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管窺之四

從前為《國聞周報》寫過三篇《日本管窺》，曾答應王芸生先生說，末了還有一篇其四。可是一擱就是一年半，不曾交卷，愈擱愈不好辦，到得現在雖想決心清理，這本卷子卻無從下筆，着實感到為難。這緣故自然一半在於我自己的懶惰，一半也總為題目的難做。本來只要熟讀了《東萊博議》，天下沒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訣竅便是趨與避耳，趨即投機，應該怎麼說的就怎麼說，避即忌諱，不應該說的就不說是也，不佞未嘗不讀過《博議》，而且也作過管仲或漢高祖論，可以隨意褒貶，不過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近日來更是思想頑固，不大會得通融，所以寫出文章來總難合式，我曾經說過，抗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不抗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夠客氣，這回又特別“煩惱自取”，想來談日本的別一方面，其寫得不好更是活該矣。其實自己知道不容易談的東西原可乾脆的不必談，這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們平常多隻注意於所謂文化，所見的往往偏於盾的一面，今為補足起見自不能不來談一下，若其事倍功半，即俗語云吃力不討好，則本來是早就知道者也。

去年八月間我寫《與友人談日本文化書》之二，其中有這幾句話：

“據我想一個民族的代表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所謂英雄，一是藝文學術方面的賢哲。此二者原來都是人生活動的一面，但趨向並不相同，有時常至背馳，所以我們只能分別觀之，不當輕易根據其一以抹殺其二。如有人因為喜愛日本的文明，覺得他一切都好，對於其醜惡面也加以回護，又或因為憎惡暴力的關係，翻過來打倒一切，以為日本無文化，這都是同樣的錯誤。”那麼現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暫時離開了藝文學術方面來談談日本，賢哲我們還不大配得高攀，不過懂總是可以懂得一點，至於英雄更是隔教，怎麼談得呢？其實英雄即流氓耳，有些大流氓會成得大事，如朱元璋與德川家康，卻是不可多得，普通的小英雄也就很是尋常，隨時可以遇見，其成績亦不過碼頭上拆梢之類，但在國際則是當然的罷了。我們平日講文化的雖然看不起他們，實際上仍是身受其害，不容得我們不注意他，今天破費點工夫來說幾句話，關於日本現代的英雄事業，雖然不能說得明白，略為表示一點意見，也總是應當的罷。

日本對於中國所取的態度本來是很明了的，中國稱曰帝國主義，日本稱曰大陸政策，結果原是一樣東西，再用不着什麼爭論，這裏我覺得可談的只有一個問題，便是日本為什麼要這樣的做。這句話有點說的不大明白，這問題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來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不只一個日本，為主義也原可不擇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卻特別來得特別，究竟是什麼緣故？這就是我所說的問題。我老實說，我不能懂，雖然我找出這個問題，預備這篇文章，結果我只怕就是說明不懂的理由而已。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着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麼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凈，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麼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噁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迹。我們且具體的舉例來說吧。

其一，藏本事件。大前年夏天我往東京去玩，在日華俱樂部遇見好些實業家和軍人，我提起藏本失蹤的事來，一位中將答說：說起來實在慚愧。可惜當時的日本報紙和通訊社所發表的文章都散失了，如有人編輯為一書，倒是很有意義的事。

其二，河北自治事件。不知那裏雇來的老頭兒坐了破汽車到官所請願說要自治，有日本友人對了來遊歷的參謀本部的軍官談及，說這種做法太拙太腌臢了，軍官也不贊成，問你們參謀本部不是與聞的么？他笑而不答。個人盡不以為然的，但事情總是那麼實現着。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頭諸事件。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稱之曰特殊貿易，如此名詞頗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耳，非國家所可用也。

