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身體與自然——性別歧視及創造神學
女人、身體與自然——性別歧視及創造神學
R.Rufether著
萌萌譯，沉默校
一、支配之源
在謝林·奧特尼（SherryOrtner）的《女性之於男性猶如自然之於文化嗎？》這一著名論文中，她認為婦女的普遍貶值來自於這樣一種文化的假定，即文化（人類控制的領域）在等級上要高於自然（非人所製造或者控制，而人類卻依賴於此的自發過程）。人們認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因此女人落入作為男性領域的文化與不受控制的自然之間的居中地位。這是由兩方面原因決定的，一方面是女人在繁衍人種的生物過程而不是在增加自身個人價值的過程中生理上的投入；另一方面是男性集團的權力使他有能力限定女人僅只在從事家務勞動和教育子女上將生理角色擴展為社會角色。較之較高層次的（男性）文化，女性的生理變化過程被看作是引起危險的、敗壞的。她的社會職能要低於男人，處於自然——文化等級制的下層。
這是一部對這樣一種符號結構作出神學反應的書，而不是一部有關人類學史的書。因此，這裏沒有必要追問此種結構何以“產生”，哪怕對這些問題有可能作出完整的回答。重要的是展示男——女關係中的幾個關鍵的要素，是它們促成了同貶值了的自然相類似的女人的貶值。最終，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自然本身逐漸被看作是貶值的並屈居於人類之下？我們無法只批評男人高於女人的等級制，而不最終批評並克服人類高於自然的等級制。
就男性對女性與自然的意識而言，一個重大的影響可以從男性青春期的割禮儀式中看出來，這一儀式將男性從早期的女性的社會化環境中徹底分離開，並強行把還在發育中的男性少年等同於男性團體中的角色與職能。這既發生在母系——母系中心的社會，也發生在父權制的社會。它內在於女性從生孩子到早期養孩子，以及當性分離為平行的社團時，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互補角色這一進程之中。於是母親的世界成為生育、哺乳、培養幼兒，蒸煮食品，製作家庭日用器具的固定的家務場所。婦女社會的流動性由此而受到了限制。女人以群體的方式採集食物，捕獵小動物，把這些食物和獵物，包括男性獵取到的，加工成食品、衣服以及為整個社會所需要的人工製品。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文化行為，是人類自然進程中的轉型。那麼，為什麼因為“更接近於自然”反而被視為低於男人呢？
男性之所以有力量把女性劃歸為較低下的領域，是因為在逐漸成為社會中家庭單位之紐帶的捕獵——戰爭中，男性獲得了成功。男性也因而成為立法者、精通儀式者和社會、文化的定義者。男性的青春期割禮儀式把男性的交往活動從母親的領域帶入到父親的領域，並分等級地界定了這一過程。在男性青春儀式的典禮和言辭中，女性領域，這個迄今為止一直是男性兒童最初的溫床和環繞着男孩們的世界變得貶值，並遭到否定。女性一旦進入青春期就正式作為成年人進入母親世界，而和女性不一樣，男性必須要比女性青春期儀式更具有暴力的特徵。
推翻原始母權制的神話的焦點在於男性的割禮儀式，年長的男性給那些就要脫離女性進入男性領域的男青年講述那些可怕的故事，告訴他們曾一度被女人控制的文化手段是如何被男人擊敗的。現在男人們控制着文化力量的符號，女人絕對不能觸摸它們，否則將受到嚴酷的懲罰。年輕的男性被告知，如果成為男性領域裏的人就要高出於女性世界，即高出那個早期的、本身就屬於較低層次的，他已然超越了的領域。
男性與女性領域的關係的確立不僅僅在於男性是文化的界定者，還在於女人肩負着大量的、乏味的、日復一日的經濟生產任務。男性變成了賦閑階層，相對而言沒什麼活可干。他們只熱衷於裝飾自己、擦磨武器，並為偶爾外出打仗做準備。把某些女人局限於觀賞的地位是某種男性貴族氣派的奢侈。在人類歷史中對女人的支配主要是通過用大量的家務活動和重複勞動來限制女人，從而把男性解脫出來進行文化控制。
