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家門孔

一

直到今天，謝晉的小兒子阿四，還不知道“死亡”是什麼。

大家覺得，這次該讓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麼解釋，他誠實的眼神告訴你，他還是不知道。

十幾年前，同樣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這位小哥到哪裏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

兩個月前，阿四的大哥謝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

現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家裏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歲的媽媽，阿四已經不想聽解釋。誰解釋，就是誰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二

阿三還在的時候，謝晉對我說：“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門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門，他就離不開門了，分分秒秒等我回來。”

謝晉說的門孔，俗稱“貓眼”，誰都知道是大門中央張望外面世界的一個小裝置。平日聽到敲門或電鈴，先在這裏看一眼，認出是誰，再決定開門還是不開門。但對阿三來說，這個閃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種永遠的等待。

他不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鬆懈，因為爸爸每時每刻都可能會在那裏出現，他不能漏掉第一時間。除了睡覺、吃飯，他都在那裏看。雙腳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脫落了，他都沒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麼？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謝晉與我長談，說起在封閉的時代要在電影中加入一點兒人性的光亮是多麼不容易。我突然產生聯想，說：“謝導，你就是阿三！”

“什麼？”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說：“你就像你家阿三，在關閉着的大門上找到一個孔，便目不轉睛地盯着，看亮光，等親情，除了睡覺、吃飯，你都沒有放過。”

他聽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說話。

我又說：“你的門孔，也成了全國觀眾的門孔。不管什麼時節，一個玻璃亮眼，大家從那裏看到了很多風景，很多人性。你的優點也與阿三一樣，那就是無休無止地堅持。”

三

謝晉在六十歲的時候對我說：“現在，我總算和全國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時，“文革”結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清涼寺的鐘聲》、《高山下的花環》、《最後的貴族》、《鴉片戰爭》……那麼，他的藝術歷程也就大致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為探尋期，后一段為成熟期。探尋期更多地依附於時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於人性。

一切依附於時代的作品，往往會以普遍流行的時代話語，籠罩藝術家自身的主體話語。謝晉的可貴在於，即使被籠罩，他的主體話語還在頑皮地撲閃騰躍。其中最頑皮之處，就是集中表現女性。不管外在題材是什麼，只要抓住了女性命題，藝術也就具有了亦剛亦柔的功能，人性也就具有了悄然滲透的理由。在這方面，《舞台姐妹》就是很好的例證。儘管這部作品裏也帶有不少時代給予的概念化痕迹，但“文革”中批判它的最大罪名，就是“人性論”。

謝晉說，當時針對這部作品，批判會開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藝界批判“人性論”不力，就拿到“階級立場最堅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後批判。沒想到，在放映時，紡織廠的女工已經哭成一片，她們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論”和“階級論”的理論對峙，就在這一片哭聲中見出了分曉。

但是，在謝晉看來，這樣的作品還不成熟。讓紡織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間戲曲也能做到。他覺得自己應該做更大的事。“文革”的煉獄，使他獲得了浴火重生的機會。“文革”以後的他，不再在時代話語的縫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過來，以人性的標準來拷問時代了。

對於一個電影藝術家來說，“成熟”在六十歲，確實是晚了一點兒。但是，到了六十歲還有勇氣“成熟”，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的良知凸現。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僅早過謝晉，而且幾乎沒有不成熟的階段。這也可能吧，但全國民眾都未曾看到。謝晉是永遠讓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與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後一起成熟。

這讓我想起雲南麗江雪山上的一種桃子，由於氣溫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別長，因此收穫時的果實也特別大，大到讓人歡呼。

“成熟”后的謝晉讓全國觀眾眼睛一亮。他成了萬人矚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尋找着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眾的描寫，然後思考着如何用鏡頭震撼全民族的心靈。沒有他，那些文學描寫只在一角流傳；有了他，一座座通向億萬觀眾的橋樑搭了起來。

於是，由於他，整個民族進入了一個艱難而美麗的蘇醒過程，就像羅丹雕塑《青銅時代》傳達的那種象徵氣氛。

那些年的謝晉，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謂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雲蒸霞蔚。

