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繃的小街
迄今，我在北京住過三處地方了。
第一處自然是從前的北京電影製片廠院內。自一九七七年始，我在這裏住了十二年筒子樓。往往一星期沒出過北影大門，家、食堂、編導室辦公樓，白天晚上數次往返於三點之間，像繼續着大學生的校園生活。出了筒子樓半分鐘就到食堂了，從食堂到辦公室才五六分鐘的路，比之於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兩三個小時的人，上班那麼近實在是一大福氣了。
一九八八年底我調到了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這裏有一條小街，小街的長度不會超過從北影的前門到後門，很窄，一側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牆。當年城牆遺址雜草叢生，相當荒野。小街盡頭是總參的某干休所，所謂“死胡同”，車輛不能通行。當年有車人家寥寥無幾，“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進出於小街的車輛除了出租車便是干休所的車了。小街上每見住在北影院內的老導演老演員們的身影，或步行，或騎自行車，或騎電動小三輪車，車後座上坐着他們的老伴兒。他們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國電影史上舉足輕重，擲地有聲。當年北影的後門剛剛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靜。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擺攤的。漸漸，就形成了街市，幾乎賣什麼的都有了。別的地方難得一見的東西，在小街上也可以買到。我在小街買過野蜂窩，朋友說是人造的，用糖漿加糖精再加凝固劑灌在蜂窩形的模子裏，做出的“野蜂窩”要多像有多像，過程極容易。我還買過一條一尺來長的蜥蜴，賣的人說用黃酒活泡了，那酒於是滋補。我是個連聞到酒味兒都會醉的人，從不信什麼滋補之道，只不過買了養着玩兒，不久就放生了。我當街理過發，花二十元當街享受了半小時的推拿，推拿漢子一時興起，強烈要求我脫掉背心，我拗他不過，只得照辦，吸引了不少圍觀者。我以十元錢買過三件據賣的人說是純棉的出口轉內銷的背心。也買過五六種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盜版書，其中一本的書名是《愛與恨的交織》，而我根本沒寫過那麼一本書。當時的我穿着背心、褲衩，趿着破拖鞋，剛剃過光頭，幾天沒刮鬍子。我蹲在書攤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書，吞吞吐吐地竟說：“這本書是假的。”
賣書的外地小夥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頂我：“書還有假的么？假的你看半天？到底買不買？”
我說我就是梁曉聲，而我從沒出版過這麼一本書。
他說：“我看你還是假的梁曉聲呢！”
旁邊有認識我的人說中國有多少叫梁曉聲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曉聲。
小夥子奪去那本書，“啪”地往書攤上一放，說：“難道全中國只許你一個叫梁曉聲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產生了保存那本書的念頭，想買。小夥子說沖我剛才說是假的，一分錢也不便宜給我，愛買不買。我不願掃了他的興又掃我自己的興，二話沒說就買下了。待我站在樓口，小夥子追了上來，還跟着一個小女子，手拿照相機。小夥子說她是他媳婦兒，說：“既然你是真的梁曉聲，那證明咱倆太有緣分了，大叔，咱倆合影留念吧！”人家說得那麼誠懇，我怎麼可以拒絕呢？於是合影，恰巧走來人，小夥子又央那人為我們三個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間，一對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變髒的首先是那類現做現賣的食品攤——煎餅、油條、粥、炒肝、炸春卷、餛飩、烤肉串，再加上賣菜的，再加上殺雞宰鴨剖魚的……早市一結束，滿街狼藉，行人路和街面都是油膩的，走時粘鞋底兒。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鍋水，黑水上漂着爛菜葉，間或漂着油花兒。
我在那條小街上與人發生了三次衝突。前兩次互相都挺君子，沒動手。第三次對方挨了兩記耳光，不過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廠當年的青年導演孫誠替我扇的。那時的小街，早六七點至九十點鐘內，已是水泄不通，如節假日的廟會。即使一隻黃鼬，在那種情況之下企圖竄過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某日清晨，我在家中聽到汽車喇叭響個不停，俯窗一看，見一輛自行車橫在一輛出租車前，自行車兩邊一男一女，皆三十來歲，衣着體面。出租車后，是一輛搬家公司的廂式大車。兩輛車一被堵住，一概人只有側身梭行。
