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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愛，很容易被誤解成為無可無不可的軟體，失去了人格尊嚴。
反之，人格尊嚴又容易被誤解成極度敏感的金剛怒目，凜然不可侵犯。
這兩度誤解，使世間擁塞着“濫好人”和“刺毛球”兩大類，一邊下腳不得，一邊近身不得，真是可怕。
無人格之善，不成其為善；無尊嚴之愛，不成其為愛。善和愛的任何低級變態，是善和愛的自毀形態。
讓善有聲，讓愛有形；讓善有格，讓愛有尊。
讓善與愛，不再成為一種企盼，一種念叨，而是從一個有骨骼、有體魄的人身上發出。因此，它們與人格尊嚴，互為因果。
你有寬闊的肩膀讓我依靠，你有堅定的目光讓我信賴，世界因你而讓我放心。
我的朋友，在我遠離期間，死了。
他為了一件不太大的事，找過很多人。多數都是要人，對於他們而言，要解決那件事，只是舉手之勞，而且，是非公道，一清二楚。
但是，誰也不願舉手，因為他們擔心，那件不太大的事背後，也許會有一絲不確定的因素。他們與我朋友的友情和承諾是早就確定了的，卻為了那一絲還沒有出現的不確定，消釋了。
是非公道，也全歸於零。
他們的冷漠和婉拒，剝奪了我朋友的人格尊嚴。如果這樣做是出於捍衛他們自己的人格尊嚴，那倒罷了，卻不是，他們從頭到底都不太在乎自己和別人的人格尊嚴。他們溫和地告誡我的朋友，“這就是當今中國官場的一種處事原則，你在外面呆久了，不明白。”
我的朋友明白了，他吐血而亡。當然，不僅僅因為這件事，他身體本來就不好。
——這是一個很古典的故事。歷來總有一些高貴的人，把生命的理由與人格尊嚴連在一起。
有人說，事情很小，犯不着搭上生命。但他們不知，事情的大小不能光看表面情節。上海公共汽車上一個老人無緣遭到售票員的侮辱，當場氣死，是同樣的道理。
我的另一位朋友還健康活潑地活着，他叫周濤。
他寫道，北方寒冷，人們要在地窖里躲好幾個月，幸好那個地窖的上方玻璃窗上，天天有一隻小鳥來與人們隔窗逗趣。人們一天也離不了那隻守信的小鳥。
春天來了，人們移開玻璃窗的第一件事，是把那隻小鳥抓在手裏，當手掌慢慢伸開就發現，小鳥已經死了——它是被氣死的。
人格尊嚴，最強大又最脆弱：強大在脆弱中，脆弱在強大中。
對好人而言，如果這個悖論過於悲劇，那就把脆弱換成麻木。我們不對侵犯人格尊嚴的惡勢力顯示脆弱。
當然，必要時，也可表示出鄙夷和憤怒。
人格尊嚴，不可泛化。
“泛神論”即無神論。同樣，泛人格即無人格，泛尊嚴即無尊嚴。
一般來說，利益之爭、事功得失、權位升落、一時是非，都與人格尊嚴無關，即使有所爭執也只能就事論事，不必義憤填膺。
人格尊嚴的防線，在於人道原則、個人信仰、家國聲譽、基本誠信、自身體面。
一家龐大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失利，資產折半，乍看大大有損於董事長的人格尊嚴，其實未必；但是，這天他駕車出門見到路邊一個老人跌倒受傷而未予理會，則會對他的人格尊嚴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一位高官因官場傾軋被貶被關，看似剝盡了人格尊嚴，從長遠來看都不是這樣；但他在案發之時把一件小事的責任推給了自己的下屬，卻似小實大。
——我們的輿論，在這些問題上總是做顛倒輕重的文章。
按照中國的傳統，遭受批判歷來無損人格尊嚴。
批判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剝奪被批判者的人格尊嚴，但奇怪的是，中國近代以來真正具有人格尊嚴的名人，幾乎沒有一個未曾遭受過批判。未曾遭受過批判的名人，反而都黯然失色，被人忘卻。
批判像一塊粗礪的抹布，往往使擦拭的對象越加清晰亮堂。
人格之所以稱之為“人格”，必定有格局，有格調，有品格，有風骨，有架勢，有韻致。與“格”外大異其趣，方成其“格”。它自成價值系統，自通經絡血脈，對於外來的附着物和寄生物，不加憐恤；對於自身的衍生物和牽帶物，不予縱容；對於強加的污損物和腐蝕物，徹底拒絕。但是，它有表情，有度量，有善愛，有健全的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這種內柔外剛的生命結構和精神造型，便是人格。
由於長久維護，這種生命結構和精神造型成為社會一種不可輕侮的高貴存在，這便是尊嚴。
蘭花香了，遠遠就能聞到。遊客們紛至沓來，但在走近它時都放慢了腳步，走得很輕，無語無笑。究竟有一種什麼樣的崇高力量，在無形中隨着香氣進退，讓人不得不恭敬起來？
臘梅開了，這種力量又在隱約。人們為了不去驚動，連壓在花瓣上的雪片，也不去推落，連積在花枝下的雪堆，也不去清掃。孩子們也懂得輕輕擺手：“噓，到別處去燃放鞭炮！”
離蘭花和臘梅非常遙遠的沙漠，長年無水。那成片的胡楊樹，一千年不死掉；終於死了，一千年不倒地；終於倒地，一千年不腐爛。
植物界的尊嚴已讓人動容，更不必說動物界。
因尊嚴，才使萬事萬物默然自主，悄然而立；因自立，才使琳琅世界有跡可循，有序可尋。
沒有尊嚴，世間便是一個爛泥塘。
一切攻擊他人尊嚴的人不知，他們最終損害的，不是哪個他人，而是人間尊嚴。結果，他們腳下的泥土也下沉了：不願共享尊嚴，只能共享污濁。
請相信我，我考察過幾乎所有燦爛輝煌的人類古文明遺址，它們當初的沒落破敗，都由此開始。
中國文化的一個不良徵兆，是有越來越多的文人以“忍辱”自律和互勸，並把這種“敬惡主義”、“避禍哲學”推崇為“生存智慧”。
