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

女人

上帝說：一個瘋狂的精靈，我將把它引向何處？

一、想像的自溺

當我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我就被兩個問題攪惑着。

在哪一個時刻，我從襁褓中掙脫出來，成了一個用雙腳在地上支撐自己的小姑娘。我開始有了一個最初的、自然的願望——遊戲，即俗話說的“玩”。

我要“玩”。

成人是願意領着孩子玩的。同孩子玩能使他們回憶起沒有任何生活重負的童年和天真的快樂，更重要的是他們愛自己的孩子。於是我有了許許多多“玩”的經歷：上大街，去公園，到爸爸、媽媽的朋友家做客……

每一次高高興興地出去，無論到哪兒，我都一個勁兒地拽住媽媽問：“玩吧，媽媽，玩呢？”每一次，媽媽都告訴我：“這就是玩。”而我總是固執地說：“不是的，這不是玩，我要玩。”我想不通，上大街就是上大街，去公園就是去公園，到朋友家做客就是到朋友家做客，怎麼是玩呢？執意地把眼前的真實當作虛幻的東西，拚命去尋找心目中的“玩”。

但“玩”在哪裏？

我從來沒有得到過。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莫名的焦躁中，哭，鬧，不僅自己過不去，也不讓周圍的人過去。

“玩”在這裏已成為一個純粹抽象的觀念。

或許只有純粹抽象的觀念，才能在最終的尺度上顯示想像的純潔完整，同時反射現實的瑣碎和流逝。在這瑣碎和流逝中，一個固執於想像的純潔完整的人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當然那時的我還遠不可能懂得這些，但終有一天，當我獨立地走進生活，獨立地承擔自己的命運時，我卻不得不為此付出宿命的代價。

隨後在哪一個時刻，我踏進了校門，成了一名學生。時間對於我不再是可以隨意拋灑的。在學校紀律的約束和做一個好學生的要求的支配下，我害怕遲到，害怕上課的鐘聲響過後再在同學們的注目下走進教室。

但我太喜歡睡懶覺了，喜歡在媽媽叫醒我后再一次沉入夢鄉，做童年做不完的夢。而媽媽永遠是那樣忙。她忙着工作。我卻總是在她踏出門檻的前一刻驚醒，一旦遲到的念頭像閃電般閃過，便一下子陷入雷鳴般的恐慌之中，跳下床，堵住門，不由分說地哭叫：“賠我時間！”我一次又一次地要媽媽賠時間，認真地將想像的虛幻當作真實。

這種在直接和具體中要求純粹抽象和把純粹抽象當作事實要求的怪癖，加上極端的好強任性，使“不能遲到”成為永恆的內心要求。

肉體障礙是難免遲誤了，轉嫁於人，或遺憾，後悔，要賠償這遲到的損失，而這種賠償的內外消耗只是造成加倍的遲誤。就這樣惡性循環，直到一個破壞性後果出現，一切暫告結束。

這就是我最初的問題：純潔完整和時間。它們互為里表，像我的命運一樣。它們甚至不是我面對的，即不是一個對象，而就是我自身的情緒或情結，是在我的生命中流動着、纏繞着的神秘之域，真實地牽動着我的整顆心的焦慮。

這種焦慮隱含追問無限的渴望，它或許可以激發生命的激情，因而可能孕育尋找新的東西生成的契機，但更多的時候卻給靈魂帶來不堪其擾的糾纏。

企求極高的心，總是要求完整，要求純潔，乃至要求到這樣的程度，寧可破壞或放棄。

因為事實上，這種幾乎絕對的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或許它作為高懸的目的對人生有無限希望的意義，但它實際上僅是一個觀念，因而只具有觀念的意義而已。在事實的世界中，在每一件事的具體處理上，當這種觀念的意義一旦被當作現實的尺度時，錯位和失誤簡直不可避免，於是任何微小的差錯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哪怕一點小小的差錯也會破壞了純潔的完整的要求。這差錯是不能容忍的。它愈是微小愈是不能容忍。它必然造成強烈的惋惜和悔恨。這強烈的惋惜和悔恨同時就會強烈地誇大小小的差錯，而造成更加強烈的惋惜和悔恨。這是一種迅速擴展的惡性循環。