我們只要了解了對於女人勞動的支配，進而也就理解了為什麼將受支配的女人在文化上比喻為受支配的自然。女人的身體——其再生性的生產過程——被男人所擁有，並且被從男性的觀點加以定義。女人註定了生兒育女，為男人縫衣做飯。男人認為這些都是有失他們身份的工作，而且自認為他們自己應高高在上地進行主宰和支配。於是，女人便成為了較“高級”的文化（男性）控制支配較“低級”的物質過程的媒介和符號。
女人地位低下的第三個重要結構是降低女人身份使之沉默。男性在文化定義方面的壟斷使女人成為對象而不是定義的主體。男人從男性統治集團的觀點來定義男性和女性，並且限制或者清除來自於女性觀點的解釋。男人壟斷了較高價值的文化活動。這些活動經常更多地與儀式和閑暇相關聯而不是日常的必需事物。如果女人縫製日常的衣物，那麼男人就壟斷了節日盛裝及軍帽的製作等等；如果女人提供日常飲食，那麼男人就壟斷了節日食品、野外宴會，及其諸如此類的活動。男人佔據了自由的領域而把女人局限於必然王國；而從男性的觀點看來，女性似乎是危險的“低級”力量——她們圖謀他們的自由，想把他們也拽入到必然王國之中。男性的超然被定義為脫離及對母親、身體和自然領域的反抗，似乎這些並非是人類（男性）所控制的領域，而只是一些限制和局限。
二、在希伯來和希臘文化中受支配的女人與受支配的自然間的相關性
受支配的女人與受支配的自然之間一定有一種文化的關聯嗎？謝林·奧特尼相信這是一種植根於早期人類社會模式之中的普遍的文化結構。但她同時也認識到，女人的文化符號是有矛盾性的，經常分裂成相反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女性象徵著低於男性（真正的人類），表現為自我的貶值部分並充當服務於男人們的角色；另一方面，女人作為母親，作為生命的最初起源及自然和文化的原始媒介，可看作是神聖（theDivine）的符號，是支撐和激發人類（男性）的生命之力。
奧特尼沒能看到的是自然作為一種符號本身就是模稜兩可的或可分裂的。非人性的自然可以被看作是低於人類，在被控制和可支配中作為無序與退化之源進行抗爭的領域；同時自然還可以被看作是宇宙，是萬物環繞的子宮，充滿着並為神聖的秩序與和諧所支撐。也正是在這種秩序與和諧中，眾神和人類才擁有了他們的存在。
此外，男性文化以矛盾的方式來象徵對自然的控制。後期祭司創造的《創世記1》的故事可以讓亞當來佔據大地並且征服、控制它，但早期的關於伊甸園（《創世記2-3》）的民間傳說，描述的卻是一段不需要人類勞動、僅靠大地上的豐富果實就能自己供養自身的日子。人類力圖支配和表現自己生命的努力被看作是不再依賴於神的反抗，它是由女人所促成的，導致了像伊甸園這樣自然再生着的樂土的失落。勞作、介入和為控制自然所作的奮爭是對男人的懲罰，而女人所受的懲罰就是充當被男人征服的角色。男性文化把對最後現實的服從描寫成為對控制的放棄，在控制和限定男人的能力上表現出“孩子般的依賴”，並以此作為對介入自然之罪的補償（在第七章將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
當我們從巴比倫進到希伯來、進到希臘時，女性和較低級的自然一起換取較高秩序的相關性（correlation）發生了一種戲劇性的變化。在巴比倫和伽南人的神話當中，女性力量（Tiamat，提阿馬特，巴比倫史詩中的妖怪，為馬爾杜克所殺；Ishtar-Anath，伊西塔，中東女神的原型，雙重性別，戰神與豐收之神——譯者注）象徵著混沌的或者原始物質的威懾力以及對抗死亡的生命力量的復活。社會自然更新的根本鬥爭被看作是反對漫無邊際的混沌和為恢復生命秩序的和諧的鬥爭。這是在眾神與眾王的層面上所導演的神聖戲劇。普通的人類（男性和女性）是眾神恭順的奴隸。至高無上的神聖（theDivine）就在混亂——和諧的母體之中，並不超然於外。