如果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以這種無奈的方式生存倒也罷，但現在已霍然成為一種主流文化，那麼多文化人都在異口同聲地論述着，推崇着。真假、是非、善惡，都不再進入討論之列，討論的永遠是“技巧”和“態度”，包括受害者對施暴者的“態度”。
所有的口舌都通向一個共同結論：放棄人格尊嚴。
不錯，放棄人格尊嚴，立即就能生龍活虎。但是，在無數“生龍”和“活虎”之間，人在哪裏？
西方文化人類學家說，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澱為人格。當那麼多文化人都在反覆提倡放棄人格，那麼，文化何為？文化何存？文化何義？
因此，不是我危言聳聽，這實在是一個不良徵兆。
當文化失去人格意義，我們應該叫它什麼？
歷史的角落裏，常常躲藏着一些極不對稱的精神抗衡。
當年拿破崙縱橫歐洲，把誰也不放在眼裏，有一天突然發現，在意大利的國土之內居然還有聖馬力諾這樣一個芥末小國。他饒有興趣地吩咐部下，找這個小國的首領來談一談歷史。誰知一談之下他漸漸嚴肅起來，雙目炯炯有神，立即宣佈允許聖馬力諾繼續獨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撥一些領土給它，讓它稍稍像樣一點。
但是，聖馬力諾人告訴拿破崙，他們的國父說過：“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也不給別人一寸土地。”國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馬力諾。
我相信這個回答一定使拿破崙沉默良久。他連年奪城掠地，氣焰熏天，沒想到在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個價值系統。他沒有發火，只是恭敬地點頭，同意聖馬力諾對加撥領土的拒絕。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當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故居前，忍不住還想複述幾句。
事情發生在1642年，倫勃朗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後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窮困潦倒，去世時只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厄運，而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應該輕描淡寫。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麼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只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份，倫勃朗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遊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裏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沸沸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後人驚訝不已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照理他們不至於全然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藝術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無端陷於重圍的倫勃朗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麼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於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倫勃朗再也無法掙脫。
只有一個掙脫的辦法，當時親戚朋友也給他提過，那就是再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們穿着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倫勃朗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那麼，他就註定要面對無人買畫的絕境。他還在畫畫，而且越畫越好，卻始終貧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倫勃朗的藝術濡養。
