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萌萌在“文革”中
序二：萌萌在“文革”中
蕭帆
第一章
1966年，萌萌17歲，是武漢師範學院附屬中學高一（3）班的學生。
那時萌萌是武師附中最引人注目的學生。她的數學和外語都很好，語文總是全班第一，作文經常被拿到高年級去當作範文。萌萌能歌善舞。她領銜的孔雀舞在武師全院引起過轟動，她飾演的孔雀公主形象多年後仍被人們津津樂道。萌萌的乒乓球也打得很好，她曾代表附中參加武昌區的比賽，名列前茅。萌萌出生於書香之家，從小手不釋卷，打乒乓球的間隙也不放過看書。萌萌特別喜歡詩朗誦。還在牙牙學語的時候爸爸就教她讀詩，詩歌從此伴隨了她一生。附中和師院組織的聯歡晚會上，萌萌的詩朗誦總是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由於幼年時的家庭變故，萌萌是早熟的。破碎的家庭生活在她與生俱來追求完美的心靈上刻下了無法癒合的傷痛，但不易察覺的憂鬱眼神並沒有稍減她典雅的氣質。無論在什麼場合，萌萌總是溫文爾雅，落落大方，有着很強的親和力。她身邊總有一群快樂的女生，像鳥兒一樣飛出飛進。萌萌也是高傲的。男生們背地裏都稱她“校花”，愛慕者、追求者不乏其人；她在男生面前則是彬彬有禮卻又凜然不可侵犯。
“文化大革命”風暴來襲，萌萌的境遇完全改變。
萌萌的媽媽魯開先是師院附中的校長，繼父李成文是師院的院長。運動一開始，他們兩位都被打成了“走資派”，在武漢師院和附中均是重點炮轟對象，遭到多次批鬥。
萌萌的爸爸曾卓是一位詩人，1938年參加中共，1949年武漢解放時任中共武漢市委宣傳處處長、《長江日報》社副社長和武漢市文聯常務副主席。1955年5月胡風案發，他被毛澤東點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與胡風同一天遭到拘捕，關押兩年後下放農村勞動改造。1961年曾伯伯被安排在武漢話劇院做編劇，這期間他創作的話劇《江姐》在全國上演后獲得好評。“文革”中曾伯伯又被下放農村勞改，還被關進“牛棚”，大會批鬥，再次投入牢獄。
學校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批判李院長和魯校長的最多最醒目，而萌萌則被拎出來作為他們培養走“白專道路”後代的典型。毛主席點名的大“反革命分子”曾卓是萌萌父親的事實也被披露出來，沸沸揚揚。一夜之間，萌萌從眾星捧月的貴族公主變成無人理睬的黑幫子女；友好、熱情和羨慕的目光為鄙視、冷漠和閃爍迴避的眼神所代替。她陷入了可怕的孤立。
私下裏萌萌也曾暗自落淚；但是面對怪異的眼光，她依然那麼高傲，特立獨行，依然凜然不可侵犯。
校園裏的氛圍如此不堪，我便拉上萌萌到外面去看大字報。大字報最多的地方是湖北大學和武漢大學，幾百米長的大字報欄上貼滿了各種揭發批鬥的大字報、漫畫和來自北京的小道消息，人頭攢動，熱鬧非凡。當時從北京傳來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轟動一時。這幅血統論對聯成為“紅五類”學生排斥欺壓非“紅五類”學生的理論依據，一些“紅五類”還索性把橫批改成“絕對如此”。有一次，在湖北大學一張鼓吹這副對聯的大字報上，萌萌在“絕對如此”旁邊批註“未必如此”，引來不少人圍觀，有人贊同有人反對。幾個紅衛兵圍住她，氣勢洶洶地質問她是什麼出身，萌萌也不示弱地說：
“革命幹部！”對方的口氣軟了一點，問她為什麼這樣寫。萌萌反問道：“恩格斯家裏是資本家，毛主席的爸爸是富農，你能說他們是混蛋嗎？”對方聽了一愣：“你造謠！”萌萌說，你看過蕭三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嗎？看過梅林的《馬克思傳》嗎？對方啞口無言。人群中有人叫好，引來更多的人圍觀。萌萌索性繼續說下去，什麼陳勝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毛主席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要警惕帝國主義把復辟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等等，說得掌聲四起，而那幾個大學生則不見了蹤影。鑽出人群后我對萌萌說，你很大膽啊，說是革命幹部子女。萌萌說，爸爸不是反革命，他是三八年的老革命，你看他們那個架勢，不這麼說能行嗎。萌萌從不以革命幹部的子女自居，除了這一次，我再沒有聽她說過。
還有一次也是在湖北大學。那天晚上該校辦公大樓前搭起一個燈光講台，被張體學稱為“南下一小撮”的北京學生與湖北大學的紅衛兵激烈地辯論“懷疑一切”，台下黑壓壓站滿了人群。
“懷疑一切”這個口號是“南下一小撮”從北京帶來的，與當時武漢保守派紅衛兵喊出的“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口號針鋒相對，成為“文革”初期武漢紅衛兵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分水嶺。與“南下一小撮”辯論的那個武漢保守派紅衛兵連珠炮似的發問：你懷疑毛澤東思想嗎？懷疑你自己嗎？懷疑地球圍繞太陽轉嗎？
北京學生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否，繞了一大圈也沒有說清楚。我們替北京學生干著急，和周圍的人們議論紛紛，他們聽我們說的有理，慫恿我們上台去解圍。我拉着萌萌跳上台去，卻結巴着說不出話來。萌萌見狀走上前問武漢大學生：
“你懷疑地球圍繞太陽轉嗎？”
對方看了看她不屑地說：“當然不懷疑！”
“為什麼不懷疑？”
“小學生都知道，哥白尼發現的！”
“你上小學以前呢？哥白尼以前的人呢？”
對方一時語塞。萌萌接著說了一氣：沒有懷疑就沒有思考；懷疑是認識的起點而不是終點；毛澤東思想也被懷疑過；你沒有懷疑過自己就不可能成為大學生，今天也不可能站在這裏，等等。萌萌最後大聲說，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懷疑一切就是這個意思！台上“南下一小撮”的學生們鼓起掌來，台下也響起掌聲，還有人高叫對方下台。那個北京學生問我們是哪裏的，還寫下自己的名字塞給我們。鑽出人群后，我們跑到湖北大學對面的小餐館裏美美地吃了一頓鍋貼餃子。
進入9月份，“紅海洋”席捲武漢三鎮。到處都是紅色的標語和旗幟，毛主席的紅色語錄刷滿大街小巷，“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震天響。中山公園、盧溝橋路、亨達利鐘錶店、品芳照相館、曹祥泰副食品商店改成了人民公園、紅衛路、新時代鐘錶店、東方攝影店、工農兵副食品商店，許多人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向東”“衛彪”“永革”和“興無”。佩戴毛主席像章成為時髦的風潮，有人甚至把像章直接扎穿皮肉別在胸脯上以示忠心。從這個時候起，萌萌就再也沒有佩戴過毛主席像章，她不喜歡人云亦云，更厭惡淺薄的庸俗化。事實上我不記得萌萌什麼時候佩戴過毛主席像章；唯“紅五類”才有資格佩戴毛主席像章時，她已經從“紅五類”被打入另類。
事態的發展進一步惡化，“紅海洋”變成了“紅色恐怖”。街上出現紅衛兵剪頭髮、撕裙子、剁高跟鞋的現象，同時興起了抄家、砸四舊和掛黑牌遊街的風潮。首當其衝的是那些黑五類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大街上不時可以看到一隊隊紅衛兵押着他們遊街示眾。示眾者胸前掛着“不法資本家”“老右派”“反動權威”“歷史反革命分子”等黑色示眾牌，有的頭戴紙糊的高帽，有的頭上倒扣一個污穢不堪的痰盂。長江大橋上投江的人多起來了，長江下游那個叫陽邏的回水灣，打撈屍體成了興旺的職業。有一次在武昌司門口，一幫紅衛兵把抄家的書籍、畫報、西服、洋傘等等當街焚燒，那家的女主人被剃成陰陽頭，罰跪在火堆旁邊。萌萌發現跪着的是一位認識的阿姨，掙脫我的手擠進人群去攙扶她，還與那幾個紅衛兵辯論，差一點也被他們抽皮帶。
萌萌惦念爸爸的安危，執意要去找曾伯伯。那時曾伯伯一家住在漢口首善里14號。弄堂口有一個公用電話間，由居委會老太太值班照守，是去曾伯伯家的必經之地。萌萌貿然走進去，勢必會給曾伯伯一家帶來麻煩。想來想去只有蹲守曾伯伯出來。萌萌和我在一個大清早趕到漢口，我在首善里對面的早點攤子旁守候，萌萌則去一元路電車站等待。我慢慢地吃油條喝豆漿，一直等到早點都收攤了，也不見曾伯伯出來。第二次我們挑了個星期天的早上，當我吃到第三根油條的時候，終於等到曾伯伯出來。看他來到早點攤子旁站隊買油條，我站起身走到他前面插隊進去，回頭沖他一笑，曾伯伯見是我吃了一驚。我隨即向一元路走去，曾伯伯在後尾隨。快到電車站時，萌萌離開人群欲迎又止，曾伯伯快步走上前去，兩個人緊貼着交談起來。我遠遠站着，看有沒有人跟蹤。回去的路上萌萌告訴我，爸爸所在的話劇院鬧得也很厲害，也有紅衛兵來要揪他去批鬥，不過居委會的人對他還算客氣，只是叮囑他不要隨便出門。爸爸說，“破四舊”“立四新”，傳統的東西不一定都是壞的，時興的東西也不一定都是好的；燒掉那麼多書，太可惜了；我們年輕時也是鬧革命的，但決不會這樣胡亂打人，被打的可憐，打人的更可憐。爸爸還說，這次運動看來和以前的不同，上面說要批鬥“走資派”，下面卻大抓地富反壞右，上下脫節，究竟怎麼樣現在看不清楚。要我們冷靜觀察不要衝動，還要我們不要為他擔心。
第二章
毛主席接連八次檢閱一千多萬紅衛兵引發了全國大串聯，到11月初，校園裏已人去樓空。萌萌和我都不是紅衛兵，輪不上也不想去趕熱鬧。我哥哥是三十三中學高三學生，他約我和萌萌一起去韶山。我們三人來到武昌火車站，擠上了塞得如沙丁魚罐頭般的火車。在長沙和韶山轉了一圈后，哥哥還想去北京參加檢閱，萌萌不願意去，於是我和她一起繼續南下來到廣州。
廣州串聯接待站把我們安排到華南工學院，我們除了看大字報，也常常跑到市區去逛街。有一次我們在火車站附近遇到一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高舉“我們要找趙紫陽”的巨大橫幅，落款是“全國124所大中學校革命師生”。趙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我們出於好奇隨着隊伍一路前行。天色漸晚時，來到廣東省委大院的一塊空地上，幾百人席地而坐，繼續高呼口號。為首的幾個學生站在台階上，其中一個手持話筒，徵求大家對廣東省委的要求和建議。人們七嘴八舌亂鬨哄的，主持者就叫大家寫紙條傳上來，他念一個大家表決一個。萌萌也寫了一張紙條，大意是反對經濟主義，不要把重點放在要火車票和自行車上面。大部分人都舉手通過。主持者與身邊的人耳語了一下，高叫寫紙條的同學上台來，萌萌走上前去，其中一人認出萌萌，熱情招呼，原來是不久前在湖北大學辯論“懷疑一切”時的那個北京大學生。他向其他人介紹了萌萌，並讓我們參加討論與趙紫陽談判的要求。
