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方多難我重來(3)

萬方多難我重來(3)

萬方多難我重來(3)

《宜昌府志·山川》一章記載:“三游洞在府城西北二十里,濱大江之左,面臨下牢溪,岩洞幽邃。”前有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白居易與弟白行儉,加上元稹到此一游;後有宋嘉祐年間(公元1056-1063年間),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三蘇同游此洞,三游洞由此名聲遠播,遊客絡繹不絕”。按照白居易的陳述:他們三人“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於石壁。”換做現代語言說,就是用詩文寫上“到此一游”的墨寶。按照現在的觀念,也是不文明的行為。不過好在始作俑者是秦始皇的祖先秦昭襄王在華山留下的墨寶。

想來有趣,先是白居易兄弟在此與好友元稹偶爾相逢,同游發現此洞;后又有蘇東坡一家三口再游此處;那個被貶的歐陽修在任夷陵縣令期間多次來游,連陸遊都來此覓水烹茶;黃庭堅也有“傍崖尋三游洞”的經歷。同樣是“到此一游”,同樣是“壁上塗鴉”,南津關是川楚咽喉,三游洞又有名氣,歷代名家雅士、遷客騷人紛至沓來,加之入川出楚,此處是必經之地,送行或迎接多在此處,重逢之喜與離別之情,自然是題詠不絕了。

《宜昌地名志》記載:“歷代文人墨客相繼來游,留下不少詩文石刻。洞內外現存宋代歐陽修題刻、黃庭堅題刻、右丞相葉衡題刻,明代匡鐸《三游洞序》及跋,以及清代以來一些文人的詩刻等摩崖石刻與碑刻40餘件。”前人論詩,說唐詩是深情醞染的世界,宋詩是思慮精微的宇宙,恕筆者直言,其實清朝和民國才是三游洞歷史文化遺存極為重要的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文和石刻不僅數量多,而且文物價值高,更有着書法藝術欣賞價值。

在那個寬20米,深約26米,高5米左右的三游洞正上方、距地面6米的前室石壁上有一方刻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洞天福地”四個大字,書法為行楷,橫排,左邊豎寫為“光緒乙未秋”,右邊豎寫有落款“宛陵,陳之煒、劉景墉、陳之萱題”的石刻。這方帶有濃厚的道教色彩的壁刻,書法藝術精彩別緻,其筆劃結構與佈局十分得體,墨跡粗壯,勻稱圓潤,是一幅難得的書法藝術珍品,充分表明了三游洞曾經是道教的洞天福地。

石刻中最具匠心的是耳洞上的“鬲凡”二字,為清人陸維褀的隸書,將“隔”字的“抱耳”旁取掉,表示在這裏可以不聽塵世的喜怒哀樂,清心靜氣地修身養性,潛心煉丹,修成神仙。清代福建人陳建候命長女閨瑛用小篆書寫的《占合掌岩》巨幅壁刻:“合掌岩高石不頑,化工有寶秘形山,辟開混沌蒙竅,露出人間生死關。”除了堪稱書法上品,還有從這開天闢地留下的天然洞穴聯想到的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則。

據說道觀要保持清靜、整潔和莊嚴,而修道又要求得“清靜無為”、“離境坐忘”的出世境界,自然就要努力不受外界的干擾。所以道教徒就會避開嘈雜的城市,跑到深山老林或者荒郊野外找一地方去修道。三游洞就是這樣一座企圖與世俗繁華隔絕,極力營造出道教中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境界的道觀。初衷自然是清修者在這裏聽風聲鳥鳴,看日升日落,參拜神仙,觀摩法術,時間長了,自然集天地靈氣於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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