倫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沖沖、罵罵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倫勃朗已經十分貧困，一天磨磨蹭蹭來到早年的一個學生家。學生正在畫畫，需要臨時僱用一個形貌粗野的模特兒，裝扮成劊子手的姿態。大師便說：“我試試吧！”隨手脫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這個姿態他擺了很久，感覺不錯。但誰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學生的畫框。畫框上，全部筆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筆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師立即轉過臉去，滿眼黯然。他真後悔這一眼。
記得我當初讀到這個情節時心頭一震，淚如雨下。不為他的落魄，只為他的自我發現。
低劣的文化環境可以不斷地糟踐大師，使他忘記是誰，迷迷糊糊地淪落於鬧市、求生於巷陌——這樣的事情雖然悲苦卻也不至於使我下淚，因為世間每時每地都有大量傑出人物因不知自己傑出、或因被別人判定為不傑出而消失於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個特定機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時如噩夢初醒，天地倒轉，驚恐萬狀。
此刻的倫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學生的畫筆猛然點醒，一醒卻看見自己脫衣露胸像傻瓜一樣站立着。更驚人的是，那個點醒自己的學生本人卻沒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遠覷近瞄、塗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兒是誰。
作為學生，不理解老師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諒，而忘記了自己與老師之間的基本關係卻無法饒恕。從《夜巡》事件開始，那些無知者的誹謗攻擊，那些評論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顛倒了歷史，但連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也毫無惡意地漠然於老師之為老師了，才讓人泫然。
學生畫完了，照市場價格付給他報酬。他收下，步履蹣跚地回家。
意大利的假面喜劇本是我研究的對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邊看到一個面具攤販，便興奮莫名，狠狠地欣賞一陣后便挑挑揀揀選出幾副，問明了價錢準備付款。
攤販主人已經年老，臉部輪廓分明，別有一份莊重。剛才我欣賞假面的時候他沒有任何反應，甚至也沒有向我點頭，只是自顧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來，看來看去再掛上。當我從他剛剛掛上的假面中取下兩具，他突然驚異地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等我把全部選中的幾具拿到他眼前，他終於笑着朝我點了點頭，意思是：“內行！”
正在這時，一個會說意大利語的朋友過來了，他問清我準備購買這幾個假面，便轉身與老人攀談起來。老人一聽他流利的意大利語很高興，但聽了幾句，眼睛從我朋友的臉上移開，擱下原先準備包裝的假面，去擺弄其他貨品了。
我連忙問朋友怎麼回事，朋友說，正在討價還價，他不讓步。我說，那就按照原來的價錢吧，並不貴。朋友在猶豫，我就自己用英語與老人說。
但是，我一再說“照原價吧”，老人只輕輕說了一聲“不”，便不再回頭。
朋友說，這真是犟脾氣。
但我知道真實的原因。老人是假面製作藝術家，剛才看我的挑選，以為遇到了知音，一討價還價，他因突然失望而傷心。是內行就應該看出價值，就應該由心靈溝通而產生尊重。
這便是依然流淌着羅馬血液的意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買賣，做大做小無所謂，是貧是富也不經心，只想守住那一點自尊。職業的自尊，藝術的自尊，人格的自尊。
去一家店，推門進去坐着一個老人，你看了幾件貨品后小心問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點？”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說：“門在那裏。”
這樣的生意當然做不大，這樣的態度也實在太離譜，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商家都是如此，但無論如何，這裏留下了一種典型。
冷冷清清、門可羅雀，這正是他們支付的代價，有人說，也是他們人格的悲劇。
身在威尼斯這樣的城市，全世界旅客來來往往，要設法賺點大錢並不困難，但是他們不想。店是祖輩傳下的，半關着門，不希望有太多的顧客進來，因為這是早就定下的規模，不會窮，也不會富，正合適，窮了富了都是負擔。因此，他們不是在博取錢財，而是在固守一種生態。
歐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與此有關。
如果說是悲劇，我對這種悲劇有點尊敬。
我們看夠了那種光燦熠熠的鬧劇。
記得早年在鄉間，對外的通信往來主要依靠一種特殊職業的人：信客。
