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社會理論的空間——城市轉向

第五章社會理論的空間——城市轉向20世紀中後期，隨着全球化、城市化等的深化與問題頻現，當代社會理論發生了重要的空間轉向。空間轉向的方法論意義在於為我們理解現實、把握世界開拓了一個重要的維度或視域。面向中國問題、強化對話意識、推進跨學科創新，建構直面中國城市化及城市社會特殊性的城市哲學，對推進我國社會理論空間轉向，把握中國城市發展的深層意義，具有重要意義。

一

空間轉向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對空間問題（全球地理與文化變遷、城市景觀與社會結構變革、身體權利與身心關係等）的關注。全球化、城市化、身體化等空間問題日益進入學者與理論家的視野。一是空間視域的興起與創新。學者們把古已有之的空間範疇進行當代激活，賦予其新的方法論、價值論等能指意義，並以空間為視域理解與解答全球化、城市化、身體化等現實問題。研究對象與研究視域的空間化，是當代社會理論空間轉向的兩個基本內容。

方法論上，空間轉向標示着一種新的理論態度與研究進路。如果說，過去的社會理論主要以進化論為基礎，更加強調時間的一維性，變革的一元性、強制性，制度與形式的標準化；那麼，以空間意識為基礎的社會研究，則更加強調地理、景觀、身體、文化等的多樣、多元，強調尊重與保護對象與主體已然存在的個性、權利、特殊性。在這個意義上，空間轉向具有深厚的後現代意蘊。如果說，強調時間性的社會研究如同注重標準化、大規模生產的“福特製”，那麼，強調空間性的社會研究則好比注重個性化定製、個性化生產、個體化滿足的“後福特製”。

空間轉向的意義不僅在於哲學社會科學再次以自己的方式及時而深刻地回應了全球化、城市化、身體化等當代社會發展與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為人們理解時代、世界、生活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更在於其為哲學社會科學自身的發展開拓了一條與現實生活、時代精神相貼近的新路徑，為哲學同地理學、城市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進行跨界互動、跨學科創新提供了一種重要可能。

正如“後福特製”的興起並不意味着“福特製”不再有意義與作用，空間維度的顯性化也並不意味着時間維度、時間性研究將失去價值。在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時間性研究與空間性研究的雙向反哺中，面對目前時間維度、時間性研究的相對強勢，可以預期，在未來數十年中，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各學科仍將繼續進行空間轉向，產生諸多關注具體空間問題的新成果，誕生空間研究的諸多新範式、新思潮。

在正在展開的諸多形態的空間理論中，一個不可缺少並需要加強的部分是城市哲學。當代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與城市化和城市問題密不可分，城市哲學是當代社會理論空間轉向的一個核心構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與大規模的重建以及科技進步、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改變相同步，城市化浪潮席捲全球。城市化是一個地理、景觀等物質性空間及社會結構、生活樣態等非物質空間的綜合性的空間重構與建構過程。正如《比較城市化》的作者貝利、《空間生產》的作者列斐伏爾、《城市文化》的作者芒福德等所指出，當代城市化伴隨着人類學、政治學、文化學、生態學等意義上的嚴重後果。城市化在具有正效應的同時，也具有深重的代價與負效應，在給人們帶來現代文明的同時，也導致了對生態、文化、觀念等的破壞。如何把握城市化以及城市的本質，成為人們亟須解決的核心空間問題之一。

在列斐伏爾、哈維、蘇賈等學者的推動下，諸多領域的學者以城市化、城市問題為論域與研究對象，重新反思空間的本質與時代特徵，實質性地使空間與城市哲學興起並得到推動。雖然學界目前還未十分自覺地使用“城市哲學”這個範疇，但反思當代社會理論空間轉向的主要內容與趨勢，概覽當代空間研究相關著作，可以發現：空間理論、空間研究正日益聚焦於城市化及城市問題。沒有城市意識、不關注城市問題的社會理論將在相當程度上失去時代性與現實性。離開了城市問題這個關鍵詞與問題域，對空間轉向的理解將是不完整的甚至抽象的。

自覺建構城市哲學，根本動力在於城市問題本身的重要性、迫切性。如果說，19世紀社會發展與現代性的重要標誌是工業革命；20世紀社會發展與現代性的重要標誌是科技革命；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發展與現代性的重要內容與標誌就是城市革命。城市化及城市社會建構是一個既與全球化、身體化密不可分，又對現實日常生活、未來生活樣態更具感性影響的一個綜合空間問題。深化城市哲學研究，是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個重要使命。

