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文化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查票。查票很安靜，工作人員只對乘客點一下頭，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從口袋裏取出票來。工作人員立即用紅鉛筆在票上畫一下，便把臉轉向另一位乘客。整個過程，幾乎沒有一點兒聲響。

終於，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來。工作人員說：“逃票要罰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動起來。因為一個“逃”字，完全排除了遺忘的可能，聽起來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圍人的臉，發現大家都有點兒幸災樂禍。乘公共汽車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發生一點兒與自己無關的事，解解悶。

中年乘客這一看就更惱怒了。他拿不出票，卻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僅僅要說服工作人員，還要說服周圍所有的人。他憋紅了臉，慌忙從上衣口袋裏取出一張名片塞給工作人員，說：“你看我管着多少人，還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時候無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裏的一個銀行存摺。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把這個存摺也塞到工作人員手裏，說：“你看看這個，我還用得着逃你的票嗎？”

當年的工作人員很有修養，既沒有看名片，也沒有看存摺，而是禮貌地把這兩件東西塞回到他手裏，說：“這與職位、金錢沒有關係。上車買票，是一種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當眾被教育的情景，何況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麼回應，便說：“你還給我說文化？我兒子已經是碩士……”

這一下，整個車廂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這兒怎麼冒出來了文化，只是在笑這位乘客說不過人家的時候，拉齣兒子來做救兵。

二十年過去，社會變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車上出現的最後一個概念——文化，已成為人們區分榮辱的第一防線。

一位企業家的最大榮耀，不是財報上公佈的當年業績，而是無意中聽到職工的背後議論：“我們的董事長比較有文化。”

據調查，目前多數城市富裕家庭之間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據調查，目前多數退休官員晚年生活質量的差異指標，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

這兒所說的文化，都是個體文化，也就是每個人身上的文化。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裏邊才會關注，現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兒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逃難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麼也構不成嚮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嚮往文化的時候，怎麼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越來越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後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於能做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黏着。

第三，必要貯存。

第四，必要風範。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會再“扮演文化”。這個道理，一聽就明白。

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會一邊走路一邊表演拳腳。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憑着是否扮演，來猜測真假和深淺。

我想起了兩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還在任職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上海人文學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會，《英漢大辭典》主編、復旦大學外文系的陸谷孫教授也應邀前來。很多教授看到他來了就紛紛圍上去，其中好幾個對他說話時都夾着英語。但他，從頭至尾沒說一個英語詞。因為在他看來，那次聚會，從內容到人員，都沒有講英語的理由。而他，更沒有理由要表演英語。

還有一次，東北某地聘請我和當時還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擔任文化顧問。聘請儀式上的發言者也許考慮到我們兩人都寫散文，便美詞滔滔。汪曾祺先生顯然有點兒受不住了，便邊聽邊輕聲地把那些話“翻譯”成平常口語，像一個語文老師在當場改錯。他的年齡，使他有資格這麼做。發言者說：“今天麗日高照，惠風和暢”，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今天天氣不錯”；發言者說：“在場莘莘學子，一代俊彥”，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在場學生們也挺好”……

這就構成了一種幽默效果，現場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發言人不僅沒有生氣，而且以自嘲的口氣感謝汪先生，說：“您老人家已經在做文化顧問了。”

一聽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發言者，誰更有文化。那位可愛的發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誡學生，擁有文化的第一證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不會扮演“當代名士”。他不會寫着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遺老方步，數着百年文壇的散落殘屑，翻着筆跡草率的誰家信箋，又矜持地抖一下寬袖。

他也不會扮演“歷史脊樑”。不會用嫉妒來冒充正義，用誹謗來展示勇敢，用瘋話來顯露風骨，順便再從電視劇中學一點兒憂鬱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會扮演“文壇要人”。總是遲到，總是早退，總在抱怨，“部長又打來電話，近期有五個論壇……”邊嘆氣邊搖頭，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

我曾從一個文藝刊物上抄錄過這樣一段論文：“Writingisasystemofsigns，一點兒不錯，巴爾特消解了索緒爾的符號理論，認為作品是單數，文本是複數，但那文本也是一種元語言（metalanguage），福柯則認為不必復現創造主體的榮耀，寧肯歸於薄暮時分的荒涼……”