因而純潔完整已經成了無法承受的負擔。不破壞它不能維持，然而破壞了它同樣也不能維持。這就是我生存的困境。

它最集中地體現在時間感覺上。

我也說不上我已浪費了多少時間。

從小學到中學，高一還沒讀完，我就像我的所有同代人一樣，被一場巨大的風暴捲入社會。革命使任何屬於個人的時間都消失在了時間的總值，或更準確地說，消失在了社會時間中。

緊接着，是席捲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人一生最寶貴的年華，我是在窮鄉僻壤度過的。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轉換中，每一天就幾乎是頭一天的重複：天沒亮起床，燒火、弄飯、上工，中午吃一頓極簡單的午飯，然後再上工，天快黑了收工，晚上八九點鐘吃晚飯，收拾完就該睡了。唯一不同的，是每天上工的內容，即活路，它全然受季節和氣候的影響。在中國幅員廣闊的農村，千百萬人這樣生活着，那是真正的集體的行動。對於我來說，只有讀書，是屬於個人的，但這屬於個人的讀書只能擠睡眠時間——每天深夜在煤油燈下坐幾小時，甚至通宵達旦……

而後我有幸進入那個窮鄉僻壤的“最高學府”，我以為我終於能名正言順地用白天整塊的時間讀書了。這個名正言順的需要，不僅是為著別人，更重要的是為了自己。我需要自己支撐起自己的理由——在那樣一個以勞動和革命（勞動也是革命）為唯一美德的時代，讀書是需要理由的。但那裏仍然是勞動和革命，仍然是集體：集體開門辦學，集體勞動，以及各種沒完沒了的集體活動。時間是別人安排的，宿舍被各種年齡、經歷、性格的同性別同學擠得滿滿的，用不着操心，更沒有空閑讓你逗留於你自己選擇的書本中。更何況，那時能選擇的書是那樣地少得可憐！

1979年，已近而立之年的我，才真的又走進了學校，真的開始讀書了。我說不清在13年前匆匆離開中學到13年後又奇迹般地跨進大學研究生班這之間漫長的歲月給我留下的得失究竟應如何評價。但有一點清楚地擺在我面前：我的心力已無法承受多方面的時間錯位給我帶來的整個生命的緊張感。

與小學、中學時代相比，這已是全然不同的讀書。它的時間要求已不在“不能遲到”的純粹外在形式的約束上，而是傾注在每一個單位時間內在的密度中。它是一種真正內在的緊張感，因而它的被追逐的恐慌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

於是無論在日常的瑣碎中已經拋灑了、還要拋灑多少時間，在內心的要求上，時間已經緊迫到了沒有時間的地步。

這“沒有時間”有兩層意思。

日常語言的意思：

我沒有時間了，一分一秒也不能放過。因為這一分一秒都是我的要求和期待。我已不能忍受任何微小的損失，只要被外在的時間打斷一下，心理時間便飛逝而去。

再一層意思是解釋學的：

時間呈凝凍狀態——沒有時間的流動，時間停滯了。換句話說，時間的延續以停止的形式出現。這時內心充滿着使這樣一種時間具有永恆性、永駐性的渴望。

生命的緊張感就這樣造成了一種心理病。

這種心理症的直觀表象即內在時間和外在時間的失調乃至脫節。內心時間因為期待或全身心的投注，可以無休止地停止或分秒不能放過。而外在的時間卻在均勻地流逝。換句話說，那被外在時間所包容的日常生活的關係和事件，會不斷地打斷內心時間的期待和投注，而造成在自我加強中不堪忍受的緊迫感和緊張感。

這裏，心理時間似乎取得了一種絕對的地位或尺度。心理時間，事實上是無限的。正因為它是無限的，所以實際上任何有限都會使它失去從容。它導致了一種對外在時間的忽視，即一種極度緊張中的鬆弛、一種過分期待中的放棄。

我終於發現，在心理時間中耗費的時間，累積起來已是驚人的數字。當然有獲得，但畢竟那獲得充其量只是心理財富，它們還沒有轉化為外在的時間，以可見的形式，一點一點地鞏固下來，即構成一個個有意義的事件。

也許只是在瀕臨絕望時我才懂得：重要的是把內心時間轉化為外在時間。這是充實和升華。因為內心時間是無限的、抽象的、無法滿足也永遠不可能滿足的。它是造成無限度緊張的根源。它將情緒整個地調動到對時間本身的感覺上，使意志癱瘓於一種完全封閉的內心彌散狀態。那是一種想像的自溺。