將近入夜，趙紫陽和中南局的金明、李一清、李爾重等人終於出現了，人群中響起掌聲，趙的態度也較謙和，直說讓同學們久等了。代表們向趙提了幾條要求，包括提供筆墨紙張、油印機、自行車，安排滯留的師生離開廣州，以及隨時接受革命小將的批判等。趙紫陽都答應了。趙紫陽還讓人送來麵包汽水，他也坐在台階上和我們邊吃邊聊。李爾重聽說萌萌是武漢的，也坐過來主動打招呼；但聽到萌萌的爸爸是曾卓時，又立即走開了。事後我聽曾伯伯說，李爾重曾經是他家的鄰居，當年正是他帶人把曾伯伯抓走的。
萌萌成了“全國124所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駐穗聯絡站”領導小組的成員，在領導小組中是年齡最小的。她參加了幾次與趙紫陽的見面會，地點就在省委辦公樓的一個會議室。主持會議的是北京大學生，他們對廣東省的情況其實並不了解，批判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多半是道聽途說，空洞抽象；趙紫陽話語不多，沉穩冷靜，謙和而倔強。他承認省委犯有錯誤，但不承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議幾乎總是從空洞的批判開始，以討價還價的談判結束；時間則總是從晚上九十點鐘開始，搞到半夜甚至天亮才結束。開頭兩次萌萌還有點認真，到後來就常常坐在後面打瞌睡。
這個由全國各地學生組成的聯絡站是一個非常鬆散的臨時組織，沒過多久就分崩離析了，各地學生們逐漸分成以地域或學校為單位的聯絡站。萌萌和我參加了“武漢大專院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駐穗聯絡站”，聯絡站設在中山醫學院，負責人是華工的大學生。
有一次我們半夜出去刷大標語，中吉普上放了幾桶墨汁和一大桶糨糊，開車的是一個技校學生，結果轉彎時翻了車，墨汁和糨糊潑了我們一身，狼狽不堪，所幸無人傷亡。
我們這個聯絡站做的最為轟動的一件事情是帶頭查封了《羊城晚報》（當時已更名為《紅衛報》），這算是廣州“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廣州各路群眾組織由此開始形成對立的兩大派。12月15日中南局宣傳部發佈通告，表態支持封閉《羊城晚報》，宣佈報紙停刊。這天下午，萌萌和幾個同學去羊城晚報社散發通告，老遠就看見報社門外人山人海，喧囂鼎沸，支持和反對封報的人群激烈辯論互不相讓。我們擠進報社，在小禮堂門口遇到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兒，他立即質問我們為什麼要封報。周圍很快聚集起人群，基本上都是反封派，對着我們七嘴八舌，氣氛緊張。我正要開口辯解，被萌萌扯住。待他們說完后，萌萌大聲說了一句：“封報不是我們的目的！”人群一下子安靜下來。萌萌接著說，今天封報是為了明天把報紙辦得更好。有人質問憑什麼說《羊城晚報》辦得不好，萌萌講述了珠江邊上賣艇仔粥女孩的可憐情況，反問對方《羊城晚報》可以開闢“五層樓下”欄目，為什麼就不可以開闢“艇仔舟旁”？那個頭頭兒的臉色變得友善起來，拉着我們走到禮堂舞台上，要我們對台下的人講講。人越聚越多，還有人大聲提問，萌萌一一回答，還表示回去向上反映。當萌萌說到自己的父親也是老報人，家裏也有很多《羊城晚報》時，人群中發出笑聲。氣氛逐漸緩和下來，我們幾個都鬆了一口氣。突然，那個頭頭兒把萌萌拉到一邊說，趕快跟我走！然後領着我們從後台往報社後門走，說是外面反封派聯絡總站的人聽說帶頭封報的武漢紅衛兵在報社裏，正在往裏沖。我們幾個跑到街上后，一邊慶幸脫險一邊感嘆其實本來可以不必搞得這麼對立。萌萌看了看大家手裏的封報通告說，不要再散發了，全部帶回去。
以後我們又參加了幾次行動，感覺也是五味雜陳。
一次是批判和搶奪王任重。12月中旬江青在北京點了王的名，武漢二司馬上派了若干人來廣州尋找王，名曰“專揪王任重造反團”，要把他抓回去批鬥。身在廣州的武漢造反派紅衛兵自然不甘示弱，力爭搶先一步拔得頭籌。一天晚上萌萌隨聯絡站的人坐上一輛交通車，被一輛吉普車領着在廣州城內兜了好幾個圈子后，來到廣東越劇院的一個小禮堂。我們將做報告的會場佈置成批鬥會的會場，又等了一會，王任重披着軍大衣從舞台後面走進來，大家馬上呼喊口號，王見此陣勢扭頭就走，隨即又折返坐下，好像是在後台被人勸回。陪同王來的一位中南局幹部對我們說，王書記身體不好，陶鑄同志讓我們轉告革命小將，任重同志回廣州，半天休息半天檢查。大家不再呼口號，王也很快鎮靜下來。主持批鬥會的那個大學生所提的問題看似嚇人其實空洞無物，例如為什麼要鎮壓學生運動、怎樣對抗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等等，王從容應答，輕鬆駁回。王寫過一首詩：“韶山風光依舊，人世幾經滄桑。壯志已成大業，何須衣錦還鄉。”主持者質問為何要說“衣錦還鄉”，這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惡毒攻擊。王由此講述了他陪毛澤東回韶山的種種細節和感受，反令我們這些崇拜毛主席的年輕娃娃聽得津津有味。但是這首詩後來傳到北京以後王還是因此吃了不少苦頭。
會議進行中氣氛陡然緊張起來，聽說是“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正在趕往這裏，要搶走王任重。批鬥會戛然而止，王被匆匆轉移。幾天後的一個夜晚，我們又在那輛神秘吉普車的引領下，驅車狂奔，一會衝到這裏一會衝到那裏，最後來到白雲山飛機場。領隊的同學說王就躲在候機樓里，要大家仔細搜尋。此時已是凌晨，萌萌和我困得不行，就在車上睡著了。事後聽說，這次行動其實是被中南局的人耍弄了。他們不希望王繼續留在廣州，情願讓“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把他帶回武漢，對我們使了調虎離山計。
再一次，是參加對廣東省委的奪權。上海“一月奪權風暴”襲來，廣州的造反派聞風而動。我們聯絡站與其他一些組織組成“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宣佈向廣東省委、省公安廳、廣州市公安局等機構奪權。萌萌隨聯絡站的人去公安廳奪權。所謂奪權不過是把公安廳的大小幹部集中起來，宣讀奪權通告，然後到各個辦公室去收繳公章和鑰匙。公安廳的人無奈而順從，學生們則興奮而茫然。忽而又有另外一派組織趕來，聲稱奪權不合法，他們要實行“再奪權”。雙方爭執不下，我方為首的大學生急令同伴抱着一書包公章趕緊溜走。
還有一個滑稽插曲。奪權后不久，阿爾巴尼亞國家歌舞團來廣州訪問演出，我們聯絡站的頭頭兒作為“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的負責人到機場迎接，和對方握手時自我介紹是“廣東省負責人”，阿方團長詫異地看着這個學生娃娃，站在一旁的省委譯員隨即將原話翻譯成“廣東省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孰料這位頭頭兒聽出來了，竟當著外國客人的面訓斥譯員，要他重新翻譯，場面十分尷尬而可笑。
這些事讓萌萌感到無聊以至反感。參加公安廳奪權時，一位長者把我們拉到一間無人的辦公室，自稱是公安廳副廳長，說公安廳內部鬥爭複雜，南下幹部壓制本地幹部，還有美蔣敵特混入，他有重要情況向中央反映。他拿出一封信，說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謝樘忠是他的老戰友，問我們能否設法當面交給他。萌萌對於聯絡站的革命行動已逐漸失去興趣，遂以這個理由離開了廣州。
我們一路扒火車好不容易來到北京，又費了很多周折找到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的所在地三座門，向哨兵報上我們的姓名和來意。一個軍官出來讓我們在接待室等待，一會又出來說謝不在。我們去了三次都是如此答覆。當時正值“二月逆流”，估計是謝不想惹麻煩。我們只得把信交給那個接待軍官，算是交了差。二月的北京依然北國冰封，我們從廣州來更感到冷不可擋。萌萌帶我找到在空軍司令部工作的大舅，加了幾件禦寒的衣服，便匆匆南下回漢了。
第三章
與陰冷肅殺的北京不同，武漢三鎮的“文革”運動風起雲湧煞是熱鬧。先是造反派一月奪權，全市全省大大小小的當權派全部靠邊站，被揪出來批鬥；保守派組織“職工聯合會”也隨之土崩瓦解。然後是造反派之間爭權奪利，分裂為“鋼”“新”兩派，兄弟反目互相攻擊。緊接着是武漢軍區，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接管地方大權，軍代表進駐廠礦學校，與造反派群眾抵牾摩擦。真箇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7日，軍區宣佈武漢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鋼工總”為反動組織，一夜之間抓捕朱鴻霞、胡厚民等四百多名大小頭頭兒。“新”派感到唇亡齒寒，遂與“鋼”派再次結盟，共同向軍區抗爭。保守派群眾趁勢於5月16日宣佈成立“百萬雄師”，擁護軍區鎮壓造反派，高呼“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武漢兩大派群眾的對立迅速升級，大街上人潮湧動傳單飛舞，街頭演講和辯論此起彼伏。待到滿載手持棍棒長矛的百萬雄師戰鬥隊員的車隊在武漢三鎮橫衝直撞的時候，文斗迅速演變為武鬥。進入6月盛夏，整個武漢處在躁動、震蕩、亢奮和仇恨之中。三鎮武鬥愈演愈烈，血案不斷，形勢已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2月中旬我們回到武漢后，萌萌聽說爸爸被抓走了，到處打聽他的下落。一次我們跑到省文聯去，遇到進駐那裏的武漢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團”聯絡站，為首的是半年前認識的武大中文系學生慶元兄。慶元兄賞識萌萌的才氣，勸她留下了來。當時武漢文藝界的一個造反派組織“狂妄師”喧囂一時，文藝界許多演員和作者被他們打成“三名三高”和“摘帽右派”，被整得苦不堪言。萌萌徵得慶元兄同意，以聯絡站名義到武漢話劇院、漢劇院等單位去調查情況，也趁機打探爸爸的消息。受迫害的演員偷偷向萌萌訴苦，還是被“狂妄師”的人發現了。我們勸“狂妄師”的頭頭兒不要矛頭向下整群眾。萌萌說，“右派”摘帽了還是右派，那“解放戰士”還是國民黨的兵嗎？狂妄師頭頭兒說不過萌萌，把她轟了出來，還到處打聽這個梳着兩根辮子的小姑娘是什麼來頭。幸虧他們不知道萌萌是曾卓的女兒。萌萌後來寫了一篇名為《反狂妄師論》的大字報，開頭第一句就是“黑格爾說歷史上的大事通常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正劇，第二次是鬧劇。武漢“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第一次是‘百萬雄師’，第二次則是‘狂妄（雄）師’”，然後逐條批駁“狂妄師”的荒謬理論。大字報張貼在漢口民生路口工藝大樓的櫥窗上，圍觀者眾，幾天之內被支持者廣為傳抄。
