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80年前，21800多名懷揣為民族和勞苦大眾解放理想而奮鬥的熱血青年，三過雪山草地，身經百戰，九死一生，歷盡千辛萬苦，后又肩負起打通國際交通線的光榮使命，開赴黃河以西，北上西進。他們戰嚴寒，餐冰雪，忍飢挨餓，和數倍於自己的馬家軍正規部隊及民團浴血奮戰144天。最終由於多重因素的影響，歸於失敗。成建制到達新疆的西路軍將士，僅僅有400餘名。

這是一段極其悲壯和令人心痛的歷史。由於當時三大紅軍主力剛剛會合，紅軍高層領導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判斷及對策尚有分歧，各部隊指揮關係尚未從實質上理順，共產國際又多次改變援助地點和方式。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西路軍誕生了。

但不論是北攻寧夏，還是西進河西走廊，打通國際交通線，取得國際援助的方針，都是中央在北上過程中，根據共產國際的相關指示和紅軍面臨的實際困難確定下來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是按照中央及軍委《十月作戰綱領》的既定目標，經中央軍委與前線指揮員多次電報溝通協調，經中革軍委認可和同意的。廣大渡河紅軍指戰員也是以此作為堅定的目標和信念，歷經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與困苦，在河西與馬家軍浴血奮戰的。

當然，紅軍高層領導形勢和策略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使紅軍在行動中出現一些不和諧因素。但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北攻寧夏，西進甘西，特別是在渡河初期，基本按照中央的意圖行動，也達到了中央既定的階段性目標。

後期由於河西地瘠民貧，氣候寒冷，特別是敵強我弱，現場指揮員又屢屢出現判斷失誤，導致西路軍不能及時擺脫險境，最後被馬家軍擊敗。

雖然西路軍最終失敗了，但廣大西路軍將士為廣大勞苦大眾的解放，為新中國的建立，拋頭顱，灑熱血，寧死不屈的的事迹和精神，永遠值得我們遠銘記和發揚。

牢記歷史，特別是牢記那些為了勞苦大眾和民族解放而犧牲的英烈，才能緬懷他們的英雄事迹，激勵後人，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的興旺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這也是一個民族得以立足和發展的基石。

第一章紅軍北上與蘇聯援助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共中央被迫率領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在強渡湘江，連續衝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后，紅軍由8萬人銳減至3萬人，紅軍主力遭受空前損失。再按照既定的路線走下去，紅軍就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在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改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自此，紅軍重又採用靈活機動的方式投入了與敵人戰鬥。

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紅四方面軍“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策應中央紅軍渡河北上。紅四方面軍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打造船隻，解決渡江工具，主動出擊陝南，調動敵軍北移，為中央紅軍渡江創造條件。1935年3月29日至4月21日，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佔領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區。

在黨中央、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突破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6月，在四川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紅軍長征之後，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暫時中斷，這為中國革命帶來一些暫時困難，但同時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和解決問題，有利於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當然，有了蘇聯的幫助，中國革命就有了堅強的戰略靠背，也會加快中國革命的進程。

進入川北后，黨中央了解到了蘇聯在新疆的影響，考慮到川陝甘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共產國際的相關指示和精神，決定建立川陝甘西北蘇區。

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致電張、徐、陳：“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後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

在此之前，蘇共已多次指示中共應在川陝建立根據地。

1929年，斯大林在幫助中共中央制定未來發展計劃時，曾向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等人提出：將來紅軍如果能夠向西發展，得到四川那樣一塊地方就好了。那樣的話，中國紅軍就可以立足四川，接通西北，靠近蘇聯，取得援助。

共產國際得知謝子長、劉志丹等在陝西、甘肅創建紅二十六軍，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后，多次告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希望中共中央大力發展陝甘根據地的軍事和政治工作，打通川陝根據地和新疆的聯繫。

1933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得知紅四方面軍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為中心的川陝根據地，立即致電中共中央：“我們認為，在四川、陝南和有可能的話向新疆方向擴大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這封電報也是目前可見的共產國際提出中國紅軍向西北地區發展的最早電報。

1934年9月1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和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據我們知道，陝北的游擊運動很發展，……同時在陝南的游擊運動也有很大的發展，如果在這兩方面都加強了領導，最近的將來是可能使這兩方面的游擊運動聯繫起來，這樣就可以造成一種新局勢，就是一方面川陝蘇區有了廣大的根據地及鞏固的後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陝蘇區與新疆的聯繫。”

這時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主張中共建立川陝甘根據地，更傾向於通過新疆援助中國紅軍。

這時張國燾、陳昌浩也認為紅軍應“同時[意]向川、陝、甘發展，組織之[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

兩者的區別在於：中共中央希望紅軍在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基礎上，派一部佔領新疆，重點是建立川陝甘根據地，而張國燾、陳昌浩則主張紅軍主力向川陝甘發展，目的是佔領青海、新疆，並作為根據地。

