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現代城市觀哲學研究

第七章現代城市觀哲學研究人是一種可能性存在，城市化是人對可能性生活的一種空間建構。城市是多樣異質文明的空間化聚集，城市發展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所有文明要素，會全面觸及所有相關主體、利益相關方的綜合利益。只考慮一些或個別要素和主體的城市觀，是一種片面或者說單維度的城市觀。片面、單維度城市觀是相對於全面城市觀而言的。全面的城市觀，也就是一種總體城市觀，一種統籌兼顧城市發展中所有相關要素與所有主體的城市發展觀念與發展戰略。

由於歷史條件、問題語境、行為契機等原因，人們往往主動或被動地實踐某種單向度的觀念。反思城市發展史，單向度的城市觀有多種形式，例如：文明早期階段，以政治、王權為核心的城市觀；中世紀，以宗教、信仰為核心的城市觀；商業與工業革命以來，以經濟、財富為核心的城市觀。反思世界文明史，諸多曾經繁華的城市最終成為文明的遺迹，與主動或被動、自覺或不自覺地實踐了某種片面、單向度的城市觀密切相關。

現代社會，人們日益有條件建構、實踐全面的城市觀。但由於各種原因，仍然存在多種形態的單維、片面城市觀。單維、片面城市觀的繼續實踐，將使城市在發展的同時，深陷問題與衝突叢林。目前流行的城市觀主要有三種：以理性主義為支撐的“技術經濟”城市觀，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田園文化”城市觀，以結構主義為底蘊的“社會政治”城市觀。在哲學層面反思這些城市觀的內容、價值與問題，對具體確立“總體全面”城市觀，推進城市化的進一步合理化，意義重大。

一

正如諸多歷史學家所指出，人地矛盾是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對基本矛盾。隨着相對人口的不斷增加、需求的不斷擴張，土地等資源日益變得相對有限甚至絕對稀缺，在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支持下推進城市化成為解決人地矛盾的必然選擇。應該承認，技術與經濟是城市發展的內在變量，沒有技術進步（包括科學進步）與經濟增長，也就沒有不斷拓展與深化的城市化。但問題在於，在城市發展中，當人們走向對技術與經濟的無限度追求甚至迷信時，就會形成一種特定的城市觀：技術經濟城市觀。

近代以來，伴隨商業革命、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城市發展進入新階段，城市化對建築、交通、傳播、控制等技術的依賴日益加強，人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對財富增長、經濟實力的追求日益明顯，形成了技術經濟城市三極互動、互相生產的格局。首先，技術進步為經濟增長、空間營造提供了重要基礎。很難想像沒有技術的不斷發展，會有不斷發展的經濟，不斷變高、變大，日益複雜的城市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技術生產着經濟與城市。其次，城市發展所帶來的聚集、交往、溢出、需要等效應，強力推動着經濟的增長，為技術的不斷創新提供了綜合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市又生產着經濟與技術。再次，經濟總量的提升、結構的轉換、發展方式的調整，也為技術的創新、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財富基礎與需求拉動。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經濟生產着技術與城市。

在技術、經濟、城市的互動中，城市化在總體上呈加速趨勢，人們以技術與經濟為基礎改造城市、發展城市、管理城市的信心與樂觀情緒不斷增長，似乎有了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城市就能夠自然地實現不斷繁榮、和諧有序，似乎城市的本質就是一個技術經濟空間機械有機體，發展城市、管理城市、解決城市問題的根本路徑就是保持經濟不斷增長、技術不斷創新。

技術經濟城市觀，是一種注重城市物質空間、物質財富的城市發展觀念與發展策略。應該說，在特定的條件與問題語境下，在局部地區或城市化的啟動階段，選擇這種城市觀，有其歷史合理性甚至必然性。面對不斷緊張的人地矛盾，不斷增加的人口，日益稀缺的資源，日益緊迫的生存、居住等需要，以技術與經濟為中軸，着力生產物質空間與物質財富，在總體上使更多的人轉換了生存方式，提高了生活水平，擁有了更為方便的生活與居住空間，使城市發展與社會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

