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武俠小說作家評論與比較

第一輪武俠名家【有敵狂野戰隊】

從“刀”“劍”看黃易武俠中人物與作品主題的嬗變

刀和劍在我國均是出現很早的兵器，在我國古代的冷兵器時代都是zhan有主流地位的。前者，在漢代便出現了一種比較成熟的類型：環首刀。而劍，則早在青銅器時代便已出現，我國春秋時期越國的鑄劍之法名揚天下，故宮博物院保存的越國寶劍足以證明那時我國的鑄劍已達到一定的工藝水平。刀與劍之間的興衰替代有着若干的聯繫。由於刀一般是單面開刃，背厚，微彎曲，利於劈砍；而劍則雙面開刃，細長，劍脊較厚，利於削刺，形制雅緻。因此前者的興起與戰爭關係密切，且與馬戰的興起有莫大關係，它的利於劈砍使其成了馬上作戰的優秀兵器；而劍的興起，則與鐵的發現以及鍛造方法的提升有重要聯繫。比較起來，刀更流行與軍隊，而劍，則越來越成為一種身份與文化的象徵，其實用意義越來越小，裝飾和文化意義越來越明顯。這也是有其內在原因的，劍由於身體細長，因此最初之時其鑄造有更大的難度，擁有劍的往往是身份高貴或有軍功的人。而且隨着歷史的發展，劍本身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內涵更為豐富，文士也以配劍為風氣。武俠小說中主角刀與劍的選擇，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傾向問題，長久以來以劍作為主人公的兵器，實際上是無意識中對主角“文武雙全”的一種設定，代表着整個作品的文化傾向是偏向於正統的儒家文化。

我們再看作品，金庸的10餘部作品裏，像郭靖喬峰這樣憑一雙肉掌便可打遍天下的畢竟是少數和異類，更多的是像令狐沖、楊過、小龍女、袁承志等這樣的劍手。而黃易小說中的主人公，出了徐子陵乃是使用肉掌、風行烈使用“丈二紅槍”、浪翻雲用劍外，像韓柏、戚長征、項少龍、寇仲等，無一例外，都是用刀的。接着上文的話來說，劍本身還代表着中庸的儒家文化，而刀，則更多地代表一種使用的思想。

在兩人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差異也印證了這一點，金庸作品的主人公雖也有狂放洒脫如令狐沖、到處種情如段譽者，但更多的是像郭靖、陳家洛、袁承志這樣的謙謙君子。他們或深負國讎，或身壓家恨，多多少少都或在陰影之下，背負着許多不屬於生命本身的東西。即使是前者，金庸也自覺不自覺地讓他們大體上遵循着傳統的儒家的行為規範。這多多少少也反映出金庸本人對於傳統文化的一種依戀。他的作品中，在經歷過坎坷的人生道路后，人物大多數都成了“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即便是憤世嫉俗如楊過者，也在郭靖的精神感召之下成為所謂“神鵰大俠”。這自然代表着金庸的一種價值取向。他也因此完成了將武俠小說傳統命題“除暴安良”的內在改造和升華。武俠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從最傳統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熱血志士進化為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帶有幾分知識分子色彩的憂患者，這於傳統儒家文化的“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有着某種契合。

從這個意義上說，黃易的小說主人公這樣都算不上即定意義上的“大俠”。《覆雨翻雲》中，浪翻雲只是以劍道極致為唯一目標、以龐斑為唯一對手，沉醉在酒與洞庭湖中的痴情劍手；韓柏說得好聽點是個熱愛生命、熱愛美好、熱愛自己的人，說難聽點只是個貪花好色但可愛之處尚多的人；《大唐雙龍傳》中寇仲和徐子陵小時侯只夢想着投靠一支有前途的義軍，出將入相就差不多了，到後來才一個受了刺激立下雄心壯志要爭霸天下，一個則想遨遊天下名山大川追求武道極致，乍一看前者似乎理想較為遠大，但究其原因最初只是因為本身愛情上手到挫折以及日常處處受到高門大閥的歧視想讓人重視，之後則改變為不願意虛度一生，只像轟轟烈烈盡情享受創造的從無到有這一過程的動人體驗，盡情享受生命的盛筵；《尋秦記》中的項少龍被時空機器捲入戰國末年的歷史洪流中，最初的他只想能在這亂世安身立命衣食無憂，所以冒出扶植當時尚流落趙國的贏政的想法，而之後，他更多地只想在這亂世能為自己與家人保住一處桃源凈土、把握住主自己的命運；表現得更為明確的是《破碎虛空》中的傳鷹，從年少時候起他便以天道為最高目標，所以從不以俗務為要。是以當祁碧芍對他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你絕世天資，何不隨我等共抗大敵，救萬民於水火之間？”他的回答是：“傳某胸無大志，實難負重任。”有網友評論說“在金庸小說中傳鷹這樣不顧民族大義的傢伙只能作為反派角色落個萬箭穿心的下場。”我們暫且不評論這種行為的對錯，但從其本身的行為來看，他們確實完全不是金庸筆下的大俠形象，他們的人生目標或者是問鼎天下，或是亂世安寧，或是飄渺天道，或是醇酒美人，他們更多的表現為追求自己理想艱苦奮鬥的人。作者着力要表現的主題也由金庸時代的“憂國憂民”轉變為“在時代的洪流中如何能始終如一保持自我的獨立以及自己的理想”。

這種作品主題的嬗變無疑與黃易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合理的功利主義有關，也與當今社會的文本受眾的期待視野有所契合。因此，黃易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更多地接近金庸筆下的段譽、虛竹這一類中性人物，雖然其行為往往會產生“兼濟天下”的後果，但其主觀上在“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取捨間更多地傾向於後者。在擺脫了仇恨、家族等這樣沉重的負擔時，他們活得更為健康和洒脫，更多地表現出一種自我生命的自覺體驗。

另外，正與使刀相對應的，他們雖然大多數都是只操武事不營文業的武人，他們深深懂得生命的意義，絕不是所謂的粗人。與金庸的相對應，在黃易的小說里，傳統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漸漸淡化，只是若隱若現的背景設定。

值得注意的是黃易作品中主人公對所謂的神兵寶劍的態度。這種態度更集中地表現在《大唐雙龍傳》中。第十卷飛天神遁的結局是被扔進深淵，雖然動手的是魯道子，但他說的一番話卻頗讓兩人有所思。而直接表現出主人公態度的是寇仲向箭大師求刺日射月是對井中月“廢鐵”的評論：“只有這把刀到了我寇仲手裏，才能從廢鐵變成天兵神器，井中月之名將會因我寇仲而能千秋百世地流傳下去。”這雖然不乏危言聳聽之出，卻確實反映出作者的一種態度，即，主人公的價值不因外在的東西而改變，是主人公賦予這些外在的東西以價值。這種對主人公本身價值的重視和凸顯，是之前的武俠小說中沒有出現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