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五十萬大洋，一名內閣總理，富貴都系在國會議員身上，眼看此輩紛紛南下，心裏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園”——賄選機關領了一大筆旅費，派人分頭向南下議員遊說敦勸回京以外，還想出來極妙的一着。

“打開天窗說亮話，選舉有好處，誰不想來？不過當時衝動，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開，所以得給他們找個借口，開條路子。”吳景濂得意地說，“這條路子，我找到了。”

原來國會議員的任期即將屆滿，對於這個切身問題，不管是留京還是南下的議員們，無不關心。吳景濂即是針對這一點，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準備策動議員提出國會組織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條“眾議員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項但書規定：“議員職務應俟下次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這就是說，下屆議員未曾選出，並依法集會以前，本屆議員的任期，無限期延長。為了不使法統中斷，事實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國會組織的修正案，需要開會才能通過。這就是一個借口，一條路子。讓南下的議員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回北京開會，不是去選總統，是為我們自己爭取合法的地位。”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團以外，沒有人當他是現任的大總統。以後外交團也厭煩了，因為他給外交團領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禮的公文太多了，內容則與外交團毫不相干，照譯照轉，不勝其煩，而且出於饒漢祥的手筆，在外交團的中文秘書看來，有不知所云之感。為此，符德禮在一次餐會上向各國公使、領事宣佈：黎元洪的文件，以後不再轉發，因為無此必要。

於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轉過來的“盟友”李思浩、姚震，還有黎元洪的同鄉、氣死“袁皇帝”的陳二庵，都贊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認為黎元洪在天津難有作為。既然眾議僉同，即令浙江軍務督辦及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尚無表示，也顧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為第一，事先一宣揚，而火車站冷冷清清，無人送行，未免難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長聲價。

於是隨從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陳二庵、曾任駐日代辦的福建人庄景珂及兩名日本醫生，搭的是日本郵輪，在九月十一那天，悄悄到達上海。

一到便有通電，是先到上海的饒漢祥早就擬好了的：

“元洪忝受國民付託，待罪公僕，德薄能鮮，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禍。惟念紀綱不可不立，責任不可不盡，業於九月十一日到滬，勉從國人之後，力圖請獻，謹此奉聞。”

接着又招待記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樣文章，直到邀請各省代表開會，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組織政府，改派唐紹儀為內閣總理。他的說法是，要阻止曹錕上台，就須拆他的台，而要拆人家的台，先須自己搭台，要求各省贊成他的辦法。

各省代表願意跟黎元洪會議，是希望組織一個合法合理的全國性政府，並沒有打算支持始終“妾身不分明”的黎大總統，因此推由一向善於辭令的廣東代表汪精衛發言答覆：

“各省對黎公個人都極欽佩，去年直系擁黎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贊成者，是由於法律上的見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並無誠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現在黎公跋涉南來，為國宣勞，不勝感動。至於組織政府，茲事體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倉猝之間，亦無從表達意見。不過各代表一定會慎重考慮，報告本省，請示可否。等有了複電，再來奉復。”

這一套“太極拳”，將一大難題，輕易地推開了，以後當然不會再有答覆。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卻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應。

原來這時江浙當道交惡，頗有兵戎相見之勢。浙江督軍盧永祥是皖系僅存的實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師師長兼淞滬護軍使，升任浙督以後，便保薦他的學生何豐林接充遺職。淞滬護軍使由上海、松江兩鎮守使合併而成，直隸中央。但畢竟是在江蘇地方，因此當李純由江西調江蘇時，便打算更動何豐林，改派私人接替，後來由於李純“自殺”，此事擱了下來。

及至齊燮元接任蘇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與直係為敵，因此，齊燮元與盧永祥明爭暗鬥，已非一日。