很多朋友認為，這種論文太艱深，沒有考慮到廣大讀者。我則要以內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寫的任何一個概念，只是在“扮演艱深”，恰恰是想吸引廣大讀者。

……

種種扮演，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觀摩。由於勢頭不小，觸目皆是，這倒也樹立了一個“反向路標”：避開它們，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當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長於舞台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輕輕拍着對方的肩，說一句：“咳，別演了，劇本太老，又在台下。”

從事文化，從誠實開始。

不再黏着

文化的一大優勢，就是宏觀。從宏觀來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暫時。因此，文化的宏觀也就成了達觀。

過去鄉村裏的農民，只知埋頭種地，目光不出二三個村莊。突然有一個遊子回來，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會講話，從此村裏有事，有了他，大夥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寬，齟齬就少。這個人，就是村裏的“文化人”，或者說，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從農村擴大到整個社會，道理一樣。文化，讓人知道更大的空間，更長的時間，因此不會再囿於鼻尖、作繭自縛。

我們經常會鬧的一個誤會，是把“專業”當作了“文化”。其實，“專業”以狹小立身，“文化”以廣闊為業，“專業”以界限自守，“文化”以交融為本，兩者有着不同的方向。當然，也有一些專業行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遺憾的是，很多專業人士陷於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還為此沾沾自喜。

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嘲笑別人的聲音：“聽不懂古琴，也不知道崑曲，真是沒有文化！”

我不贊成這種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塊還以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罷了，還要強制性地去黏別人，恰恰是丟失了文化的浩蕩魂魄。

這種情況，在近年來的文物收藏熱潮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文物很容易被等同於文化，結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實，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熱衷於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觀賞，便輕易過手，多不沉溺。算起來，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屬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當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後為那些文物吃盡了苦頭。我們平日經常聽到的所謂“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輕信，因為並無多少事實根據。當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記憶，因此也有一些通達之士涉足其間，例如我的朋友曹興誠先生、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與他們聊天，話題總是海闊天空。他們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鷹隼偶爾留下的爪印，而鷹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飛翔。

在諸多黏着中，黏着於專業、古琴和文物還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着，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台，自黏目標，尋釁滋事，長黏不放。這已經成了最常見的文化風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對這種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選擇是不計成本地脫離黏着，哪怕是肌膚受傷，名譽蒙塵，也要脫離。

擺脫黏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還是負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這一點我要感謝偉大的佛陀，他關於破除一切執着而涅槃的教言，幫助人們在文化的天域中獲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對此，請允許我講幾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經驗，不黏着於官位是容易的，不黏着於他人的誹謗也不難。但是，當大家發現我還在進一步擺脫黏着，親手把自己創建的文化專業擱置，把已經取得的文化成就放棄，就不能不驚詫了。

我記得，當時連一些非常抬舉我的文化長輩也深感奇怪。本來，由於國內一批著名文史權威的強力推薦，我連副教授都沒有做過一天，破格升任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但他們很快發現，我轉眼就不再黏着於他們對我的高度評價，獨自一人開始了廢墟考察，而且範圍漫無邊際，完全不可歸類。連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間儺儀都成了我實地研究的對象，他們對我產生了陌生感。而我，則因擺脫了一種高雅的黏着而無比興奮。

現在，海內外的讀者都能證明，我在“脫黏”后的成果，遠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這種依靠也是一種限制。一旦擺脫，就會發現，我們有可能以“陌生化”、“間離化”的視角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甚至產生專業之外的洞見和預見。

那就不妨再舉兩個私人例子。

我並不具備財經專業背景，卻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歐洲的時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四國會是“貧困國家”，每年必須接受歐盟的援助（見《行者無疆》初版第289頁）；其中，又判定希臘社會已經“走向了疲憊、慵懶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貧血和失重，結果被現代文明所遺落”（見《千年一嘆》初版第27頁）；而且，我還判定歐洲很多富裕國家“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見《行者無疆》初版第326頁）。

