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打通與蘇聯聯繫的初步探索下

紅二、紅四方面軍到達甘南，與西征的紅一方面軍會聚於甘肅境內，形成互為掎角、互相策應的有利戰略格局。

面對這一有利態勢，8月9日，毛ze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致信張學良，通報了中gong對目前形勢和戰略方針的意見：“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佔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

8月12日，黨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了與張學良協商后的戰略計劃：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合，與東北軍合作，佔領寧夏，打通蘇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出兵綏遠，推動全國抗日的實現。黨中央還強調指出：“打通蘇聯，為實現全國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重要—環。”

按照這個方案，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從寧夏打通和蘇聯的聯繫。

8月15日，共產國際發來重要指示，明確要求中共中央放棄此前實行的“抗日反蔣”方針，改為逼蔣和聯蔣抗日的方針。這一指示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反蔣”的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

但一、四方面軍聯合北進寧夏，打通和蘇聯聯繫的計劃仍在執行。

紅二、紅四方面軍抵達甘南后，一、二、四方面軍的作戰部署急需確定，毛ze東分别致電彭德懷和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徵詢意見。

毛在發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提出，“假如以四方面軍待機獨立攻青海，一方面軍獨立攻寧夏，而以二方面軍位於中央（例如在岷州、靜寧、天水地區）鉗制敵人，策應兩方，估計能達占青寧兩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軍有獨立戰勝寧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點在於攻城方面而不在於野戰方面，則用多兵攻城與少用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區別。”

“如以二方面軍位於陝甘大道附近鉗制毛、王、何敵，看一、四兩方面軍分攻寧、青之第一步作戰結果，再定增加與否及向何方增加，距離與時間上來得及否。我覺得如果冰期在兩月以上，則增加是來得及的。判斷合於事實否。”

從這封電報裏面，我們可看到毛ze東照顧到張國燾的主張，準備從寧夏和新疆兩條路線接近蘇聯。

毛ze東在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報中提出，“為慎重考慮行動質量起見，請以下各點見告：

“㈠依託現實力量，假如以二方面軍在甘南、甘中策應，而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繫新疆邊境，兄等認為有充分之把握否。

㈡假如在冰期前過黃河，能找到皮筏否。

㈢蘭州、青海線之黃河，何時開始結冰，冰期長短如何。”

這個徵求意見電應得到了張國燾的肯定答覆。據徐向前回憶：“張國燾打電話來，徵求我的意見。我答覆說：問題不大，四方面軍有這個力量奪取甘西。事後，我即着參謀人員搜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資料，考慮出青馬敵後，進據河西走廊的問題。”

這時，毛ze東考慮四方面軍可從蘭州、青海線渡過黃河，進軍青海、甘西直至新疆。

1936年8月21日，為了獲得共產國際及蘇聯的支持與配合，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ze東聯名致電中gong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

……

“二、四方面軍已經全部集中甘南，整個紅軍的行動方針，必須早日確定。為著避免與南京衝突，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統一戰線）；為著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或寧夏、綏遠一帶”。

“依紅軍現時條件，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地要向現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展；但要取得這一地帶，沒有新的技術之及時的援助是很困難的”。

“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能做到及時地確實地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

“如此方針為蘇聯方面所贊同則請兄代表紅軍，直接向蘇聯方面談判許多具體準備之問題，主要的是援助中國之技術兵種組成、輸送與按時到達，以及到達后使用的問題”。

……

“擬請兄全權代表紅軍進行交涉並以結果見告，我們希望同南京談判紅軍駐地問題的結果，能夠與向蘇聯提出的問題在大體上不相抵觸，使國際與蘇聯對中國的方針不致因紅軍局部要求而破壞其統一性，我們是想兩方面同時進行交涉以期不失時機的解決此問題。”

在這封電報內容裏面，我們看到中央依然以甘西和寧夏綏遠作為打通蘇聯的兩條道路，並且中gong中央把蘇聯與國民黨的關係放到了第一位。

但是，中gong提出的南下和北上獲取蘇聯軍援這兩套方案，都與蘇聯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方針相衝突，與蘇共與國民黨關係指導原則相衝突。

8月27日，黨中央發出《關於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會合行動的電報》，要求“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爾後向寧夏、甘西。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鉗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

第二天，中央軍委參謀部也就西北地區敵情及紅軍情況致電共產國際：

……目前陝甘寧蘇區狀況

……蘇區東西最長處有一千二百餘里，南北六百餘里，行政區域分陝北及陝甘寧兩省、陝甘特區及中央直轄保安縣。

（乙）地形則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松，人戶少，交通運輸極不便，北部靠近蒙地，更多沙地，均不宜大部隊運動。