而爭鬥的焦點，便在上海這個地盤。

江浙兩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國聯軍之役中，發起“東南自保”的南通狀元張謇，聯絡兩省有力士紳，發起《江浙和平公約》，請齊燮元、盧永祥及何豐林分別簽字信守。《和約》有一條：“對於兩省境內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運動，雙方須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這時候到了上海，發起組織政府，要拆曹錕的台，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贊助，就極可能引起“軍事行動”。

因此，儘管文名滿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賞、也最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舉會使浙江百姓遭池魚之殃，所以無法表示支持。而張謇則更直截了當地由南通專程到上海，登門拜訪黎元洪，力言江浙和平，關係重大，民命如絲，東南若有戰火，必將斬傷國脈。請他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這種勸告不過使黎元洪掃興而已。論到政治，當仁不讓，上海既有個“制憲國會”在，不妨利用。因此，他決定提出兩道咨文，一道是准李根源辭職，一道是派唐紹儀組閣。

所謂“制憲國會”，設在上海縣西城的湖北會館，黎元洪趁這天南下議員開談話會的機會，派人通知，他要出席報告。照他的想法，民主政治有國會不能沒有總統，也不能沒有內閣總理，所以他的出席和提出咨文，必受歡迎。誰知適得其反。

發難的是國民黨中有名的“霹靂火”張繼，他是河北滄州人，生得人高馬大，故而實大聲宏，在黎元洪未到之前，聲色俱厲地指責黎元洪依附軍閥，專圖私利。鄭重宣佈，中華民國已經沒有大總統了，他不能承認黎元洪在國會中的身份。

這一來有跟黎元洪相熟的議員，趕緊打電話擋駕。哪知沒興一齊來，淞滬護軍使出了一張佈告，明眼人一望而知是針對黎元洪而發。

佈告照例用“照得”開頭。第一段說：“照得近來時局不靖，謠諑繁興，滬上為華洋薈萃之區，中外觀瞻所系，本使負有地方責任，早經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終不渝。”

下面是說“流言傳播，搖惑人心，市虎杯弓，為患滋大”，因而提出警告：“倘有破壞秩序，擾亂治安之行為，無論何人，概予拿辦。”這“無論何人”四字，自然意有所指。“概予拿辦”則完全是不承認黎元洪為大總統，所以與平民同例。

當然，他左右的人，不會將這件事去告訴他，但僅就“制憲國會”不歡迎他去報告這一點，就足以使得他抑鬱不歡了。

幸好，還有個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正崛起申江的杜月笙。聽說堂堂大總統窮途末路，以致何豐林竟準備着要“拿辦”他，不免動了俠義心腸，特地聯絡黃金榮、張嘯林，恭具全帖，在八仙橋寓所邀宴。屆時衣冠恭迎，照古禮安席，口口聲聲大總統。宴后又有進獻，隨行人員亦無不有豐厚的饋贈，特別是對饒漢祥，特道敬仰之意，知道饒漢祥有鴉片大癮，送了四個“大土”。饒漢祥感於義氣，吞雲吐霧之際，靈思大來，作了一副楹聯，上聯是“春申門下三千客”，將杜月笙比作春申君黃歇；下聯用唐朝長安韋、杜兩家的典故：“小杜城南尺五天”。切地、切姓、切人、切事，倒是難得的佳構，加以用黎元洪的名義書贈，真是上海打話“捧足輸贏”。好排場的杜月笙自然喜不勝言，送了極厚的一封潤筆，饒漢祥確是不虛此行。

再有一件使黎元洪不無快意之感的是，北京的“選舉總統預備會”出了大新聞，有個眾議院的秘書，派在議事科服務的孫曜，居然也發了通電。開頭的幾句話是：“九月十日，曜呈眾院議長文一件，其文曰”，下面就是他給吳景濂的呈文。這是很流行的一種通電格式，等於公開質問。

他說：“曜前蒙委為本院秘書，任事以來，夙夜警惕，惟恐奉職不力，上累知遇。對於議事法科定職守範圍以內，從不敢有所荒忽，當蒙鑒察。”