好幾位財經專家問我，為什麼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準確的預見？我說，原因就在於我不是財經專家，不會黏着於那麼多數據、報表、曲線，只能從整體上粗粗地觀察這些國家的支柱產業、社會生活和精神狀態，反而對了。

記得就在準確地預測了歐洲經濟之後，我還以非專業的外行目光，對自己身邊的一家老式百貨商店進行了預測。當時，在各種新興“超市”的包圍下，上海街市間的這種老式百貨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轉制”也無人看好。而事實上，全上海同類商店這麼多年下來的存活比例，確實也微乎其微。但我，卻早早地發現了這家商店一位能幹的年輕經理，覺得他就是前途，便進行了投資。現在證明我的這個預測又對了，有的財經評論員有點兒嫉妒。我說，很抱歉，你們這些財經評論員太黏着於專業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做“事後預測”。

有很多“策劃專家”喜歡給每個地區、每個行業、每個單位、每個人“定位”，但這只是一時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給“定位”太死的社會帶來自由活力，讓每個人的綜合天性充分發揮。

說到這裏，也許可以做一個小結了：只要擺脫黏着，擺脫定位，擺脫局限，讓文化回到宏觀的本性，我們就能天馬行空。

必要貯存

前面所說的不再扮演，不再黏着，是做減法。緊接着，我要做一點兒加法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為什麼可以不扮演、不黏着？是因為“有恃無恐”。那麼，他“恃”的是什麼呢？

是胸中的貯存。

文化多元，貯存可以各不相同。但是，文化作為一種廣泛交流、對話、溝通的紐帶，不可以沒有共同基元。這種共同基元，也就是文化人的“必要貯存”。

說“必要貯存”，當然是針對着“非必要貯存”。平心而論，多數人身上的文化貯存，實在是太雜、太亂、太多了。

要想做一個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麼，他的“必要貯存”也應該受到時間和空間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說，這些“必要貯存”已被漫長的歷史接受，也被龐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會太多，大家都應知道。

對此，我想稍稍說得實在一點兒。

我覺得一個人身上的文化，最好從自己的母語文化出發。對此，中國人的理由更充分，因為中華文化是人類諸多古文化中獨獨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唯一者。我們身上的“必要貯存”中如果不是以中華文化打底，連外人看來也會覺得十分奇怪。

中華文化歷時長，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隨手寫出一個簡單目錄出來作為例證，說明對於非研究人員而言，至少應該瀏覽和記誦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詩經》七八篇，《關雎》、《桃夭》、《靜女》、《氓》、《黍離》、《七月》，等等。

《論語》，應該多讀一點兒。如要精讀，可選《學而》、《為政》、《里仁》、《雍也》、《述而》、《衛靈公》等篇中的關鍵段落，最好能背誦。

《老子》，即《道德經》，總共才五千多字，不妨藉著現代譯註通讀一遍，然後畫出重要句子，記住。

《孟子》，可選讀《梁惠王上》、《盡心上》等篇。

《莊子》，讀《逍遙遊》、《齊物論》、《大宗師》、《至樂》等篇。

《離騷》，對照着今譯，至少通讀兩遍。

《禮記》，讀其中的《禮運》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一段，要背誦。

《史記》，應讀名篇甚多，如《項羽本紀》、《遊俠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李將軍列傳》、《魏公子列傳》、《淮陰侯列傳》、《貨殖列傳》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記》之外，那篇《報任安書》也要讀。司馬遷是中國首席歷史學家，又是中國敘事文學第一巨匠，讀他的書，兼得歷史、文學、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詩，讀《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

陶淵明詩文，誦讀《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飲酒》、《讀山海經》、《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

唐詩，乃是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第一文化標誌，因此一般人至少應該熟讀五十首，背誦二十首。按重要排序為：第一等級李白、杜甫，第二等級王維、白居易，第三等級李商隱、杜牧，第四等級王之渙、劉禹錫、王昌齡、孟浩然。這四個等級的唐詩，具體篇目難以細列，可在各種選本中自行尋找，也是一種樂趣。

