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囤與茅屋

近日整理書架，有幾種舊雜誌，重複拿出來看一遍，覺得很有意思。這裏其一是飛驒考古土俗學會所編刊的《飛驒人》，其二是日本民藝協會的月刊《民藝》。

《飛驒人》發刊已有十年以上，我所有的只是第八九十年這三卷，以前的另冊六本而已。編輯人為江馬夫人三枝子女史，是知名的民俗學家。江馬修氏則是大正時代的小說家，短篇《小小的一個人》我於民國七年中譯出登在《新青年》上，差不多可以算是翻譯日本作品的開始，暑假時回南邊去，也帶了一冊《受難者》在火車上閱讀。近年江馬氏在家鄉寫了一部《山國的人民》，共有三冊，敘述飛驒在明治維新之初的事情，雖然分量較少，是可以與藤村的《黎明之前》相比的大著作。飛驒的都市固然已現代化，但是許多山村還保留不少封建時代的遺風，因此民俗調查更特別有意義，江馬夫人又多注意於女性生活，這是自然的卻也是難得的事。偶然得到三國書房出版的幾種叢書，讀了很感興趣，特別是江馬三枝子的《飛驒的女人們》，瀨川清子的《海女記》與《販女》，能田多代子的《鄉村的女性》。江馬夫人著書中有幾章曾在《飛驒人》上登載過，瀨川能田兩女史也都是常常寄稿的人，與這刊物很有關係的。《海女記》我曾經細細讀過，《飛驒的女人們》讀了更很有所感，最喜歡的是第一篇《草囤里》，敘述兒童期的暗淡狀況，為山村的辛苦生活的起頭，很想翻譯出來，但寫了幾行又復歇下了。草囤和名津不羅，飛驒地方的據插畫是一種小木桶，普通多束稻草蟠曲疊成之，坐小兒其中，吾鄉稱曰囤窠，唯用於冬日，夏則有坐車，他處或無區別也。文中說到了插秧什麼農忙時期，吃奶的小兒放入草囤里便擺在田塍的陰涼處，或者單獨留在家裏。原文有一節云：

“在江馬的長篇小說《山國的人民》第二部中，曾記着明治元年那時的革新的知事梅村速水微行觀察插秧時節的農村的事。半路上遇着大陣雨，梅村主從兩人跑進一家窮苦的農民家裏躲雨去。那時的情景這樣的寫着。——

家裏邊很暗，在梅村的眼裏全是灰黑色的。跑進去的地方是二弓左右高低不平的泥土地，左邊是一間並沒有馬的亂雜的馬房，因了馬溺以及腐爛的草的強烈的臭氣，家裏悶得透不過氣來。當面是一間比較寬闊，滿是灰塵，低的板地的廚房，在沒有火的地爐上面，有一根藤蔓制的粗糙的鉤子，從漆黑的屋頂直掛在那裏。板地上到處都是屋漏水，滴答滴答響着。

人是誰也不在。

梅村很有興味似的將這貧窮的空虛暗黑的家裏四面看到，忽然大張了眼。在裏邊黑而細的柱子旁邊，有一個用稻草編成桶形的草囤，裏面放着一歲左右的小兒。這嬰兒的小臉上看去黑黑的聚滿了蒼蠅。小兒一半睡着，卻又在發出像要消滅似的微細的咿咿的啼聲。看起來大概是小兒覺得蒼蠅討厭得很，早就用力的叫喊，可是蒼蠅看透了對手之無用，並不想走開，而且聞了乳花香來的只是加多，終於哭得倦了，也哭不出聲了，所以昏昏的半睡着，還在微微的發出絕望的悲鳴吧。

‘這可了不得，’剛嚷這一句，梅村就穿着草鞋跨上板地，一直走到草囤邊去。蒼蠅多少逃去了一點，可是大部分還黑黑的仍舊停留在小兒的臉上。他急忙打開扇子，在草囤上邊猛扇了兩三下，蒼蠅的黑色的一塊嗡嗡的叫着，這才離開了小兒的臉，紛紛的滿屋飛散了。

‘好凶的蠅呀，’隨從源八說，也看得有點呆了。

‘蠅固然凶，父母也凶呀。真虧他們會得把嬰孩這樣的拋棄着。’

‘因為田裏很忙的緣故吧。’

‘那是知道的。可是，無論怎麼忙，也該有什麼個辦法吧。或者背了小兒不能插秧也說不定，總之不該把小兒獨自拋在家裏，讓蒼蠅盡叮着的呀。’梅村生氣似的這樣說。回過頭去看時，蒼蠅的黑的一群又是圍住了小兒，一面嗡的叫着，在等機會想聚集到那乳花香的小臉上去。小兒仍是那麼像要消滅似的咿咿的啼哭着。他再用扇子去趕蒼蠅，不讓他們去襲擊小兒，一面差不多發怒似的喊道：

‘源八，快去找那父母回來。’

於是那正在插秧的母親叫了來，很被梅村知事叱責了一頓。被大人所罵了，母親非常惶恐，只是謝罪求饒。可是實際上並不明白，為什麼因了這一點事會得這樣的挨罵的呢。可不是這種事情向來就是如此，也並不見得這於小孩有什麼害處，而且也不曾聽說過蒼蠅有什麼毒，被蒼蠅叮了會得生病。村人聽了這件事，便說大人們只知道罵老百姓，把梅村看作無道的暴君似的，很是怨恨。