我出了樓，擠過去，請自行車的主人將自行車順一下。
那人瞪着我怒斥：“你他媽少管閑事！”
我問出租車司機怎麼回事，他是不是刮蹭着人家了。
出租車司機說絕對沒有，他也不知對方為什麼要擋住他的車。
那女的罵道：“你他媽裝糊塗！你按喇叭按得我們心煩，今天非堵你到早市散了不可！”
我聽得來氣，將自行車一順，想要指揮出租車通過。對方一掌推開我，復將自行車橫在出租車前。我與他如是三番，他從車上取下了鏈鎖，威脅地朝我揚起來。
正那時，他臉上“啪”地挨了一大嘴巴子。還沒等我看清扇他的是誰，耳畔又聽“啪”的一聲。待我認出扇他的是孫誠，那男的已乖乖地推着自行車便走，那女的也相跟而去，兩個都一次沒回頭……至今我也不甚明白那一對男女為什麼會是那麼一種德性。
兩年後，“自由市場”被取締，據說是總參干休所通過軍方出面起了作用。
如今我已在牡丹園北里又住了十多年，這裏也有一條小街，這條小街起初也很幽靜，現在也變成了一條市場街，是出租汽車司機極不情願去的地方。它的情形變得與十年前我家住過的那條小街又差不多了。悶熱的夏日，空氣中瀰漫著腐敗腥臭的氣味兒。路面重鋪了兩次，過不了多久又粘鞋底兒了。下雨時，流水也像刷鍋水似的了，像解放前財主家陰溝里淌出的油膩的刷鍋水，某幾處路面的油膩程度可用鏟子鏟下一層來。行人路名存實亡，差不多被一家緊挨一家的小店鋪完全佔據。今非昔比，今勝過昔，街道兩側一輛緊挨一輛停滿了廉價車輛，間或也會看到一輛特高級的。
早晨七點左右，“商業活動”開始，於是滿街油炸煙味兒。上班族行色匆匆，有的邊吃邊走。買早點的老人步履緩慢，出租車或私家車明智地停住，耐心可嘉地等老人們蹣跚而過。八點左右街上已亂作一團，人是更多了，車輛也多起來。如今買一輛廉價的二手車才一兩萬元，租了門面房開小店鋪的外地小老闆十之五六也都有車，早晨是他們忙着上貨的時候。太平庄那兒一家“國美”商城的免費接送車在小街上兜了一圈又一圈，相對於對開兩輛小汽車已勉為其難的街寬，“國美”那輛大客車是龐然大物。倘一輛小汽車迎頭遭遇了它，並且各自沒了倒車的餘地，那麼堵塞半小時、一小時是家常便飯。“國美”大客車是出租車司機和駕私家車的人打內心裏厭煩的，但因為免費，它卻是老人們的最愛。真的堵塞住了，已坐上了它或急着想要坐上它的老人們，往往會不拿好眼色瞪着出租車或私家車，顯然他們認為一大早添亂的是後者們。
傍晚的情形比早上的情形更糟糕。六點左右，小飯店的桌椅已擺到行人路上了，彷彿行人路根本就是自家的。行人路擺滿了，沿馬路邊再擺一排。烤肉的出現了，烤海鮮的出現了，烤玉米烤土豆片地瓜片的也出現了。時代進步了，人們的吃法新穎了，小街上還曾出現過烤茄子、青椒和木瓜的攤販。最火的是一家海鮮店，每晚在行人路上擺二十幾套桌椅，居然有開着“寶馬”或“奧迪”前來大快朵頤的男女，往往一吃便吃到深夜。某些男子直吃得脫掉衣衫，**上身，汗流浹背，喝五吆六，划拳行令，旁若無人。烏煙瘴氣中，行人嫌惡開車的；開車的嫌惡擺攤的；擺攤的嫌惡開店面的；開店面的嫌惡出租店面的——租金又漲了，佔道經營等於變相地擴大門面，也只有這樣賺得才多點兒。通貨膨脹使他們來到北京打拚人生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不多賺點兒怎麼行呢？而原住居民嫌惡一概之外地人——當初這條小街是多麼幽靜啊，看現在，外地人將這條小街搞成什麼樣子了？！那一時段，在這條小街，幾乎所有人都在內心裏嫌惡同胞……
而在那一時段，居然還有成心堵車的！
有次我回家，見一輛“奧迪”斜停在菜攤前。那麼一斜停，三分之一的街面被佔了，兩邊都堵住了三四輛車，喇叭聲此起彼伏。車裏坐一男人，聽着音樂，悠悠然地吸着煙。
我忍無可忍，走到車窗旁沖他大吼：“你他媽聾啦？！”
他這才彈掉煙灰，不情願地將車尾順直。於是，堵塞消除。原來，他等一個在菜攤前挑挑揀揀買菜的女人。那一時段，這條街上的菜最便宜。可是，就為買幾斤便宜的菜，至於開着“奧迪”到這麼一條小街上來添亂嗎？我們的某些同胞多麼難以理解！
那男人開車前，瞪着我氣勢洶洶地問：“你剛才罵誰？”
我順手從行人路上的貨攤中抄起一把拖布，比他更氣勢洶洶地說：“罵的就是你，混蛋！”
也許見我是老者，也許見我一臉怒氣，並且猜不到我是個什麼身份的人，還自知理虧，他也罵我一句，將車開走了……
能說他不是成心堵車嗎？！
可他為什麼要那樣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還有一次——一輛舊的白色“捷達”橫在一個小區的車輛進出口，將院裏街上的車堵住了十幾輛，小街彷彿變成了停車場，連行人都要從車隙間側身而過。車裏卻無人，鎖了，有個認得我的人小聲告訴我——對面行人路上，一個穿T恤衫的吸着煙的男人便是車主。我見他望西洋景似的望着堵得一塌糊塗的場面幸災樂禍地笑。毫無疑問，他肯定是車主。也可以肯定，他成心使壞是因為與出入口那兒的保安發生過什麼不快。
那時的我真是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倘身處古代，倘我武藝了得，定然奔將過去，大打出手，管他娘的什麼君子不君子！然我已老了，全沒了打鬥的能力和勇氣。但罵的勇氣卻還殘存着幾分。於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罵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養的！
