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萌萌的線團——寫給萌萌忌辰十周年

序一：萌萌的線團——寫給萌萌忌辰十周年劉小楓

親愛的萌萌：

十年間沒給你寫信了，這邊有些好玩的事情，應該告訴你。不過，這次僅告訴你：你的七卷本文集出版了——這讓我想起一些過去對你沒說完的話。

1993年，我在歐洲完成學業剛回國就收到你的來信，你在信中說：

我希望我的每一種經歷都能成為財富，即我視之為生命的文字、聲音。如果不能，我沒有能力，那麼我希望我用我的經歷把自己變成作品。它只需要在我的朋友的目光中得到印證，哪怕這目光轉身就會過去。

在我們這代人的歷史感覺中，“九三年”是個特別的歷史記號。我指的當然不是1993年的“全民下海”，而是雨果讓我們刻骨銘心的《九三年》（鄭永慧譯，1957年初版）。小說的結尾一卷題為“封建和革命”，我們在親身經歷的一場針對“封建”的大革命時代讀到這部小說，怎麼會不刻骨銘心呢？

現在或將來的年輕人還會讀雨果嗎？沒讀過雨果，可能理解你用自己的經歷把自己變成的作品嗎？或許，你這部作品有助於現在或將來的年輕人讀雨果的《九三年》？如今誰還會有需要或熱情了解、認識遑論反思“九三年”是個特別的歷史記號？這些問題統統與我們無關，你一定會同意，對我們來說，唯一重要的是了解、認識、反思我們自己的經歷。

一

我跟你第一次見面是在1984年……那年出版的《美學》輯刊上有一篇署名“墨哲蘭”的文章，寫的是論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美學思想”。文章講的道理我並沒有看懂，文風已經俘獲了我——即便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如此飽含激情的哲學論文仍屬罕見。文字中的哲學激情也可能是一種哈姆雷特式的“裝瘋”，當時的我僅隱隱約約聽出其中隱匿着的理性聲音。

受這種激情支配，我向社科院哲學所朱狄先生打聽墨哲蘭是誰，他告訴我是武漢社科院的。於是，我給墨哲蘭寫了封信，沒想到回信人說自己叫“張志揚”——信很短，僅僅說你下周要來北京，你會找我，一切見面詳談……

張志揚在信中沒有說你是誰，好像我已經知道你是誰，徑直告訴我下周五上午10點在332公交的北大站與你接頭。一周后，我按時到達公交站，用目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尋索，很快就看到一雙同樣在尋索的目光——那雙眼睛很奇特：焦慮、不安與淡定和沉穩的神色交織在一起……焦慮和不安明顯來自這片土地的晚近歷史，淡定和沉穩則出自一種信念：堅信要相認的朋友一定會出現在歷史的這個片刻——這是在革命電影中的地下工作者臉上才可以見到的眼神。

在北大25樓的宿舍，我們聊了近兩個小時。你告訴我，你姓“魯”，叫“魯萌”，朋友們都叫你“萌萌”……原來，你是“文革”后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差不多比我高三屆。你不斷說到“朋友們”，我有些激動。我還不認識你說的“朋友們”，我就已經認為他們會是我的朋友。

那個年代渴求朋友。所謂“朋友”，就是喜歡讀西方哲學和文學書的年輕人——更確切地說，是讀過《九三年》而且被震懾、被感動過的年輕人。如今，歷史已經不需要我們再尋找這樣的人做朋友，歷史難道真的沒有一點兒“進步”？

半年後，我途經武漢打算住兩天。火車到武漢時已經是傍晚，志揚到火車站接上我，在夜色中用吱嘎作響的自行車馱我到他家，你則去召集武漢的朋友們前來聚會——你說，自己的新朋友來了，得讓所有老朋友認識，不能據為私有，這是規矩。

通過張志揚，我僅認識了你這個朋友——通過你，我認識了許多朋友。那天晚上，在志揚家裏，朋友們談的都是各自的經歷。我們都來自剛剛經歷過大革命的土地深處，各有各的故事，這些故事不約而同地交織在了一起。你後來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曾這樣概括“我們”的靈魂經歷：

