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民族壓迫和科舉制度，以及幾次征伐

蒙古軍進入中原之初，實行殘酷的屠殺政策。對於憑城抵抗者，城破之日，除工匠外，不問男女老幼，貧富順逆，一律屠殺。被擄掠者或投降者，則被大批遷往漠北，存活者十無二三。遭蒙古軍蹂躪后，中原人口銳減。至窩闊台統治時期，蒙古對中原兩次括戶，總計不過100多萬戶，屠殺的血腥與酷烈，可見一斑。這種慘狀，直到忽必烈經略中原之後，才有所改善。

滅宋戰爭結束之後，元朝的蒙古統治者根據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後，把全國各族人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在權利和義務方面，差別對待。這一制度在忽必烈後期即已形成。

第一等蒙古人是元朝的“國姓”，蒙古統治者稱之為“自家骨肉”。第二等為色目人。據大德八年的規定，除漢兒、高麗、蠻子外，俱系色目人。第三等為漢人，又稱漢兒、乞塔、札忽歹，包括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內的漢族、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較早為蒙古征服的雲南、四川人，高麗人也屬這一等。第四等為南人，又稱蠻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後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內的各族，包括江浙一帶的漢人。

元朝的法律條文體現了民族壓迫的特徵。至元九年，蒙古統治者就頒佈了“禁止漢人聚眾與蒙古人鬥毆”的禁令。后又規定，“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於有司”。“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斷罪”。漢人因此有被處死者。法律又規定蒙古人扎死漢人，只需打57下，征燒埋銀，但是“漢兒人毆死蒙古人”，則要處死，並“斷付正犯人家產，餘人並征燒埋銀”。在司法上蒙古人亦享有優待。“蒙古人居官犯法，論罪既定，必擇蒙古官斷之，行杖亦如之。諸四怯薜及諸王、駙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盜、詐偽，從大宗正府治之”。

在政治上，元朝的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實行多方面限制。即便是對作為他們統治各族人民有力支柱的漢族地主階級，也是處處防範，只給予極為有限的參政機會。一般而言，元朝中央和地方官，“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中央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的重要正官，非蒙古人不授。漢人任丞相者，終元之世只有世祖時的史天澤和順帝時的賀惟一。各廉訪司使，也必用蒙古人，只有在蒙古人出缺時，才能用色目世臣、色目人，其次才是漢人。

地方的路、府、州、縣都設由蒙古人、色目人壟斷的達魯花赤一職掌握實際權力。只有南方邊遠艱苦地區的達魯花赤，在蒙古人不願意出任的情況下，方讓漢人充當。

元朝前期廢罷科舉42年，皇慶二年復科舉后，至元末僅舉行過9科。即使是這樣的一條無足輕重的仕途，也體現了種種的民族間的不平等。在考試科目方面，蒙古、色目人只需考2場，漢人、南人則需考3場。蒙古、色目人若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發榜方面，蒙古與色目人、漢人與南人各為一榜。漢人、南人的人口遠遠超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總和，但4種人的錄取名額卻完全一樣。所以，漢族儒士在元代政治上的出路很窄。所謂“胸中經國皆遠謀，獻納何由達明主？”，是絕大多數漢族儒士抱有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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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談談蒙古對高麗、日本和安南的征伐

蒙古對高麗的征伐是其攻取遼東的進一步延伸。1218年，高麗軍聯合蒙軍攻滅契丹反蒙貴族的勢力后，兩國訂立兄弟之盟，高麗王王嗷答應每年向蒙古納貢。後來蒙古誅求無厭，高麗不堪，1225年殺蒙古索貢使者於途中。1231年，窩闊台遣兵問罪高麗，高麗王請和。次年，蒙古軍再次入侵高麗，責其遷都海島、不納戶籍等歸降不誠五罪。高麗殺蒙古統軍將領撒禮塔，迫使蒙古軍撤走。

1235年到1259年期間，蒙古與高麗發生過多次戰爭。1259年，高麗王送世子王典入質，並答應將都城遷回王京，雙方議和。

中統元年，王嗷死，忽必烈送王典回國即位，並將女兒嫁給王典子眶，以為籠絡。高麗遂為元屬國。

1269年，因元廷強征高麗人力物力做進攻日本的準備，引起高麗內變，上層分化為抗元者和附元者。附元者以西京（平壤）50餘城獻元。元遂改西京為東寧府，屬遼陽行省，划慈悲嶺與高麗為界。1283年，為準備東征日本，忽必烈在高麗設征東行省，以高麗王王巨與蒙古將領阿塔海共領省事，元成宗鐵穆耳在大德四年，下詔撤罷。王眶之子源亦娶元朝公主為妻。這樣高麗王族和元皇室結為“甥舅之好”。至正末年，元朝勢衰。1356年，高麗王王祺停止使用元帝年號，並恢復因元指為僭擬而改變的官制。

控制高麗后，忽必烈進一步的擴張目標是日本。自至元三年至十二年，忽必烈6次遣使，企圖招降日本，或不得答覆，或使者被殺。又於十一年、十八年兩次發動征日戰爭，皆以失敗告終。失敗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日本的強大，也不是出於內部的不和，元朝雖然繼承了宋代的成就，掌握了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以及用觀測星高來確定地理緯度的牽星術，指南針也被普遍應用，但是由於元軍並沒有掌握遠洋作戰的制勝技術（如面對颱風無有效的應對措施），最終在海上損兵折將，遺憾而歸。當時的大陸遊牧帝國在海洋的面前終於到達了它所能擴張的極限。忽必烈曾積極準備三征日本，因要應付安南的問題而作罷。終元之世，元朝與日本間未建立官方關係。

元軍向東南亞熱帶雨林的擴張也面臨困難。1257年，蒙古將領兀良合台征服雲南各部后，遣使至安南“諭降”，使者被留。翌年初，兀良合台領兵侵入安南，佔領其京城升龍（今河內），9天後撤回。忽必烈即位后，封安南國主為“安南國王”，允其三年一貢，並派駐達魯花赤。1267年和1277年，忽必烈兩次遣使安南，以國君親朝、質子、上戶籍、出軍役、納賦稅、置達魯花赤六事責成。1284年，忽必烈遣軍借道安南徵佔城，並要求提供軍餉、為安南拒絕。元軍遂侵入安南。開始元軍得勢，后不習暑雨，死傷眾多，加以地形生疏，蒙古騎兵無法展其長技，狼狽逃回。

1287年，忽必烈再發大軍征安南。至次年，元軍又陷入游擊戰和雨季的泥沼，仍以失敗告終。安南王陳日亘懼怕再啟戰端，隨即遣使入朝，歸還俘虜，並進金人自代以贖罪。但忽必烈仍不甘心，又於1293年準備三伐安南，會忽必烈死，元成宗鐵穆耳詔罷征安南。

元成宗鐵穆耳罷征安南后，安南王亦遣使通好。在元代，安南與中國在文化上的聯繫十分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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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說與真實的歷史相距甚遠，只是純yy之作，所以將元成宗鐵穆耳的廟號，改為世宗，以示虛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