湖北藝術學院的二司紅衛兵看到《反狂妄師論》后找到省文聯來，邀請萌萌去他們那兒。二司紅衛兵總部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也設在湖藝，萌萌很快和她們搞熟了。她和她們一起唱歌跳舞，找到了久違的歡愉。萌萌的舞姿也吸引了眾人，包括當時駐紮在湖藝的“新華工敢死隊”。
新華工敢死隊其實是一幫舞文弄墨的秀才，為首的是華中工學院二年級學生魯禮安。武漢軍區抓捕大批工人造反派頭頭兒時，烏雲壓城萬馬齊喑，魯禮安等人冒死貼出抨擊軍方鎮壓工人運動的大字報，標題就是“提着腦袋向武漢軍區一小撮混蛋挑戰”，署名“新華工敢死隊”以示決心。魯禮安和他的文人敢死隊之名由此傳開。
萌萌和我在湖藝附近的一個小食店裏與魯氏（圈內對魯禮安的昵稱）見面，談得很投機。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裏，萌萌參加了敢死隊的一些宣傳演講活動，還參與創辦了敢死隊的第一份小報《激揚文字》。
進入6、7月份，“百萬雄師”在武漢軍區的支持下對造反派加緊武裝圍剿，“三鋼三新”則拚死抵抗。武鬥規模越來越大，死傷已逾數百人。六渡橋大街上陳屍數日臭氣熏天無人敢收，恐怖籠罩三鎮。7月14日毛和周罕見地共赴武漢就地解決問題。18日周向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等人指出“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他們公開檢討。毛要陳再道釋放朱鴻霞等人，屁股坐到造反派一邊來。隨行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則跑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公開表態支持“三鋼三新”。此舉激起“百萬雄師”和支持他們的8201部隊的強烈不滿、委屈乃至絕望。7月19日夜，他們武裝衝進毛澤東下榻的東湖賓館，圍攻謝富治，把王力拉去軍區大院批鬥，混亂中甚至誤打了自己的司令員陳再道。情急之下毛被迫轉移上海，周化裝離開武漢，造成震驚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當晚，數百輛滿載“百萬雄師”暴徒和武裝士兵的卡車在武昌城內鳴笛呼嘯，吼聲震天，全城一片恐怖。一群暴徒舉着長矛衝進敢死隊的駐地湖藝學院四處抓人。正在趕印傳單的萌萌和我聞訊衝出來往家屬區跑，暴徒們在後面追趕，殺聲一片。我們跑過大操場，躲進路邊灌木叢后，一動也不敢動，但見月光下亮晃晃的長矛一路朝灌木叢里戳過來，我連忙叫萌萌往左邊跑，然後我起身往右邊跑去。所幸左邊是幾排平房，有幾個膽大的人開門觀望，見萌萌氣喘吁吁地跑過來，有好心人將她藏進家裏，才得脫險。
20日凌晨，我們轉移到造反派僅剩的幾個據點之一湖北大學，躲進30號樓的一個樓梯間裏。30號樓是圖書館，我們駐紮在這裏時常溜進來找些被封存的禁書看，樓梯間便是我們偷偷看書的地方。在百萬雄師數百輛全副武裝的卡車的圍攻下，湖北大學也被攻破了，槍聲大作，暴徒們提着長矛和大刀挨個大樓地搜查，見人就抓，抓住就打，然後拉到大門口的卡車上，不問青紅皂白往俘虜的脖子套上一塊碩大的示眾牌，無非是“現行反革命”“牛鬼蛇神”“小爬蟲”之類，扭住雙手圍站在車廂四周在武漢三鎮遊街示眾。當暴徒們衝進30號樓時，萌萌和我翻窗逃跑，我被抓住了，萌萌在一片混亂中居然逃脫。
“七二〇事件”以後，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組出於各自目的都譴責武漢軍區搞兵變，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等五人被抓，武漢軍區改組，武漢造反派鹹魚翻身，“鋼派”在全國紅極一時，新華工敢死隊也十分風光。但萌萌經歷了這些腥風血雨之後，開始以較為理性的眼光看待“文革”。此時魯氏積極鼓吹向軍內“走資派”奪權，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裝奪取政權，提出徹底砸亂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人民常備軍；還支持浠水縣巴河一司王仁舟搞農民武裝，建立共產主義新農村。我們不同意他的這些觀點，便離開了新華工敢死隊。
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武漢運動波瀾迭起。紅代會、工代會和農代會一個接一個地建立起來；省市革命委員會也相繼成立；緊接着便是清理階級隊伍和複課鬧革命……陣陣的鑼鼓聲和鞭炮聲掩蓋着軍方頭頭兒排斥異己獨攬大權的腳步聲：新任武漢軍區和武漢警備區司令部的一二把手分別擔任省市革委會正副主任，大權獨攬；被造反派掌控的基層革委會被當作“馬蜂窩”捅掉，造反派頭頭兒們被清洗和批鬥；“三代會”形同虛設，保守派受到重用，文官們則根據他們對軍方的態度被決定取捨。毛讓底層群眾參與政權機構的想法看起來是認真的，但博弈的結果卻是武漢政權實際上進入了軍政府時代。待到毛流淚對五大學生領袖說“現在是輪到革命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萌萌雖然和許多學生一樣感到某種失落，但也意識到是時候離開政治舞台了。
離開新華工敢死隊以後，萌萌再沒有參加社會上的運動，也沒有回校“複課鬧革命”。她開始閱讀一些能夠到手的政治書籍，而以前她感興趣的多半是普希金、萊蒙托夫、海涅、雪萊以及巴烏斯托夫斯基和屠格涅夫。
那時新華書店裏已經沒有什麼可看的書了。絕大部分文藝作品都作為“封資修”的毒草而被打入冷宮，政治書籍則只有馬恩列斯毛的著作。萌萌讀《共產黨宣言》《評德意志書報檢查制度》《黑格爾法哲學導言》《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哲學的貧困》《私有制、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而這又驅使她想去了解歐文、聖西門、傅里葉、蒲魯東、杜林、伯恩施坦、鮑威爾、托洛斯基和考茨基。但是，市面上根本看不到這些人的書。
想看這些書籍只有跑到大學和黨政文化機構的圖書館去。混亂的局面使得這些單位的圖書館無人看管也無人光顧，我們可以隨便進入書庫，翻看那些被封存的書籍。正是在這些地方，我們發現了“灰皮書”和“黃皮書”，便忍不住干起了“讀書人竊書不算偷”的勾當。
這些“僅供內部閱讀和批判”的灰皮書和黃皮書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萌萌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她以極大的興趣閱讀這些書籍，包括《怎麼辦》《解凍》《人·歲月·生活》《絞刑架下的報告》《人世間》《被背叛了的革命》《新階級》《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主義》《西行漫記》《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三帝國的興亡》《通向奴役之路》《等待戈多》《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等等。
這些書籍對萌萌思想的影響是震撼性的。她開始了解到，在如何看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東西方民族不同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前景以及到底應該如何看待人的價值和人類命運等一系列問題上，竟然會有如此不同而新鮮的見解。這促使她開始以新的視野和多種角度去思索當下中國社會的現實和正在如火如荼開展的“文革”運動。萌萌和我熱烈地討論、爭論，還寫了不少讀書筆記。後來她被武漢警備司令部抓捕時，這些筆記都被搜走了。
1968年10月，萌萌和蕭帆在武昌
在竊書過程中，我們交到幾個“竊友”，有以前實驗中學的同學，還有武大附中、華師一附中、東湖中學和武漢一中的幾個學生。我們各自的戰利品不盡相同，於是每隔一段時間就相約見面，相互交換書籍，也順便交流一下讀書心得。書的來路不正，而且本來就沒有資格看，所以交流活動也只能避人耳目，這次是在珞珈山，下次就在東湖邊，有時還跑到中山公園去。兩年後，審訊萌萌的專案組把這些聚會統統說成是“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地下活動”。
第四章
1968年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武師附中對口的下放地，一個是江漢平原的洪湖縣，一個是鄂西北山區的鄖縣。絕大多數學生都選擇去魚米之鄉，萌萌卻願意和我一起去山區。我們四處尋求志同道合的夥伴，最後形成了一個來自四個學校的七人知青小組，來到鄖縣南化區南化公社紅旗大隊第一生產隊插隊落戶。
鄖縣南化塘地處鄂西北偏遠山區，是鄂豫陝三省交界的一個山溝溝。我們從武漢坐火車到丹江口，再坐船沿江而上到鄖縣城關鎮，然後坐汽車翻山越嶺走一百多里山路，三天之後才到達這個崇山峻岭之中的山鎮。我們知青小組被安置在離小鎮五里地外的半山坡上一個叫作興陽寺的破廟裏，每天和農民們一起上坡幹活。在這裏，萌萌目睹到農民可怕的赤貧和愚昧，驚訝於他們在幾乎無法生存的條件下近乎平靜地生活着。這種情況令她痛苦和不安，也令她深思。離開武漢時萌萌帶了兩大木箱的書籍上山，此時再讀那些政治歷史書籍，萌萌的感悟又有所不同了。
1969年4月，“七二〇事件”后風光一時旋即受到軍方長期壓制的武漢造反派在朱鴻霞、胡厚民、吳炎金等“鋼新”頭頭兒們的號召下終於再次走上街頭，他們聲稱“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覆舊運動”，矛頭直指曾劉方張，要對省市革委會實行再奪權。標語口號和大字報貼滿了大街小巷，各級革委會基本癱瘓，人們再次湧上街頭，局勢重又陷入混亂。