內心時間向外在時間的轉化，才能使內心時間獲得可感覺的直觀形式而使內心時間得到保證，以恢復更深刻的寧靜、踏實。

也就是說，不要空洞的、事實上是空洞的想像，因為它是無止境的苛求。

要投身到現在時中去，投身到有限性中去，投身到內心時間的直觀形態中去，平凡得混沌的事件，才是比想像更堅韌的真實。

二、生命的斷裂

人一生中，並不是每一時刻，生命，都在生命凝聚起的整體感覺之中。

生命原本是破碎的。它的各種需求把它分割在衣、食、住、行，社會歷史乃至文化的各個層面上，構成一種具有包容性的日常的世俗生活。

並不是一抬手一投足都具有意義或能賦予意義。

放棄對意義的追求是平庸。一抬手一投足地追求意義卻是一種不真實。

但我長時間地無法弄清這之間的界限。

或許是我們這一代人特殊的經歷和歷史責任感使得我們對“意義”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和親切。我們是在追求有意義的生活的文化氛圍和歷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但我們失去的是太多了。在紛繁的歷史事件的千變萬化和轉瞬即逝中，“意義”幾乎是以同樣的速度流逝着。

而立之年早已過去，不惑之年即將到來，伴隨的卻是依然不成熟的困惑。這種困惑在時間的追逼下已成為一種無所措手足的困境。

我不知道我究竟要什麼。

我只知道曾有過的感覺——

我從無邊的黑暗走來

向無邊的黑暗走去

只有想像投射給我一片光明

我就這樣走着，憑藉著想像的光明，彷彿走了幾個世紀，但終有一天，我會問自己，那投射給我光明的想像究竟是什麼呢？

我經常一個人獨自站在窗口，白天，夜晚，看窗外紛擾的人群或燈火。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站着，這樣如期待般地注視，隔着透明卻不可逾越的玻璃。在這玻璃之外，人群或燈火是那般遙遠，像是一個不真實的存在。我只是這樣固執地站着，彷彿冥冥中，有什麼在呼喚着我。

真實和不真實這樣地混淆着，我常常分不清是我自己不真實還是生活不真實。生命如同斷裂了一般。

對終極事實的迫索和對意義的追問——它們常常就是一件事的兩面——已成為一條旋轉的繩索，似乎只要有一根頭髮卷進去，人就整個地卷進去了，陷入一種沒有出路的糾纏，一種彷彿是被拋出去了的旋轉。在這種瘋狂了的想像中，人只想馬上停下來，於是死便成了顯示自己意志的唯一可能，因為死完全可能是自己選擇的。多少次，我對自己的想法着了迷。總有什麼事實，是我無能把握的，總有什麼意義，實際上是無意義的。死從虛無的背景上凸現出來，成為唯一真實的、可觸摸的存在。

是在哪一個白天，中午，在女研究生的集體宿舍里，我突然陷入了死亡的想像，我寫了一首題為“死”的詩，這時午休后的音樂正突兀地響了起來，我的一位同學問我做什麼，我說：你猜。她脫口而出的竟是勞倫斯的詩句：“我們還沒有開始好好地生活/就要死了……”

死困惑着我，不是因為它有什麼意義，就是因為它真實。或許在有些事實面前，對意義的追問是沒有意義的。我就是被一個事實阻攔着，不能跨過去。

這時我才明白，有些事實與意義之間真實地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事實的問題只能由事實解決。（哈姆雷特的問題才真正成為一個問題：活，還是不活？）死以其不可置疑的真實性證實了生活中有許多像死一樣真實的事實是無須附加給它們意義的。它們存在着，像自然一樣自然，像風、像雲，像落下去又升起的太陽、月亮，像江河湖海，像腳下豐腴而堅實的土地……

這就是生活的世俗性，是人的皮肉朝夕摩擦的沉淪狀態，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事實。它的意義正在於它的無意義，在於一切意義實際上都是從它之中產生出來的。

我彷彿做了一個真實的夢，在漫長的飛行、旋轉后突然墜落到一片濕潤的土地。沒有任何外在的奇遇。只是剎那間一種油然而生的溫暖緩緩地上升，使墜落變得踏實而安詳。幾個世紀的疲勞消失了，我的被問題追逼得驚恐的靈魂在墜落中第一次獲得了一種深刻的寧靜感。當我忍不住說“在夢中脫落的羽翼覆蓋著我/我不再飛翔/也不再渴望飛翔”時，時間的鎖鏈在那一刻是真實地破碎了。