我國學者對空間轉向的關注近年來才漸成熱潮，根本原因在於我國的城市化只有在近幾年才逐漸成為顯著的大問題。沒有日益突出的城市問題，也就沒有我國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當列斐伏爾、哈維、蘇賈等反思城市化等空間問題，推進當代西方社會研究空間轉向時，其所面對的主要是西方問題，其成果對中國的意義更多的在於提醒我們需要重視空間維度。

推動我國社會理論空間轉向的路徑主要有兩種：其一，譯介西方空間轉向的相關著作，評價、把握其源流、特徵、趨勢，以此為我國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提供思想資源；其二，直面中國正在遭遇的諸多城市變遷等空間生產問題，在解答困惑中實現理論的創新。在兩者的互動與統一中，城市問題是我國社會理論空間轉向的核心動力。進一步強化問題意識、城市意識，建構以中國問題為背景、有中國文化特質的城市哲學，是我們參與當代社會理論空間轉向，並為這種轉向提供新論域、新理論、新範式的根本路徑。

推進我國城市哲學研究，意義不僅在於開拓我國哲學發展的新空間，更在於為我國哲學社會不同學科之間，甚至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對話、互動、跨界創新，提供了一種態度和平台。城市問題、城市社會建構關乎世界未來，關乎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具有複雜性、高綜合性，不是某一個或幾個學科所能參透。建構一種具有跨學科性而又沒有學科歸屬與學科邊界的一般城市學、一般城市論，對把握城市本質、城市社會建構規律具有基礎意義。因此，城市哲學雖名為哲學，在本質上卻並不歸屬於目前學科專業分類的哲學，而是代表一種綜合性、超越性、整合性的研究態度、研究方法、研究視域。

空間轉向、城市哲學正在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顯學。在看到和呼喚其廣闊發展空間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正如曾經發生的價值轉向、語言轉向，隨着時代主題的轉換，空間轉向終會“終結”並凝成新轉向發生的一個底板。但這一天的到來，並不能否認當下建構城市哲學、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空間轉向的作用和意義。

二

“20世紀60年代城市危機暴露了前一個世紀都市理論和實踐方面深層次的弱點和嚴重不足。”“20世紀60年代全世界爆發的都市危機是先進工業國家長期戰後經濟繁榮將結束的幾個信號中的一個。”面對實踐與理論上的雙重危機，列斐伏爾、哈維、卡斯特、蘇賈等開始從不同角度建構空間哲學、空間生產理論。當列斐伏爾等用不同形態的空間理論反思、批判當代社會時，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所指：以全球化、城市化、都市化等為重要表現的現代性的空間化。

在列斐伏爾等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現代性、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空間化。現代性的空間化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文化地理學層面。以資本為主體力量，以跨國公司為載體，以城市化為重要形式，現代性向全球蔓延，感性地改變了世界諸多地區的地理學外觀，使作為物質自然的全球地理變為具有深刻資本色彩的人文自然、文化地理。二是社會知識論層面。當列斐伏爾、哈維等聚焦空間與城市問題，建構不同形態的空間生產理論、空間哲學時，他們自覺不自覺地代表、象徵了面對現實世界的空間化，人們對現代性的認識，人們觀察與認識社會的視域、方法所發生的重要轉換：從以時間為主軸的進化論思維轉換到以空間為主軸的延展性思維。三是社會人類學層面。在蘇賈等看來，現代性的空間化不僅體現在文化地理與思維領域，更體現在社會關係層面，體現在人們為了解決住宅、道路等空間問題，爭取空間權利、空間權力，建構與實現空間正義所進行的集體行動、社會運動。空間日益成為新型社會關係的觸發點與關節點。一方面，都市化、城鎮化等現代空間運動深刻改變着人們的社會關係，另一方面，人們也日益自覺地以空間問題為紐帶建構起具體的社會關係、新型的社團與集體，以維護、追求自身的空間利益、空間權利。