（丙）人口極稀，總計不過四十餘萬，除沿黃河西岸外，一般村莊少超過四五十家以上的，即在大道上亦常三四十里無人家。陝甘蘇區內當紅軍的已超過三萬，紅屬與人口比例，超過江西蘇區。

（丁）物產一般貧乏，農產除小米外，麥及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

（戊）商業因封鎖更蕭條，只東北軍防線及蒙古地區尚有商業來往，然大多只能供紅軍及機關需要，且需現洋、白票交易，蘇區現款將已告馨。

（己）工業只沿河西可紡棉紗織土布，一般的打毛襪外，其他無任何手工業出品。

（庚）蘇區群眾一般的鬥爭情緒極好，只因地區貧因，經濟上不能有多大擔負，故至今蘇維埃政府除鹽稅外，尚未徵收任何稅。

……

1936年9月2日，朱德、張國燾、任弼時也就戰略方針與行動部署致電張浩並轉國際代表團與中gong中央領導人，內容如下：

……

“乙、關於一、二、四方面軍進入西北地區后，戰略方針有二：

（子）根據我們對目前時局估計：即以陝甘北、甘南、陝甘川邊為根據地，爭取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具體組成，首先chi化陝甘廣大地區，爾後向川、豫、鄂發展。

（丑）因為客觀情勢的需要，經過準備時間，以主力轉移到寧夏、甘、涼、肅、西寧地區，打通外蒙、新疆，奠定鞏固後方，有依靠的向東南發展。

丙、如採取上述子項方針，在軍事上必須經過艱苦卓絕的戰爭，一、二、四方面軍的密切配合和政治上統一戰線策略的積極運用；如採取丑項方針，除應採取同樣軍事、政治策略外，還須獲得蘇聯、外蒙的有力幫助，才能克服地區狹小、人稀的困難，少數民族亦因蘇聯幫助較易爭取。”

……

在這裏，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了兩條路線，一是在赤化陝甘地區的基礎上，進一步向川、豫、鄂發展，也就是向南方發展。可能他們認為大量紅軍在貧窮的陝甘地區是難以立足的。另外一條道路就是向寧夏、甘、涼、肅、西寧地區發展，並在此建立根據地，打通新疆，有依靠地逐步向東南發展。

中gong中央和軍委參謀部等的電報立即引起了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關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對此進行討論，形成了同意給中國紅軍軍事援助的決議。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記中記載：1936年9月7日，“在克里姆林宮，討論中國問題。建議：認為可以同意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計劃草案（通過向寧夏和新疆運送武器支持中國紅軍等）”

1936年9月8日，蘇共中央政zhi局委員卡岡諾維奇和時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莫洛托夫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意給中國紅軍軍事援助的建議聯名報告給了斯大林：“中國紅軍指揮部報告了中國紅軍下一步行動的兩個方案。按第一個方案，在黃河封凍以後，第一方面軍將於1936年12月前佔領寧夏地區（距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界400公里）；第四方面軍將出動佔領蘭州，然後向肅州（甘肅省西部）推進；第二方面軍守甘肅南部……按第二個方案，該方案是在萬一不能得到蘇聯的援助時提出，預計要讓所有三個方面軍向甘肅、陝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運動，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

“同時他們還指出，財政、糧食和武器裝備問題已經極為突出。”

“我們認為可以這樣：1、同意中國紅軍的第一個行動方案，即：佔領寧夏和甘肅西部。同時堅決地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因為這樣做可能使紅軍脫離中國的主要區域。”

“2、事先確定，在中國紅軍佔領寧夏地區后，將給予大約1.5萬到2萬枝步槍、8門加農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外國型號彈藥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並通過著名的烏里茨基外國公司出售，同時準備運輸工具把它們運到寧夏。請告您的意見”

斯大林第二天就給出了非常明確的回答：“同意”。

這裏需要值得注意的有兩個問題，一是“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因為這樣做可能使紅軍脫離中國的主要區域。”除了這一點，恐怕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新疆是蘇聯和盛世才的勢力範圍，他們是不容許中gong大量部隊進入新疆的。另外，為了應對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共產國際提出要“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在這個大背景下，他們已經否決了中gong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主張，當然也不會同意中gong向河南、湖北方向發展，因為這是向國民党進攻的一種姿態，與他們“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的政策是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