我的罵自然絲毫也解決不了問題。最終解決問題的是交警支隊的人，但那已是一個多小時以後的事了。在那一個多小時內，坐在行人路露天餐桌四周的人們，吃着喝着看着“熱鬧”，似乎堵塞之事與行人路被佔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十餘年前，我住童影宿合所在的那一條小街時，曾聽到有人這麼說——真希望哪天大家集資買幾百袋強力洗衣粉、幾十把鋼絲刷子，再雇一輛噴水車，發起一場義務勞動，將咱們這條油膩骯髒的小街徹底沖刷一遍！
如今，我聽到過有人這麼說——某時真想開一輛坦克，從街頭一路軋到街尾！這樣的一條街住久了會使人發瘋的！
在這條小街上，不僅經常引起同胞對同胞的嫌惡，還經常引起同胞對同胞的怨毒氣，還經常造成同胞與同胞之間的緊張感。互相嫌惡，卻也互相不敢輕易冒犯。誰都是弱者，誰都有底線。大多數人都活得很隱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員會對這條小街束手無策，他們說他們沒有執法權。
城管部門對這條小街也束手無策。他們說要治理，非來“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麼能來“硬”的呢？
新聞單位被什麼人請來過，卻一次也沒進行報道。他們說，我們的原則是報道可以解決的事，明擺着這條小街的現狀根本沒法解決啊！
有人給市長熱線一次次地打電話，最終居委會的同志找到了打電話的人，勸說——容易解決不是早解決了嗎？實在忍受不了你乾脆搬走吧！
有人也要求我這個區****應該履責，我卻從沒向區**反映過這條小街的情況。我的看法乃是——每一處攤位，每一處門面，背後都是一戶人家的生計、生活甚至生存問題，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紅字標誌着一個所在是“城市美化與管理學院”。相隔幾米的街對面，行人路上搭着快餐攤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氣沖鼻，情形令人作嘔。
城管並不是毫不作為的。他們乾脆將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於是那兒擺着一個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於是另一個下水道口也臭氣沖鼻，情形令人作嘔了。
又幾步遠，曾是一處賣油炸食物的攤點。經年累月，油鍋上方的高壓線掛滿油煙嘟嚕了，如同南方農家灶口上方掛了許多年的臘腸。架子上的變壓器也早已熏黑了。某夜，城管發起“突擊”，將那麼一處的地面磚重鋪了，圍上了欄杆，欄杆內搭起“執法亭”了。白天，攤主見大勢已去，也躺在地上鬧過，但最終以和平方式告終。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側的行人路旁，又隔了一道80公分寬的欄杆，使那一側無法停車了。理論上是這樣一道算式——斜停車輛占路面一點五米寬即一百五十公分的話，如此一來，無法停車了，約等於路面被少佔了70公分。兩害相比取其輕，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一種精神上的“勝利”。這條極可能經常發生城管人員與佔道經營、無照經營、不衛生經營者之間的嚴峻鬥爭的小街，十餘年來，其實並沒發生過什麼鬥爭事件。鬥爭不能使這一條小街變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將月無寧日，日無寧時。這是雙方都明白的，所以都盡量地互相理解，互相體恤。
也不是所有的門面和攤位都會使街道骯髒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髮店、照相館、洗衣店、打印社，還有茶店、糕點店、眼鏡店、鮮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賣鞋的小鋪面。它們除了方便於居民，可以說毫無負面的環境影響。我經常去的兩家打印社，主人都是農村來的。他們的鋪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據他們說，每年還有五六萬的純收入。
這是多麼養人的一條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萬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層人家，或是農村來的同胞，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難道還不應該服從這一道理嗎？
在一處拐角，有一位無照經營的大娘，她幾乎每天據守着一平方米多一點兒的攤位賣鹹鴨蛋。一年四季，寒暑無阻，已在那兒據守了十餘年了。一天才能掙幾多錢啊！如果那點兒收入對她不是很需要，七十多歲的人了，想必不會堅持了吧。
大娘的對面是一位東北農村來的姑娘，去年冬天她開始在拐角那兒賣大餷子粥。一碗三元錢，玉米很新鮮，那粥香啊！她也只不過佔了一平方米多一點兒的行人路路面。佔道經營自然是違章經營，可是據她說，每月也能掙四五千元！因為玉米是自家地里產的，除了點兒運費，幾乎再無另外的成本。她曾對我說：“我都二十七了還沒結婚呢，我對象家窮，我得出來幫他掙錢，才能蓋起新房啊！要不咋辦呢？”