在安迪茲看來，現代性的空間化以辯證的形式存在。在蘇賈看來，“空間辯證法”是既相對獨立又深層互動的第一空間、第二空間、第三空間。所謂第一空間，就是城市空間意識的感性對象，物質化的“空間性實踐”，“這裏城市空間被物理和經驗地意識為形式和過程，意識為都市生活可衡量、可標誌的形狀和實踐”。所謂第二空間，就是“概念性空間”，即人們對經驗、現實空間的主體觀念性反映。“如果說第一空間視角更客觀地考慮和強調‘空間中的物體’，第二空間視角則傾向於更為主觀，更涉及‘關於空間的思想’。”所謂第三空間，就是以日常生活為載體，以人們的集體行動為內容的社會關係空間，“在這個不同的或‘第三’視角中，都市生活的空間特殊性是完全鮮活的空間，是既真實又想像化的，既是事實又很實際，既是結構化個體的位置，又是集體的經驗與動機。”在三個空間中，蘇賈對第三空間的地位與作用尤其重視，原因在於，在他看來，面對日益具體而突出的空間問題、空間失序、空間不正義，只有通過自覺的有組織集體行動，各類具體的空間與城市問題才可能真正得到解決，空間與城市正義才可能逐步實現。

空間與城市理論以多樣形式存在。當人們聚焦全球化問題時，空間與城市哲學便與全球化理論相共生，全球化與城市化的、世界城市與傳統城市的關係往往成為研究的焦點；當人們聚焦社會問題時，空間與城市哲學就與都市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相共生，城市與社會的關係就成為研究的焦點；當人們聚焦於現代人性問題時，空間與城市哲學則與都市人類學、城市人類學相共生，城市與身體、城市與人性的關係等往往成為研究的焦點。隨着不同向度空間與城市研究的具體發展，空間與城市哲學的主要形態將逐漸辯證收斂，並形成空間與城市哲學的主導範式。

如果說，列斐伏爾、蘇賈等代表着空間與城市哲學的“問題理論範式”，這種範式相對注重對現代性的空間危機、都市危機進行理論反思，相對注重建構作為一種研究視域、研究方法的空間哲學與城市哲學。那麼，芒福德、科特金等則代表、象徵著空間與城市哲學研究的“問題歷史範式”，這種範式更加註重從城市本身出發研究城市問題，注重城市史研究與城市問題研究的有機互動，更加註重對城市問題、都市危機進行以城市歷史為基礎的綜合沉思。批判反思片面、不合理的城市觀、城市發展觀，對“什麼是好的城市”、城市性、城市本質作出自己的回答，是空間與城市哲學“問題歷史範式”的基礎內容。

在建築學視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不同建築的集合體，一個好的城市首先是空間結構合理、佈局與功能完善的城市；在經濟學視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一個好的城市就是產業結構合理、有產業比較優勢與經濟競爭力的城市；在政治學視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一個獨特的權力與治理結構，一個好的城市就是一個有良好權力關係與治理秩序的城市；在社會學視野中，城市是一種不同於鄉村社會的新型社會關係，一個好的城市就是一個社會矛盾較少、社會關係和諧的城市。不同學科對城市本性的揭示都有其理由與價值，也都有其問題與局限。

在芒福德看來，對城市性應該進行更加全面的理解。芒福德認為，“城市不只是建築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種密切相關並經常相互影響的各種功能的複合體——它不單是權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歸極（Polarization）”。貯存文化、流傳文化和創造文化，是城市的三個基本使命。“城市的作用在於改造人，……締造和改造人類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芒福德、科特金等對城市本性的文化學、人性論斷定或需商榷，但超越簡單的經濟主義、物質主義城市觀，城市發展觀，卻是化解諸多城市問題的一個必須前提。

對當代中國而言，建構空間與城市哲學尤其迫切。當代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諸多深層次問題。進一步正確理解、統籌協調、和諧推進城鎮化、市場化、民主化將深刻決定中國社會的未來面貌。但在現實實踐中，人們卻往往更多地從“物”的層面理解城市化，或者把城鎮化理解為單純的經濟行為，或者理解為對自然空間的人化或已經人化了的自然空間的再改造，或者理解為相對簡單的政府行為、政績工程。應該看到，這種目標“物化”、手段分裂的城市化，雖然有其階段性合理性，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在不斷累積社會危機、心理危機、生態危機。如不未雨綢繆，未來中國有可能在某一時段爆發西方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出現的都市危機。推動中國空間與城市哲學的當代出場，是解決我國城市問題的需要，建構更加合理、全面的城市觀的需要，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