在希伯來思想中，神被拔高到他的“造物”之上。神與造物成了工匠塑造他身外之物的關係。神傳播它的“話語”（word）用以召喚某物存在出來，使之脫離自然性。自然不再是諸神（Gods）和人類孕育其中的子宮（womb）。在巴比倫提阿馬特（Tiamat）的希伯來經文中還可以看到這種暗示——神在建立世界秩序時制服了混亂。同後來正統的觀點不一樣，《創世記1》中的神不是“憑空”進行創造，而是征服先有的漫無邊際的混亂，使之納入宇宙的秩序之中。但是，神制服並使之有序的混亂，從象徵意義上看是中性的，而不是完全的女性。制服並使之有序的神的精神超然於這種秩序之外，而不是它的產物。最高的神聖存在於它之上，是在它之上使它成形的男性生殖和文化力量（言語——行動）的結合體的象徵。
在後來的希伯來思想中，神被看作是位於秩序和混亂二者之上的至高無上者。混亂成為神罰的手段。當人類起來反抗時，神通過將天地萬物猛擲於洪水的混亂懲罰他們，倖存的只有一個真正的剩餘者。在先知書（《聖經·舊約》的第二部分——譯者注）中，這種原型也被重複過。人類作惡多端激起了神懲戒的憤怒，這種憤怒採取了讓他的子民遭受混亂的形式：
天堂之窗敞開着
大地的基礎卻在動搖。
地球被徹底粉碎了，
撕裂、破碎，
劇烈地顫抖。
它搖搖晃晃的像個醉漢，
像風暴中的茅舍，
它的罪孽沉重地壓迫着它，它沉落，不再崛起。
——《以塞亞書》24：18-20
當人們懺悔重新歸順於神時，神將恢復天地萬物，把它帶回到理想的完美之中，在這裏充滿正義和融洽，死亡被戰勝；神讓大地自然而然地結出豐盛無比的果實——一個自發豐盛的慶典。（《舊約·以賽亞書》25：6-9；《舊約·約珥書》2：22-24；《舊約·阿摩司書》9：13）由此，巴比倫人於混亂和秩序中進行的奮爭，在希伯來思想中轉化成了一部道德和歷史的戲劇，它解釋着天地萬物的起源和終結。漫無邊際的混沌是黑暗，在這一背景中，神從一開始就挽救了天地萬物，同時祂又威脅，一旦不服從祂，祂將再一次將其擲入同樣的懲罰。天地萬物得以改善，變得和諧幸福，不僅富裕而且分配公正，這是神作為對祂的服從而為人類指出的希望。
在某種程度上說，因為人類（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神的兒子、神的奴隸，女人、孩子和奴隸也就成為家庭中家長的臣民。在一定的限制內，人間的家長對他們擁有王權。女人和非人性的自然之間並無直接的相互關係，因為非人性的自然並不被看作是直接地隸屬於人類（男性）控制的領域。它是一個神實施賞罰的領域。神與人類的契約關係將人和自然共同體連接為一種造物。自然與人類隨着與神的關係的上下變遷而經受一切。
在希臘思想中，男性意識與非人性的自然之間產生了更為徹底的二元論和異化，與希伯來思想不同，希臘哲學把人的（男性的）意識提升為類似於神——在自然之外和之上——一樣的超然地位。人（男性）的意識被看作是對男性精神這一超越領域的參與，而這一領域是原初的和永恆的存在。看得見的世界和有形的存在因而客觀化為一個意識控制的較低領域。原始的物質被看作是一種不順從的“要素”——它頑強地對抗為男性觀念所強加給的存在形式。精神必須征服並調整這樣一種低級物質。
物質同時被看作是精神中道德退化的根源。陷入到物質中的精神失去了它的“雙翅”，處於道德混亂的激情之中。這樣一來，為征服和調整物質所作的努力最終並沒有達到作為最後福祉的和諧，而是以脫離自然與身體的精神進入一個非現實的神靈王國而告終。在這裏，它便生活在了永遠擺脫有限、變化和死亡鬥爭的幸福和適意之中。
在希臘哲學中，女人象徵著物質或身體這樣的低級領域，被超越的精神支配或躲避。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作為統治階層的希臘男性是精神或理性的自然典範，而女人、奴隸和野蠻人生來就是卑賤的人，他們相當於肉體和感情，必須聽命於“頭腦”。在《蒂邁歐篇》（Timaeus））中，柏拉圖說道，當具體化的靈魂不再抗爭感性和慾望時，它就成了女人的化身，並隨後被賦予了“在他所獲得的邪惡自然中的某種與他相類似的獸性”。精神對物質自然的統治如同男性對女性的統治一樣是顯而易見的。神——精神——男性——女性——非人性自然——物質，存在的鏈條同時也就是控制的鏈條。拯救或超度的方向也就是精神從它特有的物質支撐系統，即對象化了的“肉體”和“物質”那裏異化出去的方向。
三、從自然那裏超度的異化軌道