其五，白面事件。我曾說過，日本人的愛國平常似只限於對外打仗，此外國家的名譽彷彿不甚愛惜，這於販毒可以得到證明。《管窺之一》中云：

“說毒化政策這倒未必然，大約只是容許僑民多賺一點錢吧。本來為富不仁，何況國際，如英國那樣商業的國家倘若決心以賣雅片為業，便不惜與別國開戰以達目的，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並不做這生意，何苦來呢。商人賺上十萬八萬，並不怎麼了不得，卻讓北平或他處的人民認為日本人都是賣白面嗎啡的，日本平常動不動就說中國抗日侮日，其實如上邊所說，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專售嗎啡，豈不更侮日之尤，而其原因還不是在於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愛惜國家名譽的緣故么？”

以上諸例都可以做我的證明。假如五十嵐力的話不錯，日本民族是喜歡明凈直的，那麼這些例便即可以證明其對中國的行動都是黑暗污穢歪曲，總之所表示來全是反面。日本人盡有他的好處，對於中國卻總不拿什麼出來，所有隻是惡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離奇。這是什麼緣故呢？平日只看見日本文化的人對於這件事實當然要感到十分詫異，百思不得其解的，我說這是當然，蓋因此不屬文化分內事，雖賢哲亦無如何者也，但是我既然搬出這問題來了，無論對不對總得與以一種解釋才行，文化方面的路已經走不通，那麼就來走反面的路看，賢哲沒有辦法，那麼就去找愚不肖的來吧，我這裏只好來提出反文化說作解釋，大家請勿笑話，如有更好的說法，不佞願佇候明教也。

我看日本現在情形完全是一個反動的局面，分析言之其分子有二，其一是反中國文化的，即是對於大化革新的反動，其二是反西洋文化的，即是對於明治維新的反動，是也。我們推重日本的文化謂其自有獨立的地位與價值，但其以中國及西洋文化為根本則是事實，而漢文化的影響為尤大，蓋年代久遠，所入者深，所及者廣也。日本開國相傳在基督前六百六十年，謹慎的學者則仍取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為紀年，是時為唐貞觀十九年，日本初仿中國用年號，次年即實行改革，於歷史上開一新年代，一切文化於以建立，而為之模範者則隋唐時制度文物也。千餘年來代遠事繁，又學涉專門，不佞未敢妄談，只就現代生活來說，漢文化迫壓的痕迹也還是歷歷可睹，略舉一例如文字，漢字至今還為中學生所必修，漢字到處皆是，不但可笑的是日本式羅馬字未能通用，即日本假名亦終未能取漢字而代之，有一時候最出風頭的斷然處置呀膺懲等等話還不得不用漢語，這真是一段大喜劇。用毛筆與筷子似乎成一系統，日本也套在這圈子裏沒法擺脫，於是藝術與生活上有好些事情便又都只好跟着走，雖然成就自然可以有高下不同，這種文化的債務在當時雖很是欣感，後來也會漸漸覺得是一個壓迫，特別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債主已是落魄的時候。民國前太炎先生居東京，有人找他寫字，常抄《孟子·離婁下》的數語與之，文云：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太炎先生的憤慨是難怪的，但是天下的負恩殺師其原因並不一定為的是愈己，實在有許多也因為是太不如己了，無意識的感着屈辱，想亂暴的反抗一下，才能輕鬆的吐一口氣，這種行動顯見得很不太雅，不過在世間也不是不可體諒的事情。在日本的漢文化的壓迫實在太沉重了，明治維新以借用西洋文化成功之後，甲午之役出手一試，打勝了中國，反漢文化的反動便逐漸進行，現在差不多到了絕頂，彷彿有的失了正氣，便成了如上文所說的狀態。日本第二次的大改革即明治維新，從攘夷忽而轉為借用西洋文化，這的確不愧為一大英斷，但是反西洋文化的反動也旋即抬頭，近年中乃與反漢文化的反動一同爆發，這在脫離國際聯盟時松岡洋右的拂袖子，與主張焦土外交時內田康哉的台步里可以看出來，—說也奇怪，此二人的行動看去卻彷彿都是美國電影式，全不像我們想像中的東方豪傑。國內有甘心給軍人做聽差的右傾政客文人新聞家大張旗鼓，結果提到了日本憲法學的功勞者美濃部達吉，拿這老頭兒來祭旗，也做個殺雞懼猴的勾當，可見他們是將大有作為，要努力來建立起“昭和維新”。果然五一五后還有二二六，轟轟烈烈的鬧了起來，事雖未成，右派勢力之不可侮總是很明白的。明治維新的主要特色是尊王倒幕，借用西洋文化，右派當然是極端國粹主義，那麼他們對於上述特色至少也總要修改吧，即使未便推倒。尊王是無疑的，我想如真是國粹主義則幕府制度似乎也未可厚非，西洋文化是不行的，但船堅炮利的一部分或當除外吧。這是我所擬議的日本右派所應取的態度，覺得如此才合情理，雖然以我個人的意見來說決無佐幕的理由，茲不過借箸代謀，應有盡有的說而已。德川系是完了，侯爺只可去弄外交政治，不能再作將軍，不過根據數百年歷史上的經過，數十年教育言論的灌輸，加以目下強有力的指導與運動，或者日本人民覺得在皇室之下設一軍人內閣或曰幕府，只是非世襲而為親任，似未始不較代議政治為更是國粹的吧。我近來常在等候這種主張的發生，這也別無作用，只覺得這樣才講得通，可惜不幸而吾言不中，至今竟沒有人主張復興幕府，明說要軍人專政，大家都只嚷嚷說“法羞”，這令我聽了始而固然失望，繼而也不禁微笑。夫法羞者何也？義大利語fascio日本用作法西斯黨或其主義解，非日本語也。日本右派欲作右傾的反動，卻仍不得不借用歐語，吾於是深感到西洋文化迫壓之深，殆不下於漢文化，其發生反抗的反動者宜也，唯其主動的國粹主義尚戴着西洋貨的鬼面，此則頗可笑耳。據藹理斯說，法西斯的發生須有三條件，即其一，國家昔曾有光榮而今已衰落，其二，人民有復興的熱意，其三，有人能擔當此事業也。故德義土諸國合於此條件，英法則否，故藹理斯以為此運動不能有為。日本情形正與英法同而與德義土諸國異，國粹派有志右傾，無妨坦率直陳，苟所深信即主張幕府亦何不可，不必拾西人之唾餘，以為護符，徒見其無氣力無誠意也。譬如雅片公賣雖非盛事，但假如有充足的理由，真是利多害少，便不妨賣，直稱曰雅片，土葯云云已嫌多事，若諱之曰西北貨，美之曰國貨，不說別的，抑何其不大方乎。既非和尚喝酒，亦非窮漢偷雞，不必隱語云般若湯，或曰踢球也。《繫辭》雲，失其守者其詞屈。凡如上文所云皆不能免焉。