面對日益複雜、多樣的城市問題，當代中國需要建構一種空間與城市哲學的“問題綜合範式”，從三個層面系統推進空間與城市哲學研究。其一，強化“理論研究”。系統梳理國內外空間與城市理論的研究成果，加強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生態學等不同學科的對話，建構一個直面城市問題，沒有學科歸屬的、綜合性的空間與城市理論。其二，加強“戰略研究”。建構空間與城市哲學的根本目的不是形成所謂的學術新熱點、理論新體系，而是探索有效解決諸多城市問題的方法與戰略。是否真正具有國家意識、服務意識、戰略意識，將深刻決定中國空間與城市哲學的理論命運。其三，深化“問題研究”。努力把握我國城市問題的非孤立性、綜合性、具體性，對探索建構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具有基礎意義。

直面當下問題，當代中國空間與城市哲學，尤其需要加強以下研究。其一，城市目的論研究。以反思城市與人類文明史的關係、世界城市與中國城市的深層問題為基礎，具體揭示城市的綜合本性、文化本性。其二，城市模式論研究。以揭示現代性的可選擇性、城市與鄉村的文化共存性為基礎，具體揭示城鄉關係、城市化目的與路徑的文化多樣性，呈現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深層合理性。其三，城市手段論研究。以揭示城市化的綜合屬性為基礎，探索行政、市場、文化等手段相互協調、規範合理有序的城市化推進策略，努力實現城市發展與城市秩序、城市效率與城市正義的有效統一。

三

在城市成就與城市問題的複雜交叉中，人類正在步入城市社會。我們能否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城市問題、城市社會？建構城市哲學，對迎接城市社會挑戰，深層把握城市本性，系統應對城市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人類實踐能力與社會本性的空間化實現，城市化為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財富、機遇等綜合效益。同時，城市化又是一個充滿問題、矛盾、衝突的過程，城市日益成為一個人們難以把握其本性的複雜存在物。城市化、城市問題是一個多因素的複雜動態過程，日益表現出巨系統性甚至非系統性。建構城市哲學，是把握城市本質，應對城市社會與城市問題挑戰的實踐需要。

工業革命特別是20世紀中後葉以來，與城市問題的出現、深化相伴隨，諸多學科的學者對城市問題進行了研究，出現了城市社會學、城市建築學、城市規劃學、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城市政治學、城市文化學等研究領域或子學科，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芒福德、林奇、列斐伏爾、卡斯特、哈維、蘇賈等的城市研究所呈現，不同學科、專業的城市研究之間交叉、融合併日益具有哲學意蘊，是當代城市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建構城市哲學，是城市研究、城市知識發展的內在趨勢，對推進城市研究的基礎創新，不同向度城市研究的自覺整合具有基礎意義。

以自己的方式關注、解答時代問題，是哲學的責任，也是哲學發展、不斷獲得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哲學界對現代性問題、全球化問題、市場化問題等進行了深入思考，建構起管理哲學、發展哲學、經濟哲學、文化哲學、政治哲學等頗具特色與生機的部門哲學。21世紀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城市化率目前已近50％，我國正在快速步入城市社會，同時，諸多城市問題也日益突現。“什麼是好的城市、如何建構好的城市”，“如何迎接城市社會挑戰”，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全局性問題。深層關注城市問題，為城市研究、城市實踐提供基礎理論支撐，是我國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城市哲學的主要任務與目標，是澄清城市研究的基本範疇、基本理論、基本方法與基本態度，為城市研究的深層化、城市實踐的合理化提供哲學基礎。

城市地理學、城市建築學、城市規劃學、城市經濟學、城市社會學、城市文化學、城市政治學等對城市本質進行了不同維度的揭示。但問題在於，人們日益發現，城市是人的社會性的複雜空間展開，一個多因素的複雜有機體，一個介於系統與非系統之間的複雜文明生態，任何一門甚至幾門科學都無法全面呈現城市的本質。因此，城市哲學的首要任務是梳理、探索能夠呈現城市複雜本質的範疇體系、理論假設，努力為城市研究的系統化、深層化提供“元理論”支撐。

從歷時態看，城市發展經歷了古代的民主城市、集權城市，中世紀的封建城市、宗教城市，近代的商業城市、工業城市，當代的后工業城市、世界城市、複雜城市。從共時態看，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不只存在一種形態的城市，即使在多層面交往日益深化的當代全球化語境下，不同國家、區域的城市形態與發展模式仍然存在深層的文化多樣性。如何理解城市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特別是如何解讀中國城市化道路、中國城市社會的發展方向與文化特殊性，是我國城市哲學研究的核心任務。

