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左拉

英國藹理斯著HavelockEllis，Zola.（Affirmations，P.131-157，1898）

左拉的名字——一個野蠻的，爆發的名字，像是一個無政府黨的炸彈，——在噓聲與嗥叫之中滾來滾去的經過了這世紀的四分之一。在無論那一個文明國里，我們都聽到人家說起那個把文學拖到陰溝里去，那個出去揀拾街上的污穢東西放進書里給那些污穢的人們去讀的人。而且在無論那一個文明國里，都有數十萬的人讀他的書。

現在，他的畢生事業已經完成了。以前所引起的那種呼噪，同時也就大抵沉靜下去了。這並不是大家都已承認《路公麥凱耳叢書》著者的地位，只因當初迎他的風暴已經乏力，而且又已知道這件事至少有着兩面，正如別的一切問題一樣。這樣的一個時候，來平心靜氣地討論左拉的正確的位置，是頗適宜的。

那些絕對地反對左拉，而知道謾罵算不得辯論的人們所主張的根據，大抵是說左拉並非藝術家。這件事情在他們的議論里往往變成了理想主義對寫實主義的問題。理想主義這個字，照文藝批評家所用，似乎是指在藝術描寫上對於人生事實的一種小心的選擇，有些事實適於小說的描寫，有些別的事實是不很適用的；至於寫實派則據批評家看來是一個毫不別擇地把一切事實都拋進書里去的人。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法，因為那文藝批評家不曾明白地規定；他更不反問自己所主張的理想主義有多少只是傳統的，或者這表現的方法會影響我們到什麼程度。他對於自己不曾發這些疑問，我們也不必去問他，因為在左拉（或是在無論那一個所謂寫實派）是沒有這樣分別的。世上沒有絕對的寫實主義，只有理想主義之種種變相；唯一絕對的寫實當為一張留聲機片，輔以照相的插畫，彷彿是影戲的樣子。左拉是一個理想派，正如喬治珊特（GeorgeSand）一樣。他很多選取物質方面的材料，而且他選的很龐雜，這都是真的。但是選擇總還存在，凡有過審慎的選擇的便即是藝術。關於所謂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問題，我們不必勞心，——我真懷疑我們有無勞心之必要。現在的問題只是：那藝術家選擇了正當的材料么？他又曾用了該當的節制去選擇材料么？