但這種城市觀建立在對社會構成與城市發展的片面、單維度理解上，如果長期實行或上升為城市意識形態，則會引起嚴重的人類學、社會學、生態學等意義上的負面結果，引發嚴重的社會衝突、利益衝突、生態衝突。正如人們所日益認識到的：技術進步、經濟增長不等於社會發展。也正如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所指出：反思人類發展城市的經驗與教訓，城市發展需要財富、制度、意義等文明要素的動態協調，缺少其中任何一個都會導致問題與衰落。我國目前城市發展中之所以問題頻發，與技術經濟城市觀在實踐中的盛行有內在關聯，需要對這種城市觀的本質與問題進行深刻的哲學反省。

技術經濟城市觀以一種特定的哲學觀、方法論為基礎：近代理性主義，其本質是一種理性主義城市觀。理性主義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主導精神原則、發展理念，以笛卡爾的唯理主義、絕對理性為代表或基礎。理性主義滲透到當代社會存在、社會意識的各個方面。技術經濟城市觀是近代理性主義在城市問題、城市發展中的運用。技術經濟城市觀的價值與問題，與近代理性主義的價值與問題在本質上深層同一。

正如海德格爾所認為，技術主義、理性主義的泛濫對人的存在造成了深重的危害，使人深刻地遠離了自己的存在本質。“技術愈是有脫離人類的統治的危險，對於技術的控制意願就愈加迫切。”在列斐伏爾看來，技術主義、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化，已經異化到空間生產、城市發展領域，並造成了諸多問題。理性主義在繁榮城市的同時，也不斷孕育社會衝突、生態危機、意義與價值失落，造成了綜合性的主客間性斷裂、主體間性斷裂，以及主體自身內部間性的斷裂，使城市日益異化、物化、非意義化。具體而言，技術經濟城市觀、理性主義城市觀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本質論層面，在對城市本性的認識上，走向簡單的還原主義。城市是一個複雜生命有機體，是理性與非理性，制度、財富、精神與自然等的綜合統一，其可持續運行需要財富邏輯、秩序邏輯、意義邏輯、生態邏輯等的總體動態統一。理性主義是理性的絕對化，是理性的不合理無限放大。任何事物的本質包括城市的本質都具有複雜性，是一種關係總和。理性主義往往把複雜的對象與本質還原為相對簡單的要素和原理。理性主義有其認識論意義，但作用有限，並會導致實踐問題。理性主義城市觀把複雜的城市還原為相對單一的技術與經濟邏輯，把複雜的現實生命主體還原為簡單的城市增長機器，把城市與人的全面關係還原為簡單的物化、利益關係。在單向度無限工具理性的主導下，城市與人都淪為增長的工具，成為和意義無關的物化存在。

其二，關係論層面，在城市主體間性這個問題上，走向霸權的精英主義。以啟蒙運動為重要起源的理性主義，強調人的主體性，也討論平等，但往往強調小眾、精英的主體地位，實質上認同或主張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例如，作為現代理性主義城市規劃重要代表的柯布西耶，就在強調人的主體創造地位，人可以用理性自由地生產城市的同時，走向強調社會精英的作用，甚至有走向絕對自我、自我中心主義的傾向。“生活中有兩種人：比所有人都更強大的支配者，以及烏合之眾。我絕不想讓自己淪為烏合之眾。”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理性主義往往成為少數人的理性，理性主義的平等、自由往往是少數人可以理性、平等、自由地成為特權者。城市發展也是如此，以理性主義、技術主義、經濟主義為底板邏輯的城市化，其結果是少數人成為城市的主人，特定、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城市發展獲得利益。以絕對理性、技術思維為底蘊的城市觀，是一種服務於少數人、特殊利益階層的城市本質觀、城市發展觀與城市秩序觀。

