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轉折點
一、被埋沒的轉折點
今天是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國歷史的轉折點。
其實,四十年前的這一天,也具有不小的轉折意義,可惜被埋沒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上午,周恩來總理陪着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來到上海。
這位年邁的皇帝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堅決抗擊入侵的意大利法西斯軍隊,氣得希特拉曾立誓要割下他頭顱上茂密的鬍子做一個鞋刷子,用來天天擦拭自己的長筒戰靴。
在希特拉和他的長筒戰靴灰飛煙滅二十六年之後,這位皇帝到中國來了,鬍子依然茂密,只是已經花白。
他來的目的之一,是想見一見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想想也對,當今世界上皇帝剩下不多,彼此都會有一份遠遠的挂念。塞拉西皇帝是十月五日到中國的,十月七日在北京與周恩來會談,得知溥儀已在四年前因病去世,笑着點了點頭。在十月八日拜會了毛澤東后,他便接受周恩來的安排,到上海來參觀。
周恩來一路上心事重重。其實他只比塞拉西皇帝小六歲,也是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了。這些天,中國正面臨著一次歷史大轉折,而他正承擔著這次轉折的成敗,因此顯得那麼疲憊和消瘦。
就在二十幾天前,發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林彪自行飛出國境並失事。這件事情的真相還可以繼續研究,但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後來被簡稱為“文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此宣告徹底失敗。
這是因為,“文革”雖然是一場民粹主義大劫難,卻有一個政治起點:由林彪替代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現在,這個政治支柱已經斷裂。而且,從當時快速發現的一些材料看,林彪本人也反對“文革”。那就更成了一種徹底的反諷。
以後幾年,“文革派”還會用各種方法掩蓋失敗的事實,但畢竟無濟於事了。因此,遠在美國的作家張愛玲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寫出了一篇文章,題為“‘文革’的終結”。這位女作家並不太懂政治,只是憑着常識和邏輯,做出了“終結”的論斷,簡單而明了。
此刻,周恩來成了第二號人物,前面五年的民粹主義大劫難留下了一個龐大無比的“爛攤子”,必須由他來領頭收拾。
這已經夠麻煩的,而更麻煩的是,他深知毛澤東不允許有人否定“文革”。因此,面對“爛攤子”卻不能說是“爛攤子”,要收拾也只能輕手輕腳,這實在是難上加難了。
據當時的一位副總理紀登奎回憶,周恩來在緊急處理“九一三事件”之後,曾撇開眾人,一個人在人民大會堂一個房間的窗口,號啕大哭一場。
深夜京城,一位老人的哭聲讓人心動,卻又非常艱深。
這位政治老人心中,並不全是悲哀。他知道,極度的危難和極度的機會,突然都湊在一起了。就在三個月前,他秘密會見了基辛格並發表了震動世界的新聞公報,美國總統即將來訪,中美關係即將正常。就在這幾天,中國就要重返聯合國。
總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國生死攸關。
這些天,周恩來對外賓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門要開了”。但他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要想走出封閉,必先走出災難,哪怕是第一步。
那天到上海已經是中午,晚上有一個歡迎塞拉西的宴會。第二天有兩檔安排,一是到上海大廈頂樓俯瞰城市全景,二是觀看文藝演出,周恩來都要陪同,第三天一早就要離開。因此,周恩來決定,就在第一天下午,召開一個幹部會議。
當時上海乾部中的很多“文革派”,已經從“九一三事件”和中美交往中敏感覺察到歷史的轉向,因此來開會時都惶恐不安。
沒想到,會議開始后,周恩來只是平靜地佈置了一項“業務”工作。他說:“重返聯合國之後,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會與我國建交,我國的外交空間將會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因此,各大學必須立即複課,以最快速度培養大量年輕的外語人才和國際問題研究人才,全面翻譯和掌握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宗教、風俗資料。”
這些話,聽起來很正常,但在當時卻有很大的突破性。
因為,毛澤東在“文革”中只說過“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故意不提文科,表現出明顯的取捨。在當時的毛澤東看來,文科的主要課堂是“上山下鄉”,是社會實踐。就在半年前,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炮製的所謂《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又徹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毛澤東又同意了這種否定。現在,周恩來以外交需要為由,對否定提出了否定。
他所說的“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宗教、風俗”,都屬於文科。
在中國,一切外交理由都無可辯駁。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周恩來收拾“爛攤子”的一個極佳突破口,足以“牽一髮而動全身”。
你看:既然要全面複課,那麼,所有的教師就必須從農村返回學校;既然教師能返回,那麼,其他知識分子也能返回;既然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文化、宗教、語言能夠成為正面教材,那麼,那些“文革派”的批判專家怎麼還忙得過來?