這第一個是大的問題，而且至少在左拉這案件里，我想不是依了純粹的美學的根據可以解答得來的；第二個問題卻可以容易地解答。左拉自己曾經答過，他承認因了他的熱心，或者又因了他對於新得事實的特別的記憶力，（像是海綿的一個記憶力，如他所說，容易漲滿也容易空虛，）他常要走的太遠；他在書上太豐富地加上詳細的描寫。這種錯處與惠德曼（Whitman）所有的一樣，同樣的被熱心所驅迫。左拉費了極大的辛苦去搜求事實；他告訴我們怎樣翻閱神學家的著作，想得到質地和色彩去做那《穆勒長老的過失》（LaFautedeL'AbbeMouret），——這或者是他早年作品裏的最好的書。但是他做這個預備功夫，的確未必有茀羅倍耳（Flaubert）做《波伐理夫人》（MadameBovary）時用的那樣多，更不及茀羅倍耳做《薩闌波》（Salammb）時的關於加爾泰格（Carthage）的研究了。然而結果截然不同；一個藝術家憑了着筆的豐富繁重得到效果，別一個藝術家卻憑了謹慎的節制，只是選擇並側重於顯着重要之點。後者的方法似乎更速更深地達到藝術的目的。哈耳思（FransHals）的三筆抵得覃納耳（Denner）的千筆。豐富而精細的描寫可以感人，但是末后卻使人煩倦了。倘若一個人抱起他的兩個小孩放在膝上，無論他把萊諾耳放在右膝，亨利放在左膝，或是相反，這都沒有什麼關係；那人自己也未必知道，而且他的感情愈強，他也就愈不會知道。我們深厚地生活着的時候，我們外面生活的事實並不是精細密緻地呈現於心目；只有很少的幾點在意識中成為焦點，其餘的皆與下意識相連界。少數的事物在生活的每瞬間明顯地現出，其餘的都是陰暗的。超越的藝術家的本領在於他有卓識與大膽，能夠攫住並表示出每階段的這些亮點，把那連界的分子放在該當的從屬的地位。截不相像的戲曲家如福爾特（Ford）與伊勃生（Ibsen），截不相像的小說家如茀羅倍耳與托爾斯泰，都一樣地因了他們藝術效力的單純明顯能夠感人。左拉所採用的方法卻使這種效力極難得到。或者左拉的特殊藝術之最好的證明，在於他的善能中和那種繁重的筆法的惡結果之一種技能。在他的代表著作如《酒店》（L'Assommoir）《娜娜》（Nana）和《萌芽》（Germinal）里，他想在一群瑣屑或專門的事物上作出一個顯明的遠景，想從多種描寫中間造成一個單獨精密的印感，大抵都是安排得很巧妙的。現在即舉那煤坑伏婁（Voreux）為例，這差不多是《萌芽》中的主人公，比書中別的個人還要重要。描寫並沒有什麼趣味，但是都很精細，末了把那煤坑象徵作一個龐大的偶像，吃飽了人血，蹲伏在它的神秘的龕里。凡遇左拉要把伏婁提出來的時候，他便用這個公式。對於書中的別的物質腳色，也是如此，不過略輕一點。有時候寫着群眾，這個公式只是一句呼聲。在《娜娜》的精巧的結束里狂呼“到柏林去”的巴黎群眾即是如此，在《萌芽》裏呼噪要麵包的罷工的人們也是一樣。這與迭更司等所濫用的，一句話或一種手勢之狡獪的複述並不相同；乃是一種精心結構的重要語句的巧妙的操縱。左拉大約是第一個人，初次這樣精細整齊地採用這種主題到文藝里來，當作總結複雜的描寫，使讀者得到整個的印象之一種方法。他用這手段想減少他的作法的許多缺點而使複雜的記述得以集中。他有時候只須適宜地應用主題的複述，便可得到銳利而單純的印感。而且他又有時能夠丟掉他的詳細描寫的方法，得到強烈的悲劇的力量。默格拉的屍首被殘毀的一節，是以前小說里所不能描寫的場面。有了題材，左拉的處置是簡要有力而且確實，這隻有大藝術家才能如此。左拉是他的藝術範圍內的大家，《酒店》與《萌芽》——據我讀左拉的經驗，這似乎是他最精美的兩部著作，——便足以證明這句話了。這些作品與普通小說的關係，正如華格納（Wagner）的樂劇與普通的意大利歌劇相比一樣。華格納比左拉在藝術上達到更高的地位，他比左拉更能完全把握住他所取在手中想要融合的一切原質。左拉還未曾徹底明白地看到科學的觀點，以及與小說融和的能力之限度；他又未曾完全確實地看定藝術的目的。在他的龐大的文學的建築之中，他留下太多的木架矗立在那裏；書中有太多的只是粗糙的事實，還未製作成藝術的那些東西。但是，即使左拉不是世界最大藝術家之一，我不相信我們能夠否認他是一個藝術家。

但是從純粹的藝術觀點上來看左拉，實在是幾乎等於不曾看見他。他在世界上以及文學上的重要關係並不全在他的運用材料的方法，——例如在龔枯爾兄弟（Goncourts），便是重在這一點，——而在於材料本身與所以使他選擇這些材料的心機及思想。那些一大堆的大冊即是一種獨創的豐富的氣質之火山的噴出物。要想理解那些書，我們必須先一研究這個氣質。

在左拉身內，積蓄着一種豐裕而混雜的民族的精力。含有法國意大利希臘的分子，——母親是法國波思中部的人，其地生產五穀較智慧為多，父親系意大利希臘的混血種，是一個工學的天才，具有熱烈的魄力與偉大的計畫，——左拉一人很奇異的混合了各種才力，不過這或者不是一種很好的混合。我們覺得父親里的工程師性質在兒子裏也很有勢力，不必一定由於遺傳，或者只因幼年的接近與熟習所以如此。少年的左拉是一個柔弱的小孩，也不是成績很好的學生，雖然他有一回得到一個記憶力競爭的獎賞，那時他所表示出來的才能是在科學方面；他並沒有文學的傾向。他之所以從事於文學，似乎大半因為在一個窮苦的書記的手頭，只有紙筆最便，可以運用罷了。在他的著作上我們仍能偵察出工學的傾向來。正如赫胥黎的天性都傾向於工學，常在生理學裏尋求有機體的結果，所以左拉也常在尋求社會有機體的結果，雖然他的科學訓練不很充足。路公麥凱耳家的歷史乃是社會數學的一種研究：假定某家族有什麼特性，那麼兩種特性接觸有怎樣的遺傳的結果呢？

