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承擔與“不敢”的限度
世俗的承擔與“不敢”的限度
讀過池莉的《怎麼愛你也不夠》后，心裏只是留下了一種很親切的感覺，並不真的想說什麼，往往讀這樣一類出自女性親情和愛心的文字都如此。但隨後讀池莉的另一篇散文《不敢與你同哭》，卻挨住了，像是被着什麼牽累地扣留……
《不敢與你同哭》是用自己或自己經歷中的朋友的眼光寫“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或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她或它留下雋永的記憶，因為曾深深地進入過一代人在創傷和冰凍后復蘇愛和溫暖的經歷。誰知道它還引發過多少故事、多少事件、多少隱秘的歡樂和痛苦。只是人們不直接說罷了，因為“愛是不能忘記的”所擁有的一次性的生命已被張潔的文字永久地立在了那裏。我在那裏同你、同他（她）相遇、相知、默契，即使我一無所有也因此擁有“愛是不能忘記的”雋永的記憶。
但為什麼是“不敢與你同哭”，“不敢——與你——同哭”？“你”，當然是特指，但不能泛指一般的“他人”嗎？我真的敢與賣火柴的小姑娘同哭？我怎麼敢了？
不說是誰，我畢竟有了“不敢”的限度與敬畏。
於是“不敢與你同哭”或許同“愛是不能忘記的”一樣，是一個警戒，一個讖語，一個可以引申、可以擴展、可以讓你注入生命的體驗的命題。它只要在一種語境中站立起來，就可能觸動、引發另一種語境，彷彿字、詞、句子會自動地聚攏在另一種留下了你生命印痕的語言空間中。
而我更看重的，是“不敢與你同哭”作為一個警戒、一個讖語隱含的問題。因為我更看重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作家尤其是一個女作家對“有限性”的領悟。它才是文字立起來的不可缺少的超驗的背景。
說到超驗，我不能不提到法國女哲學家、宗教思想家薇依。我敬重薇依，就是因為她在拒絕入教的同時——或者就是用拒絕入教的方式——確立了“他人”的不可扼殺、不可混淆、不可置換的地位。她由此用她的文字展示的后宗教的超驗的眼界，具有驚世駭俗的意義。
“不敢與你同哭”中的“你”可以特指也可以泛指“他人”，總之是“我”的有限性的界限。有了這個“他人”，我的有限性的生存就不再可能是獨斷的、自行其是的，我的痛苦也就不可能是任意喧嘩的、誇張的。這裏有兩個區分出的限度：一個是痛苦本身的個人性；一個是自己本身承擔的閾限。個人痛苦是個人自我意識的權利，它其實是不可替代、不可剝奪甚至不可慰藉的。因而這裏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為了讓出空間和時間，使承擔者不逃避、不轉嫁、不遺忘自欺而在反省中自持為能在者。
問題是人們能嗎？有多少人能？
“愛是不能忘記的”曾贏得過一個時代，但似乎只是一個久遠的時代。因為後“文革”時期直到今天，從政治的遺忘到經濟的遺忘，到了危機的地步，人們已感到它不上口了，而且在調侃中顯得傻氣。說者要不心虛就得帶點反諷的味道，以堵住聽眾嘲笑的口。然而它的真誠愈是流失，它的警戒愈是持久。
“不敢與你同哭”，大概不會像“愛是不能忘記的”那樣，一下觸動多少總有一點的渴望。它要隱藏得多，而且多半隱藏在只有個人可以反省的個人的心底。在那樣一個脆弱的支點上，生命必須忍受的沉重經由它的敏感而有“限度”地顫慄。
“不敢與你同哭”有“愛是不能忘記”的愛，也有愛所沒有的距離。但它不是冷漠，而是對限度的敬畏。
在表述上，“愛是不能忘記的”用的是直呈式判斷，“不敢與你同哭”卻用的是在退讓與否定中表達的祈使。愛是正面的，哭是負面的。對一個負面的不幸能表達謙卑的祈使，在語感啟示的語境上，無疑更接近宗教的虔誠。因而在我的聆聽中，它更遺忘得久遠了。
池莉在中國被譽為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人物。這裏不談“新寫實主義”，因為對諸如《煩惱人生》這樣一些有着很大概括力的小說也許不是可以簡單地歸類、界定的。但可以描述池莉小說的一個特點，即她的小說中的大多數文字是更傾向於社會化的或社會層面的；然而又不是重大的社會問題，而是世俗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最瑣碎人心靈又平淡到無趣表達的生活本身。彷彿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用一種麻痹的、被習慣磨得粗糙了的形式，小心地保護着心靈深處那一點明亮的固守。
瀰漫在現在文壇上的世俗化、物質化甚至慾望化的東西，其文字分量的差別在背景上。這背景即引導這文字超出世俗、反省世俗的不敢同流的敬畏。當然它的前提是能夠將世俗承擔起來。這承擔是和有限性相關的。
人唯其有限才有超出有限的崇高，也僅止有限的崇高而已。它是世俗本應承納的尊重。世俗並不與崇高相對，它只是反對對崇高無限的神聖化，而這種神聖化是一種最壞的世俗性，它正是世俗鄙棄世俗面閹割世俗的變態心理。我們需要治療它的虛假性，而不是用鄙俗的形式以褻瀆神聖為能事，以致連世俗本身應有的崇高與尊重也一起玷污了。要知道這種肆無忌憚恰恰又是對神聖崇高的邪惡的貪戀，甚至還是一種預謀即召喚神聖崇高的捲土重來。歷史就這樣陷落在兩極震蕩的無聊之中。
然而在平凡的世俗中有一道閃光照耀着厭倦重複的思索：不敢與你同哭。有了它，我才能給《怎麼愛你也不夠》一個更寬闊的理解，那是對一個女人在歷經不願示人的痛苦后自然流露的感恩的幸福感的理解。
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