緊接着,周恩來又根據科學家楊振寧的建議,囑咐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極“左”思潮,提出要“拔除障礙,拔掉釘子”。在文科領域,他恢復了一系列“文革”之前已經着手、毛澤東也曾經做過正面指示的工程,又任命顧頡剛教授主持標點二十四史,任命譚其驤教授主持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
這樣級別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動學術權威”,現在重新出來擔任領導,便成了一種全國性的政策示範。於是,一系列大規模的文化工程也逐一展開,每項工程都集中了大量的知識分子。
周恩來病重后,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整頓,使教育、文化的重建工程有了更大進展。
這一個趨勢,使很多“文革派”認清了是非,轉變了立場,參與了重建。但是,也有少數極端分子暗暗在心裏認為這是“右傾翻案”。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的幹部會上,有人問周恩來:“全面複課,中文系的教材怎麼辦?”
這個問題的針對性在於,按照當時的主流思潮,中文系的教材只能用毛澤東詩文和“革命樣板戲”劇本。
周恩來當然知道這種主流思潮,他想了想,回答道:“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魯迅作品,再慢慢擴大。今年是魯迅誕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都是大日子。魯迅的晚年是在上海度過的,上海的高校應該帶頭研究魯迅,為他寫傳記。”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也是周恩來為中文系教育尋找的一個很好的突破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
一、魯迅是真正的文學家,而不是政治人物。他的作品,有資格進入任何地方的中文課程。
二、藉由魯迅,可以進入小說、散文、詩歌、雜文,也可以進入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外國文學。
三、毛澤東也肯定過魯迅,這使那些極端主義批判者較難找到攻擊的理由。
有了這三條,魯迅就成了中文系複課的一個巧妙入口。極“左”的主流思潮,也可由這位老作家幫着抵擋一陣子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周恩來在上海乾部會上的講話,我是後來讀到兩個與會者的回憶材料才知道詳情的。在這之前,只是約略聽說,而且把時間也搞錯了。
知道這個轉折點很重要。由此我就明白了,自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五年底全國各高校出現的複課、編教材、辦學報等熱潮,是由誰啟動的;由此我也知道了,一九七六年掀起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着什麼。
如果沒有幾年的文化重建,何謂“風”?何謂“翻案”?而且又為何“反擊”得如此急不可待?
一個被埋沒的歷史階段,終於浮現出來了。
知道了這個轉折,也就解開了一個歷史之謎:幾年之後,災難過去,全國急迫地恢復高考,為什麼各個大學都已經奇迹般地具備了基本的師資和教材?為什麼能夠如此快速地迎接那麼多新生順利地開課?原因只在於,早在一九七一年,周恩來就啟動了教育、文化的結構重建。
如果沒有這個轉折,沒有長達五六年的準備和訓練,那麼,後來突然湧進大學裏來的那麼多學生,看到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混亂景象?
儘管,當一九七七年全國每一所大學都出現激動人心的場面時,周恩來已在一年半之前去世,沒能看到。
二、被埋沒的歷史階段
根據上面說的這個轉折點,我把全國多數高校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歷,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六六年—一九六八年,造反武鬥。
第二階段: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一年,上山下鄉。
第三階段: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文化重建。
第四階段,一九七六年一月以後,批鄧反右。
在這四個階段中,前兩個階段五年,后兩個階段也是五年,一九七一年正好是中點。中點前是漲潮,中點后是退潮,最後加一個小小的回潮,形成了一個“正反迴旋結構”。
以正常的眼光來看,這四個階段中,唯一具備正面文明價值的,是周恩來主導的第三階段,即文化重建階段。而且,這一階段成果卓著。
但是,這一階段,常常被籠統地歸入“文革十年”而一起否定,實在是歷史的盲區。
經常有海外友人提出質問:“你們都說‘文革’毀滅了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麼我們現在到中國旅遊,一些最重要的傳統文化古迹都是那個時期發掘和保護的?”
我總是回答:“那是在一九七一年之後。”
哪些文物古迹?隨手一舉就有——
馬王堆(一九七二年發掘)、河姆渡(一九七三年發掘)、兵馬俑(一九七四年發掘)、章懷太子墓、中山王墓(一九七四年發掘)、婦好墓(一九七六年發掘)……幾乎都是幾個世紀來第一流的考古成就。
即便在發達國家,要取得這麼多考古成就,僅靠考古團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匯聚各領域大量文化精英通力合作才行。那五年,在文化重建的大潮中,中國做到了。
那麼,為什麼周恩來開啟的文化重建工程,一直被蒙蔽於某種陰影之下?