留在武漢的哥哥激情澎湃，一個人創辦油印小報《百舸爭流》，拖着瘸腿騎着自行車到處散發張貼。不久他得到鋼工總一些基層頭頭兒的支持，把《百舸爭流》書寫成巨大的大字報，張貼在市中心水塔下面的大牆上，轟動一時。哥哥幾次來信熱切希望我們回去參加這場“革命扼殺自己孩子而逼出的運動”，看看“人民大眾的真正覺醒”。萌萌和我在回信中表示：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看，這次“文革”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保住群眾代表在革委會裏的現有地位已屬不易；“反覆舊運動”的目標實際上是達不到的，推波助瀾反會使革命群眾喪失更多。我們在上層建築領域的作用已經結束，今後的任務是在經濟基礎領域裏生產關係的改革方面發揮作用。我們在信中批判了哥哥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狂熱性”，他在回信中則流露出受到委屈和傷害的情緒。不久，中央將武漢造反派頭頭兒盡數召到北京辦學習班，並於5月27日發出要求停止“反覆舊運動”的指示，周恩來還點了《百舸爭流》的名，說它是“北決揚”一類極左思潮的刊物。哥哥感到很大壓力。於是萌萌和我連夜擬就了一份觀點提綱，帶上《法蘭西內戰》和《國家與革命》等幾本馬列著作，趕回武漢。
哥哥的心情很矛盾。他不願意承認自己錯了；但又反對我們回來卷進去。我們說：當初冒進和現在退卻都是錯誤的。既然群眾運動已經起來並遭受挫折，就應當像馬克思對待巴黎公社那樣，設法把運動引向正確的軌道。
為了尋找正確軌道，萌萌和我做了一些調查採訪。街上的大字報已經不多，江漢路、六渡橋、司門口幾處鬧市區和省、市革委會附近還有一些，多半是些標語口號：“反覆舊反潮流”“斗則進、斗則勝、不鬥則退、不鬥則修”“要三結合不要兩結合”“不做花瓶要做主人”“警惕穿新鞋走老路的假革命派”“曾劉首長不革命我們不答應”“走資派還在走，造反派還要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還我新生紅色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等等。在一簇簇辯論的人群中還能聽到各式各樣的議論。有的認為矛盾應該在革委會內部解決，不應該搞到社會上來；許多人則對革委會內穩健派幹部表示不滿，認為他們背叛了並肩戰鬥的造反派；還有一些人覺得“文化大革命”已經在“收”，再鬧也是白鬧。隨着對中央首長“五二七講話”的宣傳，更多的群眾成為觀望派。我們還在哥哥的引薦下走訪了工廠革委會裏的一些造反派頭頭兒。他們覺得那些幹部一旦解放出來結合進革委會，很快故態復萌，還是過去那一套。這些過去的“走資派”表面上點頭哈腰，實際上瞧不起工人老大粗。革委會裏的工人們也覺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和那些“當官的”坐不到一起去。他們感到憋氣和迷茫：過去那種無政府狀態多半不會再有了，但革委會像現在這樣勉強捏在一起也顯然難以長久。留在革委會不自在，離開又不甘心。人們問：如果說革委會是“文化大革命”勝利果實，那不是眼看要被摘了桃子？新生紅色政權究竟會走向哪裏？中央支持武漢造反派，又說“反覆舊運動”搞錯了，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萌萌和我白天走訪調查，晚上翻看馬列本本。我們認為，革命委員會是毛主席在政權機構的改革上進兩步退一步的產物，它是國家政權機構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所能獲得的現實形式，又是很不穩定的一種過渡形式。它的前景，要麼是被巴黎公社式的政體所取代，要麼是退回到舊的官僚機構。“反覆舊運動”反映了人民對於這種過渡政體的不滿和繼續前進的要求，但是這個運動並不能實現巴黎公社，因為各方面的條件都不成熟：“走資派”還沒有完全走向反動，群眾造反組織也沒有產生自覺把握歷史進程的領袖。“反覆舊運動”想要改變革委會內部力量結構的要求是不現實的，企圖把工代會凌駕於革委會之上則更不可能。但是，如果能夠將工代會確立為反映人民意志的新型代議機構，從外部對革委會實行監督，倒不失為“反覆舊運動”有可能爭得的積極成果。這個代議機構即便不能推動革委會向前發展，它也將作為革委會的合法對立面而存在。隨着雙方矛盾的加劇，兩個權力機構並立的局面將不能繼續，能夠承擔新的歷史任務的社會力量也日益成熟起來，那時人民群眾對革委會實行再革命的時候就會到來。
我們自以為找到了“反覆舊運動”的正確軌道，於是連夜起草了兩張大字報。哥哥看后深表贊同，建議也貼到水塔牆上去。說到署名，哥哥建議用《百舸爭流》，反正已經被周總理點了名，出了問題他一人承擔。我說憑什麼讓你承擔，再說都是馬恩列斯毛的語錄，會有什麼問題。我提議以“新思潮”作為署名。萌萌說太張揚了，不如倒過來，就叫“曹思欣”，像個人名些。哥哥找來市建工局革委會的一位副主任，用卡車拉來腳手架，四五個青年工人忙了大半夜，將大字報張貼在漢口中山大道水塔下十多米高的大牆上，每個字足有碗口大，貼滿了數十米長的水塔牆。
這兩張心血來潮匆忙拼湊的大字報改變了萌萌和我的一生；陷我們的父母兄弟於災難；並使我們的知青夥伴和親戚朋友長久地生活在苦難之中。許多人被抓，被斗，被開除；另一些人則不能招工和入學。我和萌萌的知青夥伴們幾經批鬥后被分散隔離在綿延數百里的群山之間，彼此不通音信。多年以後我們輾轉得知，鄂西北那貧瘠的大山溝里，至今還留有當初的知青夥伴，其中一個永遠失去了雙手，另一個則成了有幾個孩子的村婦。我還聽說天門鄉下有一位姓劉的年輕人，在那個殺人最多的1970年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斃了，而當初在那裏曾經幫助過我的一位青年正是姓劉。因為這些，我必須把這兩張大字報呈現出來，不管我現在面對這些充滿“文革”語言的文字如何臉紅，也不管今天的讀者會怎麼看它。感謝我們的老友魯禮安先生找到了這兩張大字報的原文。2007年魯氏搜尋到當年批判“北決揚”的文件《把反動刊物〈揚子江評論〉揪出來示眾》，他在其中發現了作為“反面教材”的這兩張大字報，當即以電子郵件發給了我。孰料魯氏不久竟絕塵而去，不知所終。但願他還活着。
應當表明的觀點
曹思欣
“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毛澤東語），而“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列寧語）。
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凌駕於社會之上並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恩格斯語）。因而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僅要奪取國家政權，而且非消滅體現這種脫離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列寧語）。
國家不過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得不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恩格斯語）。走資派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是從這個禍害中產生出來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不得不像巴黎公社一樣，立即去掉這個禍害最壞的一面（恩格斯語），並對它實行革命地改造。
過渡時期的無產階級，要牢記列寧的偉大教導，消滅寄生蟲——國家。但是不能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樣，要求在一天之內消滅國家。我們一定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逐步完成各個歷史時期的歷史任務。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將有能力把全部國家機器這一廢物最後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恩格斯語）。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以千百萬勞動群眾的實際運動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學說問題。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第一次大革命，總結了群眾運動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從理論和實踐上提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反覆舊運動是一場在不成熟的條件下由不成熟的人們進行的不成熟的革命。這次革命並沒有獲得徹底的敵人和自覺的自己。但是英勇戰鬥的勞動群眾在運動中表現出了決心衝天的革命精神和極其可貴的歷史主動性。
反覆舊運動先驗式地預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第二次政治大革命，預示了第二次政治大革命進一步改革國家機構的歷史任務。
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群眾向走資派奪權的勝利成果，是對舊的國家機器實行革命改造的現實產物，是這次革命所能獲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形式，也是向新的更加成熟的政權形式過渡的必經階段。它應該而且可以在歷史允許的範圍內得到鞏固和加強。
工代會、農代會和紅代會即三代會，是革命群眾組織實行大聯合的最高產物，是人民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創造的新型代表機關。它是革命委員會聯繫人民群眾的天然橋樑。
革命委員會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是以三代會為直接代表的廣大革命群眾給的。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有權力監督革委會。
十七年的國家機關，就是因為沒有很好地置於革命群眾的監督之下，而使無產階級的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長期隱藏於無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中。“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群眾。”而“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眾”（毛澤東語）。直接代表群眾的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有義務監督革委會。
