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遺令

蔣超伯《麓澞薈錄》卷四，有遺令一則云：

“六朝人最重遺令。《南史》王秀之傳，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仆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純，至欲以多聲相亂，魂如有靈，吾當笑之。

張融傳，遺令曰，三千買棺，無制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

顧憲之傳，遺令曰，朔望祥忌，可權安小床，暫施幾席，惟下素饌，勿用牲牢。孔子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孫謙傳，年九十二，臨終遺令曰，棺足周身，壙足容棺，旐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就轜床，裝之以，以常所用者為魂車，他無所用。

沈麟士傳，遺令雲，含珠以米，單衣幅巾，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后即葬，作冢令小，后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不須轜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

《北史》韋敻傳，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吾死之日可斂舊衣，莫更新造，使棺足周屍，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爾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為受。

以上各說未嘗非達觀，乃陶貞白遺令，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燃燈，旦常香火。煩雜殊甚，非高遁之風矣。”案陶隱居雖以神虎門掛冠得名，其人實道士耳，所著書唯關於《本草》之別錄差有意義，若《真誥》則是鬼畫符，非迷則妄矣。大抵關於此事唯信神滅者始能徹底安於虛無，次則學佛老者亦庶幾以淡泊為旨，若方士既求長生，其看不透正是難怪。六朝末的顏之推著《家訓》，有《終制》一篇，文情均勝，可為學佛者之一例，其中云：

“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吾當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於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罌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鱉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耳。靈筵勿設枕幾，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干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等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望於汝也。”同是學佛人而意見稍有不同者，則有李卓吾，但他已是明季的人，前後相去已有千年了。據李氏《續焚書》載其遺言，系七十六歲時在通州所書。文云：

“春來多病，急欲辭世，幸於此辭。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難事，此予最幸事，爾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開作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闊，如是長矣，然後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則用蘆席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豈有一毫不清凈者哉。我心安焉，即為樂土，勿太俗氣，搖動人言，急於好看，以傷我之本心也。雖馬誠老能為厚終之具，然終不如安予心之為愈矣。此是予第一要緊言語。我氣已散，即當穿此安魄之坑。未入坑時，且閣我魄於板上，用予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換新衣等，使我體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頭照舊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單，總蓋上下，用裹腳布廿字交纏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開門時，寂寂抬出，到於壙所，即可裝置蘆席之上，而板復抬回以還主人矣。既安了體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橫閣其上，閣了仍用蘆席五張鋪於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築實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為卓吾子之魄也。周圍栽以樹木，墓前立一石碑，題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園書之，想彼亦必無吝。爾等欲守者，須是實心要守。果是實心要守，馬爺決有以處爾等，不必爾等驚疑。若實與予不相干，可聽其自去。我生時不着親人相隨，歿后亦不待親人看守，此理易明，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遺言，幸聽之，幸聽之。”這遺言的對象大概是幾個從人，故其言直捷了當，只指示埋葬事宜，不說及祭祀，由此亦可知卓吾之去儒入釋，目的與削髮住寺相同，其歸心之程度與顏君殆有異也。葬法極佳，唯墓碑似太大，在萬曆時價當甚廉，故亦未可算費耳，至雲板復抬回以還主人，頗有幽默之味，想見卓老此時情意透徹，已是爐火純青之候，故涉筆成趣，為各家遺令所未曾有。卓吾寫遺言之翌月，閏二月廿二日乃為張問達所劾，以惑世誣民被拿，三月十六日卒於獄。遺言后汪本鈳附記云：“聞之陶子曰，卓老三月遇難，竟歿於鎮撫司。疏上，旨未下，當事者掘坑藏之，深長闊狹及蘆席纏蓋，詎意竟如其言。此則預為之計矣，誰謂卓老非先見耶。”李卓吾太重情理，一肚皮不合禮教的，隨時發泄，終於為守正統之士大夫所害死，此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大事，為後人所不能忘記，但在李君則可謂如願以償，殆未必有甚麼怨懟耳。

比李卓吾更徹底的要算是楊王孫的裸葬。《前漢書》楊王孫傳云：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毋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傳中又載王孫友人祁侯遺書勸止，王孫覆書，皆極佳妙，覆書中有云：

“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為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祁侯稱善，遂從命裸葬雲。《西京雜記》丙卷記其事云：

“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案《雜記》署劉歆撰，歆本系人，即使著作非偽，亦只代表士大夫的正統意見，對於非常的行事表示其不滿而已，其實裸葬矯俗，本意不在省費，且掘土鑿石所費之錢亦未必多也。陶淵明《自祭文》末，亦徇俗說雲，儉笑王孫，而《飲酒》之十一雲，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則陶公畢竟是解人也。

以布囊盛屍入坑的辦法殊妙，及后再從足引脫其囊，風趣有似卓老，此殆是學黃老者之妙味，餘人未能及也。聞宋時有吃菜事魔之教，其祖師是張角，與天師道似又不同，教徒死時盛衣冠，有長老二人坐頭足邊，問生時有衣服冠履否，答曰無，則一一去之，末問生時帶來何物，曰有胞衣，乃以白布袋盛屍，埋諸土中雲。其方法與王孫相似，且無去袋之煩，惜出於土俗密教，又有秘儀禮式，不為大雅所取耳。畢竟葬者藏，因此空不如水，水不如土，已有定論，但土又不如火，則西天荼毗法實為第一，而先哲少言及之者，固由教俗道殊，亦或似儉反奢，以視李卓吾遺言所云，事煩費重，當過數倍也。

乙酉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