對意義的追問其實是和時間的感覺緊密相關的。它同樣是一種單一單向的目的性的行為，即黑格爾所說的“單調的無限性”。而能夠打破這一自為的緊張感的，是一種轉換，一種在空間層次上展開的更豐富、更渾厚的關係。

只是在這時，在體驗了墜落以後，我才懂得了空間，或許應該反過來說，是懂得了空間才使我體驗了墜落。

不管怎麼樣，在這裏，起作用的，是一種直觀，它超出了時間的地平線。

在人的生存中，空間是比時間更基本，因而也更平凡的。

沒有時間的注入，空間固然只是一團原初的混沌，但沒有空間像地心引力一樣地拖住時間，時間說就會飄浮得漫無邊際。

正是在通過原始地返回而直面存在時，人的時間性的生存，才在自然之光的邊緣觸摸到了厚重得明亮的黑暗，那是如神秘的無一般混沌的空間。

一個文明人，或許更注重的是時間，時間不僅是邏輯賴以延伸的根據，而且是想像賴以延伸的根據。或者換一個角度說，一個文明人的邏輯和想像，無論怎麼豐富，都是在時間層面上展現的。所謂邏輯空間，所謂想像的巨大跨度，實際上只是人與宇宙的混然整體的無數可能性中的一種可能性的擴展。它充其量是文化的一種發展形態。

回到空間性，就是回到偶然，回到包孕多種可能的機遇，回到自然狀態，回到托負着時間的存在本身。

三、本質的還原體

多少世紀了，人們習慣了用一個文明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原本是文明的創造物。它聳立在自然之上，以致人們常常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純粹的自然。

那著名的“原野上的鐘聲”就是一個例子。

在荒蕪的原野上，在人跡罕到之處，當一個獨行的人以為他終於遠離了文明的時候，悠然地，傳來了隱約的鐘聲。這鐘聲，作為人的創造物，一下子就打破了純粹自然的幻覺，給彷彿在寥廓蒼茫中凝固着的自然帶來了一個動蕩不安的非自然的因素。

人是多麼容易遺忘，在人的世界中，最自然的，原本應該是人自己。人創造一切，用技術提供的物質實體改變自然，卻永遠無法甩掉自己作為自然之子的原始之根。人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自己原始的需要，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原始的情緒。無論文明的果實怎樣層層地覆蓋起最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最時髦的現代服裝，都掩蓋不了也代替不了生命自身的活力和光彩。

生命就是自然，同自然一樣深邃，一樣浩渺，一樣充溢着原始的魅力和神秘。

哲學總在回答人是什麼。整個哲學史都試圖賦予一個最高者、中心者，並給予規定，即用一演繹一切，或從一切中歸納出一，在邏輯空間中無休無止地複製時間的各種形態。

直到尼采、克爾凱廓爾提出生命哲學，哲學才第一次回到它的真正始基，將哲學的視野從非自然性差別轉移到自然性差別，關注生命的不可重複性，關注生命的此時性。

這是一個尋求人的非自然差別的消失過程的哲學歷程。正是人的非自然差別的消失過程以非優越狀態、無中心主義，突出了空間的問題，突出了人的自然差別即男人和女人的差別——一切生命現象中最神秘的現象。

我沉迷於尋求人的自然差別。雖然這個問題的突出連帶着人的非自然差別消失的深闊背景，這背景遠遠超出了我的視野，我也實在無法顧及了。

我只是一個女人而已。

因而當我試圖去理解現象學的還原時，在我的直觀中，那撇開觀念的簡單事實即讓人回到人的自然性。而這種“還原”的最本質的還原體可以說就是“女人”。

作為生命現象，這“女人”，當然不復是一個社會化的概念，即既不是一個被男人奴役的工具，也不是一個為女權奮鬥的工具。毋寧說，它已蛻去了社會化的軀殼，用特殊的方式在與男人的差異中顯示着人或生命作為人或生命整體的無限豐富性。

