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安居樂業

1982年8月的一天，我持介紹信到教育局向劉局長報到，那時我的工作還沒安排，局長說你先休息一個月再說。

後來分管教育的黃副縣長找我談話，說讓我去葛水中學當校長。我笑着說：“我在邊疆基層二十多年，又要我去基層呀？”“先下去管管事，那裏缺個領導，等以後再調整行不行。”我無話可說，走馬上任來到葛水中學任校長。老伴鄒招生分在文水小學教書，我們的家就安在文水小學。大兒子小雲也在葛水中學教書。

葛水經濟不發達，學校建設比較落後，學校校舍破舊，教風不振，財務帳上只有十幾元錢。兩層高的辦公樓兼教師寢室是用石塊砌成的，樓上人一走動，灰塵就唰唰往下掉。學校廁所，男女“跑光”。教室由於窗子太小，白天上課光線昏暗，學生寢室陰暗潮濕，床鋪、窗子破破爛爛，食堂蒸飯用的蒸籠也爛了，老師、學生經常吃生飯，目睹現狀，我的心涼了半截。

老師精神狀態不振作，不安心，都想調往縣城，工作也馬虎應付，升學率較低。教師的思想工作比較薄弱。

困難是暫時，戰勝困難是一種快樂，我有信心辦好這所學校。針對學校存在的困難，我與學校唯一的黨員商量，首先要依靠組織加強教師的思想工作，振奮教師工作的熱情。其次，急需解決食堂吃生飯問題、廁所問題。再次，健全各項管理制度，實行班級評比，開展教學競賽，獎優罰劣，推動教風學風走向正規。

我去教育局要了點錢，羅主任去找鄉上級解決木料做飯蒸和修理廁所。不幾天錢到了，但木料沒有着落。於是我派人到鄉下買了幾根杉木，立馬請人做起幾付新蒸籠，徹底解決經常吃生飯問題，同時突擊修好了廁所“跑光”問題，結束了師生到處“打游擊”、拉野屎的狀況。

兒子小雲，他82年3月份分到這所學校，比我先到一個學期，他對我說：學校有水田旱土20多畝，老師學生每周要勞動二次，尤其是春播秋收，耽誤時間太多，影響教育質量，學生家長意見較大。雖然全縣都是這樣，以農養校，改善教師福利，但長期這樣也不是個辦法。我聽了覺得應該改變這種狀況。

我向劉局長提出把學校大部分水田和旱土承包給村民，自己僅留一二畝種蔬菜，這樣可以把教師和學生從較重的農業勞動中解放出來，集中精力搞教學。劉局長說：現在全縣還沒聽說哪個學校把農田包出去，老師、學生還是搞點勞動好。

我說：葛水中學不是農業中學，是全日制學校，勞動過多難以保證教育質量，每年優生往城裏跑，主要原因就是勞動太多。道理沒少講，但劉局長還是不答應。

1983年秋收一過，我就擅自拍板，將水田改成魚塘，把旱地和多餘的水田承包給村民，這樣減少了許多勞動時間。84年春投放魚苗，承包到班級，定責定任務，平時利用課外時間割點草，倒一些大糞到塘里加快微生物繁殖，管理簡單，教師積極性也調動起來。年底一干塘，教師們分了不少魚，皆大歡喜。

承包的油菜收割后榨了不少油，可以保證教師食堂全年不用買油吃，油餅做成飼料餵豬，年終殺幾頭豬，大家回去好過年。我這樣做在當時是違背局裏意見的，因為全市還沒有哪所學校將田、土承包給村民。我想：大不了我不當這個校長。

1985年下半年，局裏決定到葛水中學開“教育改革研討會”，我拿出了我們的土特產：大草魚、鱅魚、鯉魚招待各位領導。劉局長品嘗着鮮魚，肯定地說：“你老張這步棋是走對了，走得好。”我嗡聲嗡氣地說：“我還擔心受處分呢？”

“有功，有功”，局領導都笑了。從此，局裏不再統一要求水田種水稻，允許學校多種經營，允許把田、土都承包出去，學校只管“坐收漁利”。

在教學上我強調：教育質量是學校的生命線，必須把抓教育質量放在突出位置，以教學為中心，一切為教學服務。通過加強教師的思想教育，健全各項管理制度，重獎重罰，不斷改善辦學條件和教師生活，使教師安心，工作熱心，教育質量有了明顯提高。