其三，態度論層面，以線性邏輯為基礎，對城市發展持一種無根的樂觀主義。在柯布西耶看來，“城市是人類的工具”。人可以也應該運用理性自由甚至隨意地重建全新的社會與城市。他把歷史形成的傳統曲線道路稱為“驢行之道”，認為只有代表理性的直線道路才是“人行之道”。在20世紀初那個理性狂飆突進的時代，柯布西耶個人在觀念中形成這種無根自信的浪漫主義城市理性可以理解。但現實中，其所謂代表“明日之城市”的城市規劃卻無法被城市實踐主體所接受，往往只能停留在紙上無法實施。當然，在特殊的集權體制下，也可能在一定時期與範圍實施這種浪漫的理性主義城市觀，但其實際效果、長遠結果往往是問題與失敗。列斐伏爾在《城市革命》中曾對這種表面理性其實非理性的浪漫的理性主義城市觀進行過批判。理性浪漫主義的根本問題，在於忽視了社會存在的複雜性、歷史性、區域性、情境性、多樣性，以為用一個線性的邏輯就可以充分解釋、完全快速地解決所有問題，在方法論上，理性主義其實使自己成為脫離歷史、現實與客觀的非理性。人們可以無根、浪漫地構想城市，但城市發展始終是一種歷史與現實多種力量交匯下的自然歷史過程。

二

針對技術經濟城市觀所造成的問題，面對人們對更加人性化城市的嚮往，諸多研究者在反思的同時努力建構不同形態的新的城市觀。在這些城市觀中，有一種在城市與人的關係中，強調人的主體地位的人本主義城市觀。在話語策略上，人本主義城市觀主要有由三種構成：一是以自然、生態為中介，強調人在城市中主體地位的人本主義城市觀，以霍華德及其“田園城市”為代表；一是直接強調人作為城市存在的意象性主體的人本主義城市觀，以凱文·林奇及其“意象城市”為代表；一是強調人與城市的相互作用，強調城市的文化功能的人本主義城市觀，以芒福德及其“文化城市”為代表。

在霍華德看來，以經濟為基礎的城市化使人們遠離了自然。人與自然的分離具體體現為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城市提供了工作機會、發展機遇、便捷的交通、方便的住宅；鄉村是上帝給人的恩賜，為人們提供賞心悅目的田野、清新的空氣、寬闊的空間。人作為主體，應該同時享有城市與鄉村這兩種便利。但現實中，往往是城市畸形發展，鄉村走向凋敝，城市與鄉村成為不相關甚至對立的兩極。霍華德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找到真正適合人的全面需要的城市策略，特別是沒有形成從人的全面需要出發的合理城市觀。他認為，完全可以建構一種兼備城市與鄉村兩種便利的新城市，作為吸引人們聚集的“第三極”。他把這種新的城市稱為田園城市（gardencity）。田園城市內部有完備的生產、生活、消費、交往等空間，周圍有寬闊的綠帶，整體如一個花園，總人口兩三萬。不同的田園城市由便捷的交通線連接。諸多田園城市組成了“社會城市（sociablecities）”，也就是有內在社會聯繫的城市群。可以看到，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社會城市，本質上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城市，人們可以同時享有城市的機會和鄉村的美好的城市與城市群落。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現象上，霍華德的理想城市是田園城市、花園城市，強調的是空間的重建，但本質上，霍華德的城市其實是人本城市，他真正強調的是人在城市發展的主體地位。

