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分 補樹書屋舊事

第四分 補樹書屋舊事

一緣起

前幾時有一位在東北遠處的中學教員寫信來問我,魯迅“抄碑文”的目的何在,方法如何等等,我仔細的寫了一封信回答了他。話雖如此,也不見得能說得仔細,那是民國初年的事情,年代相隔頗久了,有如書桌的一隻多年不用的抽屜,裏邊收着的東西多半忘記了,抽開來翻一下,才能慢慢的回想出來。因了談抄碑文,我把紹興縣館的一段舊事記了起來,因為抄碑的工作都是在縣館的補樹書屋所做的,有些事情比較記得清楚的,略記數則,總名便叫作“補樹書屋舊事”。

紹興縣館原名山會邑館,是山陰會稽兩縣的會館,紹興府屬八縣另有會館在虎坊橋,名為越中先賢祠,清末廢除府制,府城內的山會兩縣合併為紹興縣,這邑館也就改稱為紹興縣館了。不明白是什麼緣故,有些人不喜歡紹興這名稱,魯迅也是一人,他在文章中常稱這縣館為S會館,人問籍貫也總只說是浙江。虎坊橋的會館名為越中先賢祠,難道李越縵等人也是這個意思么?前清時因為部吏和師爺的關係,紹興人在北方民間少有好感乃是實情,但魯迅等人的討厭紹興的名稱或者還是因為小康王的關係,在杭州設了小朝廷,還要擺架子自稱紹興,把這庸俗的年號硬給人做地名,這的確是有點可厭的。

二會館

紹興縣館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北頭,這地段不算很好,因為接近菜市口,幸而民國以後不在那裏殺人了,所以出入總還是自由清凈的。會館在路西,門額是魏龍藏所寫,他是魯迅的父親伯宜公的朋友,或是同案的秀才吧,伯宜公曾幾次說起他過,但他一直在外,在寫匾時不知是否在張勳的幕中。進門往南是一個大院子,正面朝東一大間,供着先賢牌位,這屋有名稱,彷彿是仰蕺堂之類,卻不記得了,裏邊是什麼樣子我也不知道,因為平時關閉着,一年春秋兩次公祭,擇星期日舉行,那一天魯迅總是特別早起,在十點前逃往琉璃廠,在幾家碑帖店聊天之後,到青雲閣吃茶和點心當飯,午後慢慢回來,那公祭的人們也已散胙回府去了。這堂屋南偏有一條小弄堂,通到堂后的小院子,往北跨過一個圓洞門,那裏邊便是補樹書屋了。順着弄堂再往前去,後面還有房屋,我也沒有去看過,雖然是在前一進里住過三年。那大概是一間樓房,因為這名為希賢閣,恐怕是供着什麼文昌魁星之類吧,向來空着沒有人住。我不知道仰蕺堂而記得希賢閣的名字,這是另有理由的,因為在舊日記中記有這個名字。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勳復辟,不久討逆軍進逼京城,城裏的人紛紛逃難,有同鄉的官僚來住在閣下,大家不答應,要趕他出去,因此那閣名也就記了下來了。

三樹

會館裏的住人要驅逐逃難的官僚,本來也是小事,但是這與補樹書屋很有關係,所以要說一下。舊日記云:

“七月六日晴,下午客來談。傍晚悶熱,菖蒲溇謝某攜妾來住希賢閣下,同館群起責難,終不肯去,久久始由甘某調停,暫住一夕。”大家反對的理由並不在官僚,而是由於攜妾,因為這會館是特別有規定,不準住家眷以至女人的,原因是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經在會館裏弔死了。弔死的地方即是補樹書屋,不在屋裏而是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現在圓洞門裏邊一棵大槐樹,婦女要上吊已經夠不着了,但在幾十年前那或者正是剛好,所以可能便是那一棵樹。這女吊的故事害得謝某不得不狼狽的搬出,可是對於魯迅卻不無好處,因為因此那補樹書屋得以保留,等他來住,否則那麼一個獨院,早就被人佔先住了去了。這院子前面是什麼堂,後邊是希賢閣,差不多處在鬼神窩中,原是夠偏僻冷靜的,可是住了看也並不壞,槐樹綠陰正滿一院,實在可喜,毫無弔死過人的跡象,缺點只是夏秋之交有許多槐樹蟲,遍地亂爬,有點討厭,從樹上吐絲掛下來的時候,在空中擺盪,或戲稱之曰弔死鬼,這又與那故事有點關聯了。“補樹”不知道是什麼故典,難道這有故事的槐樹就是補的么?總之這院子與樹那麼有關係,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四抄碑的房屋