我們為什麼要選擇城市生活？城市的意義、存在目的究竟是什麼？如果城市不是一個永遠無序的叢林社會，而是一個可以進行整體理性把握與自覺規範和改善的文明有機體，那麼，我們又應該以什麼方式規範與建構城市？是選擇民主的、精英的，還是混合的方式？是否存在全球普適的城市意義實現形式與城市治理模式？城市化是一個與人性、現代性、全球化、市場化、民主化等問題深刻相關的複雜全局性問題。努力呈現城市意義的歷史內涵，為建構更加正義、合理、適於生活的城市提供價值基點，是城市哲學的重要任務。

城市哲學是城市本質、城市問題的哲學自覺。當代城市問題日益呈現出複雜性、交叉性，人口結構、資源結構、生態條件、技術水平、土地制度、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運行方式、主體文化水平等，諸多已知及未來因素在城市化進程中複雜交叉。其中任何一個因素，如土地制度、人口結構的變化，都可能引發社會運行的整體性變動，並導致諸多始料未及或無法預料的人類學、政治學、生態學等意義上的後果。深入城市問題，對避免部門哲學建構中可能出現的用已有哲學概念解讀現實的抽象化問題具有基礎意義，是建構有生命力的城市哲學的重要基礎。

以自己的方式關注城市發展史，是建構與深化城市哲學的基礎路徑。城市問題不僅是現實問題，更是歷史問題。城市哲學是城市發展史的哲學自覺。正如黑格爾所指出，哲學也就是哲學史。也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我們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歷史科學。沒有歷史意識，離開了對城市變遷史、城市發展史的哲學關注，城市哲學將失去依據、走向空泛。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萬斯的《延伸的城市》，科斯托夫的《城市的形成》，莫里斯的《城市形成史》，沃特金的《西方建築史》等，從不同維度對城市變遷史進行了探索。反思這些成果，對建構城市哲學具有重要思想資源意義。

哲學是思想中的時代，具有更開放的態度，廣泛關注不同學科與流派的城市知識、城市思想，對深層建構城市哲學具有基礎意義。地理學、建築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對城市問題進行了探索，總結、提煉這些學科中的城市知識，梳理這些城市思想的生成基礎、主要類型、變遷線索、基本走向、方法論基礎，對釐清城市研究的主要範疇、基本假設、主要方法、價值基點，建構作為城市研究“元知識”、“元邏輯”的“沒有學科歸屬”的一般城市學、城市哲學，意義重大。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哲學是城市知識史、城市思想史的哲學自覺，一種反思與反省意義上的城市批評史。

建構城市哲學是時代對哲學的要求，也是哲學踐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對什麼是合理的城市觀與城市發展觀進行哲學呈現，是城市哲學的基本任務。回歸問題、回歸歷史、回歸思想，是建構城市哲學的基本路徑。

四

我國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並將繼續提升。人們在不斷感受城市發展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日益遭遇諸多始料未及的城市問題。什麼是好的城市，如何建設一個好的城市，成為人們聚焦和關注的重要問題。正如著名城市學家芒福德、科特金等學者所指出，城市是人類的最偉大作品，“人類最偉大的作品始終是她所締造的城市”，沒有對城市本性的深層把握，沒有合理的城市觀，城市的發展前景將令人擔憂。樹立合理的城市觀與城市研究視域，對規範城市發展行為，建構更加合理的城市與城市社會，具有基礎意義。

關於城市本性（城市性），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理解。如前文所述，城市學、政治學、經濟學對城市的認識各不相同。而在文化學視野中，“城市不只是建築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種密切相關並經常相互影響的各種功能的複合體——它不單是權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歸極（Polarization）”。在文明史與歷史學視野中，城市是諸多人類文明要素的聚集，一個好的城市是一個可以保存與發展人類文明的場域。