凱文·林奇則直接強調了在人與城市的關係中，人的意象性主體地位。在林奇那裏，城市是一個文化體，一個現象學意義的意象性的文化存在。“城市中移動的元素，尤其是人類及其活動，與靜止的物質元素是同等重要的。在場景中我們不僅僅是簡單的觀察者，與其他的參與者一樣，我們也是場景的組成部分。”“我們不能將城市僅僅看成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應該將其理解為由它的市民感受到的城市。”也就是說，城市不僅是一個客觀的物質存在，更是一種人們的主體意識、意象性存在物，一種具有強烈主體色彩的觀念性、知識性存在。面對客觀上相同的物質環境，不同的人其實分別構建、創造着屬於自己的城市意象。面對同一個城市，人們之間的城市意象有共同之處，也有諸多差異。城市意象具有重要作用，“這種意象是個體頭腦對外部環境歸納出的意象，是直接感覺與過去經驗記憶的共同產物，可以用來掌握信息進而指導行為”。因此，設計、建構城市時應該以人為本位與中心，充分考慮人的文化主體地位，人的主體感受規律與意象形成規律。一個好的城市，應該有利於人們在頭腦中形成清晰、有序、連續而生動的城市意象。“環境意象的生動性與連貫性被推舉為享有和使用城市的決定性條件。”“整個大都市地區清晰而且全面的意象是未來城市的基本要求。”

在芒福德看來，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的深層本質是文化城市。城市是大地的產兒、時間的產兒，更是人類的文化創造，“莫不緣起於人類的社會需求”。“城市既是人類解決共同生活問題的一種物質手段；同時，城市又是記述人類這種共同生活方式和這種有利環境條件下所產生的一致性的一種象徵符號。”不應該僅僅關注城市的建築與經濟功能，把城市僅僅理解為物質容器、物質外殼、獲得經濟利益的場所，而應該把關注的重心拉回到人本身，關注城市的文化創造與文化保存等功能。城市已經被過分地利益化、物質化。城市如果需要進一步發展，必須調整其目標，把人、文化、文明作為城市發展的目標。“將來城市的任務是充分發展各個地區，各種文化，各個人的多樣性和他們各自的特性。”回歸人本，是推進城市合理髮展的根本價值歸依。“我們需要構想一種新的秩序，這種秩序須能包括社會組織的和個人的，最後包括人類的全部功能和任務。只有構想出這樣一種新秩序，我們才能為城市找到一種新的形式。”

可以看到，霍華德、林奇、芒福德的城市觀各有特點，有的側重於社會，有的側於意象，有的側重於文化，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人本主義城市觀，都從不同維度與側面強調人的城市主體地位。相對於側重技術與經濟的理性主義城市觀而言，人本主義城市觀的價值在於，對城市性進行了深刻的人文揭示，對城市問題的成因進行了獨到的人文指認，對城市發展方向進行了自覺的人文確認。人本主義城市觀，為現實中正在興起的生態城市、文化城市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與理念支撐。

從哲學基礎看，強調田園文化因素的人本主義城市觀，與哲學思潮中的存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等在精神上內在相通。可以說，人本主義城市觀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了存在主義等人文哲學思潮的影響，在邏輯上甚至可以說，人本主義城市觀是存在主義、現象學等哲學思想在城市領域的具體展開。存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有其價值也有其問題，人本主義城市觀也是如此。人本主義城市觀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對人本身的理解側重個體，對整體的理解有失抽象。人本主義城市觀視野中的人，雖然不同於理性主義城市觀的理想性的經濟人，但仍有其抽象性，是一種理想性的主觀性、精神性個體。和存在主義哲學思潮相同，人本主義城市觀在本質上關注、考察、立足的也主要是現代性條件下的孤立個體。這種人性論的價值在於，看到了現代性條件下作為個體的人所普遍遭遇的深刻精神危機。其問題在於，沒有充分考慮人本身的歷史性、具體性、多樣性、階層性，沒有看到現實中的人是一種複雜的階層、類型、利益存在，作為個體的人之所以普遍地遭遇精神與價值危機，其實有着深刻的制度、環境、體系原因。考察、解決現代性條件下的人性問題，考慮人與城市的關係，需要聯繫更為複雜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