我曾經夢想成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齡人曾這樣夢想過——那時我並沒有真的經歷苦難。也許正是俄國文學的熏陶，是俄羅斯的草原、白樺樹林、倒映着星光的閃亮的河流以及一切能與大地相關聯的東西沉積到我的心底，成為一種終生不能褪去的背景，一種母性的、包容性的情懷。它並不關注對象，它沒有對象性的意識，它甚至就只是一種朦朧的、自我感覺着的獻身的熱情。它曾整個為革命所鼓動，在革命成為時髦的年代。但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社會動蕩中尖銳化的各種問題，使我渴望能像革命者一樣有着自我承擔的意志去承擔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致友人書·我的窗外沒有風景》）

誰讀過這段文字后在自己心裏說“我也曾經這樣夢想過”，他就會成為你的朋友，或者讀懂你這部作品嗎？看似如此，但未必如此。你其實說到了兩種不同的夢想：“成為一位革命者”的夢想和某種靈魂愛欲的夢想——前者產生於“社會動蕩中尖銳化的各種問題”，後者則出自對“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靈魂愛欲本身。由於都需要“自我承擔的意志去承擔”，在大革命的時代，這兩種夢想就不容易區分。從夏多布里昂的《論古今革命》中可以看到，歷史上的革命何其多，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何其多——對“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靈魂愛欲卻向來世所罕見！一旦這種天然的靈魂愛欲遇上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就可能把自己的夢想當作“成為一位革命者”的夢想。

我們這代人的靈魂經歷其實是充滿含混的“曾經”，或者說，我們的“曾經”充滿歷史的含混。如果我們覺得自己的經歷帶有某種命定的東西，那麼，要認識這種命定首先得澄清我們所經歷的“曾經”的含混。作為你的朋友，我還記得自己的“曾經”的含混需要澄清嗎？你在修訂完碩士論文二十年之後，也就是病倒之前一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樣或應該怎樣面對“曾經的欠負”？比如，我（或我們）曾經遭受的傷害與苦難，在我（或我們）身上沉積為怎樣的“曾經”或“記憶”？而每一個活生生的當下，與“曾經”發生着怎樣的關聯？是遺忘，是怨恨，是沉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致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現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謂升華為事業的“成功”，是積聚強力意志的報復、復仇、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於拯救平和（福祉）中獲得救贖？……（《記憶中“曾經”的承諾》）

你是在提醒我，不要忘了澄清我們所經歷的“曾經”的含混，否則，與自己的“曾經”必然有關聯的現在和將來仍然是含混。

二

認識你的時候，你已經碩士畢業。第一次見面，你就迫不及待給我談“莪菲麗雅的線團”，當時我聽得一頭霧水。你回到武漢后，給我寄來了你的碩士論文打印稿，論文題為“《哈姆雷特》的結構和性格悲劇”。讀完論文我才明白，“莪菲麗雅的線團”牽涉你自己的記憶中的“曾經”。

哈姆雷特這個戲劇人物的性格極其複雜、矛盾，或者說極其含混，自18世紀以來，如何理解這個戲劇性格就成了歐洲讀書人的話題——差不多兩百年後，也成了中國讀書人的話題。對於眾說紛紜的哈姆雷特的含混性格，你說，“人們面對的並非是一個無法猜破的難題，而是一個歷史之謎”。你頗有把握地認為，你已經透過莪菲麗雅的目光解開了這個歷史之謎。

通過莪菲麗雅的眼光，感受着一個戀人的感受，哈姆雷特就彷彿站在我的面前。他那不能離異又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他那在矛盾痛苦中對象徵著理想的純潔愛情的苦惱而執着的追求，化作不可遏止的靈魂呼喊，透過表面的憂鬱、冥想和延宕，扣動着我的心。

我終於站在了哈姆雷特內心世界的入門口。

隨後，莪菲麗雅丟下的線團，牽出迷人的心理活動的線索，給我展現出一個超出悲劇情節線索的世界。（《〈哈姆雷特〉的結構和性格悲劇》）

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想：你真的“站在了哈姆雷特內心世界的入門口”，並憑靠“莪菲麗雅丟下的線團”走出了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劇這座迷宮？如果哈姆雷特“是一個歷史之謎”，這個“謎”與我們中國人有什麼關係？哈姆雷特是都鐸時代的英國詩人筆下的戲劇人物，如果這個人物的性格“是一個歷史之謎”，那也是英格蘭王國崛起時的一段精神史之謎。我們有必要為解開這個“歷史之謎”費神嗎？