革委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誕生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難免有一些錯誤的。革委會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是由舊形式脫胎而來的，它不免帶有舊的殘餘。直接代表群眾的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有責任監督革委會。
將革命委員會置於直接代表廣大革命群眾的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的正確監督之下，是反覆舊運動的應該目的，也是我們的最低要求。革委會在工代會的正確監督之下，行使權力，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重要表現，是“一元化領導”的必要內容，是現階段的群眾專政。
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對革委會實行必要的正確的監督，是鞏固和加強革委會並使之更加聯繫人民群眾的切實步驟，是巴黎公社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實踐，也是這一次反覆舊運動可能取得的實際成果。
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監督革委會，將有效地推動革委會自身的改革。它將進一步清掃蒙在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機構上的污垢，進一步剷除國家機構中滋生走資派蛆蟲的官僚主義垃圾。
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監督革委會，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進一步改革國家機關的偉大嘗試，它將在運動中越過自身繼續前進，為下一次更加徹底地改造國家機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嶄新形式而準備必要的歷史前提。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無產階級將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完整性和徹底革命性，將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整個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完成解放全人類的最高歷史使命。
關於工代會監督革委會的口號報
曹思欣
毛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革命的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恩格斯說：“無產階級的國家不應是國家的主人，而應當是社會的公僕。所謂社會就是最廣大的勞動群眾。”
十七年來的國家機關沒有很好地執行毛主席的教導。在很多情形下做官當老爺的作風盛行。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不是做群眾的公僕，而是做群眾的主人，結果產生了很多的走資派。
我們不僅要打倒走資派，而且要消除產生走資派的條件，不斷改革國家機構，並逐步從組織上保證群眾的監督，使國家機構密切聯繫群眾。這是當前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革委會是改革了的國家機關，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革委會不同於過去國家機關最大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比過去的國家機關接近了群眾，聯繫了群眾。這一方面表現在革委會裏有群眾代表，另一方面表現在革委會依靠群眾並接受群眾的直接監督。失去了這個特點就失去了作為革委會的革委會，就失去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舊幹部不經群眾通過就進入革委會，群眾代表不經群眾通過就扒下來。比較接近群眾的，更能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基層革委會被“更新”靠邊。這一切都說明革命委員會有回到過去舊的國家機構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廣大群眾都來監督它，是避免這種危險的有效措施。
不能認為群眾代表重新進入革委會，比較接近群眾能更好地代表群眾利益的基層革委會恢復權力，以及滿足了人民群眾在“反覆舊”運動中的一些正確要求，問題就解決了。不把革委會置於廣大群眾正確的監督之下，革委會就仍然有脫離群眾的危險。人民群眾在“反覆舊”中提出的各種正確要求，即使現在得到了，將來仍然有可能失去。
在現階段，人民群眾監督革委會，應該通過它的代表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來實行。因而，人民群眾必須要求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完全代表自己，徹底依靠自己，自始至終不脫離自己。
取消工代會領導人員的一切特權。他們必須完全從工人群眾中產生，可以由工人群眾隨時罷免，並且在平時以所在基層工代會普通成員身份參加活動。這是第一條。
取消工代會領導人員一切經濟特權。他們的工資和普通工人一樣，取消各種額外補貼。在平時，他們中絕大部分人不能脫離生產。這是第二條。
盡量簡化工代會的工作職能，堅決反對繁瑣哲學，廢除一切不必要的秩序，使工代會的工作每一個有覺悟有文化的工人都能勝任。這是第三條。
革委會在工代會的正確監督下行使權力，就能保證革委會不變質。（即不被更新）不喪權和少犯錯誤，就能夠實現人民群眾在“反覆舊”運動中的各種正確要求。工代會監督革委會，這才應當是“反覆舊”運動提出的要求。這個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是能夠做到的。
連續幾天，水塔牆下和中山大道上站滿了看這兩張大字報的人群，黑壓壓一片。我和萌萌在人群中穿來穿去，緊張而興奮。聽到人們在議論這個曹思欣是什麼什麼人，我們感到又好笑又得意。但是，這兩篇後來被稱為“曹思欣口號報”的東西對“反覆舊運動”並沒有產生起死回生的作用；實際上，我們也只滿足於表明自己的觀點。6月底我們返回了鄖縣。
收工之後，在興陽寺昏暗的油燈下，萌萌和我邊讀書邊討論，共同撰寫了一篇名為《一九六九年的武漢四月革命》的文章。我們本來想對“反覆舊運動”做一番理論清理，實際上卻寫成了我們自己對“文革”和中國社會的一些認識。
這篇文章試圖說明，作為相對落後的東方農業國，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同於西方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已經在中國取得勝利，但是它必將而且已經面臨巨大的挑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在取得政權勝利后力挽狂瀾，探索中國式發展道路的偉大嘗試和第一場戰役。這場戰役的目標是：在政權領域實現黨政軍群一元化領導的革命委員會；在意識形態領域實現毛澤東思想的絕對統治地位；在經濟基礎領域實現工農商全面普遍的國家所有制（公社制就是農業中的國有制）。這個目標是有局限性的，但這是歷史的局限。現在這三個目標已經基本達到，所以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基本結束。恩格斯說，歷史上每一次大的革命之後，勝利的人們通常會發生分裂：大部分人滿足於既有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則要求繼續前進。他們提出一些臆想的或至少是將來才有可能實現的口號，因而不免遭到失敗，使穩健派重新佔得上風。於是失敗的少數便高叫有人叛變，或者把原因歸咎於偶然。實則情況多半是這樣：第一次勝利所獲得的成果只有經由第二次激進派的失敗才能獲得鞏固。當這點一經達到，使當時必須實現的事情得到實現，激進派及其代表便又退出歷史舞台。“反覆舊運動”中造反派的情形正是如此。沒有“反覆舊運動”和它的失敗，革委會不可能在歷史給定的位置上鞏固下來。現在三個領域的集權體制已經建立起來，並將發揮它們的歷史進步作用。但是這些體制中都包含有矛盾乃至對立的成分：集權與民主；個人崇拜與思想解放；經濟制度一大二公與小農生產分散落後。馬克思說，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絕不會滅亡的。在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中，中國社會的這些矛盾對立的力量之間以及它們與社會經濟基礎特別是社會生產力之間，將發生複雜的相互作用和日益尖銳的鬥爭。這將是一個充滿亦此亦彼、顧此失彼、此消彼長最後由此達彼的過程，是中國式的卡夫丁峽谷，稱之為“勉強的時代”更為確切。落後的農業國是不可能率先單獨建成社會主義的；中國現階段也沒有進入社會主義。東西方人民處於不同的前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卻都面臨同樣的歷史任務：為社會主義的到來創造必要的條件。社會生產力總是要發展的，並且總會在一切領域為自己開闢道路。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將能夠走出“勉強的時代”，迎來東方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
這篇文章後來也被武漢警備司令部派來的人搜走了。它不同於那兩張公開張貼的大字報，寫得更直白一些，被專案組當作給我們定罪的重要依據。
就在萌萌和我寫《一九六九年的武漢四月革命》的時候，這場革命的結局已經來臨。
