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義

詞義

美國金融家索羅斯在總結股市教訓時說：“安全第一”。而每一個股市新手也會說：“安全第一”。

這是同一種言詞？

是表達同一個意思？

會引導出同樣的實踐？

索羅斯這裏的四個字，積數十年勝敗之經驗，意味着當年數億或者數十億美元的付之東流，可能牽動着他當時的坐卧不寧、輾轉反側、暴跳如雷、摔東打西、撕肝裂肺，萬念俱灰，可能聯繫着他永生難忘的銀行逼債、股東鬧事、朋友翻臉、親友絕情、財產變賣、媒體羞辱等一系列驚心動魄的景象，真是字字千鈞，說出來就是血，說出來就是火——只是一般人聽不出來罷了。那些剛出道的股民們在價位顯示牌下交頭接耳，也在頻繁說著這四個字，但他們的四個字可能只是剛剛來自書本，來自友人的說道，來自股評家的指教，每個字還是一個飄飄然的空殼，尚未注入親歷性事件。即便注入過一次小小的斬倉虧空，但幾句懊悔或一聲長嘆，與索羅斯的深度創傷豈可等量齊觀。

如果說索羅斯與某個股市新手會在同樣的理念下冒出完全不同的舉措，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言詞有表層的含義，有深層的含義，當深層的含義不可明言時，就構成了言詞所寓含的親歷性隱象，像長長的影子尾隨於言詞之後，是隨時可供檢索的體驗和情感，是言詞個人化聯想和理解的空間。相同“明言”之下，可以有相同“隱象”，這是因為多數人的初始條件大致接近，在衣食、疾病、婚育、家庭等方面也有彼此差不多的經驗，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對這一方面的強調。然而受制於社會與人生的千變萬化，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隱象”的千差萬別，包括深隱和淺隱的差別，富隱和貧隱的差別，隱此和隱彼的差別，就像同一種導體，帶電與不帶電，帶交流電與帶直流電，帶高壓電與帶低壓電，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有到觸摸時才可能被人心驚肉跳地察覺。

民間很多禁語就是這樣形成的。船民們因為對“沉”船和“翻”船有太多恐怖的往事記憶，這兩個字就帶上了高壓電，與這兩個字諧音的“塵”、“陳”、“晨”或者“番”、“帆”、“范”等等甚至也遭株連，成為水上船家的禁忌，一說就讓人觸電，就讓人毛髮倒豎怒髮衝冠。股民們因為對股價暴“跌”有太多痛苦的往事體驗，“跌”字從此也帶上了高壓電，與這個字諧音的“爹”甚至也為很多股民躲避，見了爹不能叫“爹”而只能叫“爸”，叫“大”，叫“喂”，否則“爹”一聲天地變色，可能讓人血壓劇增冷汗大冒。

時間長了，作為一種潛在的心理痕迹，言詞的隱象已經積澱為本能，進入呼吸、血液、體溫一類生理反應，卻不一定被當事者所意識。親歷過政治冤案的人，對“專案”、“立場”、“批判”等言詞會有常人難以理解的本能厭惡。而“童言無忌”的現象只有從這一角度才可得到理解。孩子們尚無多少生活閱歷，心靈如同一張白紙，是無電或微電狀態，任何詞都可以拿來胡亂使用。有一位少年對同行的少女說：“你出來旅遊帶了嬌爽衛生巾吧？”少女滿臉通紅地怒斥：“你胡說些什麼？”這讓少年頗為不解，他從電視裏學來了這些詞語為什麼用不得？他用錯了么？另一位小孩子聲稱自己知道結婚是怎麼回事：“結婚就是爸爸的精子咕嚕一下跑到媽媽的肚子裏去了。”他的話引起了在場成年人的哈哈大笑，引起了父母在客人面前的面紅耳赤，卻讓他久久地納悶：他從書上看來的話說錯了嗎？為什麼大人要那樣鬨笑？這一公式，對於鑽研過相對論的人，也有常人難以理解的情感色彩和美感份量，總是在密密文字中分外搶眼，讓人怦然心動喜上眉頭。

