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戰區行

一、到宋埠

自八月以後，敵人的攻勢節節進展，更不斷地轟炸武昌，因此武昌便差不多成了一座死城。**機關和市民，有的疏散到後方，有的轉移到對岸的漢口。漢口市區，因為有租界和敵產的掩護，始終不曾被炸，倒反而呈現出一時畸形的繁榮。

政治部在分發了一部分到衡山去之後，不久也就遷移到了漢口江漢關碼頭附近的敵產三井洋行裏面。那是四層樓的一座宏大建築，第四層是屋頂室，堆積了一些不甚重要的商品和傢具。三廳的人最多，佔有了整個的三樓。二樓是部長、副部長辦公處，秘書室和一、二兩廳。底層的一半是總務廳，另一半是慰勞總會。

我們的工作按照着計劃在推進。廳本部的曇花林在加緊訓練團隊，戰文處在佈置宣傳站，製片廠在招收放映隊，慰勞總會在徵募寒衣，黃鶴樓大壁畫的製作，《抗戰一年》的編纂，“七七”慰勞獻金的收集和整理，使廳內的同志們認真減少了無事可做的苦悶。但在那些之中，慰勞工作可要算是中心工作。

九月初旬武漢三鎮的慰勞團往北戰場的第五戰區，我自己也是參加了的。那時候司令長官部在宋埠。去的人相當多，男女老少，連人帶慰勞品，坐滿了兩卡車。這是由黨政機關和民眾團體組織成的，組織的經過我已經模糊了。

午後出發，天黑的時分到了宋埠。在一個祠堂裏面看見了李宗仁。他很興奮，對於每一個人都送了一張一尺大的在台兒庄照的相片。相片中的神氣是很儼然的，左手撐着腰，右手扶着火車站的大站標，上面橫寫着“台兒庄”三個字。他在每一張上都親筆寫上“某某先生（女士）惠存，李宗仁敬贈”等字樣。我在心裏暗暗地佩服他：假如要設立一個自我宣傳部，這位鄉村教師有充分的資格榮膺部長。

大家被留着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還有蘇打餅乾、沙丁魚、新鮮果品之類，平常的人就在後方也未見得能夠吃到的。住在後方時，有“前方吃緊，後方盡吃”的口碑流傳，到了前方來，又算把前方的情形弄通了一點，前方也並不“吃緊”，而同樣是“盡吃”。不過，我的話應該要保留一部分。我們所到的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前方，而且還只是長官司令部啦。

但在這兒倒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別感謝的。

中日正式開戰已經整整一年，我還是負責指導對敵工作的人，卻到這兒才第一次看見一個日本俘虜。實在感謝得很，當大家吃過飯之後，承蒙司令部把這個標本拿了出來，使大家得飽眼福，似乎大家也都特別表示着高興。

俘虜是一位青年人，三十歲左右。一眼看去，倒也並不怎麼猛惡，反而有點觳觫的神氣。我們用日本話叫他坐，他聽了很感安慰的樣子，坐了。拿了一支香煙給他，他說了一聲“亞力加朵”（謝謝），吸得很有滋味。

“你不要害怕吧，我們是要優待你們的。戰爭不是你們的錯，是軍閥的錯。等戰爭完結了，我們又要把你們送回去的。”我心平氣和地對他說。

俘虜說他是大阪的一個小商人，今年三月才入伍，由朝鮮到瀋陽，再轉入關內戰場，不久便被俘虜了。說著，他從身上搜了一張紙頭出來遞給我，據說是在戰壕里拾得的。

我接過手裏一看，看出是第三廳所印發的六種“通行證”之一。上面有圖畫，有優待俘虜規定的譯文。這可使我高興得幾乎要得意忘形了。哎，可惜，沒有鎂光照相機，不然的話，我不也可以把左手撐着腰，右手和這位俘虜先生拉拉手，照出一張相片來嗎？誰能說這不就是我們三廳的“台兒庄”呢？