就在這時，他禮賢下士，竟然破例聘請了一個藝術顧問，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歲的我。他與我的父親同齡，我又與他的女兒同齡。這種輩分錯亂的禮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時節，連蕭伯納的嫡傳弟子黃佐臨先生也在與我們一起玩布萊希特、貧困戲劇、環境戲劇，他應該是我祖父一輩。而我的學生們，也已成果累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實在讓人難以忘懷。而在這“四世同堂”的熱鬧中，成果最為顯赫的，還是謝晉。他讓上海，維持了一段為時不短的文化驕傲。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謝晉最大的成果在於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國電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曲折邏輯。不管是幼稚、青澀、豪情，還是深思、嚴峻、浩嘆，他全都經歷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邊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條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他是一脈彩色的光纜，為很多並不彩色的歷史過程提供了審美可能。

我想，當代中國的電影藝術家即便取得再高的國際成就，也不能輕忽謝晉這個名字，因為進入今天這個制高點的那條崎嶇山路，是他跌跌絆絆走下來的。當代藝術家的長輩，都從他那裏汲取過美，並構成遺傳。在這個意義上，謝晉不朽。

四

謝晉聘請我做藝術顧問，旁人以為他會要我介紹當代世界藝術的新思潮，其實並不。他與我最談得攏的，是具體的藝術感覺。他是文化創造者，要的是現場設計，而不是雲端高論。

我們也曾開過一些研討會，有的理論家在會上高談闊論，又明顯地缺少藝術感覺。謝晉會偷偷地摘下耳機，出神地看着發言者。發言者還以為他在專心聽講，其實他很可能只是在觀察發言者臉部的肌肉運動狀態和可以劃分的角色類型。這好像不太禮貌，但高齡的他有資格這樣做。

謝晉特別想說又不願多說的，是作為文化創造者的苦惱。

我問他：“你在創作過程中遇到的最大苦惱是什麼？是劇作的等級，演員的悟性，還是攝影師的能力？”

他說：“不，不，這些都有辦法解決。我最大的苦惱，是遇到了不懂藝術的審查者和評論者。”

他所說的“不懂藝術”，我想很多官員是不太明白其中含義的。他們總覺得自己既有名校學歷又看過很多中外電影，還啃過幾本藝術理論著作，怎麼能說“不懂藝術”呢？

其實，真正的藝術家都知道，這種“懂”，是創造意義上而不是學問意義上的。

那是對每一個感性細節小心翼翼的捧持，是對每一個未明意涵恭恭敬敬地讓它保持未明狀態，是對作品的有機生命不可稍有割划的萬千敏感，是對轉瞬即逝的一個眼神、一道光束的震顫性品咂，是對那綿長多變又快速運動的鏡頭語彙的感同身受，以及感同身受后的氣喘吁吁、神馳心飛。

用中國傳統美學概念來說，這種“懂”，不“隔”。而一切審查性、評論性的目光，不管包含着多少學問，都恰恰是從“隔”開始的。

平心而論，在這一點上，謝晉的觀點比我寬容得多。他不喜歡被審查卻也不反對，一直希望有夏衍、田漢這樣真正懂藝術的人來審查。而我則認為，即使夏衍、田漢這樣的藝術家再世，也沒有權利要謝晉這樣的藝術家在藝術上服從自己。

謝晉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煩重重。如果說，“文革”前的審查總是指責他“愛情太多，女性話題太多，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太多”，那麼，“文革”后的審查者已經寬容愛情和女性了，主要是指責他“揭露革命事業中的黑暗太多”。

有趣的是，有的審查者一旦投身創作，立場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認識兩位職業審查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電視劇聘為顧問，參與構思。作品拍出來后，交給他們當年退休時物色的徒弟們審查，他們才發現，這些徒弟太不像話了。他們憤怒地說：“文化領域那麼多誹謗、偽造、低劣都不審查，卻總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饒！”後來他們捫心自問，才明白自己大半輩子也在這麼做。

