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保衛大武漢

一、計劃“七七”紀念

台兒庄的空頭勝利，我們雖然鬧了一次擴大宣傳周，並沒有把敵人駭退。敵人照着它的預定計劃進攻徐州，五月十九日終竟把這個隴海線上的重鎮攻陷了。敵人最初的計劃，據傳是將採取大迂迴的包圍戰略，沿隴海路西進，再奪平漢線南段以拊大武漢之背。但這一戰略，由於六月十一日的黃河決堤，使豫東成為澤國，也就化為了泡影。

那次黃河的堤岸在開封西北五庄、京水鎮、許家堤等同時潰決，我們對外的宣傳是說由於敵人的狂炸，但其實是我們前線將領奉令掘發的。這是我們的傳統兵法——“水淹六軍”。但敵人被淹沒的非常有限，而我們民間的生命財產倒遭受了無可想像的犧牲。敵人的迂迴戰略受了挫折，卻採取了正面進攻的戰術，以五路大兵由長江下游水陸並進，直接攻取武漢，於是使苟安一時的當局也不得不發出了“保衛大武漢”的呼聲。

這時須得我們做做工作的機會又算到來了。

是在六月十二日安慶失守以後的事。在一次宣傳會報上，討論到了紀念“七七”周年的問題。

這宣傳會報是自三廳成立以來的一個經常的聚會，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中央社、衛戍司令部、軍令部、政治部，三廳的重要人員參加，以後又加上了三青團。每禮拜定期舉行一次，交換情報，決定工作方針，頒發每周宣傳大綱，而一切工作大抵是由三廳總其成。

這一次討論到了“七七”紀念，照例又推定了我來擬具計劃。計劃分為了兩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紀念方法，另一部分是《抗戰年鑒》的編纂方針。前一部分是我擬的，主要是規定“七七”為抗戰紀念日，通令全國普遍開會紀念，舉行陣亡將士紀念碑奠基典禮，正午十二時全國默哀三分鐘，頒發告人民書，告前線將士書，告國際書，進行徵募寒衣、藥品、獻金等計劃。擴大慰勞運動，慰勞前線，慰勞後方，慰勞傷兵，慰勞征屬等等。后一部分主要是周公擬的，規模很宏大，由**及軍事委員會各部門提供該部門所屬材料，限期完成。（這一部分後來未能圓滿實現，因各機關多不負責，只由三廳編輯了《抗戰一年》以為替代，由我們經手編到了三年為止。）我把兩部分計劃合併起來，當晚便提交給陳誠。那時陳誠、周公、黃琪翔和我，都住在珞珈山的武大教授宿舍裏面，我們要算是比鄰，消息是比較靈通的。“最高”有時候也住在這兒的官舍里。那個計劃，大約陳誠當晚便提交了上去，第二天我們在部里見面的時候，他便把原計劃遞交了給我，上面有着批示：“全部照計劃進行。”因為我寫計劃書時，用的是洋紙印的原稿紙，因此在第二部分的編纂計劃上還有一個眉批：“以後印書一律使用土紙。”這或許是對於我使用洋紙原稿紙的警告吧？

就這樣，計劃得到批准，工作也就無可延宕，而且順理成章地落到三廳的肩頭上來了。

二、特別召見

關於“七七”周年紀念的籌備，我們採取的依然是“辦而不包”的辦法，把官方的黨政軍各機關和民間團體都邀請了來。但這一次的陳誠，懲於前一次擴大宣傳周的過火，卻不肯多出錢。前一次他慷慨地批撥了一萬，這次卻只肯出三千（這數目我記不清楚，恐怕比這還要少）。假如不夠，要我們叫其他的機關和團體湊集，這事情自然是很難辦的。

正在籌備開始的時候，有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侍從室的電話，說：委員長召見，要我立刻就去。