和俘虜也還說過一些不十分重要的話，現在已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和俘虜分手之後，我們又上了卡車，連夜趕回武漢。到達武漢時是第二天天亮的時分了。

二、到浠水

在九月中旬，由慰勞總會又組織了南北兩戰場的慰勞團，同時分頭出發，這次的規模更加宏大，除各機關、各團體的代表之外，還有演劇隊、放映隊參加。我自己因為曾經去過北戰場，便加入了往南戰場的一組。

但我在這兒先敘述往北戰場一組的情形吧。乃超是參加了這一組的。我要把他的手記抄錄在這兒，因為這是第一手的資料：

“九月十七日同沙千里、錢俊瑞等出發往五戰區。十八日在宋埠，遇金山、王瑩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多人。參加了戰區政治部應景組織的‘九一八’紀念會，到會者僅保甲長十餘人。我們的參加使他們出乎意外。”

“十九日慰勞獨立營，教授廣西軍日語喊話。”

“二十日赴浠水前線。”

“二十一日深夜李宗仁在前線指揮所邀談。”

“二十二日獻旗，見李品仙將軍，赴前線炮兵陣地。”

“二十三日回宋埠，此地離前線指揮所後退一百多公里。與戰區政治部李秘書、楊組長談話。他們是賀衷寒系統的人，在前方打狗吃，臭名昭著。”

“二十四日敵機襲宋埠，彈落隱身處約二十公尺。與在此地工作的演劇隊第四、六隊隊員幫忙救傷。演劇六隊中犧牲了一位同志。”

“二十五日赴長官司令部交涉車輛回武漢，又遇敵機轟炸。”

“二十六日天未明離宋埠回漢口，到達時尚在晨光曦微中。”

這手記雖然很簡略，但確實是最難得的資料。（我要告訴讀者，我這回憶錄差不多是完全憑着回憶在寫，連當時的報紙都無法弄到一份。）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往北戰場的朋友們確實到過最前線的，看情形似乎司令長官的指揮所也移在浠水最前線了。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廣西軍日語喊話”，這項工作即使不是出於五戰區前線負責者的要求，至少是得到了他們的允許。這是不可以等閑視的。

對敵宣傳在戰爭中應該是很重要的中心工作。我們主要負着這項工作的責任，雖然沒有什麼人來同我們競爭，但總得不到充分的配合。

我們對於這項工作是規定了這樣的步驟的：（一）研究敵情；（二）指導各級工作並製作宣傳品；（三）教育俘虜；（四）組織日本士兵反戰。但這些工作在武漢時期所做到的非常有限。我們編印了《對敵宣傳須知》、《對敵宣傳標語口號集》，分發各級政工人員。此外還印製了無數的標語、傳單、六種彩色通行證（葉淺予、梁白波作畫），每種有四五百萬份。然而必須和我們配合的機關是可以把你氣死的。首先是航空委員會不負責任，很少用飛機散發。其次是後勤部不負責任，囤積起來不肯運往前方。再其次是前方不負責任，有的用來糊房壁，有的任意扔掉。曾經有人從前方拾得幾大捆回來，交還我們。

俘虜更是無法接近的。俘虜歸軍政部管轄，我們曾經建議過多少次，想組織小規模的戰地收容所，以便開展工作，但都遭了批駁。“台兒庄勝利”的時候，軍令部第二廳廳長徐培根曾來電話，說將有大批俘虜過境，要我們準備宣傳。為此曾動員了漫畫宣傳隊趕了一個夜工，第二天到大智門車站去張貼。結果連一個俘虜也沒有看到。

俘虜自然也是有的，被囚在常德和西安兩地，和我們相隔得太遠。武漢撤退前，我們只分別派人去視察過一次。鹿地亘和廖體仁到過常德，鹿地還寫了一本《和平村記》，後來在桂林的《救亡日報》上連載了。至於從常德俘虜中抽選了一部分出來組織“反戰同盟”，那更是到了重慶以後的工作了。