對此，黨中央認為：“目前形勢須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向北轉移為樞紐。”“我如此大部隊經阿壩與草原游牧區域入甘青，將感絕大困難，甚至不可能。”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縣兩河口舉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提出中央“決定是到岷江東岸，在這地區派支隊到新疆”。會議做出了《關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27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解釋兩河口會議的“戰略以首先集中兵力消滅松潘之胡敵，迅速轉到甘南，用運動戰向前滅敵的方略，創造川陝甘赤區。同時，以小部在洮河、夏河區域行動，以便將來在甘、青、新、寧廣大區域發展成為後方”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西北地區“地理上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要用全力實現在西北首先是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兩河口舉行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我們的行動方向，一是向東（陝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會議通過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指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並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這個地區去活動）。

由於張國燾企圖分裂和危害黨、紅軍，1935年9月10日凌晨，黨中央被迫率領一、三軍團和軍委直屬縱隊從巴西北上。

9月10日，黨中央致電張國燾：“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佔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可以看出，中央一直堅持北上方針，但這時對張國燾也做了一定讓步。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揭發批判了張國燾的嚴重錯誤，討論了紅軍發展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

俄界會議后，黨中央率領一、三軍團繼續北上，為實現“打到蘇聯邊界去”這一目標而努力。後來隨着黨中央在哈達鋪、榜羅鎮等地對陝甘革命根據地情況的了解，正式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1935年11月18日，帶着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囑託，林育英在陝北瓦窯堡找到了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轉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轉告中共中央應努力向西北發展，以便靠近蘇聯和外蒙。同時轉達了斯大林本人在紅軍戰略發展方向上的意見：“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

受國產國際的派遣，閻紅彥、劉長勝等人也陸續回國，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信聯繫開始恢復。

共產國際自成立以來，就一直密切關注和支持中國革命的發展。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指出：“偉大的中國革命越來越成為反對整個國際帝國主義體系及其主要世界中心的極其重要因素。”共產國際執委會責成所有支部“積極支援中國革命，積極進行反對干涉中國的鬥爭。”

1927年12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廣州公社告全體工人、一切被壓迫者、資本主義軍隊的全體士兵書》中指出：“要儘速援助中國革命！要儘速援助中國蘇維埃！”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日本“對華戰爭就是進攻蘇聯的序幕”。蘇聯準備對中國提供軍事援助，支援中國抗擊日軍，減輕蘇聯壓力。這裏共產國際援助的對象，既包括中共，也包括國民政府。

德意日法西斯相機崛起后，為了應對日益迫近的戰爭威脅，共產國際決定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並將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視為“遠東力量對比中的巨大因素”，“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要從資金、通信聯繫、幹部培養、技術、物資等多方面給中共切實的援助。

1934年9月16日，對中國各根據地情況比較了解的弗雷德向莫斯科提交了《關於四川—新疆問題的建議》，其中軍事物資援助是這樣說的：

“需要援助武器、彈藥、飛機等，這種需要可能會較快地—還是由於遠東的戰爭—提到日程上來。在預見到這一情況和這一時刻到來做準備時，需要開始往中亞調運武裝西北各省游擊隊5萬名戰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倉庫，儲備能裝備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備用武器彈藥。”h

“在我們的倉庫里要有足夠的別的型號的武器（德國的、英國的和日本的），這種武器可以搜集修理，經檢查后將其運往中亞倉庫，保存這種武器的倉庫距將來使用的地方不要太遠。”

1934年底到1935年，蘇聯情報部門設計的蘇聯向中國工農紅軍提供援助的道路是，“從中國西北地區接通蘇聯至少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經過新疆的哈密進入甘肅西部地區，一條是經外蒙進至綏遠的定遠營，接通寧夏和山西。後者要比前者對紅軍更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的多；前者距離較遠，道路困難，費時較長，但由於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卻好的多。”

1935年4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在報告中稱：“今後紅軍向陝西、甘肅方向發展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因為這些地方的游擊隊已經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據地，並且建立起獨立的蘇維埃政權。”紅軍“向西北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已經打通了”

後來，蘇聯國防部、蘇聯紅軍情報局與共產國際聯絡局聯合成立三人組，專門研究中國紅軍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及蘇聯援助問題。

1935年7月3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的文章指出：中國“紅軍新的根據地因此應選在距離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軍事中心較遠的地方，同時新的根據地應該保證蘇維埃革命的潮流能夠廣泛地向全國各地推廣。選中的是四川、西康、陝西這樣一個廣袤的戰略十分有利的地區。”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共產國際率先提出的援助物資渠道，最初是在建立川陝根據地的基礎上，通過打通新疆的聯繫來實現，後期才提及外蒙至定遠營的道路。

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中共能夠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通過蘇聯援助，使中共成為牽制和抗擊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