這一特殊方式的召見使我詫異了。平常的“召見”大抵是在兩三天前由交際處來一通知，通知時日，屆時前往應召。那樣的時候，人數大抵多，你必須在側室里等候，挨到輪次，再被點呼入內。

為什麼要單獨召見我呢？我實在詫驚得很：是不是他得到什麼情報，認為我鬧出了岔子呢？

我趕到了湖北省**，立即被引進了客廳，使我出乎意外的，召見我的人已經坐在裏面等着了。

他起來，握了手，和我寒暄了一下，要我坐在他的旁邊。他開始說話了。

“你所擬的，唵，關於‘七七’紀念的辦法，我看是，很周到，唵，很周到。近來是不是已經開始籌備？”

我把籌備已經開始的情形報告了他。

“辭修給了你多少錢？”

陳誠那時又兼任着第九戰區的司令長官，為了佈置防禦工事，已經到陽新的長官司令部去了。

我又照實數告訴了他。

“哦，那太少了，那太少了！唵，你看，唵，要多少錢才夠用？”

“這很難說的，錢多多辦，錢少少辦，實在說不出一個標準來。”我這樣回答了。

“不妨盛大一點啦，前一次台兒庄的時候，你們用了多少錢？”

“那時辭修給的是一萬。”

“那麼這樣吧。”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粗大的紅藍鉛筆準備要在籤條上寫，“一萬五千塊錢，可夠吧？唵？”

“假如連《年鑒》的印刷費也加進去，那恐怕就不夠。”

“不，《年鑒》到出版時再說。”他已經在籤條上寫着了：“發第三廳特別費一萬五千元正，軍需處長周。”又接著說，“這樣可以夠了，唵？大概可以夠了，唵？”

我拿着籤條，要準備走了。他又留着了我：“啊，還有一件事。唵，那三種文告，哎，就是告人民、告前敵將士、告國際，請你們給我擬好，唵？擬好之後，送來我看。你以後隨時都可以到我這裏來。要錢用，隨時告訴我啦，唵？”

我每逢被召見一次，總想很快地便能離開，愈快愈好。但這次要起草文告，卻不能不請求他作些指示了。他也指示了一些意見，終於讓我離開了。

三、“奉旨出朝”

“奉旨出朝，地動山搖。逢山開道，遇水造橋。”

鄙人面奉御旨，辦理“七七”周年紀念——有人早就這樣替我宣傳出去了——應該是威風八面的事，可不是嗎？

威風確是不小，而且是使地不動而山不搖了。

誰能說不靈驗呢？往常總是爭這爭那的二廳、一廳，這一次可不爭了。往常總是礙手礙腳的四大秘書，這一次可不礙了。

有了特別費，政治部以外的黨政軍各機關，已經認定的款項都豁免了。擔任了工作的，還可以到籌備處領取工作費。因此一般的工作態度也就似乎更加皈依佛法了。

尤其有趣的是陳誠的態度。

他在“七七”前幾天從陽新趕回來了。有幾個大場面是須得他來參加的，他為什麼不趕回來呢？

政治部認捐的三千元，起初也是豁免了的，但他卻自動地叫總務廳拿了出來。他還對我說：儘可能地盛大地做吧，特別費不夠，政治部還可以再拿錢。

在五號傍晚，記不清是開了什麼會之後了，在輝煌的電燈光下，陳誠和我，還有其他的人，在漢口的一座臨着花園的走廊上閑談。黃琪翔和吳國楨是在座的，這我記得清楚。

話頭自然談到了紀念會的各種佈置，大家都熱情地期待着，認為情況一定會熱烈非常。

我說到獻金台的佈置上來。武漢三鎮一共設五座固定的獻金台，漢口三座，武昌、漢陽各一座。每一座都請一位要人的夫人（這可不知道是出於誰的提議）做台主，吳國楨和黃琪翔的夫人都是答應參加的。還有三座流動獻金台，置放在卡車上，漢口兩座，武昌一座。