李煜，一個失敗的政治人物，卻是文學大家。可讀《浪淘沙》、《虞美人》。

宋詞，是繼唐詩之後中國人的另一文化標誌，也應多讀能誦。按重要排序為：蘇東坡、辛棄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幾首詞，應朗朗上口。陸遊的詩，為宋詩第一，不輸唐詩，也應選讀。

明清小說，真正的頂峰傑作只有一部，是《紅樓夢》，必讀。第二等級為《西遊記》、《水滸傳》。第三等級為《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聊齋志異》。

為什麼選這些文本？這與中國文脈的消長榮衰有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學術課題，可以參見我的著作《中國文脈》，以及我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記錄《北大授課：中華文化四十七講》一書。

完成以上閱讀，一年時間即可。如果尚有餘裕，可按個人需要旁及孫子、墨子、《中庸》、韓愈、柳宗元、朱熹、王陽明、《人間詞話》。當然，這個目錄中我沒有把具有文學價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內，如《心經》、《六祖壇經》。

除了閱讀，“必要貯存”中也應該涉獵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國藝術，例如以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為代表的石窟藝術，以《石鼓文》、《蘭亭序》、《九成宮》、《祭侄稿》、《寒食帖》為代表的書法藝術，以張擇端、范寬、黃公望、石濤為代表的繪畫藝術，以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孔尚任為代表的戲曲藝術。涉獵的結果，要對它們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別喜愛。

對於國際間的文化，怎麼才能構成“必要貯存”呢？

那麼多國家，範圍實在太大。我建議，先把哲學、人文科學放一邊，只記住文學藝術方面的一些名人經典。例如，美術上的達·文西、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倫勃朗、羅丹，文學上的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雨果、托爾斯泰，音樂上的貝多芬、巴赫、莫扎特、施特勞斯、蕭邦。基本是十九世紀之前的，現代太多，須自行選擇。

對於國際間這些名人的作品，不必制訂研習計劃，可以用瀟洒的態度隨機接受，只要知道等級就行。

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必要貯存”遲早要完成。而且，最後是以欣賞來完成貯存的，使它們漸漸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這是真正“身上的文化”，比任何最高學歷的疊加，還要珍貴。

必要風範

既有貯存，即非扮演。明乎此，我們就不妨讓身上的文化很自然地顯現出來，不必隱蔽，不必遮蓋。

今天的社會，太少斯文之氣，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適度地自然顯現，為人們提供一種“必要風範”，倒是功德無量。

那麼，這種出自文化的“必要風範”，大概包括哪些特徵呢？

我概括為四點：書卷氣，長者風，裁斷力，慈愛相。容一一道來。

一、書卷氣

身上的文化，首先顯現為書卷氣。

書卷氣已經不是書卷本身，而是被書卷熏陶出來的一種氣質。大致表現為：衣貌整潔，聲音溫厚，用語乾淨，邏輯清晰。偶爾在合適的時機引用文化知識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帶過，就像是自家門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語，必須大體能懂，再做一些解釋，絕不以硬塊示人，以學問炫人。

書卷氣容易被誤置為中國古代的冬烘氣、塾師氣、文牘氣，必須高度警惕，予以防範。目前在一些“偽文化圈”中開始復活的“近代文言”、“民國文言”絕不可用，因為那是一種很低級的“孔乙己腔調”。古文，盛於漢唐，止於明末；現代，美文盡在白話，而且是一種洗去了駢儷污漬的質樸白話。近代的落第秀才、賬房先生學不會這種白話，才會有那種不倫不類的文言，恰恰與“書卷氣”背道而馳。

此外，現代的書卷氣沒有國界，不分行業，表現為一種來回穿插、往返參照的思維自由。自由度越高，參照系越多，書卷氣也就越濃。

書卷氣一濃，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貯存”中尋找自己的最愛，不諱避偏好。對於自己的語言習慣，也不妨構建幾個常用的典雅組合，讓別人能在書卷氣中識別你的存在。

二、長者風

這裏所說的“長者”，不是指年齡，而是指風範。由於文化給了我們古今中外，給了我們大哲大美，給了我們極老極新，因此我們遠比年齡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們的軀體變大，大得兼容並包、寬厚體諒，這便是長者風。