這一段帽子是個“金鐘罩”，是跟吳景濂搗亂，而先堵住吳景濂的嘴。以下敘入本題：“本日大選預備會，曜出席議場，稽核議員人數。查是日在場人數，據分路查點人報告，總數實為四百三十一，當時三次檢查之所得，不可謂不精確。惟秘書長訓令再三，使書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關係過大，未敢從命，秘書長乃轉令其他秘書，遂以湊成是日之會。此當日實在情形，本科科長，實所目睹。”本科科長是指議事科科長，拉出證人，更見得捏報人數，確鑿無疑。

下面是抒述見解：“伏思國會為立法機關，職員系法定職守，在議場莊嚴之地，而行此詭道，預備會如此，正式選舉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慄。”

再下來是表明立場：“曜一介書生，只知守法，供職議會十餘年，從未見此千古創聞之惡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負議長知人之明，下亦貶損一己之人格，謹將當日實在情形，繕呈鈞鑒。”

最後卻還有幾句皮裏陽秋、綿里藏針的話：“倘不蒙察諒下情，以為愚戇不堪任使，則竊知罪矣。言盡於此，惟退唯命。”

通電是發了，報紙的冷嘲熱諷也接二連三地出現了，但吳景濂毫不在乎。甚至對於議員的書面質問亦置之不理，照常發出通知，定在九月十二日召開第一次選舉會。

這次會議由於人數不足而流產了。這一下津保派才起恐慌，深夜召開緊急會議，議定了六項辦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是：“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別待遇之條件，除金錢承諾外，並許以政治上的優缺。”最後一項是：“如果前述五點均無效果，則出以最後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反正唯一的原則，是將曹錕捧上台為止。

事實上人數是可以湊得起來的，只是條件問題；條件亦好說，彼此所不放心的是，如何能夠保證對方確實履行條件。

說得明白些，一方面是怕拿了錢不投票，所以最好是投過票再付錢；一方面怕投票以後，來個不認賬，所以堅持先拿錢再投票。就為了這個各顧自己的立場，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其時議會中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小組織，三五成群，推一個為頭的人。小組織既無宗旨，更無章程，甚至名稱亦只用地名代表，譬如“三龍坑一號”之類。這種雨後春筍般的小組織，實際上就是賄選的交易團體，為頭的便等於是經紀人，此輩每天跟津保派的核心分子都有接觸，談行情，講交易。就這樣逐步解決，慢慢有了具體的結果。

首先是“票價”，每票最少五千元，但經紀人的那一票，則視其所能掌握的票數而定，至少八千，高則兩萬。其中有特殊關係，或者特別出力的，甚至金錢以外，另有各種的酬庸。

至於付款的方式，亦已達成協議。原來津保派提出的辦法是，每人發給一個存摺，但須將印鑒送交甘石橋“俱樂部”保管，等大選過後，由“俱樂部”將印鑒式樣送交銀行，那時存摺方能生效。許多議員覺得這個辦法缺乏保障，紛紛表示不感興趣。

以後改正的辦法是，每人發給支票一紙，但日期不填，要到大選之後，填上日期並加蓋出票人印鑒，方能兌現。換句話說，大總統如果沒有選出，這張支票就跟廢紙一樣。

設身處地想一想，亦只能爭到這樣一個條件，因此好些議員，以個人或者集體去領支票。打磨廠大有銀的支票最多，出票人“潔記”，知道是直隸省議員邊守靖的戶頭，因為他別號“潔卿”；此外還有鹽業銀行、墾業銀行的支票，出票人有“秋記”，是吳毓麟，有“效記”，是王承斌。拿了支票去照票的也有，當然答覆是肯定的。“沒有問題。只要選出大總統，支票一定兌現。我們銀行的信譽也是要緊的。”最後這句話尤見效力，照票的人，都如吃了一顆定心丸。