因此造成左拉的性格者先有這兩個主因，其一是這民族性的奇異的混合，有如一片沃土，只須有新的種子即能生長，其二是那從工學的及物質的觀點觀察一切之本能的傾向。此外在幼年時代又加上第三個主因，在三者之中實最重要。左拉在他父親死後，從童年直到少年，非常貧苦，幾乎窮到受餓，這正是體面人的可怕的貧窮。他的著作的性質與他對於人世的觀察顯然很受幼時長期飢餓的影響。那個怯弱謹慎的少年，——因為據說左拉在少年及壯年時代都是這樣的性質，——同着他所有新鮮的活力被關閉在閣樓上，巴黎生活的全景正展開在他的眼前。為境遇及氣質所迫，過着極貞潔清醒的生活，只有一條快樂的路留下可以享受，那便是視官的盛宴。我們讀他的書，可以知道他充分地利用，因為《路公麥凱耳叢書》中的每冊都是物質的觀象的盛宴。

左拉終於是貞潔，而且還是清醒，——雖然我們聽說在他質素的午餐時，他那陰鬱乖僻的面色轉為愉悅像是饕餮家的臉一般，——但是這些早年的努力，想吸取外界的景象聲音，以及臭味，終於成為他的一種定規的方法。划取人生的一角，詳細紀錄它的一切，又放進一個活人去，描寫他周圍所有的景象，臭味與聲音；雖然在他自己或者全是不自覺的，這卻是最簡單的，做一本“實驗的小說”的方劑。這個方法，我要主張，是根於著者之世間的經驗而來的。人生只出現為景象聲音臭味，進他的閣樓的窗，到他的面前來。他的心靈似乎是中心餓着，卻駐在五官的外面。他未曾深深地嘗過人生的味，他並不積下純粹個人的感情的泉，大藝術家都從這裏汲起寶貴的液，即以作成他們作品中的清澈的活血。在這一點上，他與現代的別個大小說家，——也是一個全世界有影響的火山性的威力，——怎樣地不同呵！托爾斯泰在我們面前，顯出是一個曾經深沉地生活過的人，對於人生懷着一個深廣的饑渴而已經滿足了這個饑渴的人。他熱望要知道人生，知道女人，酒的快樂，戰爭的凶暴，田間農夫的汗的味道。他知道了這些東西，並不當作做書的材料，只是用以消融個人的本能的欲求。在知道這些的時候，他就積蓄下許多經驗，日後做書時逐漸取用，因此使那些作品有那種特別動人的香味，這隻在往昔曾經親自生活過的事物才能如此。左拉的方法卻正是相反；他想描寫一所大房子的時候，他坐在孟尼亞先生的宮殿似的住宅外面，獨自想像屋內華麗的陳設，到後來才知道自己所寫都與事實不符；在寫“娜娜”之前，他託人介紹去見一個妓女，總算同她吃了一餐午飯；他在《潰敗》（LaDébcle）里記述一八七〇年的戰事，他的勤勞的預備只是限於書本文件以及間接的經驗；他要描寫勞工的時候，他跑到礦里和田間去，但是似乎不曾作過一天的工。左拉的文學方法是一個暴發戶——想從外邊挨擠進去，不曾坐在生活的筵邊，不曾真實地生活過的人的方法。這是他的方法的弱點。這卻又是他的好處。在左拉著作里沒有像托爾斯泰著作里所有的那種饜足之感。我們因此可以了解，為什麼托爾斯泰自己推許左拉為當時法國真是有生氣的一個小說家，雖然他們的文學方法是如此不同。那個受餓的少年，眼巴巴地望着可見的世界，因了他理智的貞潔獲得了一種報酬；他保存了他的對於物質的東西的清楚的視力，一種熱心的，沒有滿足的，無所偏倚的視力。他是一個狂熱信徒，在他的忠誠於人生的各方面這一點上。他歷來像古代小說里的最勇的武士為他的愛人名譽而戰一樣地爭鬥，也曾受過侮辱比他們所受的更多。他在一篇論文裏極憤怒地叫道，“他們把我們的廁所都裝鐵甲了！”這便是那狂信者嚴肅的決心的一個妙例，不準有什麼障隔設立起來，以致隔絕外界的景象與臭味。他的對於人生之強烈的饑渴將她那新鮮的元氣與不可壓伏的活力給與他的著作了。