對一般民眾而言，與一個有文化的人談話，就是在觸摸超越周圍的時間和空間，觸摸超越自己的歷練和智慧，因此覺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賴。這就給予文化人一種責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賴、被信賴的感覺，不要讓人失望。

長者風的最大特點，就是善於傾聽。這就像在家裏，孩子遇事回家，對長者的要求，九成是傾聽，一成是幫助。甚至，根本不要幫助，只要傾聽。傾聽時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訴說者最大的期待。

長者風容易落入一個陷阱，那就是濫施憐惜、即刻表態。一旦這樣，你就成了訴說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長者。長者當然也充滿同情，卻又受到理性的控制，決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長者風的本質，是在傾聽之後慢慢尋找解決問題的恰當之道、合適之道，其實也就是中庸之道。

因此，長者風讓人寬慰，讓人舒心，讓人開懷。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惡之分、是非之辨。

那就需要緊接着講第三個特徵了。

三、裁斷力

越是溫和的長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這是因為，文化雖然寬容，卻也有嚴肅的邊際，那就是必須與邪惡劃清界限。歷來政治、經濟、軍事等行為，都會以利益而轉移，但文化不會。文化的立場，應該最穩定、最恆久，因此也最敏銳、最堅守。

對於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從層層疊疊、遠遠近近的佐證中，判斷最複雜的交錯，尋找最隱蔽的暗線。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後得出完整的結論。因此，一個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寬厚的長者風，還須展現果敢的裁斷力，讓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斷力是全社會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碼，全都來自文化。文化再無用，也能把萬物衡量。

文化裁斷力的表現方式，與法院的裁斷並不相同。它沒有那種排場，那種儀式，那種權威，那種語言。有時，甚至沒有任何語言，只是沉默，只是搖頭。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麼是謊言，然後背過臉去；它也可以頃刻便知道什麼是誹謗，然後以明確的態度表示拒絕。

文化裁斷力的最高表現，是在謠諑成勢、眾口起鬨、鋪天蓋地的時候，不怕成為“獨醒者”。身上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總會變成一系列懷疑，提出一項項質詢。同樣，對於如日中天、眾聲歡呼的人和事，也會後退三步，投之以尋常觀察，仍然以“獨醒者”的冷靜，尋出最隱晦的曲巷暗道，最細微的拼接印。

於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一個人身上的文化，也成了一支“定海神針”。這種風範，讓人難忘。

四、慈愛相

慈愛相，是文化的終極之相。所有的風範，皆以此為軸。

多年來，我對文化人的判斷形成了一個基本標準：不看他寫了什麼，說了什麼，只看每次民族大難、自然災害發生時，他在哪裏，表情如何。遺憾的是，很多“言論領袖”都會在那個時候整體隱遁。當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來，滿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好友陳逸飛從來不找我做什麼事，卻在SARS疫情肆虐期間突然找到我，破天荒地約我和他一起在最短的時間內做一個宣傳短片，安撫人心。我看着這位國際大畫家滿頭大汗的着急樣子，剎時感動。

我的一名學生，並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個民眾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數捐款者其實並沒有發現她，但她還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裏一動，默默稱讚一聲，真是一個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當時也到廢墟之間，含淚勸慰遇難學生的家長，並為倖存的學生捐建了三個圖書館。但由於所有的圖書需要由我親自挑選，時間有點兒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擊。這時，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從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來了為三個圖書館的熱情題詞。我當時覺得奇怪，他們也不知道事實真相啊，怎麼就能做出判斷？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遠，也能聞到自己同類的氣息。

大愛無須爭，大慈無須辯，但一旦出現，哪怕是閃爍朦朧、隨風明滅，也能立即在最遠的地方獲得感應，這就是文化橫貫於天地之間的終極儀式。

古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這裏所說的“氣”和“華”，沒有具體內容，卻能讓大家發現。可見，它們與眾人相關，真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文化，就是要讓這種終極性的慈愛生命化、人格化，變成風範。

現今的中國文化，作品如潮，風範還少。因此，構成了殷切的企盼。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的復興，不在於出了幾部名作，得了幾個大獎，而在於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風範。

（根據在香港學者協會、香港教育局、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錄音，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