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餘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大吃一驚，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十九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區，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佈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的發達、豪富人家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萬裏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剝削。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民眾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大批西遷，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地的民眾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只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西遷，一是江浙一帶，那裏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百零六頁）

龔自珍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見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信號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例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嘆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觀劇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迹，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佔盡。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着的轎子裏，孔祥熙則騎着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裏常常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曾經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沒有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着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常識，我們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唯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