關於這個不曾滿足的活力，事實真是如此，正如關於這些活力所常有的事；這雖然犧牲了所能有的優美，卻因此保存了她的壯健。在他的猛烈的視力與其“工作，工作，工作！”的福音里，都含有一點苦味。這令人想起一種狂暴的攻城，在攻者也已熟知這城是上不去的。人生並不是只靠感覺所能了解；在那裏常有些東西，即使竭盡耳鼻目力都不能攫住的；一個平衡的心靈，並不單靠五官的記憶，卻又靠那運動的與情緒的活力之滿足，才能建造起來。這個重要的事實，即使我們在想說明左拉事業內積極的原素的時候，也必當面着的。

左拉對於他同時的以及後代的藝術家的重要供獻，以及他的給予重大激刺的理由，在於他證明那些人生的粗鄙而且被忽視的節目都有潛伏的藝術作用。《路公麥凱耳叢書》在他的虛弱的同胞們看來，好像是從天上放下來的四角縫合的大布包，滿裝着四腳的鳥獸和爬蟲，給藝術家以及道德家一個訓示，便是世上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說是平凡或不凈的。自此以後別的小說家因此能夠在以前決不敢去的地方尋到感興，能夠用了強健大膽的文句去寫人生，要是沒有左拉的先例，他們是怕敢用的；然而別一方面，他們還是自由地可以在著作上加上單純精密與內面的經驗，此三者都是左拉所沒有的特色。左拉推廣了小說的界域。他比以前更明確更徹底地把現代物質的世界拿進小說里來，正如理查特孫（Richardson）把現代的感情世界拿進小說來一樣，這樣的事業當然在歷史上劃一時代。雖然左拉有許多疏忽的地方，他總給予小說以新的力量與直截說法，一種強健的神經，——這固然不易得到，但得到之後我們就可以隨意地使它精鍊。他這樣做，差不多便將那些崇奉小說家訣竅的不健全的人們，那些從他們的空虛里做出書來，並沒有內面的或外面的世界可說的人們，永遠地趕出門外去了。

左拉的喜歡詳細描寫，的確容易招人嚴厲的攻擊。但是我們如不把它當作大藝術看，卻看作小說的進化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那麼它的描寫也就自有理由了。這樣猛烈地去證明那全個現代的物質世界都有藝術的用處這個主張或能減少著者的技巧之名譽，但這卻的確地增加主張的力量了。左拉的詳細描寫——那個浪漫運動的遺產，因為他正是這運動的孩兒，——很公平地普及於他所研究的人生的各方面，礦中的工作，巴拉都山的植物，以及天主堂的儀式。但是反對派所攻擊最力者，並不在於這些無生物的描寫與人類之工業及宗教活動的精細記述。他們所反對的卻在左拉之多用下等社會的言語以及他的關於人類之兩性的及消化作用的描寫。左拉多用隱語——民眾的隱語，——在研究下等社會生活的《酒店》內最多，其餘的書里較少一點。《酒店》一書在許多方面是左拉最完全的著作，它的力量大部分在於他的能夠巧妙地運用民眾的言語；讀者便完全浸在如畫的，強健而有時粗鄙的市語的空氣中間。在那書里，雜亂重複地裝着許多粗話惡罵以及各種不同的同意語，未免缺乏一種藝術上的節制。但是那些俗語達到了左拉所求的目的，所以也就自有存在的價值了。

