街區或者半個城鎮，使其它社會機構黯然失色，連堂堂政府所在地也相形見絀。誰都看得出來，這些地圖是為什麼人準備的，是為這些人的什麼準備的。任何人都能夠在這些地圖面前意識到，世界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好多國家或地區，農業和工業都不再是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獲利最豐的新興行業，恰恰以遠離自然物質為普遍特徵，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賺錢常常只靠一個人腦和一台電腦，寫字樓幾乎就是生財的最大印鈔廠。人們還需要那些過時的地圖嗎？當這種輕盈的知識型經濟迅速積聚社會財富，又以購物和旅遊為獲利者主要的消費方式，人們能不需要新的地圖嗎？

高速公路和噴氣客機的出現，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原有關係。時間而不是空間成為距離更重要的內涵——這需要一種更新的地圖。老地圖以實際長度實測為基準，作為馬車和帆航時代的產物，只能描述一個同質的三維世界，對於今天的很多旅行者來說，不再有什麼意義。長與短，讓位於慢與快。根據交通工具的不同，從上海到郊縣的漁村，可能比從上海到香港更慢。從北京到洛杉磯，可能比從北京到塘沽的某個鄉村更快。隨着時間因素的引入，隨着金錢兌換時間成為可能，隨着高速公路和噴氣客機航線的延展，一種四維地理學幾乎呼之欲出：在這種新地理學裏，各大經濟核心區之間實際上有了更緊密和更近切的聯繫，核心區和附近邊緣區之間的距離反而遙遠——我們不妨把這種距離稱為“時間性空間”。一個富商打“波音的”，把波音飛機當作隨手招停的的士，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上海、北京、台北、東京、新加坡之間來回如梭，感覺就是推開籬笆門在村子裏串一串門。他若想跳出這個現代化交通網絡，試着到本土的漁村或林區走上一遭，倒會有關山無限前路茫茫的為難——他可能圓睜雙眼：哇，拜託啦，那麼遠的地方怎麼去？

我們可以為他繪製這樣一幅新圖：

最近範圍：上海、北京、廣州、東京、新加坡等核心城市，即噴氣客機半日內可達之處，加上平時常去消費的酒店、商廈、健身房、酒吧等場所。

次近範圍：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巴黎等核心城市，即噴氣客機半日以上一日之內可達之處；還有黃山、廬山、香格里拉、張家界、敦煌、西西里島、凡爾賽宮、尼亞加拉大瀑布等旅遊地，飛機若不可直達，或者航班不夠多，便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級公路供汽車駛抵。建在順德或寧波某個郊區的生產基地，也屬這種情況。

較遠範圍：境內和境外一切沒有公路或者公路等級太低的漁村、林區、山寨、牧場等；還有高速公路護欄以外的某個貧民區，雖然近在數百米之內，但開着汽車找不到路口，不知如何才能接近，如何才能駛入。

最遠範圍：南極，北極，喜馬拉雅山，外星空間；還有需要爬進去的小煤礦開採面，需要爬山數日或十數日才能看到的地質考察點或高山哨所，如此等等，同樣是他無法想像的遠方，幾乎遙不可及的旅行目的地。

我們還可以運用“時間性空間”的新型比例尺，為其他身份的人繪出各不相同的地圖。在這裏，能夠搭“波音的”人，與沒錢搭“波音的”的人，地圖顯然會很不一樣。

隱形地圖的多樣化，是生活方式多樣化的空間曲變，暗示各種生活模式相對封閉和分隔的趨向。不難想像，在高效率的交通工具產生以前，人們即便有窮富差異，大體上還生活在統一的地圖裏，生活在共有的空間之中。只要出行，坐轎或挑擔都依循共同的速度和路線，有共同的生活形態逼近眼前，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很難被自己的社會地位完全封閉。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語）；所謂“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白居易語）；所謂“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施耐庵語）；都是在近切的具象對比中展現。俄國作家托爾斯泰走出朱門，不難目睹農民的饑寒。印度作家泰戈爾走出朱門，不難耳聞乞丐的呻吟。中國作家魯迅家境衰敗，當然更容易與保姆、長工、農家孩子、人力車夫、窮困教書匠一類下等人打成一片，在字裏行間留下揮之不去的沉重。這種貧富交雜的日常圖景，無時不在震擊人的情感，是一部分貴族內心不安的信息之源，是當時整個知識界涌動人道主義和公共關懷的感覺之基。那一代精英人物也許無能越過海洋，但有幸把周圍的人生看得更多，看得更真。