我把這些情形一說出了之後，出乎意外地是陳誠大反其對。他說：“不行！這一項一定會大失敗！哪裏會有人來給你獻金呢？有錢的人不會到你台上來獻，沒有錢的人根本不會來獻。”

“但‘獻金’一項是原來的計劃啦。”我抗辯着。

“我是說你‘獻金台’的計劃不行，‘獻金’是行的，我們找有錢的人來攤派，那是行的，但你要大家自動地來獻，誰肯來呢？你們一定會大失敗。”

“我也不敢說一定就會成功，不過也不妨試它一試。”

“不行的，”陳誠很堅決，“成績太壞，才叫難看啦。有很多外國新聞記者在這裏，這是國際觀瞻所系，我看是很成問題的。”

經陳誠這一談，大家都像風信旗一樣，倒在他那一邊去了。特別“國際觀瞻”幾個字，似乎發生了很大的魔力。

“怎麼辦呢？”陳誠問着我，有點替我焦急的樣子，“好不好把這一項目取消呢？”

“那可不行！”我也堅決地回答着，“是由籌備會經過大家決議所舉辦的，而且在報上宣傳了好幾天，沒有理由來臨時取消。我雖然不敢說一定會大成功，但我敢於相信不至於就會大失敗。一般人民的抗戰熱情是很高的，積少成多也必然可觀的啦。但我們所着眼的，倒還不在錢的多寡，而是在那熱情的高度。”

陳誠看見我也頑固，卻緩和下來了，他又考慮到了別的補救辦法。他顯得慷慨地這樣說：“那麼這樣辦吧，由政治部獻金一萬，作為全體同人們的捐廉。”一面說著，他一面關照黃琪翔。

同時吳國楨也受着慫恿，他答應向三業俱樂部（是妓院業、戲園業、茶酒館業）徵募三萬元。

這樣便已經有了四萬元的底子，陳誠和大家可安了一些心，認為面子可不至於太不好看了。

是的，應該感謝他們的幫忙，但這幫忙的動機是什麼呢？誰能說不是因為我是“奉旨出朝”的嗎？

四、紀念大會

紀念大會是七月六號開始的，接連舉行了三天。每天在武漢三鎮分別舉行盛大的集會，晚來更有火炬遊行，熱烈的情緒不亞於慶祝台兒庄勝利的時候。

詳細的情形，我現在已經不能記憶了，但有幾件事情我卻記得很清楚。

三鎮雖然同時分別舉行大會，漢口的會場事實上是處在領導的地位，這裏的規模自然最為宏大。

開幕的一天，在漢口方面我們請了張一麟老先生來做主席致開會辭。讀者或許會感覺着詫異吧：怎麼在這樣的紀念大會上突然請出了張仲老來呢？

張一麟做過袁世凱的秘書長，但他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便和他決裂了。抗戰發生，這位老先生很積極，曾經倡議組織“老子軍”，以圖殺敵致果。最值得令人驚異的，他還是推行新文字很熱心的一個人！以年逾古稀的一位老翰林而贊成新文字，已經就不容易，而且推行得很熱心，這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嗎？

因此，我對於這位老人是懷着敬意的。在淞滬戰役中，我曾往蘇州去訪問過他，而且在文字上也稱讚過他，雖然被當時少數“左”得可愛的人匿名寫過文章來咒我，說我“瞎捧土豪劣紳”。

還有一件大事，是國民參政會也在同一天開幕。張一麟是參政員之一，以最年長的耆宿關係，已推定由他在參政會上致辭。因此，我便想把這個“民意機關”和我們所主辦的“七七”紀念大會聯繫起來。在這樣的意識之下，我們便請張仲老來主持漢口的會場。而請陳誠去主持武昌方面的會場。

那天是晴天，為了避免空襲，大會定在八時開會。張仲老準時到了會場。但畢竟時間太早，集會的規模太大，而且是群眾性的集合，不免有點拖延，沒有可能準時開會。這可使張仲老着急了，因為參政會那邊是八點半鐘開會，他非趕去不可。