孩子們其實沒有說錯，而且應該說把這些言詞用得十分準確，合符字典的規範定義。之所以引起意料之外的羞惱或者鬨笑，是因為這些言詞只是準確於“明言”，並未統一配發“隱象”，在具有性意識或者性經驗的聽者那裏另有難言之隱，通向他們特殊的個人化聯想，於是才有孩子們困惑不解的羞惱或鬨笑。這也就是說，在實際生活中，不同的人給同一個詞注入了不同的含義。這些含義，或者說構成這些隱義的隱象，既不可能從一個人身上抽取出來然後注射到另一個人身上去，也無法依靠當代的晶片技術或克隆技術從一個人身上複製到另一個人身上去，因此人際之間的語言交流，即便能溝通於“明言”層面的一致，也必定常常困於“隱象”層面的各別。

毫無疑義，大多數言詞實際上是一種暗語，一種局外人能夠淺知但無法深知的暗語，類似社會中常見的行話或黑話，只有在具有語義默契的密談者那裏，才能得到確切和充分的理解。言詞至少也是一種“泛成語現象”，隱含着各各不一的典故，存在於生活而不是字典中的典故，在不了解這些典故的人們那裏只能得到一知半解。德國當代思想家哈貝馬斯似乎對這一點估計不足。他擔憂於現代文化和政治的四分五裂，呼籲重建理性的、民主的“公共領域”，變“主體理性”為“主體間理性”（見《交際行為理論》），讓理性不再封閉而向其它主體敞開交流的通道，當然表現出可貴的焦慮和現實的建設性意義。但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操作方案，他倡導“對話”，倡導“真誠宣稱”、“正確宣稱”等對話原則，仍有太多的書齋和沙龍的氣味，局限在理性層面的“明言”，沒有注意到對“隱象”的心會，有賴於生活實踐經驗的重疊——這當然是一個太難的任務。我在下面還要描述這一難點，描述這一難點怎樣在現代社會裏日漸突出。這並不是反對“對話”，只是反對對話者低估對話的難度，恰恰是要使對話獲得實踐的堅實基礎，從而使對話不至於成為聾子間的胡謅，不至於成為對理性“原教旨”或宗教“原教旨”的天真寄望。否則，尊敬的哈貝馬斯先生就像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的人，到各種行話和黑話圈子裏去尋求交談；或像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來向女人討論“衛生巾”或者來向成人們討論“精子”——他不會說錯什麼，也能有所收穫，但無論他準備了多麼足夠的寬容，語言這個既公共性又非公共性的工具，很難通向他所嚮往的“理性民主”和“理性憲政”，很多時候甚至會激起莫名的羞惱或鬨笑。

一個迷戀理性的讀書人，可能不察語言中的暗語密佈和“泛成語現象”，可能把言詞的相同錯估為詞義的相同，錯估為言者們相關經驗與踐行的相同。他可能以為，一個美國人說的“古董”，拿到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國來，與人們說的“古董”是同一個含義。他可能以為，一個中國人說的“民族”，拿到一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弱族小國去，與人們說的“民族”會激發同一種感受。他還可能以為，一個惡人會像他一樣，把“愛國主義”理解為對所有國民的惦念愛護，而不意味着國民們承擔犧牲以便少數特權者竊據權利並且把巨款存到國外；以為這個惡人也會像他一樣，把“全球主義”理解為全球各民族之間平等的文化互補和技術共享，而不意味着所有弱國敞開國門以供少數富豪集團隨心所欲到哪裏都享受好處卻不承擔義務。這位讀書人相信道理是可以說通的，共識是可以通過說道理來達成的，但他一定不能理解，為什麼人類幾千年來有過那麼多道理，但還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劇；他一定不能理解，為什麼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經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會遭遇人世間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對於有些聰明的強者來說，有什麼道理不可以接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時髦口號都可以接過來，成為他們左右逢源並且大獲暴利的機會。同樣，對於有些純樸的弱者來說，有什麼道理可以接受？如果沒有人治的明君賢吏，沒有法治的善制良規，任何意識形態的時髦口號都可以使他們活得左右皆難，都可以成為新一輪剝奪的借口，把他們送入新的一輪生計滑落。

在這個時候，指責他們冷漠，指責他們不再關心理論，指責他們逃避和拒絕哈貝馬斯式的“對話”，豈不是責怪吃不上飯的人為何不去吃海味山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