對於評論，謝晉與他的同代人一樣，過於在乎，比較敏感，容易生氣。

他平生最生氣的評論，是一個叫朱大可的上海評論者所揭露的“謝晉模式”。忘了是說“革命加女人”，還是“革命加愛情”。謝晉認為，以前的審查者不管多麼胡言亂語，也沒有公開發表，而這個可笑的“謝晉模式”，卻被很多報紙刊登了。

他幾乎在辦公室里大聲咆哮：“女人怎麼啦？沒有女人，哪來男人？愛情，我在《紅色娘子軍》裏想加一點兒，不讓；《舞台姐妹》裏也沒有正面愛情。只有造反派才批判我藉著革命販賣愛情，這個朱大可是什麼人？”

我勸他：“這個人沒有什麼惡意，只是理論上幼稚，把現象拼湊當作了學問。你不要生氣，如果有人把眼睛、鼻子、嘴巴的組合說成是臉部模式，你會發火嗎？”

他看着我，不再說話。但後來，每次研討會我都提議讓朱大可來參加，他都不讓，而且，還會狠狠地瞪我一眼。

直到有一天，朱大可發表文章說，有一個妓女的手提包里也有我的《文化苦旅》，引起全國對我的訕笑。謝晉也幸災樂禍地笑了，說：“看你再為他辯護！”

但他很快又大聲地為我講話了：“妓女？中外藝術中，很多妓女的品德，都比文人高！我還要重拍《桃花扇》，用李香君回擊他！”

我連忙說：“不，不。中國現在的文藝評論，都是隨風一吐的口水，哪裏犯得着你大藝術家來回擊？”

“你不恨？”他盯着我的眼睛，加了一句，“那麼多報紙。”

“當然不恨。”我說。

他把手拍在我肩上。

五

在友情上，謝晉算得上是一個漢子。

他總是充滿古意地反覆懷念一個個久不見面的老友，懷念得一點兒也不像一個名人；同時，他又無限興奮地結識一個個剛剛發現的新知，興奮得一點兒也不像一個老者。他的工作性質、活動方式和從業時間，使他的“老友”和“新知”的範圍非常之大，但他一個也不會忘記，一個也不會怠慢。

因此，只要他有召喚，或者，只是以他的名義召喚，再有名的藝術家也沒有不來的。

有時，他別出心裁，要讓這些藝術家都到他出生的老家去聚合，大家也都乖乖地全數抵達。就在他去世前幾天，上海電視台準備拍攝一個紀念他八十五歲生日的節目，開出了一大串響亮的名單，逐一邀請。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在一般情況下是“八抬大轎也抬不動”的，因為有的也已年老，有的非常繁忙，有的片約在身，有的身患重病。但是，一聽是謝晉的事，沒有一個拒絕。當然，他們沒有料到，生日之前，會有一個追悼會……

我從旁觀察，發覺謝晉交友，有兩個原則。一是拒絕小人，二是不求實用。這就使他身邊的熱鬧中有一種乾淨。相比之下，有些同樣著名的老藝術家永遠也擺不出謝導這樣的友情陣仗，不是他們缺少魅力，而是本來要來參加的人想到同時還有幾雙忽閃的眼睛也會到場，借故推託了。有時，好人也會利用小人，但謝晉不利用。

他對小人的辦法，不是爭吵，不是驅逐，而是在最早的時間冷落。他的冷落，是炬滅煙消，完全不予互動。聽對方說了幾句話，他就明白是什麼人了，便突然變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轉身，眼角掃到一個朋友，石山又變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已不會被他選為演員和編劇的老朋友，永遠是他的座上賓。他們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幫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敗壞，是從利用開始的。”謝晉的友情，從不敗壞。

他一點兒也不勢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觀眾，與天下千萬觀眾沒有區別。但因為他們是官，他會特別嚴厲一點兒。我多次看到，他與官員講話的聲調，遠遠高於他平日講話，主要是在批評。他還會把自己對於某個文化高官的批評到處講，反覆講，希望能傳到那個高官的耳朵里，一點兒不擔心自己會不會遇到麻煩。