其二，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側重人自身，對自然價值的理解有失抽象。人本主義城市觀往往以自然為策略，把自然作為回歸人的全面本質的一個重要中介或載體，體現出強烈的生態鄉愁意識。其價值在於，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城市發展中人與自然的本體性關聯；其問題在於，仍然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點思考人與自然，仍認為人為了自己的需要，可以相對隨意地改造自然，自然是滿足人類中心的一種工具，而沒有對自然的深層敬畏。實踐中，一些區域在建設所謂花園城市、森林城市、園林城市時，往往以犧牲、破壞其他地區的生態為代價，正是這種“田園文化”城市觀所內含問題的一種現實體現。

其三，在具體運用時容易走向經濟中心論。應該說，相對於技術經濟城市觀，人本主義城市觀更為注重城市中的生態與文化因素。但在城市發展實踐中，人本主義城市觀往往具體地走向以文化與生態為工具的經濟城市觀。現實中，一些地區以打造特色生態、特色文化為名發展城市經濟，實施所謂的生態名片、文化名片戰略，生態搭台、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其結果卻是破壞了生態、扭曲了文化。這種名實相矛盾的現象，正是人本主義城市觀在理論上不徹底並走向經濟主義城市觀的體現與證明。

三

對於列斐伏爾、哈維、蘇賈這些具有社會學、人文地理學背景的研究者而言，城市不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地理現象，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文文化現象，而是一種複雜的結構性現象。在他們看來，社會結構、政治結構、時空結構、人文地理結構等，對理解城市形構、城市問題、城市化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列斐伏爾看來，城市化在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社會政治背景下的綜合空間生產過程。現代性條件下，空間日益喪失其客觀性、中立性，日益具有政治性。“空間是政治性的。空間不是一個被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學的對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戰略性的。”社會的結構與政治權力結構決定空間的意義與結構。在一個不平等的官僚與等級社會，作為空間生產的城市變遷，在本質上是掌握權力的主體實現自己意識形態，再生產自己利益的工具；不存在所謂客觀、中立的空間變遷、城市發展；社會關係、權力關係通過空間得到實現。“城邑同樣也是我們所提到的社會矛盾的表現場所，比如政治權力和這種權力下的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一個政治上不平等的中心邊緣社會，必然不斷再生產中心邊緣的空間與城市結構。在不合理的權力結構下，所謂的空間生產、城市發展，不僅會聚集文明要素，也會進行問題與衝突的擴大再生產，不斷聚集問題和矛盾。“都市現實的危機比某種其他的危機更為重要、更為根本。”

在哈維看來，列斐伏爾對空間城市與社會政治的關係的理解其實並不徹底。列斐伏爾過分強調了空間對政治的作用，倒置了空間與政治、城市與社會的關係。“空間和時間實踐在社會事務中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們始終都表現了某種階級的或者其他的社會內容，並且往往成為劇烈的社會鬥爭的焦點。”在哈維看來，在本質上是社會結構決定空間性質，而不是空間結構決定社會性質，是政治決定城市，而不是城市決定政治。作為當代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代表，《地理學中的解釋》的作者，哈維更為強調地理與人文關係中的人文性，強調人文因素對地理的意象決定作用。在進行城市批判時，哈維顯然延續了這種解釋學的方法，更為強調城市地理中的人文因素。在他看來，社會正義與空間、地理相關。當代社會是一個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城市不可避免地成為資本增殖自身、謀取剩餘價值的場域和工具。正是當代社會關係的不平等，決定了當代城市空間結構的不平等。“新空間關係（外部和內部）乃是從國家、金融資本和土地利益的結盟中創造出來的，在都市轉型的過程中，每個部分都必須痛苦地進行調整以配合其他部分。”沒有社會與政治結構的合理化，就不會有城市問題的根本解決，不會有所謂的城市正義。調整社會的權力與制度結構，是解決城市問題的根本路徑。