補樹書屋本身是朝東一排四間房屋,在第二間中間開門,南首住房一間,北首兩間相連。院中靠北牆是一間小屋,內有土炕,預備給傭工居住,往東靠堂屋背後一條狹弄內是北方式的便所,即是蹲坑。因為這小屋突出在前面,所以正房北頭那一間的窗門被擋住陽光,很是陰暗,魯迅住時便索性不用,將隔扇的門關斷,只使用迤南的三間。這裏邊的情形,我所能說的只是在民六春天我到北京以後所看見的事,以前自然是別一種佈置,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沒有什麼可說。魯迅在搬到補樹書屋之前,還在會館北部的什麼藤花館住過,但那我更不能知道,或者去查魯迅自己的日記,可以得知年月大概。《魯迅日記》已經發表,有些事情我不再去查考援引它,因為那已是周知的文獻,用不着再來做文抄公的工作,這裏只是憑自己的見聞記憶來說,說不定會有點出入。抄碑文的事開始於民國四年,我那時也不在北京,但這抄碑一直抄到民國八九年,有一大段是我看見的,所以可以一說。

五抄碑的目的

魯迅抄碑就在補樹書屋那兩間房裏,當初是在南偏,後來移到北邊的一間去了。他從民國元年被蔡孑民招了去,在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里任職,隨後跟了教育部移到北京來,一直是僉事兼科長,不曾有什麼調動。洪憲帝制活動時,袁世凱的特務如陸建章的軍警執法處大概繼承的是東廠的統系,也着實可怕,由它抓去失蹤的人至今無可計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們反對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設法逃避耳目,大約只要有一種嗜好,重的嫖賭蓄妾,輕則玩古董書畫,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於小鳳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魯迅的一班朋友如許壽裳等如何辦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們打麻將總是在行的,那麼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魯迅卻連大湖(亦稱挖花)都不會,只好假裝玩玩古董,又買不起金石品,便限於紙片,收集些石刻拓本來看。單拿拓本來看,也不能敷衍漫長的歲月,又不能有這些錢去每天買一張,於是動手來抄,這樣一塊漢碑的文字有時候可供半個月的抄寫,這是很合算的事。因為這與謄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別漢碑又多斷缺漫漶,拓本上一個字若有若無,要左右遠近的細看,才能稍微辨別出來,用以消遣時光,是再好也沒有的,就只是破費心思也很不少罷了。

六抄碑的方法

抄碑的目的本來也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凱的狗腿看了覺得這是老古董,不會顧問政治的,那就好了。直到復辟打倒以後,錢玄同和他辯論那麼一場之後,這才開始活動起來。那場辯論也正是在補樹書屋的槐樹下進行的。他的抄碑的起因既然如此,那麼照理在袁世凱死後,即是從民國五年下半年起可以停止不再抄了,可是他還是繼續抄下去,在民國七年給《新青年》寫稿之前,他所忙着寫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最初抄碑雖是別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發生了一種校勘的興趣,這興趣便持續了好幾年,後來才被創作和批評的興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來和王蘭泉的《金石萃編》對比,看出書上錯誤的很多,於是他立意要來精密的寫成一個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廣,共幾行,每行幾字,隨後按字抄錄下去,到了行末便畫上一條橫線,至於殘缺的字,昔存今殘,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別註明。從前吳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孫的《績語堂碑錄》,大抵也用此法,魯迅採用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預定的自漢至唐的碑錄如寫成功,的確是一部標準的著作,就是現存已寫的一部分我想也還極有價值。