信客為遠行者們效力，自己卻是最困苦的遠行者。一身破衣舊衫，滿臉風塵，狀如乞丐。
沒有信客，好多鄉人就不會出遠門了。在很長的時期中，信客沉重的腳步，是鄉村和城市的紐帶。
……
一次，村裡一戶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親在上海謀生，托老信客帶來兩匹紅綢。老信客正好要給遠親送一份禮，就裁下窄窄的一條紅綢捆紮禮品，圖個好看。沒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個人給家裏帶來口信，說收到紅綢后看看兩頭有沒有畫著小圓圈，以防信客做手腳。這一下信客就栽了跟頭，四鄉立即傳開他的醜聞，以前叫他帶過東西的各家都在回憶疑點，好像他家的一切都來自剋扣。但他的家，破爛灰暗，值錢的東西一無所有。
老信客申辯不清，滿臉凄傷，拿起那把剪紅綢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掂着那隻傷痕纍纍的手找到了同村剛從上海落魄回來的年輕人，進門便說：“我名譽糟蹋了，可這鄉間不能沒有信客。”
整整兩天，老信客細聲慢氣地告訴他附近四鄉有哪些人在外面，鄉下各家的門怎麼找，城裏各人的謀生處該怎麼走。說到幾個城市裏的路線時十分艱難，不斷在紙上畫出圖樣。這位年輕人連外出謀生的人也大半不認識，老信客說了又說，比了又比，連他們各人的脾氣習慣也作了介紹。
……
從頭至尾，年輕人都沒有答應過接班。可是聽老人講了這麼多，講得這麼細，他也不再回絕。老人最後的囑咐是揚了揚這隻扎傷了的手，說“信客信客就在一個信字，千萬別學我”。
年輕人想到老人今後的生活，說自己賺了錢要接濟他。老人說：“不。我去看墳場，能餬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會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來就單人一身，從此再也沒有回村。
在尊嚴的問題上，自己和他人處於相同的方位。
看重自己的尊嚴，一定看重他人的尊嚴，反之亦然。尊嚴，在互尊中映現。我鄭重地整理自己的衣襟，是為了向對面的人表示恭敬；我向對面的人輕輕鞠躬，也正是在證明自己是世界的貴客。
這種互尊，如鏡內鏡外。
感謝我的長輩，沒有在我的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於是，我在應該建立人格的時候建立了人格，應該擁有尊嚴的時代擁有了尊嚴。我正是帶着這兩筆財富走進災難的，事實證明，災難能吞沒一切，卻無法吞沒這樣一個青年。
沒有挨過打罵的青年反而並不畏懼打罵，因為這個時間順序提供了一個人格自立的機會。如果把順序顛倒，讓小小的生命經歷一個沒有尊嚴的童年，那麼，我也許只能沉入災難而無法穿越。
對於孩子，父母的罵聲是一種剝奪，剝奪了他本來就很脆弱的尊嚴。當尊嚴已經失去，正確的行為又有什麼價值？沒有尊嚴的正確又有什麼意義？
人格尊嚴的表現不僅僅是強硬。
強硬只是人格的外層警衛。到了內層，人格的天地是清風明月，柔枝漣漪，細步款款，淺笑連連。
中國式災難的例行動作，是搶劫他人的尊嚴。搶劫尊嚴的必然結果，是彼此踐踏尊嚴，最後誰也沒有尊嚴。
當人群失去了尊嚴，他們的文化也無法再有尊嚴。失去尊嚴的文化怎麼可能給失去尊嚴的人群增添點什麼？這是一種可怖的惡性循環。
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只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於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樹上的葉子那麼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麼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於是只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這般，中國怎麼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我們以往不也見過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動卻極其窩囊的人物嗎？有的事，他們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堅持一下就堅持出人格和個性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於面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片表面上看起來碧綠蔥蘢的死林，“株連”的目的正在這裏。
中國文人長期處於一種多方依附狀態，依附權勢，依附教條，依附未經自身選擇的觀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結果，最難保持尊嚴。
有的文人為了擺脫依附而遠逃山澤，在無所謂尊嚴的冷僻角落尋找尊嚴，在意想不到的物質困境中失去尊嚴，結果，只在寂寞的詩文間呼喚着尊嚴。
可笑的是，比之於全世界，最缺少尊嚴的中國文人最喜歡擺弄尊嚴。到今天，想做官而不得，想成名而無方，想進入公眾視線而無門，也成了他們故意固守清寒的“尊嚴”。