女人是母性的，母性意味着原初的混沌。

女人是生殖的，生殖意味着從原初混沌的破裂處擠壓出新的生命。

問題在於，女人是母性的、生殖的特點，在男人和女人的分裂狀態中，只是現實的可能性還不是現實本身。換一個角度說，倘若單一地強調女人的原初性、強調女人在空間中的混沌一體而找不到生動的轉換形式，這“還原體”就失去了還原的可能。這生動的轉換形式就是表達，是生命呼喚的互答和融合。

男人是不乏他們的表達的。無論是哲學，無論是詩，無論是繪畫，無論是音樂……男人的表達在一代一代的銜接中構築着炫目的語言的世界。

男人和女人的分裂，是語言和語言本身的斷裂，極而言之的，也可以說是語言和思的斷裂。

語言原本是思的脫穎而出。

這裏，思不是思辨，即不是反思、后思、深思，亦即不是一種達到客體反觀自身的認識方式。一旦變為這種認識方式，思就在思的單一的間接性中失去了混沌也失去了生命的張力。

思，毋寧說是把自己和世界、把人和宇宙作為一個整體來體驗着的領悟。它是沉入的混沌，一切越出的可能性都糾結在那裏。

在那裏，新的生命正在悄無聲息聚集中聆聽着命運的召喚。它的真正脫穎而出永遠連帶着無法穿透的虛空。

但沒有語言，思便純然是一個不可言說的神秘。

語言就是表達，是思成形結胎的生命形式。

男人是思的間接性。他構造一個語言世界，在反思、后思、深思這世界中把握自己。這反思、后思、深思往往落入理性的矯飾。

女人是思的直接性，她的單純的生命力在社會文明硬結的外殼下窒息、萎縮，失去思的本真。這是語言的失落所導致的思的失落。而反過來，思的失落才導致語言的分裂，語言的邏輯化與理性的工具化才成為世界的主宰。

因而，如果說語言是人的存在方式，那麼女人的獨立取決於女人在思和語言的結合中獲得獨立的心靈世界和表達方式。唯有這種獨立，才有與另一個心靈世界和表達方式的互答和融合。否則，一個空洞的獨立同樣是反自然，不過是另一種反自然罷了。在女權運動的旗幟覆蓋下，我們看見了。

這就是男人和女人無論在生命的哪一種展示形式中都糾纏着的命運。強調差異是為了顯示整體，顯示整體的不可分割的生命。

四、生命攸關的表達

許多年了，在與時間和純潔完整糾纏不休中，我懂得了沉淪，懂得了墜落，懂得了空間。我終於在文明的重壓下舒展了我的身體，讓生命的感覺像復蘇的大地孕育的種子一樣，充滿期待破土而出的單純的痛苦和歡樂。

女人，你原本就是如同陷阱、如同深淵、如同沼澤地似的用惡的無限性充實着的空間。或許只有回復到這樣的空間，感覺、情緒，象徵、隱喻，夢想、詩，永恆、瞬間，性愛、死亡，乃至悲劇……才在混沌的包容中獲得了原初的、具有生殖力的意義。

它們都不復是單一的問題，而是人的糾葛着的情結，是文明永遠無法掙脫的原始的痛苦。

我是女人，我才能夠說，在一個女人的思索與感覺中，所有這些問題已沾滿血污，無可挽回地失去了男人的理性的純正。因為它們已不再是邏輯或想像的鏈條上的一個環節，不再是一種連續性的結果，而是在深深的沉落中變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團。每一個問題都連帶着另一個，每一個問題都和原始性相關，每一個問題都在生存的困境中成為一種身體性的承受，在多種可能的界面上，它一旦超出承受的限度就可能攪成瘋狂。

我無法訴說這種思索與感覺的沉重。

我無法訴說這種思索與感覺帶給我的神秘的命運感。

但我必須表達。還是什麼時候讀書時抄在筆記本上的一節詩——“關於樹葉的哭叫”：

在幻想的貧乏中，再沒有比這更悲慘的

它們只不過是縈繞耳際的聲音

存在於自身中，直到最後

這哭叫不為任何人所聆聽

我一度已將這節詩忘記了。我甚至已不記得我是什麼時候讀什麼書時將它抄在筆記本上的。現在它突然震撼了我，因為它表達了我此時渴望表達的苦惱。是的，不為任何人所聆聽的哭叫是最悲慘的。問題不在於它是否真的被別人聽進，而在於它只是在體驗的自我沉溺里縈繞在自己的耳際，從來沒有變成過真實的聲音。