七貓

這三間補樹書屋的內部情形且來說明一下吧。中間照例是風門,對面靠牆一頂畫桌,外邊一頂八仙桌,是吃飯的地方,桌子都極破舊,大概是會館的東西。南偏一室原是魯迅住的,我到北京的時候他讓了出來,自己移到北頭那一間裏去了。那些房屋都很舊式,窗門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紙,沒有玻璃,到了夏季上邊糊一塊綠的冷布,做成卷窗。我找了一小方玻璃,自己來貼在窗格裏面,可以望得見圓洞口的來客,魯迅的房裏卻是連冷布的窗也不做,說是不熱,因為白天反正不在屋裏。說也奇怪,補樹書屋裏的確也不大熱,這大概與那槐樹很有關係,它好像是一頂綠的大日照傘,把可畏的夏日都擋住了。這房屋相當陰暗,但是不大有蚊子,因為不記得用過什麼蚊香,也不曾買有蠅拍子,可見沒有蒼蠅進來,雖然門外面的青蟲很有點討厭。那麼舊的屋裏該有老鼠,卻也並不見,倒是不知道誰家的貓常來屋上騷擾,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覺。查一九一八年舊日記,裏邊便有三四處記着“夜為貓所擾,不能安睡”。不知道《魯迅日記》上有無記載,事實上在那時候大抵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小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們打散,但也不能長治久安,往往過一會兒又回來了。《朝華夕拾》中有一篇講到貓的文章,其中有些是與這有關的。

八避辮子兵

住在補樹書屋這幾年中間,發生過的大事件是帝制與復辟兩事。民六的上半年黎段關係鬧得很僵,結果是公民團包圍議院,督軍團逼迫總統,而督軍團的首領又是有辮子的張勳,這情形是夠嚇人的了。張勳進京以後,六月末我往北大替魯迅借《海錄碎事》,去訪蔡孑民,問他意見怎樣,他只說“如不復辟我不離京”,但是過了三四天,即七月一日,那一天是星期,起來得較晚,傭工送臉水來,說外邊掛龍旗了。魯迅的朋友中有些想南下,可是走不成,有些預料這事不久就了,只消避一下子,等得討逆軍起來,大家就安了心,雖然對於段的印象一直也是不好。六日有過希賢閣的一劇,便是有人從熱鬧地方逃到會館來避的一例。可是會館地方也太偏僻,兵火不打緊,辮子兵的騷擾倒很可怕,魯迅就同了些教育部的朋友,於七日移到東城船板衚衕的新華飯店裏,因為那天上午有飛機來丟了一個炸彈在宮城裏面,所以情形陡然緊張起來了。十二日晨四時半,大家都還睡着,我上便所去,突然聽得炮聲一響,接着便大打起來,一直到下午二時槍炮聲沒有斷絕。這中間辮子兵在天壇的先被解決,南河沿的張勳宅放火自燒,他坐汽車飛奔交民巷,投了荷蘭公使館,這一件事就完畢了。十四日從飯店搬回會館去。這些事在《魯迅日記》上當然也有記錄,現在只從我所記得的來說罷了。

九金心異

在張勳復辟之前,魯迅繼續在抄碑,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但在這事件以後,漸漸發生了一個轉變,這事他自己說過,是由金心異的一場議論起來的。金心異即是林琴南送給錢玄同的別名,魯迅文中那麼說,所以這裏也沿用了,雖然知道的人或者並不多了。錢玄同和魯迅同是章太炎的學生,常看他與太炎談論,高興起來,指手畫腳的,連坐席也會移動,所以魯迅叫他諢名為“爬來爬去”,後來回國在浙江師範,在讀音統一會,都是一起,所以本是熟識的。但是在那時代大家都是好古派,特別在文字上面,相見只有關於師友的事情可談,否則罵一般士大夫的不通,沒有多大興趣,來往因此不多。來了這一個復辟,大家受到很大的激刺,覺得中國這樣拖下去是不行的,這個趨勢在《新青年》雜誌上也發現了出來。

錢玄同從八月起,開始到會館來訪問,大抵是午後四時來,吃過晚飯,談到十一二點鐘回師大寄宿捨去。查舊日記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來了三回,九月以後每月只來一回。魯迅文章中所記談話,便是問抄碑有什麼用,是什麼意思,以及末了說“我想你可以做一點文章”,這大概是在頭兩回所說的。“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滅這鐵屋的希望,”這個結論承魯迅接受了,結果是那篇《狂人日記》,在《新青年》次年五月號發表,它的創作時期當在那年初春了。