武漢“反覆舊運動”在“全國山河一片紅”剛剛形成的時候把矛頭指向紅色政權革委會，而且正值“九大”召開期間，顯然犯了毛的大忌；但對武漢造反派毛並不想一棍子打死，這畢竟是他牽制林掌控的武漢軍區的一支力量。“五二七指示”表明他對造反派手下留情，對軍頭們也有所批評。但是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毛所希望的那樣。曾劉首長對武漢造反派已經不能容忍，處心積慮給他們羅織罪名；造反派頭頭兒也不聽招呼，滿懷委屈和希望，力圖挽回得而復失的權力和地位。雙方的矛盾已不可調和。而此時周微妙地站到了林的一邊，康生和陳伯達也詭異地參與其間，毛身邊的這三股力量在武漢“反覆舊問題”上似乎結成了臨時同盟。毛權衡取捨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武漢造反派的最終命運已經被決定了。
給武漢造反派羅織的罪名，是他們參加了“北決揚反革命地下組織”。
所謂北（北斗星學會）、決（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揚（《揚子江評論》），其實是魯禮安在1968年間先後成立的三個二十來人的小組織，前兩個沒幾天就夭折了，《揚子江評論》的時間稍長一點，大約半年左右。魯氏的文筆洋洋洒洒，《揚評》的觀點激進犀利，甫一發表即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不過，儘管在造反派們屢遭迫害時魯氏總是一馬當先為他們搖旗吶喊，但魯氏那些被視為“極左思潮”的激進主張卻並不被“鋼新”兩派所接受。鑒於“反覆舊運動”的發動者多為省市革委會領導成員或黨中央委員，需要足夠的理由才好把這些革命功臣打下去，於是軍頭們抓住魯氏宣揚“極左思潮”的辮子，把他這三個曇花一現的小團體說成是一個龐大的“反黨亂軍”地下組織，還特意和北京的“五一六”掛上鉤，然後扣在武漢所有造反派的頭上。這與周的意圖至少是不謀而合，且得到支持曾劉方張的林的認可，也使毛無可如何。於是，在得到中央解決“北決揚”問題的“九二七指示”這把尚方寶劍后，曾劉方張便藉助周積極推動的“一打三反運動”，掀起大抓“五一六、北決揚分子”的人民戰爭，把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頭頭兒們統統裝進這個“反革命大雜燴”的袋子裏。據“文革”后的披露，湖北武漢因“北決揚”一案而受迫害的達六十餘萬人，被抓被斗致殘致死者不計其數。
10月3日在全省傳達貫徹“九二七指示”的動員大會上，曾思玉和劉豐發表了聲色俱厲的講話，《百舸爭流》和“曹思欣”都被划入“北決揚”一類反動組織。哥哥很快被抓起來，不久就遭迫害致死。我們並不認識的一些人被當成“曹思欣反革命案”的嫌疑犯抓了起來。與此同時，武漢警備司令部開始四處搜捕“口號報”的作者“曹思欣”。
武漢發生的這些情況萌萌和我並不清楚。鄂西北三省交界的南化塘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大山溝，在這裏很難聽到外面發生的事情。直到11月3日武漢警備司令部的專案組突然來到興陽寺，我們才知道闖下大禍。
第五章
萌萌和我被分別押回武漢后，開始一周被臨時關押在師院附中教工宿舍里。我和萌萌分別關在兩個單元門棟里，但卻是同一層樓而且相鄰。專案組的這個疏忽使我們在嚴密看守下還能找到聯絡的機會。
萌萌首先發現了這一點。第三天晚飯時分，一陣熟悉的歌聲傳來：“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我立刻明白這是萌萌在用這種看守不能禁止的方式呼喚我，馬上放下飯碗走到陽台上去，果然望見萌萌的身影。她把右手貼在胸口上，靜靜望着我，好一會才退回房間。
我和她關押的這兩套房間是背靠背的！發現這點后我這個建築工程師的兒子立刻趁着上廁所的機會對廁所隔牆仔細觀察起來。真得感謝那個年代房屋裝修的簡陋，我在廁所水箱背面的牆壁上看到了一根通向隔壁廁所的水管，在水管與牆洞之間，居然留有一圈縫隙。
第二天一早上廁所時，我向縫隙里塞進了第一張摺疊得細細的紙條：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這張紙條即使被發現，傳遞毛主席詩詞也不能算是什麼罪行。
晚飯後我走上陽台，終於等到萌萌出現，我做出手指敲打牆壁狀，然後迅速走進廁所。等了很久，聽到隔壁有響動，我咳嗽了幾聲，隨即聽到萌萌的回應，我在那根貫穿牆壁的水管上輕輕敲打了三下，一陣寂靜之後，聽到水管那一頭也傳來了敲打聲。我立即將準備好的鉛筆插入水管縫隙中來回抽動，等我再把手指伸進縫隙，那張紙條果然被取走了。
第二天天不亮，我起身走進廁所，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把食指伸進縫隙，什麼也沒有摸到。挨到中飯過後，我再次走進廁所，再次用食指在縫隙里探索，終於摸到了一張同樣摺疊得細細的紙條！
我屏住呼吸打開紙條，果然是那熟悉的字跡：
不管我到哪裏，只要我活着，天空、雲彩和生命的美就會與我同在。
我反覆看着紙條，心潮起伏，然後把它撕碎衝進廁所。
那可真是個寶貝縫隙。我們藉助這個秘密通道每天傳遞紙條。當時我們並不認為自己犯了什麼罪，也不清楚將會受到怎樣的處置，想不到有什麼需要攻守同盟的，只能傳遞一些名人名言彼此鼓勵：
生活就是這樣，我們也必須這樣對待生活，要勇敢、無畏、含着笑容地。
無論我活着，還是我死去，我都是一隻，快樂的大飛虻！
我贊成牛虻的忠誠，和他那無窮的接受各種考驗的力量。我贊成那種受苦而不訴苦的人，贊成那種革命者的典型。
我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戰鬥，我們還將為歡樂而死。
讓悲傷永遠不要與我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萌萌和我還約定了在不同條件下表達意思的辦法，例如歌聲和手勢，這些辦法以後還真的派上了用場。
在武師附中關押了大約一周之後，一輛中吉普把我和萌萌押解到武漢警備區司令部。押解車上萌萌和我相對而坐，身邊各坐着兩名一言不發的士兵。我們近在咫尺，四目相望卻不能說話。萌萌眼裏滿是柔情，悄悄把拇指和食指連成圓形，這表示：我很好。
進到戒備森嚴的警備區司令部，情況為之一變。
我被帶進一棟樓房，大門和樓道都有荷槍實彈的士兵守衛。進得一個偌大的房間，辦公桌後面坐着一個軍官。他照例問了我的姓名、年齡之後，命令我把書包打開。那個黃色軍用書包里裝有洗漱用具和幾本馬列的書，其中《法蘭西內戰》和《國家與革命》是萌萌當初塞給我的。我們那張大字報就是依據這兩本書上的語句發揮而成。當我把這兩本書放到桌面上時，那位軍官一把抓過來，狠狠甩到地上，大聲訓斥：“你還想為自己狡辯嗎！”我吃了一驚。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當時都是革命的聖經，在那個“無限崇拜”的年代，因為弄髒弄破毛主席畫像和著作而被打成反革命挨斗挨批乃至判刑的事比比皆是。這位軍官把馬列著作扔到腳下，顯然屬於大不敬。我望望地下的書，又望望這位軍官，一言不發。軍官愣了一下，似有所悟，彎腰把書拾起放回桌上，隨即叫士兵把我帶走。
後來得知這位軍官是一位營級政工幹部，戰士們都叫他劉教導員，是我們這個專案組的成員。他當然熟知我和萌萌寫的那張大字報，所以看到我還帶着預備為大毒草辯護的書籍，自然是怒火中燒；但這又是革命經典，不得不強壓怒火重新拾起。
萌萌押進警司時的那一幕則是另一種情況。
訊問萌萌的是專案組的副組長，姓張，警備區政治部的一位處長，級別比劉教導員高，清秀沉靜，看上去是個知識分子。當他看到萌萌也帶了這兩本書時，並沒有發火；萌萌則引經據典地侃侃而談，什麼馬克思講的巴黎公社三原則，革命委員會其實並沒有做到；什麼恩格斯說的國家是個禍害，不只是指資產階級的國家政體也包括無產階級的國家政體；什麼列寧說無產階級不需要“國家”，至多只需要“半國家”；而三代會其實就是“文化大革命”創造出來的新型人民代表大會的雛形等等。這位張處長居然沒有打斷她。待到萌萌說完之後，他只說了一句：“你還挺能說的啊，按照規定你不能帶上這些書，先放我這裏吧。”
張處長後來的表現，顯示他與那位只是在對待“聖物”的態度上陷入兩難的劉教導員還不一樣。一個被定為“反革命”的中學生，稚氣而又執着地大段引用革命導師的理論，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這對於一個真誠信奉革命真理的審訊者，不能不引起內心的觸動。
萌萌開朗活潑的性格、毫無矯飾的率真，她那與生俱來的優雅和大難臨頭時無所畏懼的勇氣，構成了一種天使般的人格魅力。在那個嚴酷的年代，無論是在戒備森嚴的警備區還是在暗無天日的牢獄裏，這種魅力依然發射着光芒，穿透軍裝後面冷漠的心臟，感動那些尚未泯滅的良知。
1970年是“文革”最恐怖的年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全國有一百八十多萬人被打成反革命，超過二十八萬人遭到逮捕和判刑，數萬人被處決。很多現在被稱為“仰望星空的‘文革’思想者”，都是在這一年被捕被殺的。除了人們所熟知的遇羅克和張志新外，南京的“馬列主義小組”查金華等人、寧夏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吳述森等三人、山西的“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徐關曾等十三人、福建的“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謝洪水等二十一人，以及北京的顧文選和沈元、河北的張坤豪、甘肅的毛應星、湖南的丁祖曉、新疆的忻元華……，都是在這一年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我和萌萌能夠僥倖逃過這一劫，應該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也許就包括遇上了這位良知尚存的張處長和萌萌的這種人格魅力。
從1969年11月初到1970年5月初，萌萌在警備司令部舉辦的“五不準學習班”里被關押審查了半年多。
哥哥已死，涉嫌“百舸爭流反革命案”和“曹思欣反革命案”的幾十個人併案處理，按照上頭的意思，似乎非打成一個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反革命集團不可。而且，專案組的人也不相信那兩張口號報是出自十幾歲娃娃之手。他們要萌萌交代組織聯絡圖和行動計劃，還逼她交出“臉上有皺紋、嘴邊有鬍子”的幕後指使人。
每次審訊時，專案組都要對萌萌宣讀《敦促杜律明等投降書》：“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是你們的唯一生路……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並且要萌萌朗讀毛主席關於鎮壓反革命的語錄：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一切頑固分子都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