有時，他也會發現，對那個高官的批評搞錯了，於是又到處大聲講：“那其實是個好人，我過去搞錯了！”

對於受到挫折的人，他特別關心，包括官員。

有一年，我認識的一位官員因事入獄。我以前與這位官員倒也沒有什麼交往，這時卻想安慰他幾句。正好上海市監獄邀請我去給幾千個犯人講課，我就向監獄長提出要與那個人談一次話。監獄長說，與那個人談話是不被允許的。我就問能不能寫個條子，監獄長說可以。

我就在一張紙上寫道：“平日大家都忙，沒有時間把外語再推進一步，祝賀你有了這個機會。”寫完，托監獄長交給那個人。

謝晉聽我說了這個過程，笑眯眯地動了一會兒腦筋，然後興奮地拍了一下桌子說：“有了！你能送條子，那麼，我可以進一步，送月餅！過幾天就是中秋節，你告訴監獄長，我謝晉要為犯人講一次課！”

就這樣，他為了讓那個官員在監獄裏過一個像樣的中秋節，居然主動去向犯人講了一次課。提籃橋監獄的犯人，有幸一睹他們心中的藝術偶像。那個入獄的官員，其實與他也沒有什麼關係。

四年以後，那個人刑滿釋放，第一個電話打給我，說他聽了我的話，在裏邊學外語，現在帶出來一部五十萬字的翻譯稿。然後，他說，急於要請謝晉導演吃飯。謝導那次的中秋節行動，實在把他感動了。

六

我一直有一個錯誤的想法，覺得拍電影是一個力氣活，謝晉已經年邁，不必站在第一線上了。我提議他在拍完《芙蓉鎮》后就可以收山，然後以自己的信譽、影響和經驗，辦一個電影公司，再建一個影視學院。簡單說來，讓他從一個電影導演變成一個“電影導師”。

有這個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個人。

我過了很久才知道，他對我們的這種想法，深感痛苦。

他想拍電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話筒指揮現場，然後貓着腰在攝影機後面調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證明自己依然還保持着藝術創造能力。他只是饑渴，沒完沒了地饑渴。在這一點上他像一個最單純、最執着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罵他，損他，毀他，都可以，只要讓他做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為笑。

他當然知道我們的勸說有點兒道理，因此，也是認認真真地辦電影公司，建影視學院，還叫我做“校董”。但是，這一切都不能消解他內心的強烈饑渴。

他越來越要在我們面前表現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輕健。他由於耳朵不好，本來說話就很大聲，現在更大聲了。他原來就喜歡喝酒，現在更要與別人頻頻比賽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車站的月台上，不知怎麼突然踉蹌了。他想擺脫踉蹌，掙扎了一下，誰知更是朝前一衝，被人扶住，臉色發青。這讓人們突然想起他的皮夾克、紅圍巾所包裹着的年齡。

不久后一次吃飯，我又委婉地說起了老話題。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蹌被我們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說這些話的原因。

他朝我舉起酒杯，我以為他要用乾杯的方式來接受我的建議，沒想到他對我說：“秋雨，你知道什麼樣的人是真正善飲的嗎？我告訴你，第一，端杯穩；第二，雙眉平；第三，下口深。”

說著，他又穩又平又深地一連喝了好幾杯。

是在證明自己的酒量嗎？不，我覺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種宣示。

即使毫無宣示的意思，那麼，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顯得大氣磅礴，說什麼都難以反駁。

後來，有一位熱心的農民企業家想給他資助，開了一個會。這位企業家站起來講話，意思是大家要把謝晉看作一個珍貴的品牌，進行文化產業的運作。但他不太會講話，說成了這樣一句：“謝晉這兩個字，不僅僅是一個人名，而且還是一種有待開發的東西。”

“東西？”在場的文化人聽了都覺得不是味道。

一位喜劇演員突然有了念頭，便大聲地在座位上說：“你說錯了，謝晉不是東西！”他又重複了一句，“謝晉不是東西！”