乃超是對敵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到了一次前方，在慰勞之外還照顧到了他的本位工作。他曾經這樣告訴過我：五戰區對於對敵工作還相當認真，浠水前線確曾看見有我們日文傳單散發在陣地上，只可惜散得過早了一點。

乃超的這次所見，和我前一次赴宋埠時所見到的那位俘虜，從身上搜出了通行證來的，倒可以說是得到實質的印證了。

三、到陽新

我是參加了南戰場慰勞團的，但我的出發卻要早兩天。這兒很幸運的是我寫了幾天的日記，不僅沒有丟掉，而且隨帶在身邊。這自然可以減省我的回憶的吃力。

“九月十五日禮拜四”

中午偕立群及婦女工作隊負責者二人在又一村用飯。飯後往雲秀處休息片時，朱潔夫趕來，言謝仁釗來電話，前方開來迎接的汽車即須開回，相約於三時前在怡和街聚齊。看錶已二時，因即決定出發。偕立群回楊森花園，匆匆收拾行李，同乘汽車往怡和街。順道往國際宣傳處約曾虛白。同行，曾虛白欣然允諾。行前數分鐘曾回廳與三位處長告別。胡愈之本擬託病辭職者，卻已到廳視事。

“在江邊與立群分手。過江已近四時，分乘汽車二部出發。但車剛開動即來空襲警報。司機之一自告奮勇，倡言‘索性衝出城外去吧！’於是集中乘者於一車，開足馬力，疾馳過武昌市。出市后，前有卡車數輛魚貫而馳，塵煙騰上，司機頗為著急：‘這目標太大！’說猶未了，復又驚呼：‘哦！前面那三隻不就是敵機嗎？今天闖到禍頭上來了。’立即停車。大家下了車，果有三機在雲端飛翔。人眾即散開，機頭向東飛去了。待到走回公路時，機頭又轉而向西，人眾又急四散。”

“彌天都是白雲，間有烏雲散佈。敵機迴旋偵伺，俄頃復不見，同行者決意不顧危險，仍上車急馳而前。”

“抵咸寧，天已黑。折入城中用晚餐。食后復就道，行不遠，車輪一胎泄氣，拋錨約一小時，換胎後繼續前進。俄而車又拋錨，乃左側前輪脫去了螺絲釘四個，只剩下一個，輪胎便打斜了。司機下車從其餘三個輪盤上各取下一個螺絲，以事補救，勉強渡過了難關。”正是，有詩為證：

五人生命寄一螺，怪事今宵意外多。

漫道沙場征戰苦，老爺車子費張羅。

“十二時半到達目的地點，睡於北土塘的一座極簡陋的小學校里。”

這目的地便是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的陽新了，事實上離最前線還有很遠很遠。北土塘是地名，在富水之北，水南地面即為南土塘。記憶是模糊了，那“極簡陋的小學校”的情形是怎樣絲毫也不記得。

讀者或許會問，為什麼我到戰區時獨於要去邀約曾虛白？曾虛白又是什麼人？這點倒不妨在這兒略略加以說明。

當時曾虛白和董顯光在擔任着國際宣傳處的工作，在系統上隸屬於國民黨的宣傳部，而事實上卻是一個獨立的機關。自三廳成立以後，關於國際宣傳，國宣處是和我們合作的。每逢星期一召集一次外國新聞記者，報告軍事和政治上的情形，是兩個機關聯合主辦。每周的宣傳會報，董、曾二人也循例參加。我們還曾經共同編製過一種畫報，由三廳的葉淺予主編，**商務印書館發行，是附有英文和俄文說明的。（這畫報的編製後來因為蔣不滿意，被勒令停止了。）

因為這樣，我和曾虛白是時常見面的，雖然並沒有什麼交情，但也並沒有什麼惡感。他曾向我表示，有機會想到前線去看看，故我邀約了他。他的父親是《孽海花》的著者曾樸，這，或許也可以算得是一種文字因緣吧？