在分門別類研究城市的同時，面對日益巨大的城市、日益複雜的城市問題，諸多學者開始注重用一種多維、綜合的眼光看待城市，努力呈現城市本性的複雜性、雜糅性。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科特金看來，城市是經濟、政治、文化的綜合體，意義、繁榮、安全是一個可持續城市的三個必備要素。“有三個關鍵因素決定了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發展，即：地點的神聖；提供安全和規劃的能力；商業的激勵作用。在這些因素共存的地方，城市文化就興盛；反之，在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會淡出，最後被歷史所拋棄。”在列斐伏爾、蘇賈等看來，城市社會是深刻區別於鄉村社會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社會發展階段或社會建構方式。城市發展不僅是人口、資源、技術、產業等文明要素的空間化聚集，更是發展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文明傳承方式等的整體性轉換。列斐伏爾認為，城市化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空間改造與經濟增長過程，城市化是人們在歷史與社會條件下進行空間生產的過程，作為經濟過程、資本運作過程的空間生產、城市發展，實質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文化性。在《韻律分析》（Rhythmanalysis）一書中，列斐伏爾倡導從社會、歷史、空間相統一的角度認識空間生產與城市發展、社會變遷。在他看來，城市發展、空間生產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場域（place）、時間（time）與精神（energy）的互相作用的過程，這就是韻律”。在蘇賈看來，城市是人與空間相互作用的產物，“一方面，我們的行動和思想塑造着我們周圍的空間，但與此同時，我們生活其中的作為聚集性和社會性產品的空間與場域也以一種我們剛剛開始認識的方式塑造着我們的行動和思想”。需要從空間性、社會性、歷史性三個維度的統一中，從第一空間（作為實物的空間、空間中的物體）、第二空間（作為表達的空間、關於空間的思想）、第三空間（作為行動、意義的實現和表達的對象與載體的空間）的統一中，從空間的感知性（perceived）、構想性（conceived）和鮮活性（lived）的統一中，去理解和認識城市。

在黑格爾看來，密納發的貓頭鷹到傍晚才起飛；認識論上，人們對仍處於過程中的事物往往很難把握其本質。城市研究也是如此。芒福德認為，“人類用了5000多年的時間，才對城市的本質和演變過程獲得了一個局部的認識，也許要用更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認識的潛在特性”。面對仍處於過程中並日益複雜的城市化，一方面，需要從不同專業視域出發，對城市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推進城市經濟學、城市政治學、城市社會學、城市文化學、城市科學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需要自覺確認一種綜合的城市研究視域，建構一種沒有學科邊界與專業歸屬的廣義城市學、城市哲學，以對城市本性、城市問題、城市理想進行更為全面、綜合、系統的把握。

生活城鎮化、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是當代中國的三個重大發展任務、發展問題。能否正確理解、科學推進、統籌協調生活城鎮化、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將深刻決定中國未來面貌。在快速發展中，城市化對中國的綜合影響日益增大。一方面，城市化為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因城市化方向設置與推進方式不合理所引發的社會矛盾、社會衝突有增多的趨勢。進一步明確城市發展方向、轉換城市發展方式、推進城市綜合轉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針對我國城市發展中實際存在的GDP情結、經濟中心主義傾向，需要為城市發展注入自覺的發展倫理精神，突現城市發展的倫理視域。

在古萊、可思波等看來，“發展倫理學的重要任務是使得發展行動保持人道，以保證在發展旗號下發動的痛苦變革不產生反發展，反發展摧毀文化，付出過度的個人痛苦並犧牲社會福利，這一切都是為了利潤，為了絕對化的意識形態，或是為了某種所謂的效率需要”。面對經濟中心主義發展實踐所引發的諸多問題，需要確立一種符合倫理精神、以人為目的的新發展觀、發展倫理觀。發展倫理學對發展進行兩個層面的反思，其一，什麼是發展的目的，什麼是好的發展？其二，什麼是合理的發展手段，如何實現好的發展？關於發展的目的，古萊等認為，在發展與人的關係中，發展是手段，人是目的，發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經濟效率，而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由三個要素構成。“有三種價值觀是所有個人和社會都在追求的目標：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與自由。這些目標是普遍性的，雖然特定方式因時因地而異。”關於發展的方式，古萊等認為，不論是採取何種技術、經濟、政治手段，“發展的好處應當惠及所有的社會，惠及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在推動發展時，“所有的社會都可以找到物質刺激與精神刺激的某種混合，因為兩者都是必需的”。普遍參與、普遍團結對推進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受益者的參與或者發揮某種積極作用是一切形式的發展所不可少的特徵”。符合倫理精神、具有倫理底蘊的發展，也就是一種發展的手段與目的兩個方面都體現“以人為本”精神的發展，一種具有自覺的“內在善”的發展。