矮小的張仲老把他的童顏愈見漲紅起來，星眼愈見睜圓起來，鶴髮似乎有要直豎的形勢，向著我抗議：“你們這可不行！我，我還得趕到那邊去致辭啦！”

我向他道歉，也安慰着他，說：“頂多會遲到一二十分鐘，我相信會來得及的，那邊未必就能夠準時開會。”

“中國人辦事就是這樣馬虎了！”

我受着嚴詞譴責，但我心裏卻愈見尊敬着他。真的，我們實在是太馬虎，假如像這樣的老先生更多得幾位，中國不會更好一點嗎？

但還好，遲了不上一刻鐘，竟在**而熱烈的情況下宣佈開會了。

張仲老的致辭很簡單，他以充分的熱誠鼓勵了大家，提高了大家的希望。他認為“七七”是中國人最光榮的一天，比起雙十節來還要光榮。他希望大家加強團結，抗戰到底，讓中國人永遠豎起一條脊樑。

張仲老把話說完之後，便匆忙地走了。他是否趕上了參政會那邊的開幕，我沒有過問。

但我敢於相信，那邊也一定沒有準時開會的。

誰能夠說中國的官僚辦事能夠比民眾團體更遵守時刻？

五、國民參政會

國民參政會的召開，在當時是為一般人所相當重視的，張仲老的那樣認真，也就是絕好的證明了。

但其實那只是一套戲法，而且是照例的那一套，在今天是誰也不能否認了。

參政會的前身是所謂國防參議會，那是在“八一三”之後（八月底）在南京成立的。那時，邀請了各黨各派的領袖人物參加，起初是十五人，後來添到二十幾人。每周開會一二次，聽聽報告，備備諮詢，既無組織條例，更無辦事細則，事實上只是一種官辦的座談會而已。那時中央的代表雖被邀請了，但始終不曾出席。

現在這個細胞又擴大起來了，由二十幾人擴大成為二百人，名稱也由國防參議會一變而為國民參政會，不僅有了組織條例，而且還有黨議的根據。

三四月間國民黨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得到了四項決議：（一）設立總裁，（二）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三）制定《抗戰建國綱領》，（四）籌設國民參政會。這不就是法統的根據嗎？在《抗戰建國綱領》上，也明明白白地有着這樣一條：“組織國民參政會，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想及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實行。”這就更儼然是一個民意機關了。

《組織條例》是四月十二日頒佈的，到了六月二十一日又經過修改，據那頭一條的規定也是說；“國民**在抗戰期間，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特設國民參政會。”雖然是“**特設”的，而且只限於“抗戰期間”但總之是為了“集思廣益”、“團結力量”呀！單是這些好聽的辭令，已盡可以使不少的人陶醉了。

但它的實質是怎樣呢？二百名參政員中有四分之三是國民黨員，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人士僅佔四分之一。最有趣的是國民黨雖然把各黨各派的領袖差不多全部邀請了，而卻不承認國民黨以外的任何黨派的合法存在；所以各黨各派的領袖們雖然“參”了“政”，但是在國民黨的眼裏也只是無黨無派的“信望久著”或“著有信望”的“知名之士”而已。（在那時所謂“社會賢達”一個名詞還沒有產生。）

國民黨反動派的三一主義——所謂“一個主義，一個**，一個領袖”，就跟三期梅毒上了腦的一樣，始終是無法炮製的。《抗戰建國綱領》裏面雖然也來過另一套辭令，高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其實也不過是換了一套衣裳而已。朕即國家，朕即民族，故朕即至上，此“一個領袖”也。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故軍令必須統一，政令必須統一，此“一個**”也。意志集中於我國民黨，力量集中於我國民黨，一切集中於我信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此“一個主義”也。