蘇賈的觀點又與哈維有所不同，同樣是人文地理學家，蘇賈更為強調人文地理關係中的地理因素，強調社會空間關係中的空間要素，始終堅持一種空間優先的歷史觀、城市觀。在蘇賈看來，過去社會理論的解釋框架是二元的“社會歷史”。對空間因素的忽視使這個框架存在重大不足，已經無法解釋日益複雜的城市現象。蘇賈認為，以空間為核心的“社會歷史空間”三元結構、三元辯證法是解釋城市現象的更合理框架。蘇賈對空間要素的強調，以雅各布斯的城市觀為基礎。在雅各布斯看來，城市革命先於農業革命、商業革命，正是在城市革命的聚集與需要的拉動效應作用下，才產生了農業革命、商業革命。以這種城市中心論為基礎，蘇賈認為，應該把空間要素置於其應有的重要地位、首要地位。在他看來，空間始終是城市發展的一個決定因素，城市權利、社會權利的實現、維護、鬥爭，始終圍繞空間進行。空間已經成為社會鬥爭的焦點，當代諸多重大社會衝突，往往圍繞空間問題展開。不能以空間形式實現的權利，不具有真實性。建構空間正義，解決空間生產與分配中的不平等，是建構社會權利、社會正義的基礎內容。

可以看到，列斐伏爾比較注重城市方法論的反思與創新，其所針對的問題，主要是特殊利益集團利用絕對權力進行意識形態化的城市改造，干擾、破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種現象。哈維側重對城市問題進行政治批判，其所針對的問題，是當代資本邏輯對城市領域的全面入侵，是城市發展中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日益聚集、嚴重的城市衝突。而蘇賈則更為強調人文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的方法論創新，其所努力的方向，是突現空間維度，建構一種能夠應對日益城市化、空間化的後現代社會的理論方法。

方法論上，列斐伏爾、哈維、蘇賈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注重城市問題中的社會與政治因素，都以一種結構主義的思路進行研究，都希望用一種簡潔的結構框架面對複雜的空間與城市，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注重社會政治的結構主義城市觀。這種結構主義城市觀的價值在於：為人們把握複雜城市問題提供了一個相對簡潔的分析框架，有助於當代社會理論特別是城市理論的基礎創新；注重城市問題的社會性、政治性，為人們把握現代城市問題的政治本質與政治成因，揭示城市問題與資本邏輯、權力邏輯的深層關聯提供了重要起點。當然，任何一種方法都不可能盡善盡美，結構主義城市觀也遭遇了一些深層次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如何全面理解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的關係，如何全面把握時間之維。在現象上，結構主義城市觀也注重城市發展的時間性、歷史性，例如，列斐伏爾強調尊重日常生活，其實就是尊重傳統、歷史，蘇賈的三元辯證法中也有歷史、時間之維。但在本質上，結構主義城市觀又消解了時間維度。一方面，他們把時間維度空間化了，更為注重用空間來把握時間；另一方面，他們所理解的時間主要是過去之維，而不是未來之維，忽視了時間之維有面向未來的無限可能。這樣，結構主義城市觀就可能成為一種固化的歷史觀，成為一種相對注重批判和揭露現實，而忽視建設性地建構未來的情緒化的意識形態理論。

其二，如何全面把握宏觀變革與微觀支持的關係，如何全面理解城市的本質與變遷。用政治與權力邏輯來解釋城市本質，通過揭露政治與權力來批判城市問題，當然意義重大。但問題在於，城市是一個政治生活與世俗生活的統一體，政治與權力雖然作用重大，但從來也不能夠實現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掌控，總有世俗生活在堅韌存在、堅韌流動。從長期的歷史過程看，甚至可以說，恰恰是世俗社會、市民生活決定着城市政治的性質與走向。城市政治、城市權力在宏觀變革時，如果沒有城市社會、市民社會的微觀支持，將失卻合法性，不能持續進行。需要從政治與社會、宏觀與微觀辯證統一的角度對城市本質及其變遷進行更為全面的把握。