很多年後我才漸漸明白，你想要解開的其實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經歷的一段獨特的個體精神史之謎——或者說你在這片土地上的“朋友們”的性格悲劇之謎。當我把你筆下的哈姆雷特這個戲劇人物讀作你的“朋友們”，難以理解的一些關鍵表述就變得不難理解了。比如，“他那不能離異又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指的是什麼呢？與誰“不能離異又不得不分手”？不就是“曾經夢想”的革命者理想！畢竟，“我曾經夢想成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齡人曾這樣夢想過”……這種理想絕非僅僅“象徵著理想的純潔愛情”，對於你以及你心目中的“朋友們”來說，某種歷史性的理想“曾經”就是“理想的純潔愛情”本身——這“愛情”是對中國的“愛情”，或者說“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民族文化復興”的愛情！你始終相信，正如任何歷史事件都有多個層面，你所經歷過的大革命歷史也有多個層面。如果把這場“社會動蕩”僅僅視為“奪權鬥爭”，勢必會抹殺經歷這場革命的“不同階層豐富多樣的經驗”（《漢語作為民族語言表達如何可能》）。

你把自己歸屬為大革命時代中的“青年左派”，你本來以為，凡這類“曾經”的“左派”中人都會是你的“朋友”——但你發現，歷史剛剛拐彎，好些“青年左派”就與曾經的“理想”離異，並沒有“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更沒有陷入“憂鬱、冥想和延宕”。他們成了新的理想主義者，斷然否認自己曾經有過的對“理想的純潔愛情的苦惱而執着的追求”。莎士比亞讓他筆下的哈姆雷特悲嘆：“時代整個兒脫節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按照我的理解，在你筆下，“時代整個兒脫節了”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時代”是你這類“青年左派”的靈魂經歷的代名詞，所謂“時代整個兒脫節了”，指的是自己的靈魂愛欲所經歷的“偏離、脫軌”，由此才會生髮出“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你解讀的與其說是都鐸時代的詩人筆下的人物，不如說是自己經歷的時代所造就的仍然掙扎着的那類靈魂愛欲。因此，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劇不過是你心目中的某種靈魂類型的命運之歌，即對“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靈魂愛欲的命運之歌。在任何時代，這種愛欲都可能因各種彼此矛盾的歷史要素而產生性格悲劇。由於這種靈魂的命運不僅受外在的歷史事件規定，而是也受甚至更多的是受自身內在的愛欲品質的規定，這種性格悲劇絕非僅是社會性或政治性的命運。正是出於這樣的規定性，你堅持要澄清記憶中“曾經”的含混。在修訂完碩士論文十年之後，你還固執地這樣來界定自己的歷史“記憶”：

被設定的期待的偏離、脫軌，也許是在某一個明媚的早晨或溫馨的夜晚一次發生的，對於某一個真實的個人來說，卻只有真正經歷過內心痛苦的咀嚼，於徹底的否定性中建立起在審視世界的同時自我審視的眼界，斷裂和悖論才可能成為個體生命的直觀和刻骨銘心的記憶。（《漢語作為民族語言表達如何可能》）

由此可見，在你那裏，靈魂悲劇具體呈現為把革命者的夢想當作對“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愛欲之夢。大革命時代之後，你筆下的悲劇人物仍然不能區分兩類夢想，才會陷入與夢想“不能離異又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於是，肯定、否定、自我犧牲和自我鬥爭的“情緒”力量在這種靈魂中錯綜交織成一個個難解難分的結，靈魂的愛欲一直在既認命又不認命中掙扎，從而有了自己的性格悲劇。