他們一出門，就闖入了“我在眾生”的視界，只要有基本的感覺力，就不難獲得“眾生在我”的襟懷。

設想他們生活在現在，設想他們仍是貴族或准貴族，設想他們還享受着商業版稅、股票收益以及顧問、委員一類身份的酬薪，那麼即便沒有入住紐約的長島、洛杉磯的比弗利山或者長灘、西雅圖的華盛頓湖、日本的東京灣、悉尼的玫瑰灣、香港的淺水灣、上海的紫園……至少也可以入住某個“高尚小區”的寓所。他們的宅前不會有路邊郵箱，郵遞員是要把郵件直接送進家的。他們的宅前有步行小徑，顯示出主人有足夠的閑暇和安適。他們的窗外不會有任何閑人，保安機構會確保這裏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寧靜。他們會擁有奼紫嫣紅的花園，幽深濃密的古樹，純凈明麗的海灣，清新宜人的空氣，甚至有黃昏時散散步的山間小道，還會得到周到殷勤然而不露痕迹的社區服務，唯獨少了一件東西：窮人為鄰。並非他們不願意這樣，是現代住宅建設體制不容許這樣。與往日的情況迥然不同，現代社會的土地已經商品化，納入周密規劃，宅地成片開發。巨資投入之處，地價成倍飈升，環境優雅一些的地段更是售出天價，一個平方米價值萬元乃至數萬元之上，一般購買者何以問津？怎可進入？這種小區周圍的學校、醫院、商店、俱樂部等服務設施也受制於地價，或者鎖定了消費群，組成了統一的高價聯盟，共同抬高了居民移入的門檻。因此，一般小人物根本用不着保安人員的驅趕，早就遠遠地退到那些富人們推窗時的視野之外。

等級之差正在化為地域之別，一個人用不着太多介紹，只要說出自己住在哪裏，旁人就可以明白此人的社會地位。這是現代社會裏普遍的新現象，體現了一種新型社會所要求的空間再分配。在這個多層等級結構的最頂端，富人們當然還可以走出宅區。但他們如果打算像前人那樣走路或者騎腳踏車，將遇到無窮的煩惱和困難。高速公路之網正在截斷很多原有的行人路，道路封閉化使徒步橫越有上天之難，洛杉磯的很多居民早就有無路可走的憤怒。在美國的很多地方，自行車愛好者經過多次遊行示威，也只爭得了公路邊一掌來寬的腳踏車專用道，只能在這條平面窄軌上騎一騎，忍看汽車唰唰唰地擦身而過，一個個肉跳心驚。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握有強大影響力的富人其實沒有太多的出行自由。他們提着保密箱以及真皮掛衣袋，是一群現代文明的老老實實的俘虜，被名牌汽車一口吞下，被高速公路一路押送，被冷峻的機場候機廳一網打盡，最後被鐵面無私的賓館或酒店一舉捉拿歸案。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在路上看不到什麼窮人（高速公路上不容許腳踏車、摩托車、拖拉機行走，更不容許牛車、推車、挑擔的行人出現）；在飛機上也看不到什麼窮人（窗外只有藍天白雲，消費價格也足以把下層平民排除在外，比如排擠到破舊的長途客車或人貨混裝的輪船上去，髒兮兮的籮筐或編織袋在那裏適得其所）；在星級賓館和酒店裏也只能看到與自己地位相近的官員、商人以及其他名流精英，各種有頭有臉的人，在消費方式的意義上相當於自照鏡子。他們極目四望，完全可以覺得好日子無非是對自己高素質的報償，與窮人和窮地方沒有任何關係。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即便還有幾分憐貧憫弱的文化慣性，也無法改變“朱門”與“朱門”跨越式對接的現實，無法發現他們一心憐憫的目標在哪裏——如果不是全部消失的話，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消失。

富人們當然還能看到一些窮人，比如說接受服務的時候：這時候的窮人都穿着工作制服，嚴守服務規程謹言慎行；比如說遭遇犯罪的時候：這時候的窮人是入室的竊賊、綁票的暴徒、或者是在繁華商業區投擲恐怖主義炸彈的兇犯。作為同一過程的另一面，窮人眼中的富人們也多是出現在享受服務的時候，是一些錦衣玉食的命運寵兒；或是在出現在反擊犯罪的時候，迅速表現為強大的國家機器，表現為警察、法院、監獄、歧視性盤查以及B—52或者F—16的轟炸，對小人物的世界冷麵無情。可以肯定，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看不到對方生活中更豐富和更細膩的縱深，看不到那個縱深里很多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細節。在分隔化的生活空間裏被動就範以後，窮富雙方在很大程度上盲然無知，成了現代社會諸多盲症中最為突出的一種，常常比民族之間、宗教之間、行業之間、黨派之間的隔膜更嚴重，又與民族之間、宗教之間、行業之間、黨派之間的隔膜相交雜——沒有正常交往的日常感覺墊底，不僅理想中的階級合作與互助不大可能，階級鬥爭也勢必惡質化。

在一個更加自由的世界，一個沒有種族隔離的時代，一種新的族群隔離在這裏出現了。在一個信息交流和文化開放更加充分的時代，一個鮮見閉關鎖國的時代，一種新的生活封閉在這裏形成了。