再往前走十幾步，有一位農家婦女用三輪平板車賣豆漿、豆腐，也在那兒堅持十餘年了。旁邊，是用櫥架車賣燒餅的一對夫妻，丈夫做，妻子賣，同樣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寒暑假期間，兩家的兩個都是小學生的女孩也來幫大人忙生計。炎夏之日，小臉兒曬得黑紅。而寒冬時，小手凍得腫乎乎的。兩個女孩兒的臉上，都呈現着歷世的早熟的滄桑了。
有次我問其中一個：“你倆肯定早就認識了，一塊兒玩不？”
她竟說：“也沒空兒呀，再說也沒心情！”
回答得特實在，實在得令人聽了心疼。
“五一”節前，拐角那兒出現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外地漢子，擠在賣鹹鴨蛋的大娘與賣鞋墊的大娘之間，僅佔了一尺來寬的一小塊兒地方，蹲在那兒，守着裝了硬海綿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風輪，彩色閃光紙做的風輪。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僅是因為他賣成本那麼低、肯定也掙不了幾個小錢的東西，還因為他右手戴着原本是白色、現已臟成了黑色的線手套——一種廉價的勞保手套。
我心想：“你這外地漢子呀，北京再能謀到生計，這條街再養得活人，你靠賣風輪那也還是掙不出一天的飯錢的呀！你這大男人腦子進水啦？找份什麼活兒干不行，非得蹲這兒賣風輪？”然而，我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擠在兩位大娘之間，蹲在那兒，五月份快過去了他才消失。
我買鞋墊時問大娘：“那人的風輪賣得好嗎？”
大娘說：“好什麼呀！快一個月了只賣出幾支，一支才賣一元錢，比我這鞋墊兒還少伍角錢！”
賣鹹鴨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農村幹活兒時，一條手臂砸斷了，殘了，右手是只假手。不是覺得他可憐，我倆還不願讓他擠中間呢……”
我頓時默然。
賣鹹鴨蛋的大娘又說，其實她一個月也賣不了多少鹹鴨蛋，只能掙五六百元而已，這五六百元還僅歸她一半兒。農村有養鴨的親戚，負責每月給她送來鴨蛋，她負責腌，負責賣。
“兒女們掙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學花費太高，我們這種沒工作過也沒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邊賣鞋墊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給第三代掙出點兒零花錢，那也算兒女們不白養活我們呀……”
賣鞋墊的大娘就一個勁兒點頭。
我不禁聯想到了賣豆製品的和賣燒餅的。他們的女兒，已在幫着他們掙錢了。父母但凡工作着，小兒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錢——城裏人家尤其是北京人家的小兒女，與外地農村人家的小兒女相比，似乎永遠是有區別的。
我的脾氣，如今竟變好了。小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漸使我明白我的壞脾氣與這一條小街是多麼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從心起之事，每能強壓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懶得，則命令自己裝沒看見，扭頭一走了之。
而這條小街少了我的罵聲，情形卻也並沒更糟到哪兒去。正如我大罵過幾遭，情形並沒有因而就變好點兒。
我覺得不少人都變得和我一樣好脾氣了。
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說恨不得開輛坦克從街頭軋到街尾的熟人。
我說：“你看我們這條小街還有法兒治嗎？”
他苦笑道：“能有什麼法兒呀？理解萬歲唄，講體恤唄，講和諧唄……”
由他的話，我忽然意識到，緊繃了十餘年的這一條小街，它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種品格，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體恤。所謂和諧，對於這一條小街，首先卻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計、生活、生存之艱難辛苦，在這一條小街呈現得歷歷在目。小街上還有所小學——瓷磚圍牆上，鑲着陶行知的頭像及“愛滿天下”四個大字。牆根低矮的冬青叢中藏污納垢，葉上經常粘着痰。行知先生終日從牆上望着這條小街，我每覺他的目光似乎越來越憂鬱，卻也似乎越來越溫柔了。
儘管時而緊張，但十餘年來，卻又未發生什麼濺血的暴力衝突——這也真是一條品格令人欽佩的小街！發生在小街上的一些可恨之事，往細一想，終究是人心可以容忍的。發生在中國的一些可恨之事，卻斷不能以“容忍”二字輕描淡寫地對待。“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老聃此言勝千言萬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