在古代後期希臘——羅馬世界終結之時，宗法文化竭盡全力要把自己的控制強加在自然和社會的不順從的現實性之上。男性意識反而變成逃避世界的精神性的力量中心。近古文化被死亡、腐爛的恐懼所纏繞。生為肉身就已經是易於變化的，即向著腐爛和死亡退化。只有靠從物質中遊離出來的精神，通過禁慾的實踐，斬斷精神與肉體的聯繫，人才可能為擺脫墮落、進入永恆的精神生活做好準備。所有那些支撐着物質生活的東西——性，進食，甚至睡眠——都可以看作對死亡王國的維持；與此相反，一個意識的精神王國作為“真實生活”的王國被抽象出來了。女人作為性繁殖和母性的代表，是死亡的載體，男性精神必須逃避這一載體轉向“光明和生命”。
然而同肉體和自然的脫離，在某種程度上與社會對女人的支配系統相矛盾。女人作為人也可以參與脫離肉體和自然的這一禁欲主義的實踐。通過否認自身作為性的存在與母親這種身份，她們也許能成為中性的或者“名譽上的”男性精神，和男性一樣，向永生飛躍。因此，用最極端的方式表達宇宙二元論的諾斯替教（Gnosticism）認為物質自然是通過墮落而進入存在的。它真正的本性是惡，其創造者和統治者是魔鬼式的精靈。自然甚至不再是神的統治活動的場所，它成為一個非神領域，以無知和黑暗為其基礎。真正的神的和生命的世界構成了一個完全超越物質存在的、決然相反的精神王國。
作為肉體、性和母性的象徵，女人代表了邪惡的低級自然。只有去掉這些方面，女人方可成為“和男性平等”的男性精神。此外，高級的精神世界墮落的最直接原因，同時作為靈魂回歸精神世界的補償，就是神聖的索菲亞（Sophia）或所羅門的智慧。他們就精神的原初性而言，是最低級的存在。智慧既是給予死亡的母親，使世界陷入肉慾的有限之中；又是精神的母親，把墮落的靈魂拽回到天堂。
在正統的基督教中，禁欲主義的可能性是女人求得精神上的平等的手段，但在作為歷史規範秩序的父權制原則的優勢下，這種可能性是受到抑制的。女人獲得精神平等的能力要一直延遲到她們到達天堂，並只有征服了教會和社會中的男性權力才行。中世紀後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有了越來越多的分歧。為聖母瑪麗亞所象徵的精神女性越來越遠離一般女人。女人，甚至修女，從根本上被看作是男人的性危險，因為她們的物質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一種威脅，即貶低克服墮落和死亡的意義。
尤其是牧師的厭女症，把女人的肉體作為腐爛的典型與極端的厭惡聯繫在一起：她們的肉身將男人的靈魂拖向肉慾，並由此墮入永世的地獄。約翰·布魯姆亞德（JohnBroomyard）這個14世紀著名的主教，在他的著作中，女人被描寫成一塊着了色的掩蓋腐爛屍體的墓碑。並不令人奇怪的是，在中世紀的禁欲主義中，人們對自然也有着同樣病態性憎惡的描寫。Mundus，或者世界，被描述成傲慢的男性惡魔形象，他的漂亮的禮服掩蓋着腐爛墮落的惡魔的身體。到13世紀，Mundus這一形象被中世紀的女性形象或貴婦形象（Damenature）所替代。從正面看，貴婦形體有着誘惑人的微笑和典雅的服裝；可從後面看，卻可以看到她身上透露出被掩蓋的地獄和墳墓中的令人噁心的、卑劣的獸性。
對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紀的人來說，自然遭到詛咒，人類的墮落使世界突然陷入勞役之中。地球與月亮之間的無形空間充滿了魔鬼式的精靈。惡魔是這個王國的君主，統治着非人性和非基督的世界。只有通過教會對自然的調教，自然才能恢復上帝的統治，成為一種恩典（聖餐）的中介。但是由於這一恩典被教會所控制並在自然的現有能力之外，它實際被魔鬼所包圍。試圖進入教會以外的自然王國是一種可能與惡魔相遇的冒險。那些力求探索自然秘密的人只有與魔鬼簽約才能做到這一點。
清教主義也持有這樣的觀點。山丘上的城市是上帝的選民為了給神聖的恩典以補償而建立起來的。但是，沒有得到拯救的自然處處都得面對死亡、罪惡和魔鬼。對於美國的清教徒，北美的廣闊森林和潛伏在森林中的印第安人代表着黑暗勢力所佔據的墮落的自然。