就在九月下旬那幾天，甘石橋“俱樂部”熱鬧非凡，南下的議員，見獵心喜，被說動了回京的亦復不少。有個議員反直出名，居然亦坐火車到了北京。記者在車站截住，做了訪問，問得相當率直：“議員先生，你回京是否為了貪圖票價，來做豬仔議員？”

美國修橫貫大陸的鐵路時，利用少數不肖華僑到廣東台山一帶招募華工，事實上是販賣人頭，當時稱被販賣的華工為“豬仔”，以此名詞移用於議員是極大的侮辱，但居然有人坦承不以為忤。

這個議員姓陳，未當選議員以前是律師，辯才無礙。他答覆記者說：“我此來確是為了五千元的票價，這件事亦不必忌諱。那班人歷年貪污，宦囊甚豐，這樣的倘來之物，如果不是有此絕無僅有的機會，哪裏能拔他一毛？”

“這樣說，你是甘心做豬仔？”

“不然。”陳議員雖不以記者的話太質直而不悅，卻否認願做豬仔，“金錢可以要，豬仔不可做。這是我要特別聲明的。”

“拿了錢就是賣身，賣身就是豬仔。”記者咄咄逼人地問，“既然要錢，何能不做豬仔？”

“老弟，”陳議員拍拍記者的肩說，“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你已經知道，所謂豬仔因為甘於賣身而得名。如果得了錢而不賣身，自然就不是豬仔。這是‘理論學’上的最簡單的法則，你當然了解。”

“是的。不過我不了解，如何得了錢而可以不賣身？”

“錢不能不要，出席投票則萬萬不可能。這就是不賣身，也就是不做豬仔。”陳議員又說，“照這個樣子，似乎有過河拆橋之嫌，不過取之於盜，不為傷廉。”

這名記者大為詫異。“議員先生，你不是過河拆橋，是在打如意算盤。”他問，“這是一筆交易，你講明了不交貨，人家肯給你錢嗎？”

陳議員笑了，“我又要叫你老弟了。”他說，“如談交易，你知有個千金市骨的典故嗎？”

這是很熟的典故，有人願出重金想買駿馬，久無反應，後來此人聽說某處有一匹千里馬，可惜老病而斃，他立趕了去，以千金買此馬的骸骨。這個故事一傳，代州、西域的馬販子聞風而集，終於讓他買到了最好的馬。

“議員先生，你的意思是津保派為了招攬起見，明知你不會投票，也願意付錢給你？”

“可以這麼說。”陳議員點點頭。

“事實上恐怕不這麼容易。”那記者好心提出警告，“你剛剛到京，恐怕對津保派部署賄選的情形不太清楚。他們的辦法是責成各小組的負責人，到那天召集屬下議員，一起行動，吃飯拉屎都在一起，直到同車進議院為止。到時候你恐怕逃不了。”

“我不到時候就要走了，錢一到手，立刻遷眷南下，即或暫時不能脫身，六國飯店、法國醫院都可以住。將來仍舊要南下，貫徹先修憲、后選舉的政治主張。老弟，我索性跟你說個明白，我的辦法，反直派是完全諒解的，此即所謂‘資糧於敵’。經過天津時，我曾跟反直派的中堅分子談過，他亦很贊成。”

那記者認為這是奇聞，亦不免將信將疑，但還是據實報道了。到得第二天消息一見報，津保派大為緊張，因為這個陳議員創造一套拿錢不投票的理論，倘或人人學他的樣，豈非“賠了夫人又折兵”。

但要澄清只拿錢、不投票是辦不到之事這一點，光靠口頭上說，不會有多大效果，必須有行動上的表現，才夠力量。

然而採取什麼行動呢？解鈴還須繫鈴人，最好由陳議員自己來說明，他的想法是如意盤算，他的做法是失敗了。

陳議員是山東人，因而由山東省省長熊炳琦找得他的一個好朋友——財政部的王科長，專誠到六國飯店跟他展開談判。

“老兄，”王科長說，“你這個玩笑開大了，簡直是放野火嘛！熊省長特為托我來問問你，到底作何打算？”