因此，“尊嚴”二字，在中國文化中的含義需要改寫。
人的生命狀態的構建和發射是極其複雜的。中國傳統文人面壁十年，博覽諸子，立身科舉，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納幾乎是一個混沌的秘儀，不可輕易窺探。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而且，蔫在品德上，壞在人格上。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匯聚散逸各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渾濁了。而且，渾在心靈上，濁在操守上。
中國書生常常為求尊嚴而長久伺機，卻在伺機中喪失了人格。
伺機心理也可稱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由此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麼素凈，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麼祥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只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可能隱潛着自私和虛偽。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爭都被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樣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為懷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在人格上失落了文化本位。連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仕途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標誌，以便在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點綴。在他們身上，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着邊際，既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是一種良性的人格結構。終有一天，要麼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麼由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別無他途。
一批與正常人情相悖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歷史，並面對後代。
真正的尊嚴，不是激烈爭鬥的成果，而是肯定和讚許的積累。
肯定在一個和藹的眼神，讚許在一種溫暖的無聲。有人說：這算不算是奉承？我說：人間的美好正需要小心翼翼地奉承，怎麼奉承也不過分。
當尊嚴釋放成一種活潑的生態，美也走向詩化。
詩化的尊嚴是動態的天真，自由的率性。一切都充滿着好奇，處處洋溢着幻想。這樣的天地呈現出一種無邪，看似渾不設防，卻完全無法侵犯。
詩人比美人更加自我，他們用詩情築造了又一堵尊嚴的城牆。
人間尊嚴的一個關鍵形態，是美。
美有可能被迫失去尊嚴，但尊嚴總會轉化為美。
美之於人，集中了自信、教養、風度、見識，最終凝結成一種外化形態，舉手投足氣象非凡。這種氣象，使尊嚴獲得塑造，從此不再渙散。
人間的全部美好，都來自於人格的中轉。因此，要捍衛美好，就必須捍衛人格。在人格不受尊重的年代，一切所謂美好，只是空洞欺騙。
人類最初需要名譽，正是為了擺脫黑暗和無序。最初的名譽不是個人所能爭取的，這是人們在黑暗中猛然聽到一種強健聲音之後的安靜，安靜之後的搜尋，搜尋之後的仰望，仰望之後的追隨，追隨之後的效仿，效仿之後的傳遞。名譽是對個人品行的社會性反饋，如果這種反饋廣泛而持續，就能起到協調關係、統一觀念、整頓秩序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名譽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權利，一種在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之外的精神權利，而且在很多時候，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也要藉助於它。
自身名譽的基點是生命質量的自然外化。這是追求不到、爭取不來、包裝不出的，同時也是掩蓋不住、謙虛不掉、毀損不了的。說到底，一個人在自身名譽的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好就好在無能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會弄巧成拙。
