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　俄國

十九世紀後半俄國文學，稱Gogolj時代。文人輩出，發達極盛，影響於他國者亦甚廣大。北歐思想本極嚴肅深刻，雖易墜悲觀，而情意真摯，無遊戲分子，實為特采。俄以政治關係，民生久歷困苦，陰鬱之氣，深入於人心。發為文學，自多社會之傾向，屬於人生藝術派。至Tolstoj著《藝術論》，此義愈益昭著，為人道主義文學所由起，而其首出者則Gogolj也。

NikolajGogolj（1809－1852）本Malorossia人。初作《田村之夜》（VetcheranaKhutorje）二卷十二篇，言故鄉情事。富於諧謔，又多涉神怪，有傳奇派流風，而描寫不離現實。或之名曰，感情派寫實小說。卷中有“TarasBulba”一篇，記十五世紀時哥薩克與回部戰事，甚有精彩，稱歷史小說模範。后至彼得堡，服官公署，為文多敘官吏生活，諷刺益深切，Puschkin以為笑中有淚，蓋知言也。短篇有《狂人日記》（“ZapiskiSumasschedschego”），《外套》（“Schinelj”）等皆有名。其傑作則有喜劇曰“巡按”（Revizor），小說曰“死靈魂”（MjortvyjeDuschi）。

Gogolj與Puschkin友善，Puschkin嘗行旅至一邑，有司相駭以為大吏微行，后以語Gogolj，雲可作劇，Gogolj遂成《巡按》一篇。少年Khlestakov者，以博喪其資，留滯旅次。邑吏聞有巡按將至，疑即其人，迎入私宅，各進貨賄。及少年辭去，郵局長得其致友人書，始知其誤，而門下報巡按至。其諷刺官僚政治之腐敗，至極深切，論者每以比Molière之Tartuffe。唯Tartuffe以正報終，Revizor則本事方始，劇已終局。末場所演無言劇（Dumbshow），又特佳妙，有不盡之意，故尤勝也。劇既成，文禁正嚴，慮不得公佈，或以稿呈尼古拉一世，讀之大笑，即命演之。帝亦臨觀大悅，召Gogolj語之曰，吾未嘗得如此暢笑。Gogolj則對曰，吾所期者，乃本別有所在。此一語足為Revizor之確評，亦可以包舉其全體之著作矣。Gogolj描畫“卑下之真實”（L'humbleVerite），不亞於Maupassant諸人，唯具有二特質，為法國自然派所少見。一曰滑稽（Humour），一曰寓意（Moral）。蓋Gogolj見人世種種刺謬，每不禁嘲笑之情，而又悲憫世間，謀欲拯救。合是二者以成書，故外若詼詭，中則蘊蓄悲哀，並深藏希望也。又有喜劇《結婚》（Zhenitiba）一篇，善表現斯拉夫族之惰性（Inertia），不僅以寫實見長。

《死靈魂》上卷十一章，以一八四六年刊行，原名“Tchitchikov旅行記”（PokhozhdenijeTchitchikov）。言Tchitchikov遊行鄉邑，訪土田主，收購死亡農奴之名，籍而徒之邊地，將以質諸國立銀行。當時蓋曾實行之者，旋事敗被捕。Gogolj假其事為小說，寫奴制未廢時社會情狀。農奴境遇，固極慘苦，而田主習於游惰，漸就衰頹，上下交困。Puschkin讀而嘆曰，“悲哉俄羅斯之國。第Gogolj別無造作，所言並誠，皆單純而可恐之真實也。”描畫人物性格，尤極微妙。如Manilov之庸俗，Korobotchka之愚狡，Nozdrev之無賴，Sobakevitch之鄙倍，俱非凡手所能，而寫Tchitchikov尤勝。Kropotkin論之曰，“人言Tchitchikov為俄國特有之性格，實則不然。吾輩殆隨在遇之。此實人間共通之儀型，不為時地所限，唯應時地之要求，略易其外貌而已。”Gogolj亦云，讀者或平旦自省，問究能無Tchitchikov分子在乎。故其書雖一時之作，而實含溥遍之性質，與凡諸世界名作相同。Gogolj雖寫實，唯多滑稽，故時或近誇。又含教訓，故多加案語，如《死靈魂》末章，則純為論議，自表其意見，亦正可為其理想派小說之宣言也。

十九世紀中葉，俄國厲行文禁，《死靈魂》上卷雖以大力周旋，得許刊行，唯售後即禁再印。Gogolj作下卷垂成，意忽中變。以為愛國之士，不當暴祖國之惡，前此著作，皆為罪業，因自懺悔，歸依宗教。一夕悉焚其稿，後人就草本中錄而刊之，多斷缺不定，不能與上卷比美矣。

