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肉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哪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線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一個人的輕聲詢問，立即引起全車一場熱烈的大討論，甚至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實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觀。公共宿舍里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於貧困。但是，請注意，兩方爭執的金額差異，往往只是幾分錢。他們在爭執激動時不斷地一次次掐滅又不斷地一支支點燃的外國香煙，就抵得上爭執金額的幾十倍。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比較，大半出於對自身精明的衛護。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鑽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競爭的第一線，他們怎麼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名聲經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裏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着敏捷和簡潔。如果乘客說“兩張七分”，就有一點污辱了售票員的智商，因為這兒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種可能。你說得快，售票員的動作也快，而且滿臉讚許；你說得慢，售票員的動作也慢，而且滿臉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群體性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態過於痴迷，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精英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他們不願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於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

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於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縝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這種情況我們在上海文化中頻頻能夠看到，而且似乎已經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也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於取得的效果。這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