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產生這個結果，是因為莫高窟里三個男人的見面。

第一個就是主人王圓籙，不多說了。

第二個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剛加入英國籍不久，此刻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指派，到中國的西北地區考古。他博學、刻苦、機敏、能幹，在考古專業水準上堪稱世界一流，卻又具有一個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種語言，卻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個人，翻譯蔣孝琬。

蔣孝琬長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陰人。這個人是中國十九世紀後期出現的“買辦”群體中的一個。這個群體在溝通兩種文明的過程中常常備受心靈煎熬，又兩面不討好。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們在表現中國近代題材的時候不要放過了這種橋樑式的悲劇性典範。但是，蔣孝琬好像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因到達新疆喀什時，發現聚集在那裏的外國考古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千萬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理由是，中國學者一到關鍵時刻，例如在關及文物所有權的當口上，總會在心底產生“華夷之防”的敏感，給外國人帶來種種阻礙。但是，蔣孝琬完全不是這樣，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只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實果然如此。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路途上，蔣孝琬一直在給斯坦因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覺得比再讀幾個學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聯絡、刺探、勸說王圓籙的事，都是蔣孝琬在做。

王圓籙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抱着一種警惕、躲閃、拒絕的態度。蔣孝琬矇騙他說，斯坦因從印度過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送回原處去，為此還願意付一些錢。王圓籙像很多中國平民一樣，對《西遊記》裏的西天取經故事既熟悉又崇拜，聽蔣孝琬繪聲繪色地一說，又看到斯坦因神情莊嚴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動。因此，當蔣孝琬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看，王圓籙雖然遲疑、含糊了很久，終於還是塞給他幾個經卷。

於是，又是蔣孝琬，連夜挑燈研讀那幾個經卷。他發現，那正巧是玄奘取來的經卷的譯本。這幾個經卷，明明是王圓籙隨手取的，居然果真與玄奘有關，王圓籙激動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聽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門，向斯坦因打開了。

當然，此後在經卷堆里逐頁翻閱選擇的，也是蔣孝琬，因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蔣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說成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破讀，因為這畢竟是千年文物與能夠讀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實證明，蔣孝琬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着廣博的知識、不淺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圓籙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兩方都不懂得這一堆堆紙頁上的內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捨裁斷。

就這樣，一場天下最不公平的“買賣”開始了。斯坦因用極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長達好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慣例，其他列強的冒險家們也紛至沓來，滿載而去。

有一天王圓籙覺得斯坦因實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經洞。斯坦因要蔣孝琬去談判，用四十塊馬蹄銀換回那些文物。蔣孝琬談判的結果，居然只花了四塊就解決了問題。斯坦因立即讚揚他，這是又一場中英外交談判的勝利。

蔣孝琬一聽，十分得意。我對他的這種得意，有點厭惡。因為他應該知道，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所謂的“中英外交談判”意味着什麼。我並不奢望，在他心底會對當時已經極其可憐的父母之邦產生一點點慚愧，而只是想，這種橋樑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們以後還能幹什麼？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個男人，我們還應該多看幾眼。前面兩個一直遭世人非議，而最後一個總是被輕輕放過。

比蔣孝琬更讓我吃驚的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有一些評論者一再宣稱，斯坦因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經洞的文物並沒有錯，是正大光明的事業，而像我這樣耿耿於懷，卻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是“正大光明”嗎？請看斯坦因自己的回憶：

深夜我聽到了細微的腳步聲，那是蔣在偵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帳篷周圍出現。一會兒他扛了一個大包回來，那裏裝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東西。王道士鼓足勇氣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條件很嚴格，除了我們三個外，不得讓任何人得知這筆交易，哪怕是絲毫暗示。

從這種神態動作，你還看不出他們在做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