這與一九七六年“四人幫”下台後一段怪異歷史有關。
本來,那應該是一個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機,但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推行了一種被稱作“兩個凡是”的方針,把歷史的車輪又往回擰了。什麼是“兩個凡是”?那就是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一來,“文革”中的造反奪權、廢學停課、上山下鄉、批鄧反右等等全都不能否定了,連“文革”本身也要“堅決維護”。相比之下,反倒是周恩來主導的第三階段,不管是複課、編寫教材,還是發掘、保護文物,毛澤東沒有做過什麼指示,因此不在“兩個凡是”方針的保護範圍之內,可以任意否定。
“兩個凡是”方針實行了兩年,從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底。
這個方針,使得剛剛成為驚弓之鳥的“文革派”再度抬起頭來,重新揭發人們對領袖的不敬,對“文革”的不恭,以及複課、編教材中的“大量問題”。
按照當時政治運動的慣例,這些揭發者也就成了“清查者”。那兩年,上海做得最過分,居然還在“清查”中槍斃了華東師範大學一位反對“文革”的人士王辛酉,以示殺一儆百。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文革”,撤除並調離了上海市委書記和分管教育文化的官員,那些以“清查者”面目出現的“文革派”立即作鳥獸散,不知躲藏到哪裏了。
後來知道,他們主要躲藏到各個大學裏去了,正滿臉斯文地準備做副教授、教授呢。我覺得這是“文革”災難的一種“生命化潛藏”,今後必定還會壞事。但是,當時社會百廢待興,大家都相信“一切向前看”,既往不咎了。要咎,也已經很難,因為他們在那兩年中已經銷毀、塗改、偽造了各種歷史材料。如果真像巴金所說的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展覽出來的東西也只能支離破碎,與真實情況相距甚遠了。
歷史真相的埋沒,竟然如此輕而易舉!
即使是當代史,見證人都還活着,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這一切,無可奈何。
三、我成了另一個人
幸好,歷史的力量並不單一。它可以產生反面的“生命化潛藏”,也可以引發正面的“生命化聚變”。因此,它的真相雖然可能被埋沒,而它的真諦卻不可能被毀滅。
周恩來一九七一年十月啟動的文化重建工程,實實在在地影響了我的人生。
“文革”中的經歷,在《吾家小史》一書中已有詳細敘述。這兒需要補充的是,我在一九七一年之前與“造反派”的長期對抗,雖然在“文革”結束后成了全院教師連續多次推舉我擔任院長的主要原因,但我在當時的抗爭並非出於政治判斷,只是一種絕望的表現。
既然爸爸被造反派關押,叔叔被造反派害死,全家衣食無着,我就只能不計後果地進行反抗。在農場勞動時帶頭以身體堵住洪水決口,至少有一半是絕望中的自沉,后被農民救起時我已完全凍僵。當時對自己的生命價值,已經看得很輕。
但是,“九一三事件”后從農場勞役中返城,很快感受到氣氛的變化。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在複課、辦學報、編教材。後來學院分配我參加周恩來總理佈置的上海高校聯合教材編寫小組,我在復旦大學看到各專業的教師們都傷痕纍纍地投入了文化重建,第一次產生了“文化不滅,中華不死”的悲壯感。
這種悲壯感使我變得異常勇敢,甚至至今回想反倒有幾分后怕。例如,《吾家小史》中有記,我離開復旦大學后居然一個人赤手空拳,在當時中國第三號人物王洪文的嘍啰們揚言要“砸爛”、“血洗”的一家低層次文學雜誌前,與他們對峙了整整三個月。
又如,《欠君三拜》中有記,“文革”中被人視若政治圖騰的那幾台由江青等人打造的“革命樣板戲”,各地都在狂熱“移植”。本應成為“移植”中心的上海戲劇學院,在一九七一年複課后整整五年,居然沒有一個專業把它們引入課堂,這裏就隱藏着無數驚險的較量。後來我在災難之後擔任院長時,曾一再藉此事向學生們論述,何為“文化氣節”,何為“專業自尊”。
由於周恩來啟動的文化重建對我那麼重要,因此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壯着膽子對抗“四人幫”的禁令,與靜安區的趙紀鎖先生一起,組織了全上海唯一的追悼會。我在悼詞中引用了自己剛剛寫出的兩句詩:“千鈞一髮謝周公,救得文化百代功。”現在看來說得太誇張了,但當時卻是真心話。
追悼會後,我為了逃避追查,也為了拒絕當時人人必須表態參加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個人隱潛到浙江山區,直到“四人幫”下台。
做上面這些事情的最不容易之處,是我的父親仍然被囚禁着,全家生計極端艱難,而我的每一步,都有可能招來滅頂之災。很多時候,我是邊擦眼淚邊挺身的。
災難,既毀滅生命又造就生命。當災難終於過去,我已經完全成了另一個人。
四、每隔十年一大變