三

在你對《哈姆雷特》的解讀中，憑藉“莪菲麗雅的線團”牽引，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劇作為“一個歷史之謎”最終指向了“主人公超出事件制約影響的、充滿着矛盾的心理歷程”。這意味着，早在你寫作碩士論文的時候，你就決意要搞清自己所屬的“青年左派”靈魂的性格悲劇的歷史真相。你當時並沒有明確意識到，在自己要搞清的歷史真相背後可能還潛藏着某種靈魂愛欲的性格悲劇的形而上學真相。對“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靈魂愛欲是天生的，與特定時代的革命理想無關。因此，從本質上講，靈魂愛欲的性格悲劇是超歷史的。然而，你卻希望搞清自己的靈魂愛欲的歷史真相：

我審視着我的感受，既在我面對的作品裏，也在歷史的意向和情緒里，尋找這感受的真實依據。（《〈哈姆雷特〉的結構和性格悲劇》）

這裏的所謂“歷史”顯然指你親身經歷過的歷史。你修訂完碩士論文時已經35歲，在此之前，你經歷過何其獨特的傳奇般的個人歷史。但是，在你的同齡人中，有過類似獨特的傳奇般經歷的人何其多！由於在你的“青年左派”理想中曾經充盈着的是你的靈魂愛欲，你與“曾經”的理想“離異”時始終無法化解“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於是，你固執地要在隨後的生涯中繼續“尋找這感受的真實依據”。然而，什麼樣的“感受的真實依據”？“青年左派”理想的“感受”還是對“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靈魂愛欲的“感受”？由於兩種“感受”已經歷史地交織在一起，你“尋找這感受的真實依據”的心理歷程就命定繼續“充滿着矛盾”。

對你來說，“尋找這感受的真實依據”首先體現為繼續尋找自己的“朋友”——你的靈魂愛欲驅使你不斷尋找“朋友”：既在現實中尋找，也在文學和哲學作品中尋找。在你解讀易卜生的《羅斯莫庄》時會出現這樣的文字，讓今天或後世的讀者難免感到突兀：

這也是我們這一代的生活。

在驚心動魄的往事的回憶中，也許我們永遠也無法弄清楚那許許多多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為什麼發生的。因果聯繫或許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或許存在過而早已退隱了，像無數生長的枝蔓，只有孤零零的事實突兀在那裏，以致無論多少歲月已逝去，每一次記憶都仍然如同是尖銳的呼嘯從腦際掠過，留下一陣陣心的悸動。（《錯位》）

《羅斯莫庄》中的故事也成了“我們這一代的生活”的寫照，因為易卜生的敘事讓你想起你自己及“青年左派”朋友的經歷：“易卜生將呂貝克置於社會變革和變更傳統的旋渦中”，你看到的卻是自己和你的“青年左派”朋友們被置於社會變革和變更傳統的旋渦。於是，易卜生成了你心愛的終身朋友。其實，易卜生真正讓你心動的是對“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靈魂愛欲的“感受”：

“眾”是怎樣的，它和“個人”處在怎樣的關係中，才是問題的關鍵。（《關於〈玩偶之家〉的採訪》）

我覺得自己的感覺沒錯：你把哈姆雷特當作“青年左派”朋友們的代稱，並把自己視為這個“哈姆雷特”的“戀人”。你把莪菲麗雅視為走出哈姆雷特性格迷宮的線團，意味着你把自己視為走出“青年左派”性格迷宮的線團。莪菲麗雅是女人，你也是女人。為了獲得莪菲麗雅的目光，你閱讀各種各樣看似具有性格悲劇的中國女人，繼續尋找自己的靈魂愛欲的朋友（《我讀女人》）。可是，從你的這些閱讀中，我看到的仍然是你自己的“青年左派”的性格悲劇：與“曾經”的理想“不能離異又不得不分手”的“矛盾心理”。

也許重要的不是把理想堅持了多久，而是在理想成為問題時重提理想的勇氣和關注方式。

它不是一個可以歸屬到終極尺度的消逝着的環節。

它純然是一個人直面悖論和界限的自省，是在斷裂中突兀的自省。

因而與其在連續性中沿用理想的概念或在中斷後在新的語境中借用“理想”的字眼，還不如用想像。儘管想像這個字眼同樣需要澄清，即它不是在現實之上浪漫地漂浮的，而是因固守個體性連同腳下真實的土地而穿透着的。