這是一個毫無惡意的喜劇花招，全場都笑了。

我連忙扭頭看謝晉導演，不知他是生氣而走，還是藹然而笑。沒想到，我看到的他似乎完全沒有聽到這句話，只是像木頭一樣呆坐着，毫無表情。我立即明白了，他從這位企業家的講話中才知道，連他們也想把自己當作品牌來運作。

“我，難道只能這樣了嗎？”他想。

他毫無表情的表情，把我震了一下。他心中在想，如果自己真的完全變成了一個品牌，丟失了親自創造的權利，那謝晉真的“不是東西”了。

從那次之後，我改變了態度，總是悉心傾聽他一個又一個的創作計劃。

這是一種滔滔不絕的激情，變成了延綿不絕的憧憬。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籌拍美國華工修建西部鐵路的血淚史，他要拍《拉貝日記》，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輩領袖的女兒們的生死恩仇、悲歡離合……

看到我願意傾聽，他就針對我們以前的想法一吐委屈：“你們都說我年事已高，應該退居二線，但是我早就給你說過，我是六十歲才成熟的，那你算算……”

一位傑出藝術家的生命之門既然已經第二度打開，翻卷的洪水再也無可抵擋。

這是創造主體的本能呼喊，也是一個強大的生命要求自我完成的一種尊嚴。

七

他在中國創建了一個獨立而龐大的藝術世界，但回到家，卻是一個常人無法想像的天地。

他與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個小孩，腦子正常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謝衍。謝衍的兩個弟弟就是前面所說的老三和老四，都嚴重弱智，而姐姐的情況也不好。

這四個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這十年間。當時的社會，還很難找到輔導弱智兒童的專業學校，一切麻煩都堆在一門之內。家境極不寬裕，工作極其繁忙，這個門內天天在發生什麼？只有天知道。

我們如果把這樣一個家庭背景與謝晉的那麼多電影聯繫在一起，真會產生一種匪夷所思的感覺。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憊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門的圖像，不能不讓人一次次落淚。不是出於一種同情，而是為了一種偉大。

一個錯亂的精神旋渦，能夠生髮出偉大的精神力量嗎？謝晉做出了回答，而全國的電影觀眾都在點頭。

我覺得，這種情景，在整個人類藝術史上都難以重見。

謝晉親手把錯亂的精神旋渦，築成了人道主義的聖殿。我曾多次在他家裏吃飯，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圍着白圍單、手握着鍋鏟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荷里活明星、法國大導演、日本製作人，但最後謝晉總會搓搓手，通過翻譯介紹自己兩個兒子的特殊情況，然後隆重請出。

這種毫不掩飾的坦蕩，曾讓我百脈俱開。在客人面前，弱智兒子的每一個笑容和動作，在謝晉看來就是人類最本原的可愛造型，因此滿眼是欣賞的光彩。他把這種光彩，帶給了整個門庭，也帶給了所有的客人。

他自己成天到處走，有時也會帶著兒子出行。我聽謝晉電影公司總經理張惠芳女士說，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輛麵包車，路上要好幾個小時，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謝晉過一會兒就要回過頭來問：“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嗎？”、“阿四要不要睡一會兒？”……過幾分鐘就回一次頭，沒完沒了。

每次回頭，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八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家後代唯一的正常人，那個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兒子謝衍，竟先他而去。

謝衍太知道父母親的生活重壓，一直瞞着自己的病情，不讓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後穿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去了醫院，再也沒有出來。

他懇求周圍的人，千萬不要讓爸爸、媽媽到醫院來。他說，爸爸太出名，一來就會引動媒體，而自己現在的形象又會使爸爸、媽媽吃驚。他一直念叨着：“不要來，千萬不要來，不要讓他們來……”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圍的人說，現在一定要讓你爸爸、媽媽來了。這次，他沒有說話。

謝晉一直以為兒子是因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經那麼嚴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對話的兒子，已經不成樣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風乾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他身邊，傳來工作人員低低的抽泣。

謝衍吃力地對他說：“爸爸，我給您添麻煩了！”