“我說得很清楚了，直系那班軍頭，荷包太肥了，肥到想買個大總統來玩玩。既然如此，我亦不妨開開玩笑。”

“你是真的開玩笑，還是假的開玩笑？”

陳議員深深點頭，“你這真假二字問得好，”他說，“我倒要請教，真又如何？假又如何？”

“你是真的開玩笑，預備來拆台的，那就無話可說。如果是假的開玩笑，那麼真意又是如何？彼此多年至好，儘管直說。熊省長為人厚道，你是知道的，一定有以報命。”

聽他說得很懇切，陳議員便老實答說：“《官場現形記》上常用一句話，‘千里為官只為財’，如今要改作‘千里開會只為財’。聽說這一次的‘票價’高下懸殊，有這話沒有？”

聽他這一問，王科長肚子裏雪亮，“你的話對了一半。”他說，“高下是有的，卻不甚懸殊，大致在五千到八千之間，至多一萬。至於老兄的事，例外之例外。我跟熊省長去說，送你‘兩草’，夠意思了吧？”

陳議員沉吟了一會兒說：“這樣吧，你叫他再加‘半草’。難得承你來看我，這‘半草’我承認而不收，是你的好處。”

“承情之至。”王科長說，“不過，打開天窗說亮話，人家肯這樣遷就你，自然是有所圖的。”

“我知道。你說，是何條件？只要辦得到，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於是王科長提出兩個條件：一是招待記者，或者發佈書面聲明，說他的想法錯了；二是參加投票，並遷出六國飯店，住到指定的旅館。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不行！”陳議員問，“住到指定的旅館，是不是你們招待？”

“那是小事。”

“好吧！我住到你們指定的旅館。”

“投票呢？”王科長緊盯着問，“怎麼樣？”

“既然住你們的地方，行動受你們控制，那也就不必去說它了。”

王科長亦是玲瓏剔透的人，心知他不願投票，但選舉那天一定會出席。反正只要湊足法定人數，他投不投票，問題不大。不過有句話，一定要問清楚。

“老兄，你捧直系也好，反直系也好，我都不管。現在縮小範圍，只談我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你的條件我儘力替你去做到，不過，你無論如何不可害我將來不好交代。”

“當然當然。”陳議員說，“到那天，我一定出席簽名。這樣，你能交代了嗎？”

“能交代了。”

“好，一言為定。”陳議員說，“我還不致為兩萬元出賣朋友。”

這一說，王科長放心了。第二天就取來一張滙豐銀行的兩萬元支票。陳議員倒也很漂亮，願將支票由王科長保管，直到大選過後，再行交付。

“不必，不必！我相信你。”

“不要那麼說。”陳議員搖搖頭，“換了我，心裏也會嘀咕，勢必影響情緒，你先收着，晚上好睡得着覺。”

“既然如此，我就暫且保管。”王科長又說，“旅館替你預備好了，在櫻桃斜街，‘逛衚衕’也方便些。”

十月三日晚上，甘石橋“俱樂部”統計，領支票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人，另外有一批南下而尚逗留在天津的議員，派代表跟王承斌接頭，願意“合作”，條件是當天早車到北京，一出車站便去投票，投了票領款，領了款上車回天津，不得宣佈姓名。王承斌欣然同意。這一批約二十名，加上已領款的人，總數超過大總統當選所需的五百八十票。因此，吳景濂連夜發出通知，定在第二天上午十時，舉行憲法會議。

這是一次試探。憲法會議須有五分之三的議員，亦即五百二十二人出席，方能開議。結果是流會了四十四次的憲法會議，終於開成了，到會的人在五百五十人以上。大選派奔走相告，欣然色喜，都認為選大總統有把握了。