一〇新青年

在與金心異談論之前,魯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並不怎麼看得它起。那年四月我到北京,魯迅就拿幾本《新青年》給我看,說這是許壽裳告訴的,近來有這麼一種雜誌,頗多謬論,大可一駁,所以買了來的。但是我們翻看了一回之後,也看不出什麼特別的謬處,所以也隨即擱下了。那時《新青年》還是用的文言文,雖然漸漸你吹我唱的在談文學革命,其中有一篇文章還是用文言所寫,在那裏罵封建的貴族的古文。總結的說一句,對於《新青年》總是態度很冷淡的,即使並不如許壽裳的覺得它謬,但是在夏夜那一夕談之後,魯迅忽然積極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魯迅對於文學革命即是改寫白話文的問題當時無甚興趣,可是對於思想革命卻看得極重,這是他從想辦《新生》那時代起所有的願望,現在經錢君來舊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藥線上點了火,便立即爆發起來了。這旗幟是打倒吃人的禮教!錢君也是主張文學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願如他自己所說,乃是“打倒綱倫斬毒蛇”,這與魯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簡單的一場話便發生了效力了。魯迅小說里的被損害與侮辱的人們中間,如《明天》的單四嫂子與寶兒,《風波》裏的七斤嫂與六斤,《祝福》裏的祥林嫂與阿毛,都是些孤兒寡婦(七斤嫂自當除外),這色彩便很明顯,在同時代的小說家中正可以說是惟一的吧。

一一茶飯

補樹書屋的南頭房間西南角是床鋪,東南角窗下一頂有抽屜的長方桌,迤北放着一隻麻布套的皮箱,北邊靠板壁是書架,並不放書,上隔安放茶葉火柴雜物以及銅元,下隔堆着新舊報紙。書架前面有一把藤的躺椅,書桌前是藤椅,床前靠壁排着兩個方凳,中間夾着狹長的茶几,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主客超過四人時可以利用床沿。盛夏天熱時偶然把椅子搬放檐下,晚間槐蠶不弔下來了,可以涼爽些,但那是不常有的。錢玄同來時便靠在躺椅上,接連談上五六小時,十分之八九是客人說話,但聽的人也頗要用心,在舊日記上往往看到睡后失眠的記事。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壺,只在一隻上大下小的茶杯內放一點茶葉,泡上開水,也沒有蓋,請客吃的也只是這一種。飯托會館長班代辦,菜就叫長班的大兒子(算是聽差)隨意去做,當然不會得好吃,客來的時候到外邊去叫了來。在衚衕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飯館,還是李越縵等人請教過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魚,砂鍋豆腐等,我們當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湯,拿進來時如不說明便不知道是廣和居所送來的,因為那盤碗實在壞得可以,價錢也便宜,只是幾吊錢吧。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飯總是行了,擦過了臉,又接連談他們的天,直到半夜,傭工在煤球爐上預備足了開水,便逕自睡覺去了。

一二辦公事

魯迅在會館裏的工作時間大抵在夜間,晚飯後如沒有來客,也是閑談,到九十點鐘回到自己的房裏,動手工作,大概總到一兩點鐘才睡覺。第二天早上在十時前起來,照例什麼點心都不吃,洗過臉喝過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裏辦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見到中華書局送到部里來請登記還是審定的《歐美小說叢刊》,大為高興。這是周瘦鵑君所譯,共有三冊,裏邊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時的確是不易得的,雖然這與《域外小說集》並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覺得到一位同調,很是欣慰,特地擬了一個很好的評語,用部的名義發了出去。這樣同類的事情,據我所知道,似乎此外還沒有第二件。他曾參與整理那內閣大庫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廢紙的事,卻不記得他講過其中的什麼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寫本運京的時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爺在這劫餘的經卷中,又竊取了不少,賬上數目不符,便將較長的卷子一撕作兩,補足缺數。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聽他說話的人與他們都不相識,姓名生疏,大都也記不得了。他又講到部中常收到鄉間呈文,請求旌表具呈人的母親的節孝,有的文字還寫不清楚,有將旌表寫作旅表的,想見是窮鄉僻壤的愚人,卻是那麼的迷信封建禮教,想起來實在可嘆。也有呈文寫得很促狹下流的,顯得是訟師玩笑之筆,是《新青年》裏“什麼話”一欄的材料,這裏只好從略了。