我用了日本反漢文化的反動來說明近來許多離奇的對華行動，自己知道不見得怎麼靠得住，但是除此以外更沒有方法可以說明，只好姑且以此敷衍。友人來談，把大意告訴他，他不很以為然，說日本的這些手段並不專是對中國人用的，在本國也是如此，不過程度稍有不同罷了。舉出例來有三月初北平日文報《新支那》上所載有稱支那一讀者的投書，有云：

“貴報說中國人不大尊重人命的事情，甚是痛快。但是日本記者諸君這樣說，我想不妥當吧。為什麼呢？因為日本似乎也並不是怎麼尊重人命的地方。在那大地震的時候，造出朝鮮人的謠言，把他們殺了許多，又因了官憲的命令，不但是大杉榮夫婦連無罪的小孩兒也都虐殺了，這些事不說也罷。因為這些相隔了十四五年，青年們大抵都已不記得了吧。那麼現在且來談那滿洲事變之後的，犬養木堂翁的暗殺事件。不，那並不是暗殺，非說明殺不可也未可知。明暗雖有區別，斷人家的生命總是一樣吧。現役軍官殺了現任的內閣總理，還有成千成萬的人民出來請願減刑，減了刑的陸海軍士官們又都恬不知恥的活着，真是奇事。我不知道武士道是什麼東西，但從戲文和說書上也聽到過一點兒，在那有名的五一五事件里什麼地方還留存着少許武士道似的東西呢，我想來想去總是不懂。斷了人家的性命，自己的生命是可惜的。這或不是殘忍亦說不定，但難免是卑怯。”（據上海《立報》譯文。）在我的《管窺之一》也曾說及云：