但吳景濂雖已發出定在十月五日上午舉行大總統選舉會的通知，卻絲毫不敢怠慢。最要緊的是安全問題，怕反對派搗亂，決定調集大批軍警保安隊，在象房橋國會所在地一帶布崗；同時規定，入場旁聽，一律搜身，對有問題的議員，則採取嚴密監視的措施。

這一夜，甘石橋的“俱樂部”通宵達旦，熱鬧異常，五間大廳擠得水泄不通。支票一共發出六百零五張，會應該可以開得成了，但仍舊需要盯緊。吳景濂在這天一清早到院，第一件事就是查問有沒有請假的議員，如有其人，立即派人用專車去迎接，言明只要投了票，立即可以回家。

旁聽的人，從九點鐘開始，陸續都到了，但大部分無法進場，因為規定旁聽須有議員介紹，而且要請介紹議員到大門口來認人。有些議員尚未到院，就只好等了。

這樣擾擾攘攘，直到十一點五十二分，方由吳景濂宣佈開會。

首先報告人數，簽名報到的參議員一百五十二名，眾議員四百四十一名，總計五百九十三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主席！”

有人舉手高叫，不待吳景濂准許，便已站起身來，預備發言。坐在他旁邊的一個議員，便使勁拉着他的衣袖，要他坐下來。

“你幹什麼？”想發言的議員，用力一甩衣袖，大聲說道，“我發現許多陌生面孔，請主席裁定，要驗明正身。”

“混蛋！”另有個議員站起來，戟指怒斥，“又不是綁上法場，要驗什麼正身？”

“當然要驗！”被斥的議員臉都氣白了，“你什麼東西，直系走狗！王八蛋！”

“老子要揍你！”

相隔既遠，又有人拉架，當然打不起來。擾攘之中，“驗明正身”的事，也就不提了。

“現在，”吳景濂大敲議事槌，“要推定檢票員十六位。預備用掣籤的辦法，大家同意不同意？”

他的第二個“同意”尚未出口，席次中已有多人高聲響應：“同意，同意。”

於是吳景濂喊一聲：“鄭秘書長，請你主持掣籤。”

鄭秘書長名叫林皋，派人抱出一個馬口鐵的大圓筒，擼起衣袖一掏，掣出一支簽來，高聲唱名：“參議員呂志伊！”

“不在北京。”有人接口，“重新掣。”

這一回掣出來一名大選派議員，再掣又是。說也奇怪，中籤的都是與直系有密切關係的大選派。倘為反對派，則多不在京，重新再掣又是大選派。

十六名檢票員產生，主席宣佈：“下午二時投票。”

於是議員一鬨而散，但不能離開議院——無論議員還是旁聽者，一律准入不準出。旁聽者更為苦惱，因為臨時規定，未投票完畢，不準入場，在院子裏枯守，發給兩個麵包充饑。深悔不該來此擠熱鬧的，大有其人。

議員的待遇自然要好得多，有午餐、茶點，免費享用；有鴉片煙癮的議員，另制一份名冊，冊上有名，可以請准議長，發給臨時通行證，由警察護送出場，過癮之處在議院左側的大中公寓。這個公寓已由直系包了下來，作為臨時指揮的總機關，由高凌霨、吳毓麟、邊守靖坐鎮，每人手邊一本名冊、一支筆，翻來覆去地檢點人數。

“江蘇方面的情形不妙。”吳景濂走來，悄悄向高凌霨說，“浦口上專車的，一共四十二個，車到天津，走散了一大半，只到了十五個人。”

“不要緊，不要緊。”高凌蔚安慰他說，“一定可以湊足。”

“王幼山呢？”邊守靖插進來問說，“有沒有消息？”

“沒有。凡是他會去的地方，都找到了，不知道他躲在哪裏。”吳景濂憤憤地說，“出爾反爾，太不夠意思了。”