IvanGoncharov（1812－1891）本商家子。作小說重客觀，稍近藝術派，故俄之論者多非之。唯此僅著作態度而已，若以其精神，固不與人生相離異。著作中最有名者為Oblomov，寫農奴時代國民之惰性，一時社會驚悚，各以Oblomovshchina相警戒，影響之大不下《死靈魂》也。Oblomov生長於安富尊樂之中，喪其活動之能力，雖有理想而無實行，即以Oliga之精誠愛力，亦不能救。終復歸於潛蟄生活，披衣趿履，盤桓一室之內，以腦充血卒。此在俄國當時，固由民情時勢結合而成，唯富厚之餘，必見流弊，事悉如此，不僅一時一地為然。Oblomov一書，具有永久之價值，亦正以此也。

IvanTurgenjev（1818－1883）系出名門，受高等教育。Gogolj卒時撰文悼之，為政府所忌，將遣戍，賴有營救者，得減為拘束，幽居鄉里者年余。及解免，乃移居巴黎。著作亦含社會傾向，唯受法國文學影響，構造特甚精善，為俄國文人之最。十九世紀上半，斯拉夫國粹派勢方張，以Turgenjev崇西歐文化，斥為不愛國，而非其實。Turgenjev居異國，思鄉甚苦，嘗一歸省，睹國內種種不幸，不能安居，復入法國，遂不復返。所作小說，極藝術之美，不如法國自然派之專言人生暗黑，而亦不離現實。寫人情世相，至為真切，Brandes論之曰，Turgenjev悲觀而復愛人，故文情特富美。又多閱世故，既不如法國文人流於玩世，亦不如英國之喜言教訓。凡所敘錄，皆為常事，不涉奇異，或近穢濁。大抵以貧苦怯弱，心意不固，頹唐無聊之生活為主材，寫其內心之悲劇。唯與Dostojevskij又有異。Dostojevskij言顯著之罪惡憂患，而Turgenjev則言不幸者隱默之悲哀也。

Turgenjev初作《獵人隨筆》（ZapiskiOkhotnika），記其遊獵見聞之事。描寫物色人情，均極美妙，對於農奴之困苦，尤有同情。論者比之美國Stowe夫人之UncleTom'sCabin，其影響亦相同，唯以藝術論，則《獵人隨筆》為更傑出。文主寫實，不露教訓之意，而文情俱勝，自能動人，如Sutchok及Vlas諸事皆是。又有“Mumu”一篇，雖不在《隨筆》中，而性質相類，寫Grasim隱默之悲哀，尤足當Brandes評語也。

《獵人隨筆》以外，Turgenjev作短篇小說，可四十種，皆稱佳作，而“JakovPasynkov”，《薄命女》（“Nestchastnaja”）等又為最勝。尤以長篇著作得名，其尤者為Rudin，《父與子》（OttsyiDjeti），《貴人之巢》（DvorjanskojeGnezdo），《煙》（Dym），《新地》（Nov）等。

Rudin作於一八五五年，時Hegel唯心論方盛行，俄國少年亦大受影響，Rudin者即其一人。懷高尚之理想，其言甚美，而實行不足相副。蓋本質猶是Oblomovshchina之流風，而時代精神，亦有以成就之也。Rudin以言談得Natalija之愛，而復不能踐言，棄自由之說，而更勉人以從順。終乃漂流至法國，死於二月革命之巷戰。其意志不堅，為斯拉夫人通病，唯懷有熱誠，已視Oblomov稍進矣。

《父與子》為Turgenjev最有名著作，寫六十年頃新舊思想衝突之事。當時唯物思想漸漸之興盛，學者多去Hegel而就Büchner，奉《力與質》一書為典要，凡講學皆以求誠致用為歸宿。對於從來傳襲之禮法，悉不信任。唯征之學術而信，施於社會而有利者，始為可取。Bazarov即此派代表，與Kirsanov兄弟相對抗。然終惑於Odintsova夫人，不能竟其志而卒。此書出后，世論紛然，“父”“子”兩世，悉起攻擊，Kirsanov一流，固怒其揭發隱覆，少年則以寫Bazarov近於諷刺，亦不能平。Turgenjev力自申辯，誤會愈甚。至近時據所作“HamletiDonQuixote”一文，始明其理。Turgenjev以此二者為人性代表，論其短長，不得不右DonQuixote，唯一己性情，又實與Hamlet近，故愛Hamlet而復重DonQuixote。見諸著作，則寫Rudin之短，猶可得人憐宥，寫Bazarov之長，乃更使讀者不滿，正緣性情各異故爾。《父與子》為言俄國虛無主義最早之書，虛無論者（Nihilist）之名，亦始見於此，故世人特甚重之。