學校大門外有一塊大平地，過去成為民兵訓練和老百姓放牛的場所，對教學造成影響。我就在大草坪中間種植果樹，迫使鄉里民兵訓練遷到別處。這也許是無上級主義吧。

後來，我在果樹的四周建一個三百米的環形跑道，為學校開展體育運動提供了場地。我還籌集資金，新建了一幢教室和一幢廚房，改善了學校條件。

1986年秋，教育局調我去縣職稱改革辦公室工作。學校調來了一位年青的校長孫某某接替我的工作。孫校長不捨得我走，感到有一位老同志在更踏實，還許願：你不用上課，只當參謀。我當然樂意，因為我知道去“職改辦”要負責辦理全縣教師的職稱工作，事情多而繁重，且事必躬親，我已58歲了，也該休息了。

我在葛水中學四年間，工作有點成績，心情也很愉快。我常對老師們說：“要求大家做到的，我先做到，不搞任何特殊，與大家同甘共苦，辦好這所學校。”

我以實際行動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並樹立了威信。每天出早操，學生、老師還未起床，我已經離開了暖窩；學生跑一二公里，我也陪同跑到底；生活上不搞特殊化，食堂吃什麼，我同樣是一份菜。

我當時工資是行政18級，工資不低，但很少另開小灶。我與兒子小雲、小春（讀初三）同大家一樣過清苦的生活。我還擔任一個班的語文、政治，老師還有什麼說的呢？現在局裏幾次來電話催，劉局長斬釘截鐵地說：“你一定在服從分配呀……”，我只有服從命令離開了葛水中學。

……

1982年，我們從南詔省回到闊別24年的故鄉，一家5口人，住房是個大問題。

文水小學領導照顧招生分了一間百年老屋，由於我家孩子多不夠住，於是徵得學校領導同意，在公家堆雜物的樓上用木板、紙板隔了一間房子，讓兒子居住，雖然簡陋，權且棲身。

大兒小雲，過年時在這間簡陋的房間門口貼了一幅對聯，右聯是：“斯是陋室”，左聯是：“唯吾得馨”，橫幅是：“何陋之有”，大家看后都樂呵呵地笑了。

全家“大部隊”是回來了，但還有小英、小臘兩個尾巴沒回，讓我和招生焦慮不安。因為他倆都是工人編製，所以企業單位都不願接收。我們到處託人，找關係，於1985年4月第三批將小英調迴文山縣明膠廠工作。

接着又費盡周折，好不容易於1986年1月第四批把小臘調到蘆嶺林場工作，誰知小臘又找了對象，設法再求人幫忙，於1987年第五批把他的對象調到林場工作。自此，牽腸掛肚，求爹爹告奶奶，為遷移操心勞神的事終於告一段落。這是我一生中焦躁不安、求人最多、與招生爭吵最多的幾年，要做成一件大事真不容易啊！

常言道：為人不自在，自在不為人。千辛萬苦把全家都調回來了，又面臨著孩子結婚、住房不夠的問題。孩子都超過了結婚年齡，可是孩子結婚的房子都沒有，我們又急得要命，遂於一九八四年花4500元買了一套（一廳二室）六十四平方米的商品房，暫且緩解了住房危機。

又託人為孩子找對象、購木頭、打傢具，忙不清楚。一九八六年冬，長女結婚，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長子小雲結婚，一九八九年次子結婚，真是好戲連台，忙壞了招生。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住房難問題，早在一九八四年，我們就在縣城黎洞新村買了一塊四分八厘七的宅基地，準備建一幢私房，只有安居才能樂業啊。但按當時的造價，建一幢二層200平方米的房子要二萬多元，我們只有三四千元積蓄，只能望“房”興嘆。

1983年後，隨着形勢的好轉，許多台胞、老兵紛紛踏上了大陸的土地，回到了闊別40多年魂牽夢繞的故鄉，撒下了遊子最辛酸、最熱烈的淚水。

1984年的一天，我們從一個台胞那裏得到了三哥張學熙的聯繫地址，於是趕快給他寫了信，不久三哥從島省島北回信了，一別四十多年終於有了佳音，令我們興奮不已。從此，我們與三哥、大哥都聯繫上了，大家書信不斷，訴說著四十年來的相思之情。

1987年，三哥告訴我們，他托友人帶了1000美元給我們，我們聽了高興得要命，專程跑到穗城找到了三哥的委託人，兌換成人民幣9800多元，當天坐上了返回的火車，一路上小心翼翼才把錢帶迴文山，這下解決了做房子的大問題。於是我們1987年春開始請人做了一幢210平方米的二層普通居民房，1987年底全家喜氣洋洋喬遷新居，雖然還欠了不少債，但全家有了一個寬敞、充裕的棲身之處。

1987年後，島省同胞回大陸探親，關係開始緩和，進入90年代，有“海外關係”的人，成了“香餑餑”，上級也非常關心有海外關係的人，我被推薦為文山縣政協委員、選為市台胞台屬聯誼會理事、文山縣台胞台屬聯誼會會長。

真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