其三，如何把握理想烏托邦與實踐路徑的關係，如何面對城市發展的文化、區域多樣性。結構主義是一種分析方法，也是一種理想狀態，不同的結構框架往往代表着研究者對分析對象的理想狀態的設想。結構主義城市觀也是如此。問題在於，列斐伏爾、哈維、蘇賈等所設定的社會歷史政治空間彼此協調的理想城市狀態，以及他們所設定的以對立為基礎的城市發展辯證結構，是否適用於所有的分析對象、所有區域的城市發展？結構主義城市觀，是否會走向或折回西方中心論？在全球化語境下，城市化的進路與形態有趨同的傾向，也日益表現出強烈的區域化、多樣化趨向。如何理解、解釋、包容、確認城市化本身的多樣性、區域性，是城市理論創新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四

在《哲學與人文地理學》一書中，約翰斯頓對人文地理學能否整合實證主義、人文主義與結構主義進行了思考。在他看來，三種哲學思潮代表着不同的方法、目的。“對於實證主義者，目標是社會工程，操縱社會走向某種特定目標而遠離其他目標；對於人本主義者，目標是增進對自身認識和相互認識；對於結構主義者（尤其是與批判理論相關的結構主義者），目標是解放，是消除混淆社會驅動機制之解釋的錯誤意識形態。”雖然許多研究者認為應該更加註重整合，認為人們“沒有必要在這三種思潮之間作出選擇，因為它們能夠以某些方式整合起來”，但在約翰斯頓看來，對具體的人文地理學研究而言，關鍵不是整合，而是選擇。“最重要的是，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從而是一種政治的選擇。以某種特定方式選擇人文地理學的思潮，就是選擇——雖然不言明——推進某種社會意識形態。”

顯然，約翰斯頓是針對特定的人文地理學研究，認為人們在實際研究中只能主要選擇性地運用某種方式。但對城市研究，特別是城市哲學研究而言，其問題、目標與語境都與人文地理學不同，是“選擇”理性主義、人本主義、結構主義中的一種，還是對其進行“整合”，建構一種新的城市觀，在本質上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是城市知識論、城市主體論、城市行動論在城市實踐中能否相互統一的問題。城市問題的歷史性、特殊性，決定了城市研究方法的歷史性、特殊性；城市問題、城市本身的複雜性，要求城市觀念、城市戰略的全面性、總體性。

城市認識、城市戰略的全面化有一個過程。在前現代特別是現代性的早期，人們往往以政治、經濟為目標，以一定區域為尺度認識、發展、管理城市。隨着現代性的深化、全球化的推進、城市化率的不斷提升，人們日益發現城市是一個天、地、人有機互動的複雜巨系統，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所有文明要素，再固守某種所謂的專業方法，不僅不能發展、管理好城市，反而會導致衝突與問題。城市不單純屬於任何一個單一學科，任何一個主體、任何一種力量都無法壟斷城市發展與城市權力。因此，建構沒有學科邊界與學科歸屬的一般城市學、城市哲學，建構所有城市主體都能參與其中的城市制度，就成為一種必需。總體全面的城市觀，是知識論、主體論、行動論的統一，是城市認識論與城市制度論的統一。具體而言，正在生成的全面總體城市觀，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在知識論層面，有效借鑒不同向度的城市研究的合理要素。一方面，全面辯證地借鑒理性主義、人本主義、結構主義城市觀，既運用技術、經濟、生態、文化、社會、政治等概念，又避免片面強調其中的任何一個。另一方面，以更為開放的態度，學習借鑒城市建築與規劃、城市歷史學、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城市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在融會貫通中推進城市觀的不斷完善。