如果我們還是要用“理想”這個字眼，那我毋寧把它看作一種追求者的精神狀態，一種經歷，一種氣質。（《我讀女人》之一）

可以看到，你模模糊糊感覺到“曾經”的“青年左派”理想與對“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愛欲理想的差異。“青年左派”的理想很難說完全是“個體性”的，靈魂愛欲的理想卻決然只會是“個體性”的，其尖銳和敏感同樣會穿透“腳下真實的土地”。靈魂愛欲是出自天素的“一種氣質”，“青年左派”的“氣質”則更多是一個歷史性事件的結果。在“曾經”的歷史處境中，這兩種“氣質”可能呈現為同一種“追求者的精神狀態”。儘管如此，作為“一種氣質”的靈魂愛欲可能具有某種歷史性的政治理想，卻不能反過來推論，所有“青年左派”都具有這種“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的靈魂“氣質”。

我因此理解了你所說的“悲劇意識和個體的自我意識”的關聯：“悲劇意識”的品質是“平凡的個體性”中的“崇高”精神（《應提升到精神的精神現象》）——你心目中“真正的崇高概念”與“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是同義詞。

悲劇意識：

在失敗中生成的超越有限性的自我發放。

目的並不明確。

無目的的目的性。

追求而失去目的，即失去追求的外在目的，而向人自身回復——將自我發放到無限的即虛無的世界。（《應提升到精神的精神現象》）

倘若如此，我覺得，你面對的是亘古以來的靈魂愛欲都會面臨的無解難題：高貴與平庸、歷史與天性、常人與非常人的關係問題。“超出平庸”的靈魂愛欲只會出現在“平庸”的世界，由此才會有“超出平庸”的“追求者的精神狀態”。因此，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靈魂愛欲面對的問題都僅僅表現為在個體的處身性痛苦中誕生的靈魂形式。

四

你繼續“尋找這感受的真實依據”的心理歷程“充滿着矛盾”，尤其體現在你提出了一個形而上學式的問題：“女人是什麼，能是什麼？”這個問題基於對自己的個體性的審視，其中帶有的矛盾難免會暴露你的靈魂愛欲的真相。

為了解答這個形而上學式的問題，你把“情緒”確認為形而上學的本體之物：

情緒即人的內在自然，像自然一樣混沌，一樣不可穿透，一樣收容一切創造物融於一身。所謂人類的全部文明或文化，其最初的衝突、衝動都源出於它。（《情緒是淵藪也是希望》）

你說，這個形而上學的出發點來自你的女人感覺：

幾年前我曾這樣表達：人們常說，女人是情緒的，而一個除了經歷和這經歷在內心中的沉積以外一無所有的女人，就更是情緒的了。（《斷裂的可隱匿的聲音》）

你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形而上學規定會遭遇兩大思想難題。首先，基爾克果和海德格爾不會同意：男人只有“情感”，女人才有“情緒”（《情緒是淵藪也是希望》）。事實上，基爾克果的“不安”和海德格爾的“處身性”說到底都是“情緒”。何況，現象學派的男性哲人們幾乎無不拒斥施萊爾馬赫式的“情感主義”。更大的思想難題在於——第二，如果某種形而上學的本體之物也有性別之分，能夠被視為形而上學的本體之物嗎？

我沒法將你說的“情緒”視為形而上學本體之物——被你確認為形而上學本體之物的“情緒”，其實是一種類型的靈魂愛欲。用你自己的話說：

一個女人，如果在擁有女人天性的同時，又擁有男人的視野和反省能力，她就註定了承受撕裂肌體的痛苦。（《女人是男人心中袒露的秘密》）

嚴格來講，靈魂愛欲並沒有性別之分。不然的話，我很難理解，蘇格拉底的靈魂愛欲是由一位女人來開導的。反過來說，男人也未必擁有你所說的“男人的視野和反省能力”——否則，蘇格拉底與那麼多的男人交談，是在談什麼呢？你自己在沉思“情緒”時也說過：