Turgenjev又有散文詩一卷曰Senilia，蓋多晚年作，故名。辭意精鍊，可與Baudelaire相匹，又能窺見其思想感情，至足珍貴。如《自然》一篇，言人蟲等視，生殺時行，一無偏倚，厭世思想，不亞Leopardi。及讀《乞食》則愛憐人類之意，又自顯著。《故鄉》諸篇，所以寄愛國之思。卷末《閾上》一章，讚美革命事業，至極懇摯，Turgenjev之本意，於此可見也。

FyodorDostojevskij（1821－1881）初習兵工，為陸軍少尉，自請退職，致力於文學。以《苦人》一書，得Nekrasov賞譽。四十九年以革命嫌疑為政府所捕，並其同伴二十一人，俱定死刑。臨刑，忽有旨減等，發西伯利亞為苦工四年，又充軍役六年，始得釋。Dostojevskij神經素弱，數被重枚，后遂顛癇。工作之餘，唯讀聖書，久之思想亦漸改。昔之社會主義，已不復存，轉為基督教思想。服從政府教會，宣傳愛之福音以救世。其著作思想，與Turgenjev正反。蓋Turgenjev主虛無說，因生悲觀，Dostojevskij則重信仰，以為神人合一，故多樂觀。又一崇歐化，一則國粹論者，故二人意見素不相合也。

Dostojevskij歸國以著作自給，境遇窮迫，故文字不甚修飾，晚年始稍裕。六十一年作《死人之家》（ZapiskiizMertvogoDoma）記西伯利亞獄中事，悉據本身經歷，故言之甚詳實，為生平傑作。又有《罪與罰》（PrestuplenijeiNakazanije）者，亦極有名。爾後所作，如BratyaKaramazovy，《白痴》（Idiot）等，皆冗長，又述病苦，逾於常軌。蓋Dostojevskij精神本異常，並見之於文字，身心健全者，每不能與之諧合。如《白痴》亦Dostojevskij名著之一，假Myschkin自表其意，而Kropotkin乃雲未嘗能讀之終卷，即其一例也。《罪與罰》敘少年學生曰Raskolnikov者，迫於境遇，又受唯物思想影響，破滅道德之束縛，殺二老嫗，欲盜其貨而未得。后以Sonja之化，懺悔自首，遣發西伯利亞，Sonja亦與偕。向上之精神生活，於是復始。Dostojevskij愛之福音與其樂觀，皆於此傾注無遺蘊，書以宣示義旨，故描寫不能專據客觀。唯由熱誠深愛，乃能造成真摯之情景，令人感動，為力至偉。如Marmeladov家事，其最者也。Dostojevskij屬國粹派，故以為西歐唯物思想，足以誤人，又隱然反對政治之革命。故論者於此，亦多不滿。蓋基督教義，本如Nietzsche所說，為弱者道德。今又推至其極，以生存為患，以苦痛為正，以忍受為善，欲遺人世而待天國，固未足為人生唯一之軌範。唯其宣傳愛之福音，使人知物我無間，所當泯絕界限，互相援助，則深有功於後世。又復能力行其說，克己為人，如《受難者》（Unizhennyye）書中Vanja之行，尤為難能而可貴也。

LevTolstoj（1828－1910）主張人道主義，與Nietzsche超人哲學角立，為近世思想二大潮流。Tolstoj本伯爵，少時有志於外交，入Kazan大學，修東方言語。棄而學律，又不成。復至彼得堡，沾染時習，浮沉於社會者久之。其兄Nikolaj從軍高加索，招令往，乃去浮靡之社會，與自然生活接，大得感興。作《童時》（Djetstvo），《哥薩克人》（Kazaki），有文名。五十三年轉任苦裏米亞，時值俄法之戰，Tolstoj自請守第四炮壘，戰極勇。作Sjevastopolskiye三卷，述戰爭之恐怖，世無其比，亦為後日非戰萌牙。此後旅行歐陸，過巴黎見執行死刑，復大感動。以為同類無相殺之權，無論以暴力或法律使人不得其死者，皆此殺人之罪，為主持廢止死刑之張本。六十一年農奴既釋，乃返故鄉YasnayaPoljana，建立小學，以教農民子弟。本Rousseau說，主張自由教育，自作教科書用之，有大效，而為政府所忌，旋被阻止。復治文學，作《戰爭與平和》（VojnaiMir）及AnnaKarenina皆有名，Tolstoj少受物質思想影響，不信宗教。年五十，乃感人生之空虛，尋求其意義而不可得，殆欲絕望自殺。漸復歸於信仰，始得安住，以協濟農民為務，是為第一轉機。八十一年，政府舉行統計，Tolstoj請為助理，得遍觀墨斯科下層社會生活，知種種貧苦情狀。因復轉念，知昔日慈善布施，俱非根柢要計，而推本於貧富之不均，作《如之何》一書，詳論其事，是為第二轉機，即Tolstoj人道主義所由立也。Tolstoj既以財產為諸惡之本，遂決意散財於民，躬耕自養，而為家人所梗，計不得行。欲潔身高隱，又不欲以一己故，使人傷心，與利他主義相背。因留不去，唯操作如田夫，不肯坐食。終以千九百十年十一月夜遁，得寒疾，寄宿中途小驛，至二十日卒。