我們把這個運動看作對於過分的推敲之一種反抗，覺得更有關係。那種修辭癖主宰法國言文將近三百年，一面把它造成細緻精密的言語，適宜於科學的記述，卻因此也使它變壞，若與最於左拉有影響的古典文學家拉布來（Rabelais）蒙丹尼（Montaigne）或莫理哀耳（Molière）所用的言語相比，便覺得缺少彩色與血了。十九世紀的浪漫運動的確將彩色加進言語裏去了，但不增加進什麼血去；而且這又是一種外來的熱烈的彩色，不能永久地滋養法國言語的。因過於精鍊而變成貧血的言語，並不是用了外來的奢侈品所能治療，只有增加言詞的滋養成分才行；左拉走到人民的俗語裏去，這路是很對的，因為那些言語大抵是真正古典的，而且常是非常壯健。他有時的確不很仔細，或者不很正確地運用市語，有時把只是暫時發生的言詞過於看重。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在給俗語以文學上的位置與聲勢；——這些文句雖然原有可驚的表現力，卻被大家非常看輕了，只有一個第一流的而且又有無比的大膽的文人才敢把它們從爛泥里拾起來。這件事左拉已經做了；在他後面的人就很容易補他的不足，去加以審慎與判斷了。

左拉的關於兩性的及消化機能之寫法，如我所指出，最受批評家的攻擊。我們稍一思索，即知這兩種機能正是生活的中心機能，飢與愛之兩極，全世界即繞之而旋轉的。在平常社會表面的交際上，我們所想要逐漸地粉飾隱藏過去的東西，正是這兩種機能方面的事情，這也本是自然的。說及這兩方面，常有一種省略及迂迴之傾向；在社會上，這個影響未嘗有害，而且還是有益。但是它的勢力還不斷的伸到文學上來，於是這就很有害了。有幾個大著作家，都是第一等的古典文學家，因為反抗這個傾向，也就走到兩極端去。第一種是“糞便隨喜”（Coprolalia），常喜講及兩便，這在拉布來可以看出若干，在那半狂的斯威夫德（Swift）更為明了；這種癖氣，如完全發達，將成為一種不可抑制的本性，有些狂人就是如此。第二種是“意淫”，常是環繞着性的事情，卻又很膽怯的不敢直達；這種暗摸婦女裙袋的態度在斯登（Sterne）里找到文學上的最高代表。同糞便隨喜一樣，這種意淫到了不可抑制，也是狂人的一種特徵，使得他們到處都看出色情來。但是這兩種極端的傾向並不見得與最高的文藝不能相容。而且它們的最顯著的首領都是教士，上帝的照例的代表。無論左拉在這兩方面如何放肆，他總還在普通所承認為好社會的裏面。他在這幾點上不曾追上拉布來長老，斯威夫德主教與斯登教士；但他有點失了均衡的藝術之節制，那是無可疑的。在這一面他過重營養方面的醜惡的事，在那一面又帶了貞潔生活之怯弱的遐想，過重肉的生活之暴露。他這樣做的確不免表示出他藝術的一種軟弱，雖然他推廣文藝的用語與題材的範圍之功績並不因此有所減少。我們如記住有許多文藝界的有冠帝王都同左拉一樣地走近這些題材，卻比他更不端莊，我們就覺得關於這個問題更不必對他多所吹求了。

推廣用語的範圍是一件沒有人感謝的事，但年長月久，虧了那些大膽地採用強健而單純的語句的人們，文學也才有進步。英國的文學近二百年來，因為社會上忽視表現，改變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言詞之傾向，狠受了阻礙。倘若我們回過去檢查屈塞（Chaucer），或者就是莎士比亞也好，便可知道我們失卻了怎樣的表現力了。實在我們只須去看我們的英文聖書。英文聖書的文藝上的力量，大半在於此二者：其一是它的非意識的講究風格，這個要求在成書的那時候恰巧正佈滿世間；其一是它的用語的簡單直截無所羞恥的魄力。倘若發見聖書這件事留下給我們來做，那麼無論那一種英譯本將非由非公開的學會定價很貴地出版不可，因為恐怕落在英國夫人們的手裏。這是我們英國人喜歡調停的緣故，所以在一禮拜的一天裏可以把一把鐵鏟叫作鐵鏟，但在別的時候卻斷乎不可；我們的鄰人他們的心思組織得更是合理，稱這種態度作“不列顛的假道學”。但是我們的心的隔壁還是水泄不通的堅固，大概說來，我們實在比那沒有聖書的法國人還要弄得不行。例如我們幾乎已經失卻了兩個必要的字“肚”與“腸”，在《詩篇》中本是用得很多而且很美妙的；我們只說是“胃”，但這個字不但意義不合，至少在正經的或詩趣的運用上也極不適宜。凡是知道古代文學或民間俗語的人，當能想起同樣地單純有力的語句，在文章上現已消失，並不曾留下可用的替代字。在現代的文章上，一個人只剩了兩截頭尾。因為我們拿尾閭尾做中心，以一呎半的半徑——在美國還要長一點，——畫一圓圈，禁止人們說及圈內的器官，除了那打雜的胃；換言之，便是我們使人不能說著人生的兩種中心的機能了。