可能、開放是全面總體城市觀的兩個基本關鍵詞。城市化是影響所有人的可能性實踐，任何一個主體、一種力量對城市知識的壟斷，都會導致、積累城市問題。城市越發展，城市化程度越高，對城市知識民主化的要求就越高。在《城市革命》中，列斐伏爾對壟斷、霸權性的城市研究進行了批判，在《韻律分析》中，列斐伏爾以音樂為例，主張一種總體性、全面性的思維方法，其本質都是對知識民主的倡導。壟斷型城市研究的根本問題，在於把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自我僭越為無限全能的上帝。城市知識的民主化與城市本身的民主化互相生產。推進城市知識、城市研究的開放與民主，是建構合理城市社會的重要基礎。

其二，在主體論層面，兼顧不同城市主體，不斷實現城市權利。在列斐伏爾看來，城市社會是一個既不同於農業社會，也不同於工業社會的新型社會。城市社會的重要特點是日常生活、世俗社會日益重要，社會結構日益多極化，日益要求城市權利的普遍化。一個沒有普遍城市權利的城市社會將問題頻繁、衝突不斷。城市越發展，城市權利的普遍實現對於城市的穩定和發展的基礎作用越大。當然，並不存在抽象的城市權利，城市權利是一個歷史範疇，其產生、發展、確認有一個過程。

中世紀後期，伴隨着商業革命，在新興的商業城市，人們逐漸培育起城市權利意識。“城市是一個讓人感到自由的地方”，這個時期，城市權利的主要內容是自由：人口自由流動、商品自由交換。在工業革命時期，在眾多人口被迫取得和貧困相伴的所謂自由權利后，能夠在城市中生存、工作成為諸多無產者的權利夢想，平等、生存成為這個時期城市權利的主要內容。后工業時期，隨着城市社會、消費社會的推進與深化，全面有效參與城市事務逐漸成為人們的權利要求，參與是現代社會條件下城市權利的重要內容。在列斐伏爾看來，現代社會，所謂城市權利，就是“不被排斥於城市中心和城市運行之外”，就是能夠作為生活主體全面參與城市發展、城市事務、城市生活。不斷走向覆蓋所有城市主體的全面權利，是城市權利發展的總體趨勢。推進城市權利的不斷全面、自覺，為城市權利的全面實現進行理論確認，是全面總體城市觀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

其三，在行動論層面，注重完善城市制度，合理配置城市權力。權力的多極化、多中心化，是城市與城市制度發展的方向。反思城市發展史，可以發現一種中心邊緣辯證法。在城市化的初期，人口與資源往往向一個中心聚集，形成以一個首位城市為結點的中心邊緣結構。隨着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由於首位城市的空間、生態、資源等承載力有限，人口與資源會向其他地區溢出，形成新的空間結點與中心。在一定條件下，這個新中心在地位與作用上甚至有可能超過原有的中心城市。在“時空壓縮”效應下，城市的多極化、多中心化這個進程將不斷加速。與此相伴，城市權力的總體趨勢，也必然是不斷走向多中心、多極化，城市區域中心的權力將不斷擴大。自覺適應這種趨勢，調整城市制度與城市權力，是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繁榮的重要選擇。

但現實中，由於既得利益、思維定式等原因，人們仍往往習慣於運用單一中心、單極思維來設置城市制度、配置城市權力、管理城市運行。這必然阻礙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並導致諸多連帶問題。現代條件下，城市權力、城市管理的重要責任是解決城市問題、推進城市發展，實現城市活力與城市秩序的有機統一。隨着城市結構的多極化，以單一權力中心應對日益多樣複雜的具體城市問題，已日漸變得不可持續。城市權力、城市管理的結構多極化、生成民主化、運行公開化，是一個必然趨勢。如何推進城市權力、城市制度的歷史轉換，是總體全面城市觀的一個重要研究內容。

總之，城市發展是城市戰略、城市主體、城市制度的動態統一，總體全面城市觀是城市認識論、城市主體論與城市制度論的具體統一。總體全面城市觀的建構有一個過程，需要諸多歷史條件，更需要城市研究者、城市主體的集體行動、自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