Tolstoj早年著作，純為藝術作品。其後轉入宗教，則不屑為文藝，唯藉作傳道之用，而文字故自精美。其人道主義，成立於第二轉機之後，唯此思想，實先已萌芽。如Sjevastopolskiye之非戰，《哥薩克人》之非文明社會，《田主之朝》（“Utropomjeschtchika”）述Nekhliudov巡行村落所見，言田主之貪暴，與農奴之愚惰困窮，皆函微意。AnnaKarenina尤能兼二者之長，文情並勝，而作者義旨，亦得表示。所敘事迹，略與Tchernyschevskij之《何為》（Tchtodjelat）相類。唯Anna與Vronskij后復以嫉妒相忤，又既與社會抗爭，而復聽其褒貶，遂以悲劇終。卷首引“聖書”語作題詞曰，報復，吾事也，吾將償之。讀者往往誤會，以為Anna之死，乃天之報施，而Tolstoj意實不然。當時論者甚多，唯Dostojevskij得其旨。蓋此題詞，即基督言汝毋判人之義。意謂人之於人，不當相責，但當相恕。此慈悲之律，與Tolstoj思想正合，若雲報復，則與前後言行俱相背，必不然矣。

Tolstoj晚年甚薄文學，一意傳道。十九世紀末年，俄國民間盛行新教，稱Dukhoborstvo，以愛人為旨，反對軍役及宗教儀式。政府力鎮壓之，而不能絕，終乃許信徒移居加那大，唯無資斧不能行。Tolstoj因取舊稿續成刊行之，集所得金資為助，即一八九九年所著之《復活》（Voskreseniye）是也。基督教言世界末日，人將復活。Tolstoj則假之以言精神之更生。Nekhliudov誘Katiuscha而復棄之，女遂墮落，終以謀殺人，流西伯利亞。時Nekhliudov為陪審官，見之，復念前事，因悔悟，從之至配所，自贖其罪。Maslova亦以此能自振拔，復歸於善。論者以比《罪與罰》之續篇，唯Tolstoj雖主張忍受，略如Dostojevskij，亦兼取攻勢，對於社會制度，責難甚力。謂富者食他人之力，游惰終身，貧者終年勞作，不足自養，陷於罪惡社會乃從而虐之，寧得為正。蓋依Tolstoj言，則人性本善，其有過失者，只因身心關係，或機緣合會而成。但為道德之病，而非罪惡，故當於刑法外，別求療治之方。《復活》一書，即示此義。書雖以寄教訓，然又能與藝術相調和，故乃不失為文學之名著也。

Tolstoj教義，大要分五項，一曰不抵抗，二曰不怒，三曰不誓，四曰不二色，五曰不責人。皆本基督十誡中事，而別加以解釋。聖書雲，有批汝左頰者，更以右頰就之，為不抵抗主義之極致。唯消極之順受，更足以助長暴惡，故Tolstoj以毋以暴力抵抗為說。如農民被杖，固應忍受，法在使人人明理，無願為田主執杖者，則平和自可得。蓋Tolstoj詔人以不抵抗，亦並諭人以不服從。人唯當服從其良知，外此更無權威，得相命令。世間最惡，實唯強暴。人以強暴相加，於己雖不利，而若以強暴相抗，則以暴敵暴，惡將更滋，故當無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強暴加諸人，則寧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長其惡，故復取不服從也。Tolstoj雖歸依宗教，唯其言神，含有泛神論傾向。以為良知即神，又以人類希求善福之心為神，別無超自然之說。嘗融會四福音書為《基督言行錄》，以神通奇迹為後世造作，悉削去之。俄國教會以其破壞政教，斥為外道，於千九百一年宣告破門。而民間崇信，轉益深厚，其道流行亦益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