在這樣境況之下，真的文學能夠生長到什麼地步，這是一個疑問，因為不但文學因此被關出了，不能與人生的要點接觸，便是那些願意被這樣地關出，覺得在社會限定的用語範圍內很可自在的文人，也總不是那塑成大著作家的勇敢的質料所製造出來的了。社會上的用語限定原是有用的，因為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員，所以我們當有一種保障，以免放肆的俗惡之侵襲。但在文學上我們可以自由決定讀自己願讀的書，或不讀什麼亦無不可；如一個人只帶着客廳里的話題與言語，懦怯地走進文藝的世界裏去，他是不能走遠的。我曾見一冊莊嚴的文學雜誌輕蔑地說，有一女子所作某小說乃論及那些就是男子在俱樂部中也不會談着的問題。我未曾讀過那本小說，但我覺得因此那小說似乎還可有點希望。文學當然還可以墮落到俱樂部的標準以下去，但是你倘若不能上升到俱樂部的標準以上，你還不如坐在俱樂部里，在那裏談天，或者去掃外邊的十字路去。

我們的大詩人大小說家，自屈塞至菲耳丁（Fielding），都誠實勇敢地寫那些人生的重大事實。這就是他們之所以偉大，強壯地健全，光明地不朽的故。設若假想在他們並沒有含着什麼勇敢，那是錯了；因為雖然他們的言語比現在更為自由，他們敢於模造那個言語使適用於藝術，使文藝更與人生接近，卻已超過他們的時代了。這就是在屈塞也是如此；試把他與他同時以及後代的人相比較，試看他怎樣地想和緩讀者的感受性，消除“高雅”人們的抗議。在無論什麼時期，沒有偉大的文學不是伴着勇敢的，雖然或一時代可以使文學上這樣勇敢之實現較別時代更為便利。在現代英國，勇敢已經脫離藝術的道路，轉入商業方面，很愚蠢地往世界極端去求實行。因為我們文學不是很勇敢的，只是幽閉在客廳的濁空氣里，所以英國詩人與小說家沒有世界的勢力，除了本國的上房與孩兒室之外再也沒人知道。因為在法國不斷地有人出現，敢於勇敢地去直面人生，將人生鍛接到藝術里去，所以法國的文學有世界的勢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都能承認它的造就。如有不但精美而且又是偉大的文學在英國出現，那時我們將因了它的勇敢而知道它，倘或不是憑了別的記號。

言語有它極大的意義，因為這是人的最親密的思想的化身。左拉的風格與方法都很單調，倘若我們知道了他的秘密，這種單調便將使他的書不堪卒讀；書中所說的主旨也總是一樣：便是自然生活的精力。凡是壯健者，凡是健全地豐滿者，無論健全的與否凡是為猛烈的生活力所支配者，關於這些事物左拉總是說不厭的。《土地》（LaTerre）的絕妙的開場，描寫少女趕一頭春情暴發的母牛，往養着種牛的田莊去，隨後又引她安靜的回來，這一節文章可以象徵左拉的全個宇宙觀了。一切的自然的力，在他看來都是迫於生殖欲而奔竄，或是滿足了慾望而安息。就是那大地自身，在《萌芽》的結末里說，也孕着人類，在土內逐漸萌芽，到了一日便從坑中擁出，重新這老世界的垂亡的生命。在人與動物，機械以及一切物質上表現出來的自然力，永遠在那裏受孕與生殖：以這個意思為主，左拉確是收了他最大的效果，雖然其構成的分子分別看來並不是怎樣優美，或有精微的見解，或是特殊的新奇。

我們在論左拉的時候，總常要想到這一件事：左拉所想做的事，大抵都有比他更能幹的藝術家更好地做成了。龔枯爾兄弟推廣言語的範圍，並及於特殊俗語，而且用了更精美雖然也更朦朧的藝術，直面左拉所面過的那些事實；巴爾札克（Balzac）創造同樣眾多而且活現的一群人物，雖然大半都從他的空想中取出；於斯曼（Huysmans）能夠更巧妙地把奇異或穢惡的景象印進人家腦里；托爾斯泰更深地實現出人生來；茀羅倍耳是大膽地自然主義的，而又有着那完全的自制力，這本是應與大膽同具的東西。在茀羅倍耳那裏我們又看出與左拉相同的一種冷峭。