要說這三一主義是一種狂想，那麼國民參政會正是這一狂想向客觀的投影之一。

然而它依然是有作用的。作用是什麼呢？與其說它是適應了民主的要求，而出於無可奈何的搪塞，毋寧是有對敵宣傳的奧妙。

敵人是最怕中國內部團結的，團結的確是一種武器。敵人進攻上海並威脅南京的時候，那“一個領袖”把這個武器小小地虛晃了一下，那便是國防參議會。敵人現在正五路進兵，進攻武漢了，於是又把這個武器大大地虛晃了一下。意思是很明白的，是想把敵人駭住，不要來！

說穿了我們可以這樣說：國民參政會的召開只是紀念“七七”的雜耍中的一個節目而已。

六、獻金狂潮

但請看看老百姓的意氣吧！

使陳誠最擔心而為他所最反對的獻金台，在紀念的各種節目中，卻收到了破天荒的最大的成功。這真是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五座固定的獻金台，三座流動的獻金台，掀翻了整個的武漢三鎮。獻金的人群，每天從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與人之間在作比賽，台與台之間在作比賽，簡單的一句話，簡直是狂了。

拿日期來說，原來只規定三天，但到第三天晚上獻金的人依然川流不息。足足又延長了兩天。

拿獻金的數目來說，五天的結果，現金和物品的折價，超過了法幣一百萬元——這在當時不用說是相當大的一個數目。

拿獻金的種類來說，有法幣，有外幣，有銀元，有銅元，有各種各樣的物品：金手錶、金手鐲、白金戒指、黃金戒指、銀盾、銀杯、銀盤、銀首飾、大刀、草鞋、布鞋、西裝、中裝、藥品、食品……凡是可以搬動出來的東西，差不多應有盡有。

拿獻金的人來說，人數總得在一百萬以上。而人的種類，是什麼都有。擦皮鞋的小孩子、黃包車夫、碼頭工人、老媽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樓酒店的堂館……是主要人物，甚至於連叫花子也有。這些人，而且是極熱心的義務宣傳員，跳上獻金台，放開嗓子便宣傳，回到自己的崗位也在不斷地宣傳。他們自己不僅獻一次兩次，甚至獻十次二十次，時時都在獻，天天都在獻。那一百多萬元的數目主要就是靠着這些貧窮的愛國者，一角兩角，一分兩分地湊積起來的！有錢的人自然也有，且看那金手鐲、白金戒指等便是證明，但為數斷不會有貧窮人多，所捐獻的總和恐怕也趕不上。那幾天當中，有好多義務宣傳員是吼破了自己的嗓子呀！有好多動人的插話不斷地發生着，不斷地傳播着呀！

新聞界是盡了宣傳的能事的。那些時日的武漢報紙保存着極豐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淚的紀錄。可惜這些資料，我在目前不能得到，我不能寫出些更具體的事實來，使未身當其境的朋友們也同樣感泣一下。

總之這是一次出於自發性的極其盛大的民意表現。我敢於這樣說：那幾座獻金台，作為民意機關的價值，實在是遠遠超出乎那個二百名參政員所構成的所謂國民參政會之上！

關於獻金賬目的報告，我們曾經有一本專書發表，是馮乃超負責編輯的。因為人數眾多，數目零碎，不僅在編輯上費了很大的工夫，就在印刷上也費了很大的工夫。翻來覆去只是那些姓氏和數字，不知添鑄了多少的鉛字呀！但這書，我認為是最可寶貴的紀錄，這是真真實實的人民的行狀，其中浸潤着多少愛國者的寶貴的心血呀！

這書可惜我目前手裏也沒有。誰有這本書的，我希望不要輕視了它，不要以為只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零碎賬目而任意把它扔掉。我希望把它當成一部大有神聖意味的聖經賢傳看待——不，這樣還說得太菲薄了。認真說，假如今天誰還保存着這本書，我倒要奉勸他，把它當成國寶，子子孫孫永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