已經取得名譽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為名人而做着不名譽的事，大家就會有一種受欺騙的感覺，這種心情很可理解，因為名人早已與大家有關。所謂“欺世盜名”的惡評，就很難用到一般騙子身上，因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資格欺世。鑒於此，人們在向名人喝彩、與名人套近乎的同時，往往又保持着潛在的警惕性、監視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聲越大，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厲，因而產生了“樓有多高，陰影就有多長”的說法。
常聽人說，名人太囂張，但據我觀察，出名后很快變得萎縮的名人更多。
萎縮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應順和期待，應順着眾人炯炯逼視的眼，期待着眾人慾說未說的嘴。貝多芬在一篇書簡中說：“獲得名聲的藝術家常受名聲之苦，使得他們的處女作往往是最高峰。”這就說明了成名之後萎縮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縮還是囂張，都是病態。要克服這種“名人癥候”，惟一的辦法是在名譽上“脫敏、消炎”，平平穩穩地找回自己。
我們原本是尋常的從業人員，周圍突然響起了喝彩聲，抬頭一看居然是針對自己的，不免有點驚慌，那就定定神，點頭表示感謝，然後繼續低頭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覺得要為喝彩聲負責，那麼今後的勞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萬萬不可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為一旦進入這種狀態，你就成了取悅於人、受制於人的角色，而嘩眾取寵從來就沒有好結果。
按一般規律，喝彩聲剛剛過去，往往又會傳來起鬨聲和叫罵聲，仍然不要抬頭豎耳，神定氣閑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進入過表演狀態，你就沒有義務要去關注這種聲音。
但是，儘管你不加理會，一陣陣聲浪使你漸漸孤獨。即便全是喝彩聲，這聲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綽綽的圍牆，一種若有若無的距離，使你難於像以前那樣融入四周。
這種孤獨並不是自閉，因為你心中還有終極原則，還有茫茫眾生，但終極原則無形無貌，茫茫眾生也不發出什麼聲音，更不會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
一個人，如果能夠領悟名譽和寂寞之間的關係，兩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態，既不會萎縮，也不會囂張了。
名譽的高處找不到遮身之地，這種說法真好。人們常常誤會，以為那裏也像平地一樣，總會有一些草樹和別人的身軀可以為自己阻擋一點什麼的，其實正是高度把這些遮蓋物全都捨棄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準備接受難堪。但是難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罷了，如果你自知腳下的高度不是勉強堆壘而成，為何要躲避別人的目光？為何要掩飾自己的缺點？不把難堪當難堪，難堪也就不成其為難堪。
——如果實在消受不了名譽的重壓，那還不如悄然從山巒爬下，安頓於人間萬象的濃陰里。
一切受到名譽侵擾的人應該明白，現在你在苦惱的事情，絕大多數無足輕重。這一點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連那麼多極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沒有看破。但是，不看破畢竟是在犯傻，時間的力量什麼也不能抗拒，珍貴的生命怎能流失在無謂的自驚自嚇之中。
一個人如果被誣陷和起鬨鬧得暈頭轉向，那就應該快速脫離簡單防守的前沿，去追求一種真正有價值的精神高度。這種追求放棄了反擊、聲辯和恢複名譽的權利，因此看起來不像追求，而實際上卻在默默追求那種最終毀損不了的東西。既然是最終毀損不了的東西，為什麼還去追求呢？為的是讓自己的身心免遭不必要的損耗，儘早獲得安頓。因此，損害別人名譽的人常常在發出一片喧囂后找不到預期中的回應，是對方害怕了嗎？可能性很小。喧囂者們此時應該慌張地憬悟一點什麼，看看自己所攻陷的那些名譽背後，是否還有更重要的名譽。他們或許也想對這種背後的名譽做點什麼，沒想到剛剛走近前去就不得不止步，因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個無法喧囂的領地。
一個連自己也不敢衛護的人，怎敢衛護自己身上的美德？一個連自己身上的美德也不敢衛護的人，怎敢衛護世間的美德？
不要把自己假裝成聞過則喜、見惡微笑、聽罵點頭的偽君子，因為這種假裝十分自私。
必須拒絕一切謾罵和侮辱，這種拒絕是阻止邪惡對美好的侵犯，並不僅僅為了自己。自己在這當口上正好站在第一線，第一線的失守必然會導致全線崩潰。因此，自尊、自愛、自戀，都比以謙虛的名義臨陣脫逃強過萬倍。
千萬不要與他們辯論。