對我國城市發展而言，明確城市的發展倫理底蘊，自覺建構“城市善”，對規範中國城市發展、解決中國城市問題、推進城市綜合轉型，尤為迫切與重要。“城市善”是“什麼是好的城市”與“如何建設一個好的城市”的深層倫理統一，是對城市發展目的、城市發展手段的“人本性”的自覺確認。推進“城市善”的過程，就是用“以人為本”統籌城市發展目標與城市發展手段的過程。其一，推進城市善，需要進一步明確城市發展的目的。城市是一個財富有機體，更是一個生活有機體。“人們聚集到城市裏來是為了居住。他們之所以聚居在城市裏，是為了美好的生活。”在人與城市的關係中，人是目的，城市是載體與手段。是否有利於人的成長與全面發展，是評價城市發展目標是否合理的根本標準。其二，推進“城市善”，需要進一步規範城市發展手段。面對不合理的城市化手段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社會衝突，規範城市發展手段勢在必行。能否處理好城市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係，城市空間擴張、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改善、生活幸福的關係，是評價城市發展手段是否合理的重要標準。其三，城市發展決策過程的科學化、民主化，社會多元主體的普遍團結及其對城市發展的普遍參與，是實現城市發展目標與城市發展手段相統一，構建“城市善”的重要途徑。在我國政府主導型城市發展的現實語境下，逐漸淡化各級政府發展與政績考核中的GDP色彩，對建構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生活幸福和諧統一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繁榮的城市，對建構“城市善”，具有基礎意義。

城市化、城市社會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一方面，城市化、城市社會是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趨勢，“只有在城市這個古老的神聖、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夠塑造人類的未來”。另一方面，人們對城市意義、安全、繁榮的理解和建構，不同國家地區的城市化道路又具有深刻的本土特殊性、文化多樣性。面對突出的城市趨同化、無差異化、無個性化，尤其需要確認城市發展的本土“城市根”，為建構既符合城市發展一般規律又切合本國實際、直面本國問題、各具特色的中國城市形態與中國城市社會，提供基礎視域、文化自信。

五

明確中國城市發展的基礎視域，確認中國發展的本土“城市根”，需要處理好三組關係。（1）城市目的的一般性與特殊性。一般而言，城市以人為目的，城市是一個綜合文化體，確認城市發展的人本性、文化性，對規範中國城市發展行為、明確中國城市發展目標具有重要意義。但人與文化又都是具體的，不同地區與國家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具有差異性，不同地區與國家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走向也存在差異性。城市形態是人的主體需要與文化精神的對象化、現實化，沒有人性與文化的具體性，也就沒有城市形態與城市社會的個性化。充分考慮和尊重城市發展文化基礎與文化走向的具體性，是建構既符合城市化一般規律又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城市體系、城市社會的重要觀念前提。（2）城市發展構架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正確處理政府、社會、市場等的關係，是實現城市良性發展的一般構架。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直有其特殊性。“中國城市是在以農為本的文明框架內興起的。”中國特殊的歷史傳統及當代複雜競爭環境，共同造就了政府在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主導地位。這就要求我們在自覺培育城市社會發展的多元主體力量的同時，客觀歷史地評價“政府主導型城市化”對當代中國、當下中國城市化的歷史意義。（3）城市形態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經濟全球化語境下，不同地區的城市功能有趨同的趨勢。這與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構性及產品、技術、業態等的全球同質性內在相關。但城市功能的這種趨同化，並不意味着城市個性的必然消失。在芬伯格看來，即使是現代性技術，也具有深刻的多樣性、可再造性、可選擇性。如何結合不同地區的地理氣候、文化傳統，挖掘、創新有一定差異性的本土化城市元素，構建有本土特色的城市形態，對提高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建構中國城市社會的文化獨特性，實現中國城市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基礎意義。

確認城市發展的本土“城市根”，是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的具體統一。一方面，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形態、城市社會，需要挖掘、傳承中國傳統的城市文化元素，沒有對中國傳統生存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的傳承，也就沒有城市社會語境下的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塑造中國城市個性，更需要不斷進行自覺的城市文化創新。從起源始，城市就是人類創新的產物，“城市也代表着人類不再依賴自然界的恩賜，而是另起爐灶，試圖構建一個新的、可操控的秩序”。“城市表達和釋放着人類的創造性慾望。”推進城市發展的民主化進程，充分發揮不同文化主體在城市形態構建與城市文化建設中的首創性、創造性，將深刻推進中國城市形態與城市社會的特色化、本土化。文化保存意識與文化創新意識的雙向自覺，將使中國城市發展、城市形態、城市文化既符合城市發展一般規律，又具有鮮明個性。