謝仁釗是何許人，或許也值得介紹一下。這人在北伐時，在我所主持的南昌總政治部做過科員，那時他倒是“左傾”分子。大革命失敗后，聽說他在美國住了幾年，抗戰開始時才回到國內來。他在依附着陳誠。但也搖擺不定，時而搞搞國民外交協會，捧吳鐵城；時而又搞搞文化工作，捧梁寒操。和方治是同鄉，也一同搞過黨務。我也弄不清楚，不知道他究竟屬於哪一“統”了。

四、在陽新

請原諒，我要依然抄錄我自己的日記。

“十六日禮拜五”

“晨起偕曾虛白外出散步，步往紗帽盒，在一大祠堂內，得見參謀長施北。（此人曾在東戰場見面，那時他在擔任薛岳的參謀長。）留用早粥。折歸后不久，陳誠偕朱代傑、謝仁釗同來，談頗久。（朱代傑是北伐時政治部的舊同事，觸犯了蔣的怒鱗被迫去職，在蘇聯學習了幾年，但不知怎樣，學成了托派嫌疑者回來。）”

“時有空襲，以哨子作警報。”

“午飯後苦無事，又與曾虛白出遊。向南走不遠，過一小川，即地圖中有名之富水也。水淺川狹，本可徒涉，然有船渡。船身頗大，與水不相稱。乘船渡江即為南土塘。人家牆壁上多紅字標語，晨在北土塘亦有所見，頗疑有流動宣傳隊曾到此工作，但在南土塘所見，其一則明署‘中國共產黨陽新縣第十區第十三支部’字樣，至此始恍然大悟，此地曾為蘇區。”

“途中見一衣履整飭的老人，叩問之，頗能詳道往事。言彭德懷曾到此。此地人多打游擊。后紅軍撤退，村上遭劫，被屠殺者一半以上。”

“沿富水直上，頗覺山氣宜人。但山淺，多被剔光，種以番薯。有直剔至頂，而番薯亦種至頂者。淺識者或當譽為廢物利用，而其實乃洪水之禍源，可嘆。”

“政治工作大隊第二隊本邀余於午後四時前往談話，歸已逾時，住處被移至崇德祠。前任負責人翁從六親來邀迎，正擬偕行，陳誠派人來接，遂往紗帽盒共餐。食后再往大隊駐紮處徐家沱，朱代傑同行。與隊員諸兄姐相別，瞬已經年，久別重逢，情逾骨肉，竟有因感激而流淚者。開會，聽隊員做報告，並提出問題討論，甚為誠懇。”

“歸宿處已逾十二時，正擬就寢，武漢各界慰勞代表團到。”

“陳誠來，與余同往迎接，因復照拂至三時頃始就睡。”

“立群為余送來毛線衣一件，手電筒、毛毯、蚊帳各一具，得此如獲至寶。前方早寒，晨夕僅御夾衣已不濟事，然聞前線戰士仍多着單衣。”

在這兒我要把政工大隊說明一下。

這是淞滬戰役時陳誠要我替他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團長在初是袁文彬，男女團員五十人左右，是一群在上海讀書的愛國青年。和錢亦石、杜守素所領導的那個服務團，在張發奎部下所成立的，是兄弟組織。那個成立在浦東，這個成立在崑山。在戰地上輾轉服務了一年，團員們吃苦耐勞，過着士兵同樣的生活，做了不少的工作。就是陳誠自己也常常對着我稱讚他們。然而他們是始終受着歧視的。

誰都知道，國民黨在考核人員上有一個共同遵守的規律：凡是愈能吃苦耐勞的人便愈有共產黨的嫌疑。因此這一隊的人也就大都有一頂紅帽子戴在頭上。

政治部恢復之後，團長袁文彬（後來在蘇北被反動派處死了，連屍首都不知所在）加入了三廳工作，服務團便改由翁從六負責。團員有的犧牲，有的退伍，減少到了只餘二十三四個人。

第九戰區成立后，國民黨自己成立了政治工作大隊，企圖把他們合併，但沒有成功，故改成了政治工作大隊第二隊，第一隊不用說就是那些黨少爺們的隊了。翁從六退為戰區司令部的服務員，第二隊是由一位姓盧的女隊員做着隊長。