王幼山就是現任參議院議長王家襄，他是浙江紹興人，留日專攻警政，回國后創辦浙江高等巡警學堂，為人精明強幹，熟於法制，因而加入參議院，被選為議長。他在派系中雖屬於梁啟超、湯化龍的“憲法研究會”，但身為議長，對各派各系都有接觸。直系要捧曹錕，當然非拉他不可。他原來亦曾答應幫忙，只是各方攻擊，越來越烈，他又不像吳景濂那樣不惜羽毛，結果只好躲了起來。

可是直系卻認為非找到他不可。因為他一出現，不但可以號召好些個雖拿了錢，託病託故不出席的議員，而且曹錕之當選，若說連參議院議長都未投票，顯然不夠光彩。

無奈九陌紅塵，茫茫人海，倉猝之間要把他找出來，實在不容易。不過，好消息也還是有，安福系的十幾個人，由天津分乘五輛汽車，已經趕到——此輩就是約定一到領錢、領錢投票、投票離京的人，坐來的汽車就停在大中公寓門前，只當十幾分鐘即可畢事，原車回津。哪知人數還是不夠——宣佈開會時，可以馬馬虎虎虛招，正式領選票時，可不能假冒，否則一鬧開來，後果極其嚴重。

到了午後一點鐘，檢點人數還只有五百六十二名，依法定人數，尚差十八人。於是，高凌蔚與吳景濂聯合召集緊急會議，商討最後對策。

“十八個人，只要不離開北京，一定湊得齊。”吳景濂說，“現在寄望在一點半鐘往南開的火車，大概總可以截幾個人回來。”

“請病假的是哪幾位？”吳毓麟說，“也要看看真請病假、假請病假。”

“查過了。有四個是真的病了。”

“哪四個？”

“名冊上注的有。”

查名冊是張佩紳、廖宗北、梁善濟、易宗夔，最後一名下面注着“病甚重”三字。

“只要他有口氣，就要他來投票。”吳毓麟說，“不過費點手腳而已。”

這一說，提醒了吳景濂，立即找了總務科長來，要他接頭醫院，派醫生、護士，將生病的議員，用擔架抬到議院來投票。

“報告好消息。”警察總監薛之珩興沖沖地跑了來說，“前門車站截回來五位，其中兩位，說什麼也不肯走，只好用強了。這得吳議長派人去講幾句好話才行。”

原來薛之珩派了“便衣”在前門車站守候，發現“臨陣脫逃”的議員，先是低聲留駕，倘或不聽，便扭在一起，假裝打架，由穿制服的警察，將兩造帶至局內，好言慰勸；如果連打架這一着也失效，掙脫了往火車上走，“便衣”就立即大喊“抓小偷”，誣指那議員是扒手，立即被捕，押到局中。薛之珩那裏就有這麼兩名假扒手在。

“好！我馬上派人去。”

派的是眾議院的一名交際秘書，與議員個個熟悉，人緣極好。到了局裏，千不是、萬不是地打躬作揖，到底把那兩名議員的氣平下去了。

“你們押我到這裏來也沒有用，我不投票！”

正談到這裏，聽得議院那面傳來一片喧囂，其中還夾着清晰可聞的笑聲，似乎出現了很有趣的情景，令人忍不住走到窗前去張望。

這一望，好笑是好笑，可也不免羞慚。原來為了拉票，直系與吳景濂等人，無所不用其極，有人獻計，還應該走內線，凡是懼內、姨太太當家、在八大胡同有相好的議員，倘有不馴服的跡象，都列入“內線監視”之列。辦法很簡單，一部分票款之外，另送衣料化妝品、名貴食物之類，拜託到了投票那天，務必把你們“老爺”押了來。