原因是，辯題是他們出的，陷阱是他們挖的，又不存在真正的裁判。這就像，硬被拉到他們家的後院，去進行一場“籃球賽”。
找不到合乎規格的球場，就不存在比賽。
許多善良的人總是在別人家的後院一次次敗下陣來。
惡言臟語是不可忍受的。
問題是：誰讓你忍受了？
喊着你的名字並不是一定要讓你忍受，就像集市間的小販拉住了你的衣袖，你可以抽袖而走，快步離去。
衝著你的臉面也並不是一定要讓你忍受，就像排污口噴出一股異味，你不必停下腳步來細細品嘗。
惡言臟語的功用，九成是自貶自辱，只有一成留給被攻擊者消受。但是，又有幾個被攻擊者真的去消受了呢？難道裏邊有你一個？
世上總有垃圾。對垃圾，我們只處理，不消受。
面對誣陷，不可暴跳，也不可隱忍。
如果不去法院，則不必陳述真相，因為社會並無裁判，糾纏反生混亂。惟一要做的事是：指出這是誣陷，其餘留給時間。
當負面聲浪圍繞四周時，立即回想自己有沒有真的做錯什麼。如果沒有，那麼就應該明白，這是對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對自己以全新生態構成對眾人挑戰的肯定，對自己生命優越性的肯定。
對肯定，有什麼可聲辯的呢？
謙虛地領受吧，把驕傲藏在心底。
全部表情是：微笑着，又像是沒笑。
蔑視是一把無聲的掃帚，使大地乾淨了許多。
我對當代中國文明的一大貢獻，是憑着我的蔑視，摧毀了好幾個偽法庭。
他們已經擺好了審判的架勢，佈置了法庭的外形：歷史問題的法庭、強迫懺悔的法庭、咬文嚼字的法庭……
我如果開口一辯，法庭也就成立了。於是始終不辯，連幾個偽法官的名字也從不提起。
於是審判不能成立，法庭不能成立，一切歸諸空氣。因此他們急了，紛紛出書偽造我的辯詞。
對於偽造的辯詞，仍然不辯。結果，偽法庭再難撐持，只有那幾個神經分明已經失常的偽法官，繼續在地下室里偽裝審判。
中國有幸，終於到了這個時代，誰也可以不理會那些攔路詰問者。
他們說你背上有疤，你難道為了證明自己清白當眾脫衣服給他們看嗎？
須知，當眾脫衣的舉動，比背上有疤更其嚴重，因為這妨礙了他人，有違於公德。
而那些中國人，看了你脫上衣，還會看上你的褲子……
還好，中國有幸，到了今天這個時代。
一位老人這樣說——
別人罵了你，十年間，他們除了罵你再沒寫出什麼。
你被罵了，十年間，除了沒有回罵之外你寫完了一切。
有了這份筆墨賬，不必再做其他裁判。
一棵大樹如果沒有藤葛纏繞，就會失去一種風韻，連畫家也不會多看它一眼。
如果說，災難中的受辱無法動搖我的人格，那麼，災難后的人格必然鼓勵我拒絕受辱。
災難的經歷使我看輕災難，這便是人格的二度自立。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這種英雄氣概，未必是指征戰，也未必是在山道間。
武士最大的風采，出現在劍戟叢中。
劍戟鏽蝕了，英雄也就萎謝了。
因此，一聽劍戟聲在身後響起，就會滿心喜悅地自問：這是不是英雄交響樂的序曲？
身居鬧市而自辟寧靜，固守自我而品嘗塵囂，無異眾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廣陵散》到嵇康手上就結束了，就像阮籍和孫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長嘯，都是遙遠的絕響，我們追不回來了。
然而，為什麼這個時代、這批人物、這些絕響，老是讓我們割捨不下？我想，這些在生命的邊界線上艱難跋涉的人物，似乎為整部中國文化史做了某種悲劇性的人格奠基。他們追慕寧靜而渾身焦灼，他們力求圓通而處處分裂，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在他們的血統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傳代者，但中國的審美文化從他們的精神酷刑中開始屹然自立。
華夏的山川河嶽本是為壯士們鋪展着的。沒有壯士的腳步踩踏，它們也真是疲沓多時了。鬆鬆垮垮地堆壘着，懶懶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熱鬧着。突然，如金錘擊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腳步聲由遠而近，壯士，他來了。遲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顫，立即精神抖擻，壯士，他來了。
與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壯士絕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種精神追求。以街市間的慣性目光去看，他們的行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邏輯常規。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就以一種強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類超拔尋常，體驗生命，回歸本真。他們發覺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寧肯向著別處出發。別處，初來乍到卻不會迷路，舉目無親卻不會孤獨，因為只有在別處才能擺脫慣性，擺脫平庸，在生存的邊界線上領悟自己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