每個人都有情感，也都有情緒，但事實是，有的人恐怕一生都沉不下去也升不起來。（《情緒是淵藪也是希望》）

這裏的“每個人”或“有的人”都不會有性別之分，只會有靈魂類型之分。具有某種靈魂愛欲的人，才會有“沉下去”和“升起來”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與性別差異無關，甚至也與歷史事件無關——或者說與大革命時代無關。但是，當你審視“情緒”的形而上學性質時，不僅與性別差異相關聯，而且與歷史的處身性相關聯：與自己的“青年左派”激情粘在一起。如果我沒有記錯，“情緒”這個關鍵詞已經出現在你的碩士論文之中。於是，你的“情緒現象學”帶有這樣一個矛盾：一方面，你要審視的“情緒”來自“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所經歷的“外在的、強迫性的經歷”，來自時代的“偏離、脫軌”（《語言問題何以對我成為問題》）；另一方面，你又把“情緒”視為純粹的靈魂愛欲本身——你甚至用黑格爾式的語言說，“情緒”是我們“透視着意向與反思的直觀”本身（《情緒與語式》）。

你對“情緒”的形而上學式關注，說到底是對你自己與生俱來的決然個體性的靈魂愛欲本身的關注。事實上，完成碩士論文之後不到兩年，你就寫下了《女人是什麼，能是什麼？》（1986）。這篇文字堪稱你的標誌性作品之一，它標誌着“莪菲麗雅的線團”開始成為你的線團。標題中的“女人”不是泛指，而是你這個女人自己。你用了自己的兩行詩句作為題詞：

誰在靈魂中經歷過生死的冒險，

而不是在直觀的哲理中將升華當作逃避。

這詩的句式讀起來像是疑問句，其實是個肯定句，甚至是表達對自己的期許的祈使句。你用這樣的詩句給自己的靈魂愛欲畫了一幅自畫像：這個女人命中注定應該在自己的靈魂中去經歷生死冒險。這讓我想起一年之後你在閱讀一位當代美國女作家時寫下的一段話，它呈露了你的個體靈魂愛欲的“氣質”：

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常態的、死水一般的生活中活着。這是一種沉淪。純粹的、沒有任何期待和冒險的沉淪本身就是活着的死亡。而連在回憶和想像中都失去自由的沉淪，就更是一種活着的死亡了。（《愛與死，或被死亡驚醒的愛的回憶》）

“冒險”的含義帶有雙重性：既是歷史現實中的“生死冒險”，也是哲學意識形態中的“生死冒險”。前者指的是你仍要不斷擴大“朋友”圈，不斷尋找新的“朋友”；後者指的是：你不得不進入一個在你看來屬於男人的理智世界——專業化的語言哲學和現象學哲學領域。這種雙重性的“生死冒險”最終要確證的本來是你的個體靈魂愛欲，由於你的個體是女性，你就讓自己的靈魂愛欲置身於純粹的智性世界的對立面。

你以下面這句話來結束《女人是什麼，能是什麼？》：

當人們如此沉溺在理性的狂歡中時，夜已升起。曙光也會升起的。我在夜中祈禱：即使我什麼也不是，也要用這什麼也不是的拒斥顯示於理性的世界。（《女人是什麼，能是什麼？》）

這裏的“理性”指男人的理智天性，所謂“理性的世界”則指屬於男人的思辨哲學世界。這樣一來，你難免感覺到，你的“情緒”一直在尋求表達的語言，又苦於找不到自己的語言——“只是後來舉步維艱的困境才逼迫我轉向現代哲學尋求啟示與表達”（《情緒與語式》）。對你來說，關注語言哲學問題，“更多地不是學術的趣味，而是生存的需要”（《語言問題何以對我成為問題》）。事實上，你把現象學、解釋學、語言哲學之類的現代哲學思辨當作讓自己受苦的材料來折磨自己，以期賦予自己的靈魂愛欲一種確定的精神形式。

我常想，即使頃刻間把西方世界的精神財富一起堆到我們的面前，中國人，也能在這塊土地上，憑藉獨特經歷帶來的情緒、感覺，走出一條自己的思路。（《應提升到精神的精神現象》）

這是不是“青年左派”氣質的真正底色呢？如果是的話，我就可以理解你的靈魂愛欲為何給你所接觸到的各色西方哲人烙上了自己靈魂的情緒的印記：或基於“苦難”權利的批判，或帶着同情的否定的印記。這些印記屬於你自身甘願“冒險”的靈魂愛欲，這種愛欲讓你自己的靈魂命定要承受你所說的“自居性”受苦。