這個冷峭是左拉著作的一種獨有的特色。這正是那冷峭的力量，使他的著作具有那種優越與深刻。冷峭可以說是左拉著作的靈魂，他的對於人生的態度之表示。這個原因大抵與別的特色一樣，由於他早年的貧窮以及與人生經驗的隔離。在他揭出人間的殘酷利己與卑劣的寫法上有種凶厲的公平，一個被關出在外的人的公平。他的冷峭之酷烈在這裏卻與他的自製相等。他把冷峭集中於一言一笑一動的上面。左拉的確相信一個改革過的或竟是革命過的未來社會，但是他沒有什麼幻覺。他只照他所見寫下一切的情形。他對於勞動階級並無特別感情，他不曾寫璞玉般的人們。這在《萌芽》裏邊很是明了。在這書里現代資本主義問題的各面都曾說及，那些溫和的股東階級，不能夠想到此外有一個社會，大家不能靠花紅過日或者有時做點慈善事業的社會；那些官吏階級，懷着言之成理的意見，以為他們是社會所必需，責在彈壓工人，維持秩序的；還有那些工人，有些變成兇惡，有些像啞口畜類地受苦，有些攀住了頭領，有些狂暴的反抗，少數則盲目地奪爭想得公道。

在左拉的公平里沒有什麼漏洞；《萌芽》裏的主人公闌提亞——那個煽動家，誠實的反抗迫壓，心裏卻是無意識地有着中產階級的思想，——的性格逐漸的發達，似乎寫得非常的正確。照左拉看來一切都是一個壞的社會組織的犧牲，自為奴的工人以至過飽的廠主：唯一的合理的辦法是大掃除，把糠和稻草一併燒卻，重新耕地，長出優美壯健的種族來。這是左拉的態度之當然的結論，因為他看現代社會是一個極端惡劣的集團。他對於世間男女的哀憐是無限的；他的輕蔑也是一樣地無限。只有對於動物，他的憐惜才不雜着輕蔑；有幾節最可記念的文章都是講着動物的受苦。新的耶路撒冷會成立起來，但那蒙穌的礦工決不會走到；他們將在路上爭奪那中等階級的小而氣悶的別莊了。左拉把他的可憐而無情的冷嘲傾倒在柔弱無能多有過失的人之子的頭上。因了這個道德的力，與他的火山似的豐富的才相聯合，才使他的影響出於別個藝術家之上，雖然比較起來他們要比他更為偉大。

以後世間未必還是繼續讀左拉的書罷。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但是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之後，他還當仍有他的興味。將來可以有許多材料，特別在日報裏邊，供給將來的史家去重新造出十九世紀後半的社會生活。但是那材料太多了，所以將來的史家或者要比現代的更為固執而且偏頗。想要得到那時期的重要方面的一個活現公平的圖畫——就大體上說，是一個誠實的圖畫，——雖然是從外面看去，卻是同時代的人所寫，把所有機密或醜惡的事情都描畫出來，未來的讀者最好是去找左拉了。倘若有一個十三世紀的左拉，我們將怎樣喜歡呵！我們將提心弔膽的讀黑死病的記事，其描寫之精密有如《酒店》中的十九世紀的酒精中毒。古代農奴生活的故事，同《土地》那樣詳細的記錄下來，當有不可比量的價值。倘若當時有了一部《銀》（L'Argent），古代的商人與重利盤剝的債主的情形在現在當不至那樣地朦朧不明了。修道院與禮拜堂還有一部分保留至今，但是沒有《萌芽》這樣的書存在，告訴我們那些鑿取石材，堆垛起來，加以雕刻的人們的生活與思想。這樣的記錄怎樣的可寶貴，我們只要想起屈塞的《坎德伯利故事》小引的無比的興味，就可以明白了。但是我們子孫的子孫，心中蓄着同樣的情感卻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環境裏，將在《路公麥凱耳叢書》的書頁上，得以重複置身於滅沒的世界之奇異遼遠的事情之中。這是古代小說里的怎樣古怪而且可怕的一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