人們往往習慣性地認為，城市的興起晚於農業革命，城市化是一個近代的發展現象，社會演進的常規次序是“狩獵與採集—農業—村莊—城市—國家”。蘇賈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挑戰，認為還存在另一種次序，一條“首先是城市（puttingcitiesfirst）”的次序。通過反思坐落在巴勒斯坦約旦河谷的傑里柯（Jericho）等城市的發展，蘇賈指出，“新石器和農業革命以及隨後的書寫的發展、紀念性的建築、國家和其他文明的先決條件都可以視為從城市的起源中發展而來的，而非相反。這個觀點推翻了很多史前史的傳統解釋”。在蘇賈看來，城市的起源早於農業革命，城市化不僅是當代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而且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起源性動力。需要把“城市的起源在時間上置於農業革命之前”，“有必要把村鎮的聯合……看作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序列中的基本和持續的動力”。科斯托夫在《城市的形成》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城市與鄉村哪一個更早出現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早期的城市以多樣化的面孔出現。在進入主體討論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放棄這樣一個觀點——即城市是從村莊形式開始有機地生長起來”。蘇賈、科斯托夫的觀點當然值得商榷，但他們對社會發展次序、城市生成與作用的這種顛覆性反思，卻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城鄉關係是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需要對城鄉關係進行更加細緻與辯證的考察與理解，離開了對城市與鄉村關係的深刻理解，對城市本質、城市化的理解可能出現偏差。

需要在城市發展與城市研究中引入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視域。在哈維蘭等文化人類學家看來，當代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文化相對論，承認、尊重多樣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一個基本功能是反思、批判片面的自我中心論，倡導從多樣統一的角度考察文明與文化的關係。對當代中國城市研究而言，引入以多樣並存為基本觀點的文化人類學視域對於重新理解、合理定位中國城市化的未來方向，重新理解城市與鄉村的關係，探索中國城市社會的新路徑，具有重要意義。當代中國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城市與鄉村的多重分裂。這種分裂不僅表現在城市與鄉村在空間上的分裂，在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更表現在土地管理、社會管理等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上的巨大差異。正如諸多學者所指出，中國當代的城市化，在諸多方面仍然深層延續着傳統的城鄉二元模式，中國當代的城市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農業、農村、農民的直接或間接的“盤剝”基礎上。形成這種城市與鄉村深層多重分裂、城市壓制鄉村的社會建制、社會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觀。自覺引入人類學視域、文化人類學態度，有利於克服這種以城市為中心、不尊重甚至歧視鄉村的城市社會觀、社會發展觀。

問題的關鍵在於能否從具體條件出發，探索推動城市與鄉村共同發展、平等發展、平衡發展的新路徑、新模式。一般而言，當代中國的城市化基本上存在兩種模式，一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由上而下的城市化，一是以鄉村為主導的由下而上的城市化。在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往往會出現第一種模式，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往往會出現第二種模式。眾所周知，以上海、江蘇、浙江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是我國的經濟發達地區，既是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取得諸多成就的地區，也是率先遭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包括城市化的諸多深層次問題與矛盾的地區。作為資本主義較早萌芽的地區，作為人口、土地、資源的矛盾相對緊張的地區，作為鄉村經濟較早發育、較為發達的地區，江南地區表現出強烈的自發城市化、由下而上城鎮化的強大動力與深層需要。當這種內在需要與政府的強力推動相結合時，便產生了以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本土經濟與外來經濟、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共同發展為重要支撐的頗具特色的當代中國城市化、城鎮化的江南模式。反思改革開放以來的江南發展，可以看到，所謂的江南發展，不僅是一種有特色的經濟增長模式，更是中國城市化模式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類型。中國城市化的江南模式、“江南類型”有其巨大的成就，也有其需要進一步改革、轉型升級的深層問題。反思江南的城鎮化、城市化的經驗教訓、成敗得失，對形成、運用中國城市研究的倫理視域、文化人類學視域，建構既反映城市發展一般規律又符合中國城市發展特殊國情的中國城市理論，探索由不同具體模式構成的中國城市化、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模式體系”，理解與解決城市與鄉村關係的中國特殊性，具體、和諧、合理地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