他顫聲地說：“我們治療，孩子，不要緊，我們治療……”

從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醫院。

獨身的謝衍已經五十九歲，現在卻每天在老人趕到前不斷問：“爸爸怎麼還不來？媽媽怎麼還不來？爸爸怎麼還不來？”

那天，他實在太痛了，要求打嗎啡，但醫生有所猶豫。幸好有慈濟功德會的志工來唱佛曲，他平靜了。

謝晉和夫人陪在兒子身邊，那夜幾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員怕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撐不住，力勸他們暫時回家休息。但是，兩位老人的車還沒有到家，謝衍就去世了。

謝衍是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杭州的朋友就邀請謝晉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剛剛喪子的傑出男子，叫葉明。

兩人一見面就抱住了，號啕大哭。他們兩人，前些天都哭過無數次，但還要找一個機會，不刺激妻子，不為難下屬，抱住一個人，一個經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迴腸盪氣地哭一哭。

那天謝晉導演的哭聲，像虎嘯，像狼嚎，像龍吟，像獅吼，把他以前拍過的那麼多電影裏的哭，全都收納了，又全都釋放了。

那天，秋風起於杭州，連西湖都在嗚咽。

他並沒有在杭州長住，很快又回到了上海。那幾天他很少說話，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時也翻書報，卻是亂翻，沒有一個字入眼。

突然電話鈴響了，是家鄉上虞的母校春暉中學打來的，說有一個紀念活動要讓他出席，有車來接。他一生，每遇危難總會想念家鄉。今天，故鄉故宅又有召喚，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給駕駛員小蔣說：“你別管我了，另外有車來接！”

小蔣告訴張惠芳，張惠芳急急趕來詢問，門房說，接謝導的車，兩分鐘前開走了。

春暉中學的紀念活動第二天才開始，這天晚上他在旅館吃了點兒冷餐，沒有喝酒，倒頭便睡。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個人回來。他是朝左側睡的，再也沒有醒來。

這天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離他八十五歲生日，還有一個月零三天。

九

他老家的屋裏，有我題寫的四個字：“東山謝氏”。

那是幾年前的一天，他突然來到我家，要我寫這幾個字。他說，已經請幾位老一代書法大家寫過，希望能增加我寫的一份。東山謝氏？好生了得！我看着他，抱歉地想，認識了他那麼多年，也知道他是紹興上虞人，卻沒有把他的姓氏與那個遙遠而輝煌的門庭聯繫起來。

他的遠祖，是公元四世紀那位打了“淝水之戰”的東晉宰相謝安。這仗，是和侄子謝玄一起打的。而謝玄的孫子，便是中國山水詩的鼻祖謝靈運。謝安本來是隱居會稽東山的，經常與大書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詩，他的侄女謝道韞也嫁給了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而才學又遠超丈夫。謝安後來因形勢所迫再度做官，這使中國有了一個“東山再起”的成語。

正因為這一切，我寫“東山謝氏”這四個字時非常恭敬，一連寫了好多幅，最後挑出一張，送去。

謝家，竟然自東晉、南朝至今，就一直住在東山腳下？別的不說，光那股積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氣，已經非比尋常。

謝晉導演對此極為在意，卻又不對外說，可見完全不想借遠祖之名炫耀。他在意的，是這山、這村、這屋、這姓、這氣。但這一切都是秘密的，只是為了要我寫字才說，說過一次再也不說。

我想，就憑着這種無以言表的深層皈依，他會一個人回去，在一大批遠祖面前畫上人生的句號。

十

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臟問題，住進了醫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樣成天在門孔里觀看。他幾十年如一日的任務是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門了，他把包遞給爸爸，並把爸爸換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來，他接過包，再遞上拖鞋。

好幾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裏去了？他有點兒奇怪，卻在耐心等待。突然來了很多人，在家裏擺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來越多，家裏放滿了。他從門孔里往外一看，還有人送來。阿四穿行在白花間，突然發現，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彎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地放在門邊。

這個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個人，還有一雙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