沒有任何權力機構在謀划和部署這一切，沒有軍隊在佈設路障和鐵絲網，一切都是自發出現的，自由產生的，悄悄進行的。金錢和技術是看不見的手。

這種多層次的隔離與封閉，這種完全應該寫入世界監禁史的隱形化分區監禁，使意識形態同時成為了意象形態Iconology，不僅是一個語言生產的過程，也是一個具象清除和感覺沒收的過程——或者完成於兩個過程的互動。

我們也許可以寄望於傳媒，寄望於書刊、報紙、電視、電話、電影、互聯網等等對感覺壁壘的穿透。事實上，有些堅守良知的傳媒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讓相互隔絕的族群定期探監：看不到實象，看看媒象也是好的。當然，強勢群體擁有更多的窺探權，理應承擔更多的理解責任，還有反監禁的行動責任——哪怕當不了職業行動家，成不了我在前面《歲月》裏說到的阿梅。他們應該知道，中國很多地方在劃定貧困線的時候，把擁有電視機當作脫貧標誌，可見貧困線以下的人已經不易接近傳媒。很多廣告商在選擇傳媒的時候，注重受眾的購買力而不是受眾的人數，可見大眾媒體已不再自動等於主流媒體，高消費群體已經有了特殊的傳媒圈選，對傳媒的支持可以一當十甚至以一當百。《紐約時報》是希望統治美國的人讀的報紙，《華爾街日報》是已經統治美國的人讀的報紙。美國人早就有了這樣不必大眾卻務必主流的報紙，並且標舉着引領報業的成功經驗。顯而易見，當這些傳媒被廣告商的雄厚資金喂大喂強，喂出所謂主流傳媒的呼風喚雨，資訊篩選未必不受制於餵養者的利益，未必不受制於特殊受眾的趣味、經驗以及既有知識。透過一個主流傳媒，你常常可以從欄目、選材、製作風格中隱隱感覺到廣告商成天盯着的那些受眾：他們是廣告圍追堵截的對象，就其大多數而言，是一些高薪工作機器，一些大機構最喜歡的文明僱員，一些齒輪和鏍絲釘似的專業化白領，說話有點木訥，營養豐富於是胖得像個穿着吊帶褲的大白鼠，人文興趣淡薄於是在技術專業之外活得像個大齡娃娃，有漂亮的太太和私家汽車，對任何新款產品興緻盎然，下了班健身洗浴，網上玩遊戲或翻翻時尚雜誌。硬要參與社會的話，便躺入真皮沙發看一眼電視新聞。如果他們的社會態度多是一套主流傳媒的流行腔，想必不會令人奇怪。

流行輿論常常告訴人們：中產階級的雅皮就是這樣，一個自我奮鬥的成功人士就應該這樣生活。

他們大多數不乏正義感——如果主流傳媒正在鼓動正義；大多數也說變就變地追隨偏見——如果主流傳媒正在推銷偏見。問題不在於他們的態度是否正確，不在於傳媒受制於權力與金錢的太多可能，而在於他們唯主流傳媒的馬首是瞻，腦袋逐漸被報紙和電視接管，正在日漸臣服於意識形態和意象形態的視聽專制。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知道認識活動中的公共關懷能否在他們的真皮沙發上自動生長。

他們肯定無法從傳媒上看到我的一些窮朋友，這些窮朋友也無法從傳媒上溝通更多樣的人生和人性——他們還生活在報紙發行範圍之外，生活在電視訊號覆蓋之外，因為電視機是狹小家居里孩子讀書的干擾，或者是領到救濟費的障礙，還可能因為交不起電費……我無法想像他們在一個信息爆炸時代的黑洞裏怎樣生存。我知道生存空間的分區監禁再加上信息分配趨利效應正在使很多人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在很多時候不知道他們是誰，不知道他們在哪裏。前幾天我想去看一位老朋友就慘遭失敗。不知什麼時候，那裏的舊房子全部拆除，變成了一個寬闊敞亮的立交橋建設工地，變成了吊車、打樁機以及各種陌生的工人面孔。我居然不知道他早已搬走，沒法與他聯繫。我知道他沒有電話和電子郵件地址，突然醒悟到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如果他不主動打來電話，我就永遠不會知道他去了哪裏，就永遠與他分別了——在一個城市的茫茫人海里。

我幾乎可以肯定，他不會主動聯繫我們的，也沒有什麼事需要與我們聯繫：印象中的他很少串門也不找朋友借錢。

我看到地圖還在改變，一座立交橋抹去了一張熟悉的面容，轟然截斷了人際之間的習慣性往來。在這一個水泥的龐然大物面前，我的記憶也許會漸漸模糊，最後可能只剩下一個概念，一個似乎與我有過關係的綽號，比方說“魯少爺”。

他曾經住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