此刻就是“內線”發生作用的時候，不過上了年紀的太太，絕無僅有，因為一則好好出身的“官太太”，畢竟忌憚禮法，不願也不敢如此拋頭露面；再則既說“閫令森嚴”，只要嚴厲告誡，亦不怕丈夫會臨陣脫逃。有些當家而能幹的姨太太，亦可收到這樣的效果。唯獨在八大胡同有相好的議員，不致連自己的政治行為都要受窯姐兒支配，所以無不唯唯否否，口頭敷衍。議院中承辦此事的職員，當然再清楚不過，所以千叮萬囑：“你不要聽他說得天花亂墜，甚至於跟你起誓，一定會來投票，那都是騙你的。到時候你替他上上勁，陪了他一起來，等他一進議院大門，你馬上到大中公寓來，把送你的大紅包帶回去。”

如此說辭，沒有一個受託的姑娘不願聽的，此刻紛紛“押”到。有些議員不肯下車，有些議員說面子不好看，要相好不必下車，讓他自己進議院。結果都失敗了，不肯下車的，被硬拖了下來；不叫她下車的，偏要下車，而且虎視眈眈，非要眼看着垂頭喪氣的議員進場不可。這就是引起轟然嘩笑的緣故。

“行了！”吳毓麟說，“法定人數夠了。”

其時正是鐘鳴兩下，吳景濂登上主席台，宣佈投票開始，請檢票員上台，執行任務。

於是十六名檢票員，從會場各方集中到主席台，彼此心照不宣，守住了兩隻大票匭。

接下來便是點名發票。四名病者已用擔架抬到，其中三個勉強可以扶進場，易宗夔則病得連坐起來都辦不到。於是議長裁定，請兩位檢票員將選票拿到擺在休息室的擔架前面，請易宗夔填寫。

“是不是秘密投票？”

“是的，無記名投票。”檢票員回答。

“那麼，請你們迴避。”

兩個檢票員便都背轉身去。易宗夔持筆的手顫巍巍地寫了三個字，將選票折好交回檢票員。

“可以請回府了。請多保重。”檢票員之一交代議院職員，“小心護送。”很殷勤地幫着照料，藉以遮人耳目。

另一個檢票員便乘大家看護病人時，很快地將折好的選票掀開一角，但“五千元”三字赫然在目，是一張廢票。

但是到了投入票匭，易宗夔的一票，三個字變成只有兩個字：曹錕。當然是調包了。

到得三點半鐘，投票完畢，主席宣佈四點鐘開票，有半個小時的工夫，放旁聽者入場，同時也要做一番必要的準備。

當然，票匭最要緊，由吳景濂親自貼上封條，並推檢票員八人，會同軍警，嚴密看守，然後趕到大中公寓。捧曹的要角高凌霨、吳毓麟、程克、熊炳琦、王毓芝、邊守靖、劉夢庚都在。

“情況如何？”吳毓麟首先發問。

“還不錯。”吳景濂答說，“搗蛋的人不多。今天最大的勝利是，檢票員都為理想推出，開票應該沒有問題。”

“蓮伯兄，”高凌霨立刻提出警告，“不能說‘應該’，要絕對沒有問題。”

“一點不錯。”王毓芝附和着說，“一開了票，如果出了問題，再無補救之道，趁這時候，還可以做最後檢點，籌一條萬全之計。”

“不要緊，不要緊！只要檢票員得力，我預備了一個人在那裏，保險做得漂亮。”

“是個怎麼樣的人？”

“此刻沒工夫說。總而言之，只看鄭秘書長掣籤，不出岔子，諸公就大可信任我了。”

這一個實例說明很有力，大家都放心了。“不過，”高凌霨說，“票子要盡量多爭取。”

“我想能‘爭’到四百七十票以上。”

照大總統選舉規定，須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始可舉行選舉；得票四分之三，才算當選。這天實際到會人數五百九十人，已超過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五百九十人的四分之三是四百四十二，能“爭”到四百七十票，亦可算是相當“漂亮”的。

因此，大家都表示滿意，對吳景濂少不得慰勞幾句，以為激勵。其實吳景濂本人，比誰都來得開心，因為他後半世的功名富貴，即繫於未來開票的個把鐘頭之中，王毓芝所說的“萬全之計”，他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