專案組的人還拿來《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讓萌萌看，上面儘是批判“北決揚反革命大雜燴”的報道和文章。有幾篇署名“武鋼大批判組”“武漢大學大批判組”的大塊文章，說“曹思欣”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斷章取義偷換概念，污衊無產階級的國家是“禍害”，宣揚反動的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提出工代會監督革委會，為“反覆舊運動”提供理論基礎和行動綱領，還鼓吹推翻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第二次政權大革命，惡毒之極猖狂之至，必須徹底揭露鬥倒斗臭等等，報紙上整版黑色的通欄大標題觸目驚心。
然後審訊者輪班上場對她採取“車輪戰”，不分晝夜，軟硬兼施。
萌萌受到的壓力可想而知。她不僅要保護我，還要保護曾伯伯。她承認口號報是有錯誤的，但是堅決否認有什麼組織活動，更沒有什麼人指使她。她甚至把起草口號報和《四月革命》的責任一人擔起來，還把我的一些“反動言論”說成是她的，例如“毛主席也有局限性”“早請示晚彙報是宗教儀式”“赫魯曉夫說不能用棍棒把人民趕進共產主義天堂”等等，害得我這邊的審訊者一遍又一遍地對我拍桌打椅，說我不老實。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裏，我見過萌萌兩次。
一次是在專案組把魯禮安帶來充當“反面教員”的場合中。那是在一個很大的會議室，我被帶進去時，裏面已經坐着幾十個與我差不多大的年輕人。我一眼就看到了萌萌，還有我的四弟。萌萌明顯消瘦了，只有一雙大眼睛還是那麼清澈。會場四個牆角都站有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的士兵，頗具殺氣。當士兵押着魯氏進來時，只見他光着頭，從耳朵到脖子胡亂裹着一條圍巾，顯然是在掩蓋什麼傷痕。魯氏看到了我，嘴角邊露出一絲苦笑，算是打了個招呼。他掏出事先準備的稿子，照本宣科地檢討了自己的罪行，說自己罪該萬死死有餘辜，感謝黨和政府的挽救，表示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整個過程中魯氏都是低頭念稿，面無表情，彷彿臨時上場背台詞的演員。被士兵帶離會場時，魯氏突然抬起頭來，四下環顧，我察覺到他嘴角邊又露出一絲苦笑，似乎是想與我和萌萌做最後的道別。
這種從布哈林受審以來不斷上演的扭曲人性的荒誕劇，現在看起來可嘆可笑；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氛圍和特定語境下，對於我們這些年輕娃娃的震懾作用卻非同小可。魯氏被帶走後會場一片沉寂，空氣彷彿凝固了。會議結束時人們魚貫而出。萌萌經過我身邊時，舉手攏了攏頭髮，我看見她右手的中指壓在食指上。這是我們事先約好的暗號，來自一部蘇聯電影，表示“不背叛”。
還有一次是在把我們帶出去批鬥的時候。那天早上，我被帶到一輛中吉普跟前，遠遠看見萌萌也被帶過來了。一看她那模樣，就知道也經受了同樣的折磨。上車前張處長過來對我們說：現在帶你們去接受群眾的批判，記住，不管遇到什麼情況，你們都不要抵觸，不要說話，衛兵會把你們安全帶回來的。我們被押進一個很大的會場，只見台下黑壓壓一片人頭攢動。我們一出現，震耳的口號聲就不斷響起，無非是“堅決揪出……”“徹底批判……”等等。我聽不清給我們安的是什麼頭銜，扭頭想看看頭頂上方懸挂的批鬥會橫幅，馬上被兩隻手按下了頭。旋即有人上台來扭住我們的雙手，把兩塊很大的“示眾牌”掛到我和萌萌的脖子上，我還沒反應過來，就聽得咣當一聲，萌萌掙脫雙手，把示眾牌從脖子上取下來摔到了地上！
憤怒的呼聲立刻此起彼伏，“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聲響成一片。一些人衝上台對萌萌拳腳相加，很快被士兵阻止了。士兵拾起示眾牌，低聲對她說了句什麼，重新給萌萌戴上，萌萌才沒再繼續反抗。
人們一個接一個上台來聲討我們的罪行，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腦子裏全是萌萌剛才摔牌子和被毆打的情形。
在回去的中吉普上，我擔心地注視着萌萌。萌萌強忍淚水慘淡一笑，掠了掠凌亂的頭髮，凝神地望着遠方，中指依然壓在食指上。
直到專案組結束時，他們也沒能從萌萌那裏得到任何有關“組織”和“幕後指使人”的交代和證據。
第六章
七十年代的第一個冬天特別寒冷。一個大雪紛飛的傍晚，一輛中吉普呼嘯着把我們拉到了一個地方。事後得知，這就是有名的“白求恩醫校”。
“文革”時期，為了關押不經法律程序而抓捕的人，武漢白求恩醫校被改建成了看守所，名曰“甄別教育所”。這個法外牢獄比之常規監獄更為黑暗恐怖。有一首順口溜在囚犯中廣泛流傳：
一進白求恩醫校心驚肉又跳
兩人行走一副手銬
三餐霉飯吃不飽
四季單衣無棉襖
五層樓上有人放哨
六塊地板擠着睡覺
七根鐵柱根根牢靠
八天過後餓得開叫
九九歸一點子不高
實實在在不該坐牢
來白求恩醫校坐牢的實在不少，除了那些未經批捕的刑事犯，還有不少政治犯。曾卓就在這裏坐過牢，還有王任重的夫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肖慧納和武漢市市委書記謝滋群等等。據說這個甄別教育所就是謝任武漢市公安局長時批准改建的，建成不久他自己便成了裏面的“客人”。
萌萌被關在一樓女犯號子裏。和她關在一起的，還有小梅。梅是我們的知青夥伴。她本應參加鄖陽軍分區給我們知青小組舉辦的“五不準學習班”；但她追求愛情追到內蒙邊境，犯了“叛國投敵”的嫌疑罪，被當地關進大獄，然後押回武漢，抓進我們的“學習班”，這回也一起給轉到白求恩醫校了。有小梅做伴，萌萌的鐵窗生涯稍稍好過一點。
除了失去自由，囚犯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吃不飽。甄別所的伙食極其糟糕，量少無油不說，飯里儘是沙子和老鼠屎，難以下咽。萌萌和小梅要求改善伙食，反遭呵斥。她們唱起國際歌，槍兵衝進來照着她們的胸口一人一槍托，把她們打倒在地。萌萌掙扎着站起來，高呼“堅決抗議解放軍打人！”引來看守，槍兵才被制止。
同囚室的其他女犯們對於她們這兩個政治犯表現出明顯的尊重。外號“七仙女”的七個女孩子因為裙子裏面不穿內褲而被抓進來，萌萌和小梅給她們講道理講故事，後來她們說，出去以後不做流氓了，做政治犯。“七仙女”還把夾帶進來的錢送給萌萌和小梅，這可真是雪中送炭。
我被關在三樓的一間號子裏。忽然有一天，外勞送飯時悄悄遞進來一包東西，我打開一看是幾個發餅，大喜過望。我一口氣吃掉兩個之後，再仔細查看包發餅的那半張報紙，在一段毛主席語錄旁邊果然發現了熟悉的字跡：認真學習改造思想109號萌。我讚歎萌萌的聰明，以這種方式告訴了我她關押的地方；更驚嘆她如何能讓外勞甘願冒險。
就這樣，在戒備森嚴的牢獄裏，通過同情我們的外勞人員，我和萌萌互相傳遞了幾次紙條。
萌萌說她的情況很好，每個禮拜可以放一次風，到院子裏曬太陽，每次她都往樓上張望卻總是看不到我。她說經常聽到樓上傳來哀號聲，很擔心我。她還告訴我她已經認下了哪幾條反動言論，要我不要再攬到自己身上。萌萌還告訴我，與她同號的有一個關進來不久的老革命，聽了我們的案情后認為，我們在這裏屬於“羈押”，時間不會長，至於能不能活下來，那要看運氣。老革命還說，那些反動言論上綱上線可高可低，關鍵是看我們有沒有幕後操縱者和組織行為，那性質是不同的；如果真的只是幾個學生娃，也許就是有期徒刑吧。
這個消息讓我輕鬆了許多。我想，沙洋農場總不會比我們下放的山溝溝還差吧，至少不會老挨餓，也不會每逢下雨就整夜折騰着四下找盆子擱在被子上接雨水。
但是萌萌沒有告訴我，她始終擔心我會被槍斃而老做噩夢；也沒有告訴我她被槍兵打傷的事。挨槍托的滋味不好受，我就嘗過一次。
那是我被轉到另一間號子后的事情。我發現這間號子的窗口也是朝着院子，與萌萌的號子是同一個朝向。於是我趴在鐵窗上，想也沒想就唱起了《國際歌》。唱到“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就聽得萌萌的歌聲從樓下傳來：“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我大概是忘乎所以了，完全不知道歌聲引來了槍兵。只聽得砰然一聲牢門大開，槍兵衝進來一把揪住我的衣領把我推到牆根，照着胸口就是一槍托，打得我應聲倒地。我掙扎着站起來，看了一眼槍兵，這是一張尚未脫去稚氣的臉，兇狠卻又樸實。我知道與他爭辯無用，便挪到門口用儘力氣大喊：報告“政府”！報告“政府”！不一會“政府”來了，見狀便問怎麼回事。槍兵說：他違反監規，唱歌。我大聲說：我唱國際歌！有什麼罪？就算是反革命，唱國際歌有什麼罪？“政府”沒作聲，帶着槍兵離去。不一會，“政府”又來了，遞給我幾張傷濕止痛膏，一聲不響地走了。
第二天我胸口劇痛，躺在地鋪上，想着萌萌會不會也挨了打，會不會站在窗口等我的歌聲，忽聽一陣熟悉的聲音飄來。我爬到窗口聆聽，是萌萌在朗誦：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這是“老三篇”。“老三篇”那時是家喻戶曉人人必讀；朗讀“老三篇”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不算違反監規。想到萌萌的這個妙計，我禁不住撫掌大笑。
那以後，我和萌萌每天晚飯後對着鐵窗背誦“老三篇”，隔空互報平安，這成為我一天中最期盼的時候。
冬去春來，守望着鐵窗外的樹葉抽芽，由嫩黃到翠綠直到滿樹鬱鬱蔥蔥。4月28日剛剛吃過早飯，劉教導員就來到號子，向我宣讀了一份處理結論：陰謀組織反革命暴亂集團的首犯，定為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眾手裏，監督勞動，以觀後效。我說，我交代過了，沒有組織集團。劉說，聽清楚沒有？陰謀組織！我說，陰謀也沒有。劉不耐煩地說，帽子拿在群眾手裏，這對你們已經是夠寬大的了，收拾東西跟我走吧！我遲疑着問，萌萌呢？劉大聲說，你們是怎麼搞的，你問她，她問你，你們以為這是談戀愛呀，不想走就都待在這裏吧！我得到答案了，連忙跟着他走出去。事後得知，專案組將萌萌帶離甄別所時，她執意不肯走出號子，直到望見我也出現在院子裏的時候，才匆匆收拾行李。
第七章
在武漢警備司令部幹部的押解下，我和萌萌、小梅被送到鄖縣武裝部。幾天後，1970年5月4日，我們被分別帶往不同的地方。萌萌被帶到大堰人民公社永先大隊第二生產隊，交給當地貧下中農監督勞動。在這個山溝溝里，萌萌度過了她一生中最艱難也最難忘的四年。