即便在這個時候，你的形而上學化的“情緒”也沒有與自己的歷史“情緒”離異：

也許可以說，我們是天生為意義而活着的一代人。我們學習語言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希望、目的和意義。（《斷裂的可隱匿的聲音》）

這裏的“我們”指誰？無論這裏的“語言”指的是哲學或文學或繪畫或其他什麼精神性語言，“我們”都是一個過於含混的語詞。它指的是“曾經”的“青年左派”嗎？難道每個“曾經”的“青年左派”都是“天生為意義而活”的靈魂愛欲？——你說的是“天生為意義而活”哦！如果是的話，他們與曾經的“理想”離異時怎麼沒有像你那樣感受到“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從古至今，有多少人天生“學習語言”同時也是在“學習希望、目的和意義”？

我能夠理解，你最後不得不說：

也許我永遠無法說清情緒是什麼，就像我無法說清那飄落而混跡於泥土裏的種子是什麼一樣，除非我看見了花朵、果實。（《情緒是淵藪也是希望》）

完全正確！然而，從“青年左派”們後來的經歷中，你看到了什麼樣的“花朵”和“果實”呢？

自完成碩士論文以來，你一直致力於尋求審視來自土地的經歷的目光——你的文集讓我看到了你的“飄落而混跡於泥土裏的種子”生長出的“花朵”和“果實”。你始終在閱讀和思考，越是“文字纏繞難懂”越讓你着迷，你對純粹的精神充滿愛欲。你拒絕通常意義上的“哲學家”的命名，完全正確——但這非因為你是女人，而是因為你是狄俄尼索斯式的熱愛智慧者。你以詩的形式來思考，而非僅僅文字是詩性的：你的情緒在思考中一會兒沉入字裏行間，一會兒從文本中升騰而出。由於自己的靈魂愛欲主動受苦的“期待和冒險”，你的“種子”生長出的“花朵”和“果實”帶有“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它們最終成了充滿想像的母腹，孕生出令人驚訝的對“痛苦着的‘荒誕’”之美的肯定。

五

你在碩士論文中說，你的主人公“意識到了他力不勝任卻不能不勉力為之的使命，第一次腳踏實地地站立在了苦難的現實土壤上”——這個“他”不就是你自己嗎？即將結束碩士論文時你說過：

我們幸運地處在一個走出了，或有可能走出各種片面性的狹窄天地，而富於系統精神的時代。（《〈哈姆雷特〉的結構和性格悲劇》）

既說“走出了”又說“或有可能走出”，明顯自相矛盾，經不起語言哲學家的語義分析。可是，對於靈魂愛欲的情緒來說，這種自相矛盾的表述再真實不過。我自己就記得，當時我們真切地體會到這種時代的“幸運”，感覺到自己走出了某種意識形態的“片面性”。但我真的能夠“走出各種片面性的狹窄天地”嗎？後來的歷史你也看到了，“我們”不是又分別各自走進了自己新的片面性的“狹窄天地”嗎？

記得我那篇論俄國現代知識人的長文《聖靈降臨的敘事》發表時，你看了后非常興奮，馬上打電話給我。你在電話那頭自信地認為，只有你看得出來，文章實際上寫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精神狀況。你還記得我當時如何回答你的嗎？——我笑了，僅僅說：我是在模仿你解讀《哈姆雷特》和《羅斯莫庄》，你不是說過你是線團嗎？你笑了……你贊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提問方式：八十年代過去之後，我們經歷的是“何等突如其來的斷層、何等的精神塌方！有意識的文化的歷史繼承性何在？能夠把我們的今天和這樣的昨天聯繫起來的活生生的血脈聯繫何在？”（梅列日科夫斯基，《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你還說，你要去讀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病重的俄羅斯》……

其實，你早就開始意識到，“我們這一代”的集合性精神並無和諧可言，內部四分五裂……精神的集合性不過是特定時代“外在的、強迫性的經歷”的結果，表面上明澈，實際上極其含混。以前我們喜歡說“我們這一代”如何如何……1993年，也就是我從歐洲回來那年，你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