“其次還有民間主謀的一團人，首領井上日召據說是和尚，初審判了死刑，再審卻減了等，據報上說是旁聽的那些親戚家屬聽了減刑的判決都喜歡得合掌下淚。我看了這記事卻覺得滿身不愉快，阿彌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掃地以盡了。主謀殺人的好漢卻怎地偷生惡死，何況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

照這樣看來，日本人對於自家人的行動也差不多，亦何嘗明凈直耶。其原因何在，鄙人不敏無從解說，只能正直的自白雲不懂耳。我平常這樣想，日本民族與中國有一點很相異，即是宗教信仰，如關於此事我們不能夠懂得若干，那麼這裏便是一個隔閡沒有法子通得過。中國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鄉張老相公之出巡，如北平妙峰山之朝頂，我覺得都能了解，雖然自己是神滅論者，卻理會得拜菩薩的信士信女們的意思。我們的信仰彷彿總是功利的，沒有基督教的每飯不忘的感謝，也沒有巫教的降神的歌舞，蓋中國的民間信仰雖多是低級而不熱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們的崇拜儀式中往往顯出神憑或如柳田國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狀態，這在中國絕少見，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淺近的例如鄉村神社的出會，神輿中放着神體，並不是神像，卻是不可思議的代表物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見不可見的別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壯丁抬着走，而忽輕忽重，忽西忽東，或撞毀人家的門牆，或停在中途不動，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輿夫便只如蟹一爪，非意識的動着。柳田氏所著《祭禮與世間》第七中有一段說得很好：

“我幸而本來是個村童，有過在祭日等待神輿過來那種舊時情感的經驗。有時候便聽人說，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輿特別的發野呀。這時候便會有這種情形，儀仗已經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輿老是不見，等到看得見了也並不一定就來，總是左傾右側，抬着的壯丁的光腿忽而變成了Y字，忽而變成X字，又忽而變成W字，還有所謂舉的，常常盡兩手的高度將神輿高高的舉上去。”這類事情在中國神像出巡的時候是絕沒有的，至少以我個人淺陋的見聞來說總是如此。如容我們掉書袋，或者希臘古代所謂酒神祭時的儀式頗有相似亦未可知，不過那祭典在希臘也是末世從外邊輸入的，而且在愛好希臘文化的人看去也未必感到親近，雖然這在民間信仰的研究上極是重要。日本的上層思想界容納有中國的儒家與印度的佛教，近來又加上西洋的哲學科學，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還是似從南洋來的神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國民的思想感情，少數的賢哲有時能夠脫離了，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動得他分毫，到得有事時主動的仍是那些神憑的英雄，演出來的便是那一套把戲。我想假如我能夠懂抬神輿的壯丁的心理，那麼我也能夠了解日本的對華行動的意思了吧。可惜我不能，我自己沒有什麼宗教情緒，對於這些事情簡直張不開口來，別說想去啃一下了。而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狀態便決不能明白日本的許多事情，結果我不得不絕望，聲明我不能懂，上邊所說的也都是費話，只余這不懂的一句聲明，這一句話卻是很有價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窺》四篇這是最有價值的話亦未可知。日本常以書畫美術等中國系統的文化給西洋人去看，又以機器兵械等西洋系統的文化給中國人來看，其所特有的神道教精神卻並不提出來，人家並不大注意，其實這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為右傾運動找一個靈魂，這就是的，亦無妨稱之曰國粹。我們平日喜談日本文化，雖然懂得少數賢哲的精神所寄，但於了解整個國民上我可以說沒有多大用處，而且這種文化所表示者往往與事實現狀背馳，我們即力加辨明，在常人看去難免以為終是誑語耳。日本文化可談，而日本國民性終於是謎似的不可懂，則許多切實的問題便無可談，文化亦只清談而已。我既聲明不懂，就此結束管窺，正是十分適宜也。廿六年六月十六日於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