首先面臨的是生活的窘迫艱辛。在被押離武漢前，萌萌身無分文也無行囊。押送人員見她隨身只有一個黃書包，問她要不要回一下家，萌萌默然搖頭。來到大堰河后，萌萌被帶到一個廢棄的茅草屋裏，除了一個灶台和一張木板床，連鍋碗瓢盆都沒有。天知道那段時間她是怎麼過來的。後來小梅的媽媽從武漢來探望小梅，順道看看萌萌，萌萌情不自禁撲上去叫媽媽，弄得小梅媽直掉眼淚。小梅媽見萌萌臉色憔悴，衣服也是破的，便把給小梅準備的食品、衣服和錢給了她一些。一向不願接受別人東西的萌萌這次也不推辭了。
勞動的繁重對於萌萌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到生產隊，萌萌就被安排到興修水渠的工地去挑土。兩天過後萌萌的肩膀就磨起了血泡，血泡磨破后肩膀一挨着扁擔就火辣辣疼痛，她只能彎着腰以背部承受重擔。一周后萌萌的肩膀和背部都腫得老高，衣服也磨破了，收工回來常常顧不得做飯，倒頭便睡。收割麥子的季節，萌萌連續勞作到直不起腰，最後只能跪在地上揮鐮。至於鋤草磨破了手，打連枷震裂虎口，以及插秧時被雨淋得個落湯雞，就不必提了。
“鄖陽遍地三大寶，包穀紅薯龍鬚草。”在這四年多里，紅薯和包穀是萌萌的主要糧食，大米和白面只能偶爾吃上。萌萌住的是干打壘草房，陰暗潮濕，她又不懂得保管糧食，紅薯易爛，紅薯干易霉，金貴的米面也難免霉壞生蟲。萌萌只得削去爛紅薯，刮掉紅薯幹上的霉斑，把生蟲的米面拿出來曬一曬，將就着吃。萌萌逐漸學會了煮紅薯，攪玉米糊。只是做米飯、麵條的機會太少，難得做一次不是把米飯燒糊了，就是把麵條煮成了一鍋麵糊糊。
這些磨難萌萌都默默地承受下來；讓她難以承受的是屈辱和孤獨。農民們搞不清眼前這個大城市來的文靜女娃娃與那個傳說中十惡不赦的“白腳羊”是什麼關係，詫異的目光里閃爍出躲避。工間休息時，她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那裏，沒有人敢接近她。無數個夜晚，在那個半坡上的茅草屋裏，與萌萌相伴的只有一盞昏暗搖曳的煤油燈。有一次公社召開社員大會，沒有人通知她不能參加；當她走進會場時，只聽得遠處的主席台上有人發出大聲吆喝，叱令她立刻離開。萌萌在上千人眾目睽睽下走出會場。自那以後，她再也不跨入任何會場一步。多年以後，進入會場對於萌萌仍是一件困難緊張的事情。不管在什麼場合，萌萌從不主動與人搭訕。即使面對同情的目光，她也會設法迴避。她得維護自己的尊嚴，也不願意別人受到牽連。
只有與小梅的相聚能帶來難得的慰藉。小梅被安排在與萌萌相鄰的公社，她有時以買煤油之類的理由請假出來，和萌萌跑到附近山上的果園裏見上一面，說說彼此的情況，分給她一些食品和衣物，間或還能交換幾本各自弄到的書籍。小梅勸萌萌想開點。萌萌說，我不會消沉的，總有一天，你我的書架會擺上彼此的著作。
在半年多的時間裏，萌萌和我都不知對方身在何處。鄖縣武裝部把我們押送各地前，規定我們以後不準串聯不準通信。事實上沒有這些規定我們也無法通信更不可能來往。我常常在收工后登上水庫工地附近的山頂，遙望四下重疊的群山，猜想萌萌會在哪一處山巒之間，想着她也會朝我眺望，就像我們最後分別時相互目送那樣。這樣望着想着，心情便平復下來。
到大堰河三個月以後，萌萌感覺對她的監視鬆懈了一些，便開始試探着給我母親寫信。信寫得無懈可擊，但母親從字裏行間依然讀得懂她急切想知道我的下落；只是那時母親也不知道我在哪裏。
我能夠與家人通信是在半年之後。信寄出后不久便收到了母親的回信。信是被拆開了的，但夾在信中的十塊錢和三斤糧票並沒有被沒收。母親在信中說給其他的弟妹也寄了錢和糧票，以此告知了萌萌的下落。
我不敢貿然給萌萌寫信。正好母親隨後寄來了一鐵盒奶糕，我留下一些后寄給萌萌，在郵包上寫明寄出地址。一周之後萌萌的回信便到了，信也是被拆過的，但我們終於聯繫上了。
我們能夠自由地通信了，但是在信中我們不能自由地表達。萌萌寫到她的生活和勞動情況時，極少訴苦。我只能從她偶爾問我能否寄一點錢和吃的東西的字裏行間，揣測她的處境。彼此傳遞聽到的形勢和信息，則採取交流讀報心得的形式。
有了這些通信，有了我母親每月寄去的錢和糧票，萌萌的日子好過了一些。現在她間或能夠從當地農民那裏買下一擔松枝柴薪，不必每天都靠絞草把子燒火做飯，弄得煙熏火燎兩眼流淚；能夠買點香油和鹽巴，不必頓頓都吃無油無味的煮菜葉。特別是能夠多買一點煤油，晚上看書寫字的時間可以長一點了，這帶給萌萌很大的喜悅和溫暖。至於糧票，萌萌則盡量積攢下來。她在來信中說，等着我有一天能夠去她那裏時一起分享。
時間長了，萌萌漸漸贏得了隊上農民的同情和尊重。隊長不再派她去乾重活，下雨天可以待在家裏。遇上大隊或公社召開社員大會傳達中央文件什麼的，萌萌照例不能參加；隊長會有意提前給萌萌安排照看果園之類的活路，或者提醒她是不是進城去辦點什麼事情。有幾個女青年對萌萌特別好，家裏做了米飯、麵條常常給萌萌端一碗去，還幫她種菜園子。
四年貧困艱辛中為生存而勉力的生活，和社員們一起早出晚歸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以及與一輩子也沒有走出過大山的農婦村姑們的朝夕相處，讓萌萌逐漸融入到中國最貧困的農民之中。她和他們一樣操心天旱對糧食收成的影響，一樣用舌頭舔凈碗裏殘留的玉米糊，一樣在自己的菜園子裏傾注最多的心血，一樣希望平靜的生活，見到公社幹部進村也頓生警覺。萌萌體驗到農民的期盼和恐懼，分享着他們的喜怒哀樂。她開始理解到，絕對的貧困和閉塞如何造就了農民的節儉淳樸，也造就了他們的愚昧盲從；理解到這種稍有意外就能把人拋入絕境的命運如何培育出他們保守和忍耐的性格；理解到遙遠政治中心的狂風巨浪如何難以撼動底層社會的根基。
時隔46年後，2016年的春節，兒子陪我驅車去鄖縣，探訪他媽媽當年生活過的地方。昔日清澈的大堰河現在變成一條幹涸的山谷，岸邊的村莊也不見蹤影，只剩幾處斷垣殘壁。我們在周圍山樑上開車轉悠，四下打聽，直到黃昏才找到一戶當年永先二隊的搬遷農民。我完全沒有料到，萌萌的名字在當地流傳得如此久遠而清晰。這位農民立即找來幾位當地的老農老嫗，與我促膝談心良久。他們七嘴八舌地向我講述了萌萌的很多故事，包括她如何堅持要學着像男人一樣犁田耙地，以及如何教她們唱歌跳舞。他們講的一件事情令我吃驚：萌萌在這個閉塞貧瘠的大山溝里居然組織了一個讀書會。這些老農老嫗們現在還記得四十多年前萌萌帶領他們一起學習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以及怎樣憑着記憶教他們背誦——普希金的詩！
離開大堰河，我佇立在高高的山樑上，回望鄂西北大山中那條幹涸山谷邊月光下黑影般的斷垣殘壁，彷彿看見微弱搖曳的煤油燈光，有普希金詩句的誦讀聲飄忽傳來：
在西伯利亞礦坑的深處，
望你們堅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樣，
你們悲壯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
決不會就那樣徒然消亡。
我一時不知身在何處，今夕何夕。
1971年的中秋節那天，萌萌和我在時隔近一年半之後終於見上了面。為了這一天，萌萌和我在通信中策劃了很久。她和我都只能請一天的假，時間只夠我們在半路上相見然後各自折返，而中秋這一天最可能准假。我們兩人按照事先的約定前一天都向隊裏請了假，後半夜就出發相向而行。我和萌萌相距一百二十多里地，沿途要翻越好幾座山嶺，特別是雷峰埡，山高路險，天黑以後常有狼巴子出沒，我們不能不早早出門。中午時分，我們終於在一個叫作五里溝地方的公路上相遇了。萌萌提着一袋蘋果，我提着兩隻腌雞和幾個月餅。我們獃獃地站在那裏，相互端詳說不出話來。自從1969年11月3日離開興陽寺以後，兩年來我們只能在槍兵的監督下見面，相望不能相語；只能藉助於眼神、手勢和紙條傳達彼此的思念，使用曲折隱晦的文字表達內心的想法。此刻，可以直接交談，自由地傾訴，可以擁抱和哭泣，我們卻有些不習慣了。我努力想笑，萌萌卻終於低低飲泣起來。我扶她在路邊坐下，默默輕撫她的後背，直到她平靜下來。
我們說了很多，又彷彿什麼也沒說。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太多，死的死，散的散，友情凋敝，親情冷漠，我們自己也歷經磨難，韶華不再。但畢竟都過去了。重要的是，我們都活下來了，又在一起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們才感覺又累又餓又渴。我們走到公路下邊的山澗旁，我手捧澗水給萌萌喝，她用清涼的澗水洗凈了洗風塵僕僕的臉頰。然後我們啃着蘋果，吃着月餅，在那個崇山峻岭的密林中，那片荒無人煙卻可以讓我們自由呼吸自由說話自由擁抱的草地上，度過了我們自己的中秋節。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說必須要走了，又一再推遲離別的時間。直到再不分手就不能夠在天黑之前翻過雷峰埡，我們才回到公路上，背道而行。萌萌不願意首先邁出第一步，她一定要看着我走到老遠的山路拐角處，頻頻向她揮手，才轉身離去。這一天萌萌往返走了近一百里山路，出門的時候月亮還沒落下；回到大堰河，一輪明月已然高懸。
那次見面我們也談到了對於時局的擔憂。國慶節剛剛過去，我和萌萌在10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都發現了那個極不尋常的跡象：沒有舉行國慶檢閱，也沒有刊登毛和林的照片。我們當然不知道林出了事，但直覺到一定是發生了大事，這早晚會對我們的處境發生影響。我說，歷史會證明我們無罪，總有一天我們要走出大山。萌萌說，我們經受着大山的考驗，也要能經受歷史的檢驗。再難都要活下去，我們一起等着那一天，沒有那一天我也和你在一起。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林彪事件后，經萌萌和受我們牽連的小梅、小阮等人多次上訪和要求，1973年11月30日，鄖陽地區革委會對我和萌萌以及我們知青小組一干人等的問題重新做出了決定。這個決定雖然還是認定我們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但畢竟劃為了“人民內部矛盾”，算是給我們平了反。這個決定並沒有向我們宣佈，不過我們的境遇卻逐漸改善了。1974年10月，在當地農民的一致保舉下，萌萌被公社革委會推薦到鄖陽師範專科學校讀書，畢業后留校任教。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萌萌又被關進“學習班”隔離審查一年。她能夠比我早獲自由，還是得益於她那與生俱來的優雅氣質和大難臨頭時無所畏懼的勇氣，以及坦誠率真的親和力。1979年9月，萌萌考取華中師範學院歐洲文學史專業研究生，結束了十年的山區生活，回到武漢。這一年，萌萌30歲。
1974年8月，萌萌和蕭帆在湖北鄖縣
摘編自蕭帆回憶錄《我和萌萌》“文革”五十年萌萌十周年祭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