而對於后中世紀的清教徒世界，在男性權威控制之外的女人成為潛伏中的魔鬼力量的化身。女人作為男人和自然最初墮落的原因，是一個隱藏的敵人，她威脅要把恩典和獲救的王國猛烈地推回到魔鬼的掌握之中。女人是淫蕩的、貪心的、天生地不服從的，因而在魔鬼毫不留情地試圖破壞上帝的救助計劃時可能成為其工具。女人是女巫，因而女人具有欺詐的本性，誘人的外表，往往說得好聽，可骨子裏卻腐敗不堪，把男性意識拖入罪惡、死亡和詛咒的力量之中。對肉體、自然以及對“低級秩序”失去控制的恐懼在14-17世紀爆發出來，成為對妖巫進行追捕的長時間的戰鬥，這場戰鬥剝奪了一百多萬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女人。老年的婦女雙乳下垂，腹部鬆弛，一副滿臉皺紋讓人厭惡的樣子，成為作為魔鬼工具的妖巫的原型。
四、向自然的現代回歸
從16世紀的文藝復興和17世紀的科學革命以來，掀起對其他名利心及把自然魔鬼化的反抗。男性意識開始要求把地球作為他真正的家園和他的勢力範圍予以收回。科學將魔鬼從自然中驅逐，並要求恢復自然作為人類知識和運用的領域。自然開始世俗化，不再是教會控制下的恩典的範圍，普遍理性滲透於自然之中，使整個自然充滿秩序、理性和快樂。自然神論的神（thedeistGod）的合理性，是自然法則所固有的，與人類理性相似。因此，自然是完全可知的，是由“男人”控制的，“她的”規則可簡化為數學公式——這把知識和控制自然的鑰匙。
科學方法把“男人”抽象為來自自然的、作為知識對象的認知者。以一種新的方式，男性精神維護其對自然的超越。自然不再是理性能長久棲身的有機體，它是一架由神聖理性所製造並從外部操縱的機器。科學技術激起了擴展對自然物質控制的夢想，要把越來越多的自然物質轉化成供人使用的人工製品，很快地，自然的任何一個角落，不論是靈魂深處，還是海洋深處，都逃脫不了人的控制。
早期革命的自由主義傾向於使人類意識普遍化，並認為被人支配的各種各樣的範疇會形成於人的意識之中，並對自然進行控制。像康道塞和約翰·斯圖爾特·米爾這樣一些堅定的自由黨人，他們甚至認為女人可以解放出來進入人類（男性）王國。一些早期的男女平等主義者，如瑪麗·沃爾斯多拉夫（MaryWollstonecraft）和克里默克（Grimk）姐妹，都把她們的看法建立在普遍的人類意識和對自然的超越這一自由主義的概念之上。
但是，人類（男性）王國的普遍化是與擴展為對自然的技術支配這一社會經濟的現實相抵觸的。
它是通過越來越多的對被支配的人的身體和資源的控制換取的。這些人指的是工業國家中的女人和工人，以及正在被擴張的歐洲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所征服的廣大新國土上的奴隸和被剝削民族。很快地，早期自由主義的平等主義開始被一種新的等級制度所替代，這種新的等級制度使女人、工人、農民和被征服的民族成為與歐美男性相對立的、被支配的自然典型，成為超越意識的真正承受者。
對自然的控制被看作是一個無限擴展的體系。從有限向無限的末世論飛躍被轉向它的一邊，並被轉化成了無限進步的教義。它既是對自然的理性認識，又是對自然的控制。物質生產的無限擴展推進了自然，而且它的限度也被逐漸克服。無知、貧困、疾病，甚至黑死病都將被消除。通過科學對自然的擴大控制，地球上就會建立起一個無限幸福的王國。
這一體系不僅否認自然的有限，而且要在社會的控制和剝奪下才能得以貫徹。事實上，西方精粹的繁榮是以各國被統治人民的貧困為其代價的。技術的副作用以土壤、空氣和水受到污染的形式轉嫁給公眾。同時，特別是在殖民世界，在人口的急劇增長中，對疾病和死亡的控制使得婦女無法支配她們的身體和社會角色。在短短的一個半世紀中，擴展控制的樂觀觀點，這個導致了伊甸園的觀點，就不得不面對全球性的疾病，無法控制的普遍污染、飢餓、貧困和戰爭，這些都極大地威脅着地球的真正倖存者。
早在19世紀，擴展對自然的技術控制這個豐富想像就直接導致了浪漫主義的形成。浪漫主義並不認為把越來越多的自然轉化成機器文化是人類精神的勝利，他們認為這是人類精神脫離了自己在地球上有機體的極端的異化現象。浪漫主義的空想家反對資本主義把工業前從事園藝和手工業的文化轉化成使創造性工作淪為異化勞動的工業化的農業綜合企業和製造業。他們試圖把集體的村莊恢復為理想的模式。這模式將使家庭、手工業及小規模的農業重新結合起來。他們重新發現了萬物有靈論（animistic）的宗教，在這一宗教中，非人性的自然充滿了精神生活，人們可以在叢林和溪流中窺探樹仙和居住于山林水澤的仙女。為了沉浸到未經人制服的自然中，就要恢復靈魂，並培育被理性和機器文化異化了的精神。
