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的路

我不是文學者，但是文章我卻是時常寫的。這二者之間本來沒有必然的關係，寫不寫都是各人的自由，所以我在閑空時胡亂的寫幾篇，大約也無甚妨礙。我寫文章為的是什麼呢。以前我曾說過，看舊書以代替吸紙煙，歷有年所，那時書價還平，尚可敷衍，現在便有點看不起了，於是以寫文章代之，一篇小文大抵只費四五張稿紙，加上筆墨消耗，花錢不多，卻可以作一二日的消遣，倒是頗合適的。所寫的文章裏邊並無什麼重要的意思，只是隨時想到的話，寫了出來，也不知道是什麼體制，依照《古文辭類纂》來分，應當歸到那一類里才好，把剪好的幾篇文章拿來審查，只覺得性質夾雜得很，所以姑且稱之曰雜文。世間或者別有所謂雜文，定有一種特別的界說，我所說的乃是另外一類，蓋實在是說文體思想很夾雜的，如字的一種雜文章而已。

雜文在中國起於何時？這是喜歡考究事物原始的人要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卻很難回答，雖然還沒有像研究男女私通始於何時那麼的難，至少在我也是說不上來，只能回答這總是古已有之的吧。自從讀書人把架上的書分定為經史子集之後，文章顯然有了等級，我們對於經部未敢仰攀，史部則門逕自別，只好在丙丁兩等去尋找，大概那雜家的一批人總該與雜文有點淵源，如雜說類中之《論衡》，雜學類中之《顏氏家訓》，我便看了很喜歡，覺得不妨我田引水的把他拉了過來，給雜文做門面。古今文集浩如煙海，從何處找得雜文，真有望洋興嘆之感，依照桐城義法的分類，雖是井井有條，卻也沒有這樣的項目，可知儒林文苑兩傳中人是不寫這種文字的了。前幾年閱春在堂集，不意發見了雜文前後共有七編，合計四十三卷，裏邊固然有不少的好文章，我讀了至今佩服，但各樣體制均有，大體與一般文集無異，而獨自稱曰“春在堂雜文”，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曲園先生本是經師，不屑以文人自命，而又自具文藝的趣味，不甘為義法理學所束縛，於是只有我自寫我文，不與古文爭地位，自序雲，體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雖半是謙詞，亦具有自信，蓋知雜文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也。照這樣說來，雜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於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統，總以合於情理為準，我在上文說過，文體思想很夾雜的是雜文，現在看來這解說大概也還是對的。

尤西堂《艮齋續說》卷八雲，“西京一僧院後有竹園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間，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數月無耗，僧屢往請，則曰，吾為爾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逾半載，方送榜還，題曰竹軒。妙哉題名，只合如此，使他人為之，則緣筠瀟碧為此君上尊號者多矣。”我們現在也正是這樣，上下古今的談了一回之後，還是回過來說，雜文者，雜文也，雖然有點可笑，道理卻是不錯的。此刻大概不大有人想寫收得到《古文釋義》裏去的文章，結果所能寫的也無非是些雜文，各人寫得固然自有巧妙不同，然而雜文的方向總是有的，或稱之曰道亦無不可，這裏所用的路字也就是這個意思。普通所謂道都是唯一的，但在這裏卻很有不同，重要的是方向，而路則如希臘哲人所說並無御道，只是殊途而同歸，因為雜文的特性是雜，所以發揮這雜乃是他的正當的路。現在且分作兩點來說，即是文章與思想。中國過去思想上的毛病是定於一尊，一尊以外的固是倒霉，而這定為正宗的思想也自就萎縮，失去其固有的生命，成為泥塑木雕的偶像。現在的挽救方法便在於對症下藥，解除定於一尊的辦法，讓能夠思索研究寫作的人自己去思想，思想雖雜而不亂，結果反能互相調和，使得更為豐富而且穩定。我想思想怕亂不怕雜，因為中國國民思想自有其軌道，在這範圍內的雜正是豐富，由雜多的分子組成起來，變化很不少，而其方向根本無二，比單調的統一更是有意思。唯有脫了軌的，譬如橫的或斜的路道，那麼這顯得要發生衝突，就是所謂亂，當然是不應當獎勵的。但是假如思想本是健全的話，遇見這種事情也並不怕，他會得調整成為雜的分子，適宜的予以容納，只在思想定於一尊而早已萎縮了的國民中間，有如結核菌進了營養不良的身體裏邊，便將引起紛亂，以至有重大的結果來了。中國向來被稱為異端，為正宗的人士所排斥者，有兩類思想，一是楊墨，一是二氏。古時候有過孟韓二公竭力嚷嚷過，所以大家都知道這事，其實異端之是否真是那麼要不得，誰也說不清，至少有些學者便都不大相信。焦理堂在《論語通釋》中說得很好，如云：

“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又云：

“唐宋以後，斥二氏為異端，辟之不遺餘力，然於《論語》攻乎異端之文未之能解也。唯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焉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致遠恐泥，即恐其執一害道也。惟其異，至於執一，執一由於不忠恕。楊子唯知為我而不知兼愛，墨子唯知兼愛而不知為我，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為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矣。聖人之道，貫乎為我兼愛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焦君的意思以為異端只是一端之說，其毛病在於執一害道，聖人能夠取其各有所當之各端而貫通之，便頭頭是道，猶如為我兼愛之合成為仁也。若是對於異端一一加以攻擊，即是學了他們的執一害道，變為不恕不仁，反而有害。這個說法我想是很對的，我說思想宜雜，雜則不至於執一，有大同小異的，有相反相成的，只須有力量貫通，便是整個的了。楊墨之事固其一例，若二氏中之老子本是孔子之師，佛教來自外國，而大乘菩薩之誓願與禹稷精神極相近，法相與禪又為宋儒用作興奮劑，去構成性理的體系，其實也已消化了，所有攻擊不但全是意氣，而且顯示出不老實。假如我們現今的思想里有一點楊墨分子，加上老莊申韓的分子，貫串起來就是儒家人生觀的基本，再加些佛教的大乘精神，這也是很好的，此外又有現代科學的知識，因了新教育而注入，本是當然的事，而且借他來攪拌一下，使全盤滋味停勻，更有很好的影響。講人文科學的人如有興趣來收入些希臘，亞剌伯，日本的成分，尤其有意思，此外別的自然也都很多。我自己是喜雜學的，所以這樣的想，思想雜可以對治執一的病，雜裏邊卻自有其統一，與思想的亂全是兩回事。歸結起來說，寫雜文的要點第一思想宜雜，即不可執一，所說或極細小，而所見須大，反過來說時，假如思想不夠雜，則還不如寫正宗文章，庶幾事半而功倍也。

預備五張稿紙寫文章，只寫了第一點時紙已用去十分之九，於是這第二點只好簡單的說幾句而已。雜文的文章的要點，正如在思想方面一樣，也宜於雜，這理由是很顯明的，本來無須多說。現在寫文章既不用八大家的古文，純粹方言不但寫不出，記錄下來也只好通用於一地方，結果自然只好用白話文來寫。所謂白話即是藍青官話，原是南腔北調的，以聽得懂寫得出為標準，並無一定形式，結果變成一種夾雜的語文，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算是貶詞固可，說是褒詞亦無不可，他的真相本來就是如此。現今寫文章的人好歹只能利用這種文體，至少不可嫌他雜，最好還希望能夠發揮他的雜，其自然的限度是以能用漢字寫成為度。同樣的翻回去說一句，思想之雜亦自有其限度，此即是中國人的立場，過此則為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