於是表達成為生命攸關的，不僅在理論上，而且也在我自己的經歷中。

許多年了，我讀悲劇，從古希臘悲劇，到莎士比亞的性格悲劇；到易卜生的日常生活悲劇；到梅特林克；到貝克特……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我是那樣全身心地沉浸於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劇里，從《玩偶之家》到《培爾·金特》，從《羅斯莫庄》到《咱們死人醒來的時候》……我曾不能自已地告訴我的朋友：在中國，我不寫易卜生，誰寫？

這裏無所謂對自己的褒貶，嚴格說，這只是表達着一種情緒罷了，一種從痛苦的經歷中生長出來的瀰漫著我的整個生存的情緒。

讀易卜生，幾乎用不着尋找迷人的內心世界，每一個瞬間都在心靈現實的收縮和釋放中成為敞開的遮蔽。原始的衝動和超越的激情使鋪陳着的日常生活籠罩着神秘的氛圍，充溢着生命的張力。於是兩種節奏一起搏動：一面是流逝着的悲劇性的日常生活，它散漫而無目的；一面是凝聚着的日常生活的悲劇性，它的無目的的目的性造成了一種自為的緊張感。

一個內心為純潔完整、為時間性所糾纏的人怎麼能不這樣地感應着撲面而來的充滿空間感的節奏，如同應和着一個共着生命的呼吸。

易卜生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在於他是用靈魂的呼喚將女人從熟睡或沉淪中喚起的。於是無論他的戲劇鋪陳出怎樣豐富的外部世界，觸及何等敏感的社會問題，都有一個女人應和着他，用整個心靈的顫動透露出人的原始的痛苦和期待。這痛苦和期待是無對象的，即不是一個對象的存在。它就在那裏。存在因它而真實，而變成可觸摸的。

具體說，易卜生把人、社會、傳統等外在的歷史關係，全部轉變成了人與自我的心理困境糾纏的界面關係，轉變成了男人和女人纏繞着的命運。

在日常生活的思索和感覺，乃至每一個心理的閃念和滯留中，易卜生的表達幾乎成為我的表達的前語言。

於是“易卜生”，成為一個可以讓理解拚命滲透的領域。

許多年了，不，應該說是整整一生，我都在傾聽着詩的呼喚。

我幾乎是在詩中長大的。

我的父親為詩而受難，也用詩鼓動自己生命的風帆，在死亡的海洋上漂泊，直到黎明。

在監獄裏他為我、為孩子們寫詩，因為沒有紙和筆，只能反覆地吟誦，吟誦到能將整首整首的詩背下來。出獄后，他就那樣一首一首地讀給我聽。我是在詩中記住父親的聲音或在父親的聲音中記住詩的。

在孤獨的生活里，他用詩為我幼小生命承受的苦難尋找歡樂，用詩給我陽光，給我一片想像的蔚藍，給我飛翔至死的祝福。

我渴望寫詩。

我尋找着，許多年許多年。

我終於寫詩了。

因為生命有多麼奇妙，在哪一個瞬間，它才使你驟然落入時間的斷裂處。於是整個喧囂的世界彷彿退隱了，消失了，周圍是如地心般的熾熱、混沌，只有心的跳動展示着生命的活力。但它彷彿不再被時間所羈絆，也不再為時間所託負。你能感受的，只是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你在莫名的躁動和擠壓中全身心地體驗着難以言說的孤獨，體驗着由孤獨延伸出的使整個生命都緊張地聆聽般的期待——期待無中生有，期待獲得一種表達，期待在一次面臨深淵的冒險中發現自然和人的奧秘，期待把自己的生命體驗輻射為一個新的世界。

我寫了，我把紛擾的情緒變成一行行詩句。我的詩純然是女性的，但它分明包含着一個超出女人的視野。我寫“期待”，寫“命運”，寫“墜落”……就像我用其他的文字形式寫“錯位”，寫“期待的無語”……

如果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劇是一個可以讓理解拚命滲透的領域，那麼，我的詩則可以攤開一個滲透着理解的世界。它在這裏同樣是我的表達的前語言。毋寧說，它也是我的自我救治的一種形式，為了走出情緒的沼澤，為了從語言的覆蓋和命定的遺忘中掙扎出每一點生命的可能。

1988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