“我們”從來就是一個價值尺度，是主觀的意義之源。我以我的不可抹殺的“身體性”成為“我們”的缺陷。一旦我這樣地站在“我們”之中，“我們”就成為我的“身體性”在斷口上糾纏的事實——我只是我，我因而得離開“我們”，而這“離開”恰好使“我們”同“你”同“他”一樣成為我的不可缺少的參照。“我”成為痛苦着的“荒誕”……（《致友人書·無題》）

你讓自己的靈魂愛欲退出了“我們這一代”，如果我沒有記錯，這一轉變的明確時間標記很可能是那次我並不在場的“平頂山會議”——在那次會議期間，你說出了“許多年來”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仍然堅持的信念”：

人和人幾乎是無法理解和溝通的，但當我面對着你時，我仍然相信——（《斷裂的可隱匿的聲音》）

我不知道你在“平頂山會議”期間究竟有過怎樣的經歷，僅僅知道那次學術會議算是朋友們的聚會。讓我驚訝的是，這樣的聚會卻讓你堅信，即便朋友之間也“無法理解和溝通”——你不再尋找“朋友”，儘管你仍然繼續結交新朋友。你把自己的“失望”深深隱藏起來，讓朋友們無法覺察——我僅僅通過一次極為偶然的事情才有所覺察。你很可能已經忘記唯一的一次生我的氣：當時你說，你特別喜歡勃拉姆斯的大提琴作品。我漫不經心地回答說，我一點兒不喜歡……你馬上一臉不高興地沉默不語。好多年之後，我從馬勒那裏讀到一段關於勃拉姆斯的回憶，才突然明白你為什麼生我的氣。馬勒說他有一次陪勃拉姆斯在森林中散步，走到小溪的一座橋上，勃拉姆斯突然停下來，對着溪水自言自語地說：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懂得古典音樂——馬勒看出，勃拉姆斯非常痛苦，因為他覺得自己十分孤獨。你特別喜歡勃拉姆斯的大提琴作品，是因為從中你聽出了他的古典的孤獨。

我意識到，我也不幸成了你“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仍然堅持的信念”的證明。這時我才想起，你在1993年寫給我的那封長信中有這麼一句突兀的話：“我能說我是一個謎嗎？”我當時既沒有懂也沒有去細想這句話的含義。現在想來，你的意思興許是：本來你想要成為走出“青年左派”的性格悲劇這個“迷宮”的線團，現在，你要成為這性格悲劇的“迷宮”本身。由此可以理解，在你的文字中，為何最孤獨、最個人化的東西和最歷史化的東西可以合而為一。為了一種幾乎不可能的德性，你的靈魂愛欲悲劇性地折磨自己，這種折磨把自己的靈魂本身推向了一個決然孤獨的高度，成了一個充滿“斷裂”和“隱匿”的精神迷宮。這個迷宮不需要誰來成為你的朋友們走出迷宮的線團，你的作品已經讓自己的內在靈魂的戲劇成為線團：在你那裏，迷宮就是線團，線團也是迷宮。

2005年11月，我到海南開會，與你有過一次長談——這是你離世之前我與你的最後一次閑聊。你非常坦率地告訴我：由於我引介施特勞斯，朋友們都不理解……但你並沒有擔心我從此不再有朋友們。你心裏知道，對“朋友們”又能解釋什麼呢？

大革命時代之後，你一直在致力於把自己的經歷變成你視之為生命的文字，這些文字有如在一把六弦琴上撥發出的各種聲音：或堅硬，或溫柔，或明快，或壓抑的聲音……總之是“斷裂的可隱匿的聲音”。這些聲音是你用自己的經歷給“一代或幾代”中國人的一段具有性格悲劇性質的精神史迷宮丟下的線團。由此牽出的一條謎一般迷人的性格悲劇的線索，使得這線團本身也成了迷宮，但它最終呈現出的是一個超出悲劇情節線索的愛欲生命的純凈世界，並將成為時不時都會有的某類靈魂的“永恆伴侶”。

我這樣理解你的文字和聲音，你覺得對嗎？……我看見你笑了……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