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關於阿Q正傳

一引言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北京《晨報》開始增加“副刊”，將原來的第五版改為單張，由孫伏園擔任編輯。到了星期日那一天，又由蒲伯英主張，編得特別好玩一點，添設“開心話”一欄，請魯迅幫忙來寫稿。因為如他自己所說，“阿Q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了，所以他就動手來寫他的《正傳》，那第一回便署名巴人，在“開心話”這欄內出現了。但在第二次這又移在“新文藝”欄內，一直連登九回，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這才全部完結。在連續登着的時候，知識階級一時轟動，有許多人以為某一段彷彿是罵他自己，有的也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因為不知道作者是誰，從“巴人”二字上着想，疑心是蒲伯英，因為他是四川人的緣故。可是魯迅並沒有長久隱瞞的意思，到了全文登了之後，說不清是什麼時候了，總之在我開始登載“自己的園地”的中間，我便寫一篇題雲“阿Q正傳”的文章，發表了出來。這大概是說《阿Q正傳》很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是三十多年了，那時我正是亂談文藝的時代，有些地方說的很不對，那是當然的事情，但當時經過魯迅自己看過，大抵得到他的承認的。過了一年是一九二三年，魯迅的小說十五篇合編一冊，定名“吶喊”，決定由北大新潮社出版，其時該社名義上由我負責，所以新潮社叢書算是我編輯的，雖然事實上的編排原自歸作者辦理。可是創造社的成仿吾先生見了這書乃大加批評，說其中只有一篇《不周山》還好，又說這小說集是他兄弟所編，應該是很好的云云。魯迅因此特地把《不周山》抽出，不留在裏邊，後來改名“補天”，作為《故事新編》的一篇。我的那篇文章本來也已收在文集裏，作為晨報社叢書發行了，但為避嫌計也在第二版時抽了出來，不敢再印。現在為搜集魯迅研究的資料，覺得不管文章寫得錯不錯，也總是資料之一，心想抄存下來，可是很不容易得到了。晨報社初版本《自己的園地》我自己也已沒有，我只知道這曾經收在阮無名編的《新文壇秘錄》裏，可是這書也很是難找。經朋友幫助，借給一冊文載道的《文抄》，在一篇《關於阿Q》中間引有全文，現在得以照樣抄了下來，這實在是很可欣幸的。

二本文

我與《阿Q正傳》的著者是相識的，要想客觀的公平的批評這篇小說似乎不大容易，但是因為約略知道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夠加上一點說明，幫助讀者去了解它的真相，—無論好壞，—也未可知。

《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諷刺小說是理智的文學裏的一支，是古典的寫實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負的。然而這憎並不變成厭世，負的也並不儘是破壞。美國福勒忒（Follet）在《近代小說史論》中說：“關於政治宗教無論怎樣的說也罷，在文學上這是一條公理，某種的破壞常常那是唯一可能的建設。諷刺在許多時代，如十八世紀的詩里，墮落到因襲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諷刺實在是理想主義的一種姿態，對於不可忍受的惡習之正義的憤怒的表示，對於在這混亂世界裏因了邪曲腐敗而起的各種侮辱損害之道德意識的自然的反應。……其方法或者是破壞的，但其精神卻還在這些之上。”因此在諷刺的憎里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摘發一種惡即是扶植相當的一種善。在心正燒的最熱，反抗明顯的邪曲的時候，那時它就最近於融化在哀憐與恐懼里了，—據亞理士多德說，這兩者正是悲劇有凈化力量的情緒。即使諷刺是冷的，如平常變為反語的時候大抵如此，然而它仍能使我們為了比私利更大的緣故而憎，而且在嫌惡卑劣的事物里鼓勵我們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諷刺小說雖然與理想小說表面相反，其精神卻是一致，不過正負不同罷了。在技工上，因為類型描寫的緣故，也有一種相似的誇張的傾向，雖不能說是好處，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實。理想家與諷刺家都着眼於人生的善或惡的一方面，將同類的事物積累起來，放大起來，再把它複寫在紙上，所以它的結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惡的擴大圖。作成人生的“實物大”的繪圖，在善人里表出惡的餘燼，在惡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偉大的寫實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這容易流入於感傷主義的小說，正如人家講中和的容易變為調停派一樣。所以不是因襲的諷刺文學也自有其獨特的作用，而以在有如現在中國一般的昏迷的社會裏為尤甚。

《阿Q正傳》裏的諷刺在中國歷代文學中最為少見，因為它多是“反語”，便是所謂冷的諷刺—“冷嘲”。中國近代小說只有《鏡花緣》與《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點相近，《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多是熱罵，性質很不相同，雖然這些也是屬於諷刺小說範圍之內的。《阿Q正傳》的筆法的來源，據我們所知是從外國短篇小說而來的，其中以俄國的果戈里與波蘭的顯克微支最為顯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鷗外兩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響。果戈里的《外套》和《狂人日記》，顯克微支的《炭畫》和《酋長》等，森鷗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經譯成漢文，只就這幾篇參看起來，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響則在他的充滿反語的傑作小說《我是貓》。但是國民性實是奇妙的東西，這篇小說里收納這許多外國的分子，但其結果是，對於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陸的迫壓的氣分而沒有那“笑中的淚”，對於日本有了他的東方的奇異的花樣而沒有那“俳味”。這一句話我相信可以當作它的褒詞，但一面就當作它的貶詞去看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這個結果便造成了“山靈的諷刺”（SatyricSatire），在這一點上卻與“英國狂生”斯威夫德有點相近。這個傾向在《狂人日記》裏—我在這裏不得不順便聲明，著者巴人與魯迅本來是一個人，—也很明顯，不過現在更為濃密罷了。這樣的冷空氣或者於許多人的薔薇色的心上給予一種不愉快的感觸，但我的私見以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國現代的社會裏。

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說月報》上說，“阿Q這人要在社會中去實指出來，是辦不到的，但是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這話說得很對。果戈里的小說《死魂靈》裏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尋到一個旅行收買死農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種種投機的實業家中間可以見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魯泡金所說。不過其間有這一個差別，契契珂夫是一個“不朽的國際的類型”，阿Q卻是一個民族中的類型。他像希臘神話里“眾賜”（Pandora）一樣，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括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的意見，提煉精粹，凝為固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壞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為痛切，因為我相信這是中國的最大的病根。總之這篇小說的藝術無論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樣老實不客氣的表示他的憎惡，一方面對於中國社會也不失為一服苦藥，我想它的存在也並不是無意義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罵一頓，做到臨了卻使人覺得在未莊裏阿Q還是唯一可愛的人物，比別人還要正直些，所以終於被“正法”了，正如托爾斯泰批評契訶夫的小說《可愛的人》時所說，他想撞倒阿Q，將注意力集中於他，卻反將他扶了起來了，這或者可以說是著者失敗的地方。至於或者以為諷刺過分，“有傷真實”，我並不覺得如此，因為世上往往“事實奇於小說”，就是在我灰色的故鄉里，我也親見到這一類腳色的活模型，其中還有一個縮小的真的可愛的阿桂，雖然他至今還是健在。

一九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