但這一隊人在武漢轉移陣地之後，不久也終於遭了解散。隊員們的下落，我失掉了記憶。我只記得離隊較早的翁從六後來做了桂林救亡日報社的經理，再以後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了。

五、到武寧

“十七日禮拜六”

“晨，代表團商議，擬先見陳誠。用電話向陳探詢，言將自來。來時聚談頗久。會有敵機來襲，在附近投彈，一副官來報告：敵機共六架，三架往陽新鎮投彈，三架在紗帽盒上盤旋。”人眾因各散開。“馬彥祥、鹿地亘、林犁田諸位曾往陽新鎮看炸后情況。歸雲陽新鎮僅系一條直村。敵機沿鎮投彈，但僅炸中鎮頭鎮尾，余均落村外川邊，並無死傷。”

“一時頃與鹿地、朱潔夫等入富水游泳，水最深處僅及胸。”

“本擬午後四時行獻旗典禮，恐敵機復至，改至五時。三時左右，朱代傑來訪，約外出作舟游。僅於川邊坐息一小時頃，遄返。”

“行獻旗典禮時，眾推我做主席，由李德全獻旗並致辭，頗有條理。禮畢用食。食后與眾人告別，隨同陳誠赴武寧。開車時已九時。夜中通過武寧城，二時半頃到達目的地。”

“留宿前方指揮所，候朱潔夫所解行李，不至，頗焦灼。僅用毛毯一張裹體取暖。室中終夜電話不斷。”

“十八日禮拜日”

“昨夜睡僅二小時。七時頃起床，盥漱畢，見公役將行李攜來，喜出望外。言卡車走錯路，來時已就寢，故未驚擾。早餐后，陳誠言王芳舟（即現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此人與余同縣，並系所謂‘世交’）即在附近駐紮，囑朱代傑做嚮導，伴余往訪，曾虛白亦同行。蒙前方以小車來迎。一時頃至翁家，得晤張志和，而王卻不在，蓋已赴指揮所。途中曾遇其車，可謂失諸交臂。”

“留用中飯以後復以原車回，在途遇王芳舟，照例是藥片眼鏡，用一口嘉定話，大訴其苦。據說裝備尚未齊，而敵人集中火力攻彼防線。友軍自私，各不相顧。雜系和嫡系待遇不同。雜系擋頭陣，嫡系督后隊。送死而已，送死而已。……復被邀返翁家，同用晚飯。歸時已七時半。”

“十九日禮拜一”

“晨七時頃同陳誠往翁家，對王芳舟幹部講話。”

“都是四川老鄉，但軍容甚不整飭。”

“天雨，留用中飯後始歸。歸后往政工大隊處，朱代傑復同行。病者甚多，二十三人中得瘧疾者二十一人，缺乏奎寧，多已呈現浮腫。途中見尚有新鮮玉米，盧隊長允以犒享，乃派人往五里路外求之。天將晚，陳誠派人來接，等我同用晚飯，只得遄返。玉米未能領情，實一憾事。”

“飯後，陳約同赴武寧城對第八軍第三師及十五師講話。本軍乃陳嫡系，軍長為李玉堂，一山東大漢，抵軍部時，在門外相迎，畢恭畢敬。”

“夜中接到漢口董顯光來電話，言英、法不願戰，欲用和平手段，解決德、捷問題，勢將犧牲捷克。”

“二十日禮拜二”

“微雨竟日。上午與朱代傑、曾虛白同出散步，十一時過始歸。中午用白蘭地。”

“午後政工大隊送來煮玉米，大喜過望，分享之。我自己吃了四個。”

“與謝然之談及瞿秋白及其他諸友。”

“夜飯時復用白蘭地。飯後大談其鬼。”

“昨今兩日據云前方汽車告罄，無法動身，大約明日可以回武漢。”