在周恩來重啟文化重建工程的十年之後,偉大的八十年代開始展現它的偉大。
那個年代還來不及創建什麼成果,它的偉大體現在精神方面。浩劫的血淚還記憶猶新,人性、獸性、君子、小人的界限成為整個社會最敏感的共同防線。中國,第一次使誹謗者失去了市場,整個氣氛一片高爽。
這正好對應了一位西方學者的論斷:“什麼是偉大時代?那就是誰也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時代。”
我在這十年中,因幾度民意測驗的推舉,從一個毫無官職的教師破格提升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又因為出版了幾部影響較大的學術著作,被選為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的教授評審組組長。
我評審教授的標準很嚴,而且特別防範“文革”中那些“特殊人物”投機入圍。有很多次,所有的評委看到幾個申報者的名字,一言不發,投票結果是零。我立即抽筆在每份申報表上寫下大大的“未通過”三字,並簽上自己的名。這三個字,包含着無數浩劫受難者的齊聲呼喊,因此我寫得很重,寫得正氣凜然。
在周恩來重啟文化重建的二十年之後,我在上上下下的驚愕中徹底辭去了所有的職位,謝絕了提升為省部級高官的機會,獨自跋涉荒原考察中華文化遺址。後來,又冒着生命危險在國外貼地穿越數萬公里,包括大量恐怖主義橫行地區,尋找人類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遺址,被國外媒體稱為“當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這份勇敢,仍然來自當年“文化不滅,中華不死”的悲壯感。
在周恩來重啟文化重建的三十年之後,悲壯開始轉向嬉鬧和荒誕。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的漫長時間導致了全民遺忘,而大量親歷者均已逐一離世。於是,一些躲藏了很多年的“特殊人物”,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文革災難的生命化潛藏”,開始試探着重出江湖。江湖上,恰恰又重新出現了“一謠既出,萬口起鬨”、“一拳既出,立即走紅”的民粹主義瘟疫。而且由於傳媒的操弄,掀起了遠超“文革”大字報的全國性痴狂。
那些“文革”中的“特殊人物”,為了報答我主持的教授評審對他們的否決,在偵知我絕無可能再返仕途之後,先唆使一個在“文革”中還只是嬰兒的北大學生向我投污,很快他們自己就出來了。唯一能找到的“把柄”,是我參加過周恩來佈置的教材編寫,他們便把這種教材編寫說成是“文革寫作”,大加鞭撻。這正好挑起了不少文人心底壓抑已久的整人慾望,據楊長勛教授統計,這類文章全國至少發表了一千八百多篇,書籍出了十餘本,直到今天還在延續。
我本以為,一個中國文人平生能做的最大膽的事情,已經被我做完。沒想到,天道垂顧,又讓我霜鬢之年再度臨陣。
他們估計,我一定會在全國那麼多媒體的誹謗聲中忍氣吞聲。但是,他們太不知道我是誰了。在年輕時候連王洪文的嘍啰也不怕,連樣板戲的霸權也不怕,連禁止開追悼會的命令也不怕的人,年長后連世界上最恐怖地區一一走遍了也不怕的人,還怕他們?
哈哈,他們!
當時的我,一直以自己的身子保護着有可能被誤傷的人群,內心享受着一種“慈者大雄”的壯士感覺,非常痛快。
但是最近,英國爆發了《世界新聞報》事件,許多“傳媒達人”紛紛入獄,我突然為不少中國傳媒人擔心起來。他們十餘年來對我所做的事,一點兒也不比《世界新聞報》差,但我實在不忍心看到他們哪一天被刑事警察一個個帶走的情景。
因此,我要誠懇地向他們發出預警,而且要特別提醒兩位南方報人:一位是廣州《南方周末》的社長,不知大名;另一位是香港《蘋果日報》的社長,我原來的文友,姑隱其名。因為有他在,我把提醒改為請教。稍待時日,我會再寫一點兒文章,好好勸勸他們。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本文在《美文》雜誌發表后,據一位朋友告訴我,朱永嘉先生在網絡上撰文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主要是說周恩來一九七一年的文化重建,都是遵從毛澤東以前的指示。
我原來只知道朱先生是當時上海寫作組系統(即全市文化教育系統)負責人,最近才從電視上知道,那些年他主要是在為毛澤東服務,為毛澤東註釋、印行大量古文。他維護領袖的心情很可理解,但我必須說明,在周恩來啟動文化重建的時刻,毛澤東對教育文化的基本態度早已與以前完全不同,而且已經造成嚴重的後果。因此,周恩來壓力很大。
必須承認,在周恩來啟動文化重建之前,全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已經在整體上崩潰。我早在自己的著作中說過,“文革”中全國廢學停課,是中華文明數千年來在非戰爭狀態下唯一的一次。至今,因早年失學而終身哀嘆的人,還大量存在,都可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