然而，由於浪漫主義起源於異化的白人男性意識，因而它在尋求恢復自己失去的與自然連接的紐帶時帶有偏見。它把理想化了的、被控制的人——女人、農民、印第安人和南海島民，看作是沒有異化的自然載體。因此，它阻止這些被控制的人掌握知識和科學力量的工具，他們被限制在自己“自然平靜”的小島上，成為被異化了的白人男性靈魂休息和再創造的地方。浪漫主義重返自然的計劃依然是審美的、個人至上論和逃避現實的，由於它不能抓住社會與自然支配的相互關係，它也就不能預見到支配系統自身向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新關係的真正轉化。
五、走向生態學——主張男女平等的自然神學
一種生態學——主張男女平等的自然神學，必須重新認識等級制的存在鏈條和控制鏈條上連續着的整個西方神學傳統。這一神學必須對把人置於非人性的自然之上的等級制進行質疑——這等級制是基於一種本體論和道德價值論的關聯提出來的。它必須向人類把非人類當作私人財產和將開發的物質財富來對待的權利提出挑戰。它必須揭露那種男性居於女性之上、僱主居於工人之上的社會控制結構，以撕下這調解對非人性自然控制的結構的假面具。最後，它必須質疑這個等級制的模式，這等級制模式起源於作為存在鏈條的根源的非物質的精神（神），卻向作為存在鏈條的底端及在控制鏈條中居於被支配地位的、最低下、最無價值的那個點——非精神的“物質”——滑去。
女神（God/ess）作原始的子宮，它更新着存在的基礎，它既不是窒息內在，也不無根超越。精神和物質在這裏不是二分的，而是同一事物的內外兩面。當我們向意識的內部深處走去時，或者，探査可見事物表面以下的東西以進入原子和分子結構的基礎的電磁場時，可見的事物便消失了。物質自身溶解成能量。組成模式和關係的能量是我們感受作為可見物的東西的基礎。它變成不再能夠二分為物質和精神的能量。當意識在進化的層面突然出現時，意識被看作是物質能量自身內部最激烈、最複雜的形式，而在這個層面上，物質以最複雜的徹底的方式組成人類大腦的中心神經系統和皮層。
如果我們依照TeilharddeChardin對於進化的解釋，物質的輻射能量是沿着既複雜又集中的增長線發展的。在生命能量的某一個“沸點”，有一個向存在新階段的決定性的飛躍，即從無機物向植物生命的飛躍，這個飛躍往往是歷經智力的各個不斷發展的階段直到自我意識智慧的爆發。
顯然，人們不再能夠對自然和歷史一分為二。自然本身就是歷史的。宇宙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它誕生，成長，並可能消亡。轉化的關鍵時刻出現在宇宙成長的各個階段上，給存在帶來新的可能。這些在以前存在的事物中蘊含著、同時也可能代表着某些新東西的東西，在生命形式出現之前是不可期盼的。自然除了必然性外還包含有超越和自由。從無機物向植物生命，從植物生命向生物生命，以及後來的向自我意識智慧的轉化，不僅僅是量的變化，而且是質的轉換。在每個階段，生命的性質的新維度都會再生。
迄今為止，TeilharddeChardin和其他人的物質和輻射能量的進化觀點僅僅只能導致關於存在系統的新說法。也就是說，存在系統被這樣安排好了。但是這一觀點仍然保留同樣的前提，那就是“高級”形式優越於“低級”形式，因此“最高”形式即人類完全是以人類自己的利益控制所有其他的東西。確實，Teilhard沒有分析（質疑）種族主義的假設，為什麼西方的白種人的發展是人類發展的特殊方面，以致它有權力控制和改變其他的人。這種等級制的理論曾因各種原因而改頭換面。
我們逐漸認識到貫穿於全宇宙的人類意識與物質輻射能量的連續性。我們的智力是這種輻射和能量的某種特殊的激烈的形式，但這並不是說它與其他形式沒有連續性，它是自我意識或者對物質的輻射能量的“思考維度”。我們必須對所有存在中的“你——性”（thou-ness）作出反應。這不是浪漫主義或者看到了“叢林中的樹仙”的人格化的萬物有靈論，儘管在萬物有靈論的觀點中包含着它的真理性。植物或者生物的精神不是人格化的，而是相對於它自身的生命形式而言的生態性的東西。對於精神，這個以自己獨特的存在形式存在於一切存在中的生命能源，我們的反應不應是“我與它”，而應是“我與你”。“人的兄弟情誼”需要得到擴展，不僅包括女人，也包括整個生命的共同體。