在《山國的人民》裏所寫的是明治維新之際的事情，可是這樣的事就是在現今只要走到山村裡去也可以見到許多。不久以前在某村提起這事，本地的村長以及重要的人都說，小時候被蒼蠅叮了，哭得轉不過氣來，所以長大了的時候都有好聲音，也會唱歌的呀，說著遊戲話，卻是承認了這個事實。”

上文所引的這節故事，我拿《山國的人民》來查，出在第二部《奔流》的第四章里，前後又講梅村收埋棄嬰，撰文立碑的事，這一章的題目恰又是“小小的一個人”，與二十六七年前的小說正是同名，在作者想必自有意義，我重讀一遍也頗有感慨，實亦只是寫此小文的一點意思而已。

我讀了《飛驒的女人們》，很想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特別是那第一章《草囤里》，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裏邊所記述的是日本中部山村農民—或是農婦生活的實情，介紹過來可以有一種誠實，親密之感，這是在別的普通的文章書本里所沒有的。近時盛行一句同甘共苦的話，鄙意以為同甘是頗淺薄的一件事，無論口惠而實不至的將來的甜蜜話毫不足信，就是確確實實的大家現在一起吃糖的照相也無甚意思，至多是可以引動兒童們的歆羨罷了，比較的重要而有意義的倒是共苦。古人有言，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可見共苦比同甘為容易。甘與爭競近，而苦則反相接引，例如魚之相濡以沫。我們聞知了別個的苦辛憂患，假如這中介的文字語言比較有力，自然發生同情，有吾與爾猶彼也，或你即是我之感，這是一種在道德宗教上極崇高的感覺。人們常說，亞細亞是一個。這話當然是對的，我也曾這樣說過，東亞的文化是整個的，東亞的運命也是整個的，差不多可以算作說明。但是這裏重要的是，文化的共同過去有事實證明，不過這也會得離散的，如不是現在再加以什麼維繫，而運命的共同如沒有事實的證明，則即在現在也還將不免成為空話，不會得大家的相信。現今最重要的是在事實上證明東亞人共同的苦辛，在這苦之同一上建立東亞團結的基本，共向著甘的方面突擊去，這才有些希望。日本的詩人文人從前常說到東洋人的悲哀，和西洋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的苦辛，我讀了很有感觸，覺得此是中日文藝以至一切關係的正當基調，從這裏出發，凡有接觸與調和都可以圓滿，若是以西洋本位的模擬為滿足，那麼回過東洋來只有優越，便與本洲全是隔膜，什麼都無從說起。在八年前與友人書中我曾說道，“我們要研究，理解，或談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賢哲來，聽聽同為人類同為東洋人的悲哀，卻把那些英雄擱在一旁，無論這是怎麼地可怨恨或輕蔑。”自己知道是少信的人，對於英雄崇拜缺少興味，但上邊的話亦不是完全亂道，想起米勒的名畫來，《拾落穗》與《晚禱》二圖所含意義甚大，總比大查理或那頗倫畫像更足以表現法國人民之生活與精神吧。我想翻譯介紹日本人民生活情形，希望讀者從這中間感到東亞人共同的苦辛，發出愛與相憐之感情，以替代一般宣傳與經驗所養成的敬或畏，要知畏固可轉憎，而敬亦即是遠也。唯是個人的意思慮難得眾人的贊可，亦不敢強為主張，《草囤里》之翻譯也就中止，這回因《飛驒人》而又提及，實亦是偶然的事也。

上邊閑話寫得太長了，關於《民藝》只能簡略的一說。月刊《民藝》創刊於昭和十四年四月，到本年一月已出到五十七號，我都保存着。日本民藝運動以柳宗悅氏為中心，開始於十八年前，至今已成立民藝館一所，雜誌於《民藝》外尚有《工藝》一種，書籍單行本甚多。柳氏為白樺派之一人，最初多論宗教問題，質樸可喜，我雖是門外漢亦喜讀之，繼而談朝鮮的藝術，又轉入民藝，其所著書大抵搜得。我對於民藝感覺興趣，其原由殆與民俗有關，唯自知不懂高級美術，正如不懂詩一樣，這恐怕也是別一緣由。民藝館所編有《日本民藝品圖錄》，凡四十四圖，我最喜歡，屢次翻看，彷彿都能領會，常有親近之感。又有一冊英文書，名曰“日本之民藝”，為國際文化振興會出版之一，論文出於柳氏之手，插圖十九枚亦均佳，我尤愛其中四張農家茅屋的照相，第四張那個茅檐白壁的門，門外兩旁種着豆麥，望過去真好面善似的，這固然異於城內的老家，可是似乎是一家親戚的門的幻想，卻是愈看愈深。看福原信三編的《武藏野風物》，百五十圖中也有不少相似的印象。這種宣傳可謂有效，比鐵筋洋灰的建築物更有說服人的力量，但是或者也太素樸一點了，在西洋式的宣傳上不合式，則在現代也就難得大家的採取與賞識者也。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