六、回武漢

日記自十五日至二十日只寫了六天，便中斷了。

動身回武漢似乎就是二十一日的清早。一架大卡車，除我同曾虛白之外，乘車者尚不足半打。動身的時候，政工大隊的人都來送行，連發著寒熱的也來了，真真是有說不盡的依依不捨的情趣。

我們的歸途並沒有走原路，而是繞道經由修水、平江、長沙，更沿粵漢路而回到武漢。

到長沙時去見過張治中，蒙他在城外的別邸里請吃了一頓晚飯，並蒙招待在青年會的樓上住了一夜。

歸途要走這樣的迂路是陳誠為我們佈置的，但為什麼要這樣走，那意思我至今都還不明白。是卡車別有任務，還是為了免掉在途中遇炸的危險呢？

回顧一下這幾天中的戰區生活，未免過於空洞。我曾屢次要求上真正的前線去看看，但都沒有邀准。據說很危險，而且沒有必要。每天都受着殷勤的招待，尤其朱代傑、謝仁釗諸人，差不多朝夕相從，厚情可感。只是在武寧時政工大隊的朋友告訴我：他們並不是在服侍你，而是在監視你。或許是吧？但那樣也未免太辛苦了。

是二十三日回到武漢的。第二天便是“九一八”七周年紀念擴大宣傳周的第七天。我在那一天晚上廣播過一次，題目是《後方民眾的責任》（已收入《羽書集》），把戰區的見聞報告了一下。那倒多少可以補充一下我的日記的空洞。

那兒提到了南戰區的敵人情形。據說敵人的第九師團、第一〇六師團和波田支隊，幾乎全被殲滅。有第十一師團、第十六師團和近衛師團新近開到。但敵軍士氣不振，有“造病”運動發生。前線多瘧疾與痢疾，敵兵便存心飼蚊或着涼，以圖轉入後方療養。

我軍卻非常英勇，南區多山，每與敵人爭奪一山頭，屢得屢失者每達四五次。有輕傷不下火線的風氣。例如有李樹蘭營長在岷山、大屋一帶作戰，負了相當重的傷，上級命往後方治療，而李營長拒絕了。

前方疾病苦多，藥品苦少。敵人常施放毒氣，有時甚至用飛機散播。天氣逐漸寒冷，戰士尚着單衣，晚間頂多只有軍毯一條。問題頗為嚴重。

這些大都是聽來的，而且多出自陳誠之口。就中關於寒與病的兩個問題，卻多少是我親眼看見而且親身經歷過的。我也承認這問題相當嚴重。後勤工作沒有做好是無可諱言的。前方的將士們身當其境，自然要發牢騷，而後方的負責者卻諱莫如深，生怕別人提到。

記得在我去戰區之前不久，沈衡老和鄒韜奮諸位也曾到過九戰區。回到武漢時衡老對記者作了一番談話，說及寒病交迫的情形在前方非常嚴重。竟惹起了“老頭子”的盛怒，說是擾亂軍心，增長敵人志氣，曾在報紙上着人痛加駁斥過。

因此我在廣播時也曾考慮到這諱疾忌醫的深入膏肓的毛病，但我把話說得委婉了一些，結果倒也沒有觸犯到那一片的逆鱗。

在這兒，我還須得記錄一段小插話。

運我們回武漢的那位卡車司機，是從馬尼拉刺回國服務的一位華僑青年。據他說，他在馬尼拉還是有自家用的小汽車的。回國以後被派在九戰區服務。不久便得到了瘧疾，隔兩天發一次。就在回武昌的那一天，在路上他的病發了，我勸他停下來休息，他卻不肯：因為前方急於要車子。於是在發寒冷的時候，他把軍毯來裹在身上仍然開駛着。待到發出了大燒，終竟不能支持了，不得已才停了車，倒在路旁的草堆里睡了一個多鐘頭。

這位司機的姓名，可惜我現在忘記了。他這種愛國的熱誠，難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嗎？但我敢於相信：這位朋友一定是被人當著共產黨在看待的。他後來是否回到了馬尼拉，我不敢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