生命的更複雜形式表現為向能從性質上作出更主動、更自由的反應的存在新階段的決定性的突破。然而它們又在根本上依賴於所有那些走在它們之前並繼續構成為它們自身存在基礎的東西。沒有人類的存在，植物依舊可以愉悅地完成它的光合作用；但如果沒有植物的光合作用，我們人類就不能存在。生命的更複雜形式較簡單形式的源泉和基礎，情況正好相反，生物往往依賴於生命過程的整個生態共同體：植物的光合作用，細菌，其他動物，水，空氣，以及支撐其自身存在的土壤。可想而知，人類離開了支撐我們的存在並使其成為可能的整個生態共同體便無法生存。
因此，智慧所具有的特權不是不考慮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繁榮而一味地疏遠和支配世界。相反，它有義務看守和培養我們自身存在所依賴的整個生態共同體的繁榮。非人性的自然能夠很多地照料自身的進程，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比沒有我們時更好，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什麼權力成為自然的看守者呢？人的自我意識本身帶有危險，這危險在其他生物的生命形式中都不存在。毫無疑問，非人性的生物總是處在吃和被吃之中。自然里總有暴力和虐殺，但這發生在它自身固有的平衡中。如果一種生物增長得太快太猛，它就會毀掉自身生命的支撐系統，於是開始死亡，直至它的數量重新恢復到同它的生態共同體平衡。
只有人是主要通過文化社會的手段使自身的進化從不間斷的。我們不能從我們的身體上生長出我們的衣服，或者從我們的手指甲的頂端上生長出我們的工具。我們把這些作為人工製造品來創造。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們作為我們的技術部分來加以改變和發展。此外，我們有能力通過創造與地球、與我們的生態共同體以及相互間的功能障礙的關係來防止它們為社會共有。只有我們能“犯罪”，也只有我們能破壞歪曲自然平衡，把歪曲的代價強加在不幸的人身上，就像強加在非人類的共同體身上一樣。我們再也不能這樣做了。最終，宇宙在人的曲解和壓制下會發生逆轉，這將削弱整個人類的生命支撐系統。我們甚至可能使地球與我們人類同時毀滅。我們也可以摧毀進化發展的大部分成果，使之回到有機物和光合作用的最原始階段，甚至可以把很深的毒素留下來以對付生命的再生。我們是自然可怕的負擔。
因此我們沒有什麼超越非人性的自然並與其作對的智慧的特權，我們有的只是把我們的智慧運用於地球的義務與必需。我們需要學習如何運用智慧去修補我們造成的扭曲，學會如何把智慧轉化成設施，利用這一設施，我們能夠培育生態共同體的融洽和平衡，並使之得到改善。我們可以把荒蕪的沙漠或叢林變成花園。但是我們需要做的並不簡單是靠剷除現有的東西並且無視除我們自身之外的任何需要，我們應做的是理解現存生態共同體的完整，並學會在這個共同體中找到我們自己能夠與其他東西和睦相處的合適位置。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真正認識到了我們的相互依存性。我們不可能破壞生態共同體而不最終敗壞我們自身的生命支撐系統。從自發性的角度來控制宇宙的觀點是對異化意識的錯覺。我們只有兩種真正的選擇：不是學會運用我們的智慧成為倖存的自然培養出來的“僕人”，就是在不斷毒化的地球上失去我們自身的生命支撐系統。
我們對地球關係的這一智力轉化將要求人類智慧的新形式。占統治地位的西方白人男性的理性觀點是以線性的、二分的思想模式為其基礎的，這些模式把現實分為兩重性：一個好的，一個壞的；一個優等的，一個劣等的；一個將居於支配地位，另一個將是被清除或被鎮壓的。這些模式的生物學基礎在於左大腦的專門化，即以某種方式壓制與感官有關的右大腦的功能。這種一邊大腦的發展男性比女性更突出，這可能與後來男性在詞語上的發展有關。