一三益錩與和記

部里中午休息,魯迅平常就不出來,買點什麼東西充饑,有時候也跑到外邊來吃,在手邊略為有錢的時候,教育部在西單牌樓迤南,不多幾步就是西單大街,吃飯很是方便,魯迅去的有兩個地方,一是益錩西餐館,一是和記牛肉鋪,益錩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平常的一家餐館罷了,和記在絨線衚衕的拐角,也是平常的一家肉鋪,可是樓上有“雅座”,可以吃東西。它的肉鋪門面朝著大街,但朝北的門可以出入,走上樓梯,在一間半的屋子裏有兩三頂桌子,吃的都是面類,特別的清湯大塊牛肉麵最好。這地方外觀不雅,一般的士大夫未必光臨,但是熟悉情形的本地人卻是知道的。魯迅往和記的次數也比益錩要多得多,每次必定拉了齊壽山同去,我想這地方大概是齊君告訴他的,我只記得有一次還拉了一個陳師曾同去,至於許壽裳似乎不曾同去過。過了十年之後,看見和記大舉的擴充,在它的東邊建造起高大的樓房來,正式開張飯館兼旅館,想見它在過去賺了不少的錢,可是改建之後生意似乎並不太好,不久旅館倒閉,連那牛肉店也關門了。魯迅傍晚回到會館,便吃那裏的飯,除臨時發起喝啤酒,茵陳酒,去叫廣和居的炸丸子之外,有時在星期日叫傭工買一隻雞或肘子,白煮了來喝酒,此外添菜則有現成的醬肘子或清醬肉,以及松花即是南方的皮蛋,大抵也是喝酒時才添的。

一四老長班

會館的長班是一個姓齊的老人,狀貌清瘦,顯得是吸雅片煙的,但很有一種品格,彷彿是一位太史公出身的候補道員。他自稱原籍紹興,這可能是的確的,不過不知道已在幾代之前了,世襲傳授當長班,所以對於會館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在那時將有六十歲了,同光年間的紹興京官他大概都知道,對於魯迅的祖父介孚公的事情似乎知道得更多。介孚公一時曾住在會館裏,或者其時已有不住女人的規定,他蓄了妾之後就移住在會館的近旁了。魯迅初來會館的時候,老長班對他講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家裏有兩位姨太太,怎麼的打架等等。這在長班看來,原是老爺們家裏的常事,如李越縵也有同樣情形,王止軒在日記里寫得很熱鬧,所以隨便講講,但是魯迅聽了很不好受,以後便不再找他去談,許多他所知悉的名人軼事都失掉了,也是很可惜的。他的大兒子算是給魯迅當聽差,住在自己家裏,早出晚歸,他的職務便是拿臉水茶水,管開飯,晚上點洋燈,平時很少看見,反正長班總是在門房裏的,走到外邊叫一聲,便來替代辦事,譬如錢玄同來談天,有時遲到一點半鐘才走,那時自然更只有長班一人清醒着的了。魯迅叫那聽差諢名為公子,長班則名為老太爺,這名稱倒都很是適當的。公子的下一輩似已不做長班,改從生產工業了,也是很好的事。

一五星期日

在星期日,魯迅大概一個月裏有兩次,在琉璃廠去玩上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同時候起床,吃過茶坐一會兒之後,便出門前去,走進幾家熟識的碑帖店裏,讓進裏邊的一間屋內,和老闆談天。琉璃廠西門有店號“敦古誼”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衚衕里有什麼齋,地名店名都不記得了,那裏老闆樣子很是質樸,他最為賞識,談的時間最久。他們時常到外省外縣去拓碑,到過許多地方,見聞很廣,所以比書店夥計能談。店裏拿出一堆拓本來,沒有怎麼整理過的,什麼都有,魯迅便耐心的一張張打開來看,有要的擱在一旁,反正不是貴重的,“算作幾吊錢吧”就解決了,有的魯迅留下叫用東昌紙裱背,有的就帶走了。他也看舊書,大抵到直隸書局去,可是買的很少,富晉書庄價錢奇貴,他最害怕,只有要買羅振玉所印的書的時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書也貴得很,但那是定價本來貴,不能怪書店老闆的了。從廠西門往東走過去,經過一尺大街,便是楊梅竹斜街,那裏有青雲閣的後門,走到樓上的茶社內坐下,吃茶點替代午飯。那裏邊靠牆一帶有高級的坐位,都是躺椅,魯迅不但嫌它枕墊不潔,而且覺得那麼躺着吃茶可以不必,懶洋洋的樣子也很難看,所以他總是挑選桌子坐的,靠邊固然更好,否則屋子中央的方桌也沒有什麼關係。泡茶來了之後,照例擺上好些碟子來,這與南京茶館的乾絲相同,是堂倌額外的收入,魯迅不吃瓜子,總適宜的吃他兩三樣蜜餞之類,末了叫包子湯麵來吃,那東西很是不差,我想和東安市場的五芳齋比較,大概是有過之無不及吧。從青雲閣正門出來,便是觀音寺街,買點日用什物回會館去,已是二時以後,來談閑天的客人也就漸漸的要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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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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