這一生物學趨勢社會化地誇張了社會角色中的支配與從屬地位。社會支配的角色誇張為線性的、二分法的思維，並且抵制文化在發展中通過取消這種不平等性來糾正其偏見。此外，女人及其他低級群體的理性能力由於缺乏教育和領導經驗而被壓制，結果被認為只具有最初的直覺和思想的情感樣態。於是，在男性有權與女性無權中的社會性更進一步扭曲了這一本來的共同體，而且創造出二元化的男人文化與女人文化，即剛毅的男性氣概與溫柔的女性氣質。
我們現在必須意識到的是左大腦的理性模型已經以多種方式專門化為生態學上的功能障礙。作為“自然法則”的腦力的對應物絕不是這樣的推理力，它把許多觀念當作與科學“不相干”的東西而篩選掉，使科學知識退化到適合於支配和控制的狹小範圍。但其建立的體系在生態上是功能失調的，因為他們看不到在那特殊存留於那“真相”中所具有的更大的相關模式。這種合理性傾向於把自然作為一個整體系統加以運用。比如直線式思維在指導農業，甚至裝飾性的栽培上，總傾向於同一種植物的規模，而這種誇張很容易使植物受到病蟲的傷害。人類是不得不用化學噴霧劑加以補救，而這又通過整個生態系統起到毒素上的連鎖反應。與此相反，自然是遍佈和散播植物的，所以每一平衡才糾正着另外的所受到的傷害。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直線式思維的典型。
直線式思維是簡化式的、二分式的，只看到部分，看不到更大範圍里的相關性和相互依存性。生態學的思維方式要求各種形式的合理性，一方面要把左大腦直線式的思維與右大腦空間的和處在關係中的思維統一起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消解有關秩序的直線式概念，以便創造出各種各樣的秩序，那才是自然“秩序”本來的樣子。就是說，對於直線式的、理性的思維來說，平衡與和諧恰恰表現為異常的“無序”。一方面，我們注意到一大片有各種樹木和昆蟲相互平衡的大草原，其中每一種都適合於其生態學上的小環境；另一方面就會有人試圖以某種方式模仿這一原理，並且以更簡化和經過挑選的樣式來栽培為人類所用的植物。轉變我們的精神以適合於地球意味着理解自然和諧的那種更具有擴散和相關性的邏輯。學着使我們人類的生態環境融入與非人性的生態環境的相關性之中，意味着把共同的利益提到首位，而不是削弱和破壞（污染）生活體系。
如果我們彼此間的精神未能扭轉，我們面對地球的精神也就不可能扭轉，因為被扭曲的和生態機能障礙的關係表現為必然的，而且這種情況事實上總會以多數人為代價而讓少數人獲利。並不存在作為“人”與“自然”的新關係的生態倫理學。任何生態倫理學必然也總是會顧及到社會支配的結構並把開發自然作為中介加以支配的，同時也不考慮整個共同體的利益，而只有利於眼下在階級、種族和性上具有優勢的支配性力量。一種生態倫理學必然也總是一種生態——正義倫理學，它承認社會支配與自然支配的相互關係。
在這個意義上說，非人性的自然並非“自然的事實”，似乎我們通過拒斥人類文化就可“復歸”似的。自然不僅是自然進化的產物，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產物，它帶有人類發展的邪惡和扭曲的特徵。事實上，我們這個行星上沒有任何人能找到一處“未經人之手觸摸過的自然”。甚至可以說，就是人未曾到過的地方，人的影響也經由風、水、泥土、小鳥、細菌和動物帶了去，因為這些東西本身就已具有人類對這個星球進行劫掠所遺留下的毒素。
當然，在這個意義上，自然也可以說是“墮落了”，但不能說它就是惡本身，而是說她嫁給了而且被人類的錯誤發展所扭曲。於是我們與自然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更新，是一個歷史的規劃而且是重新創造的鬥爭。
自然再也不會是人類介入前的那個樣子了。儘管我們需要以一種通過轉變我們的精神以適應於自然的生態和諧的邏輯來更新地球，這也必然是一種新的綜合，一種新的創造，在這一創造中，人的自然與非人性的自然在創造出的可居住、能承受的宇宙中將成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