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長建言

一

二十年前，我作為首度到台灣發表演講的大陸學者，在那裏講了三場，都在台北。一場是講東方美學精神，一場是講大陸現存的儺文化，一場是講明代的崑劇藝術。台灣聽眾首度面對大陸學者，非常好奇，因此來聽的人很多。

第二次去，是巡迴演講了，去了好幾個城市，時間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七年一月。爾雅出版社的那本《余秋雨台灣演講》收錄了當時根據錄音整理的演講稿。

又過了幾年，我應著名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之邀，又一次到台灣各城市間作巡迴演講。可能是因為我的書在台灣很暢銷，每一場的熱鬧程度都超乎預期。在台北的那一場由當時擔任市長的馬英九先生主持，現場聽眾有兩千多，會場門口的人群還產生了一點混亂，把兩個保安擠倒在地，連牙齒都磕掉了。台北市的組織者非常有心，特意憑着一張老照片，把我幾年前演講時的那張講台從一個舊倉庫里找了出來，放在早已全新的禮堂主席台上，讓我覺得是在繼續昨天的話語。

九天後巡迴到了台中，那是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演講的地點是中興大學禮堂。進去就嚇了一跳，居然已經擠滿了三千多位觀眾，報道說是四千多。那個禮堂也真大，烏烏泱泱一大片。主持者胡志強市長很會講話，根據《傾聽秋雨》一書中的記錄，他開頭就說：

我要誠心誠意地謝謝天下遠見出版公司的社長高希均教授。我差點扭斷他的手臂，他原來說余教授很忙，不一定能來台中演講。我威脅他說，如果余教授真的不來，以後你就不能到台中來，我不會給你簽證。

最後終於成功了，而且來聽的人這麼多。我走到這個禮堂的門口時，心裏非常高興。就是維也納交響樂團來，也沒有看到這麼多熱心的人來參加。我要請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

（見《傾聽秋雨》第91頁）

掌聲過後，他又講了一句話，引起一片笑聲。但是，《傾聽秋雨》這本書里並沒有留下那句話，是胡市長自己刪掉的嗎？可能。他那句話是這樣說的：

所以，比較城市的魅力，不應該比較市長頭髮的多少，而應該比較余教授演講時聽眾的多少。

胡市長自嘲頭髮稀疏，比不上馬英九市長頭髮茂密；但他又知道，今天台中的聽眾數量，比台北多。因此，就玩了這個幽默。

巧的是，那天我演講的題目正好也是《城市的魅力》。

這個題目一定是高希均教授出的。高教授為什麼覺得我能夠講這個題目？我估計只有一個理由：他知道我仔細考察過從北非、中東到西亞、南亞很多古老城市的興衰，又認真對比過歐洲的九十六座城市。

其實高教授不知道，我平時在大陸演講較多的題目之一，也正是城市文化問題。我所主持的“博士后流動站”也有一個中心課題：城市美學。

就像《傾聽秋雨》沒有保留胡市長那句幽默的話一樣，那本書中所收的《城市的魅力》演講稿也顯得太理論、太正經、太刻板了。當時的實際演講，應該更加生動、感性一些。但也有限，因為一講到城市文化建設上的“常見病”、“多發病”，我就擔心會不會讓在場的幾千聽眾誤會成是針對台中市的，讓胡志強市長當面尷尬。所以，我一講到比較尖銳的內容，先要瞟一眼坐在第一排的笑眯眯的胡市長，然後把話咽掉一半，甚至全部咽掉。

由此知道，今後不管在什麼地方，都千萬不要當著市長的面向市民演講城市文化。尤其對那些很聰明、會自嘲的市長，更應小心。因為自嘲出於高度自尊，我們豈能借別人的懂事，而自己不懂事？

但是，我真想在市民不在現場的情況下，向市長們提供一點建言。市民只要不是“面對面”，聽到了也不要緊，不會當場產生誤會。

我對市長們的建言，主要出自於對近三十年中國大陸城市化運動的觀察。歐洲、美洲、亞洲那些城市的建設經驗是我的參考坐標，但也僅止於參考而已。因為中國大陸這次城市化運動所牽涉的城市數量、人口總量、歷史深度、環保難度，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沒有現成的範例可以全方位依憑。

市長總是很忙，沒時間聽太多學術話語。因此我會選用最通俗的語言，一聽就明白。

二

很多市長把城市的魅力寄託於城市文化，這沒有錯，但一講文化，腦子就亂了。我發現，不少市長都把城市文化建設集中在常規的幾個方面，例如——

第一，發掘本地古人；

第二，重建文化遺迹；

第三，大話地方特色。

圍繞着這幾個方面，還會經常地舉辦這個節、那個節、研討會、演唱會等等，以擴大影響。

這些事，本來做做也很好，但由於政府權力主導，行政系統調動，容易失去分寸。時間一長，上上下下都誤以為這就是城市文化的全部了。因此，我不能不逐條潑一點冷水，請市長們包涵。

先講第一方面，發掘本地古人。

中國歷史長，人口多，要把各地有點名堂的人物印成名冊，一定是汗牛充棟。一個城市應該留下歷史檔案，但是如果亂加張揚，反而會降低城市文化的品格。

歷史的最大生命力，就在於大浪淘沙。不淘汰，歷史的河道就會淤塞，造成災害。淤塞的沙土碎石、殘枝敗葉，並非一開始就是垃圾，說不定在上游還是美麗的林木呢。但是，一旦在浩蕩水流中飄浮了那麼久，浸泡了那麼久，一切已經變味。市長，你願意在自己任內，造成江河的淤塞嗎？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這才是歷史的達觀。即使按照思想比較保守的孔子的說法，也叫“逝者如斯夫”，他同樣以江流比喻歷史。

我曾經到過亞洲一些古老國家的古老城市，滿街都是古人雕像，但社會疲衰、城市破敗、處處骯髒，成了對這些古人最直接的譏諷。現在我們這兒經濟發展不錯，但很多城市拿出來的古人，比那些國家的那些雕像還不如。例如，一個市長開口就說，我們城市一共出過近百名進士，十幾名朝臣。其實，這根本不值一提。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十萬進士》，標明了中國古代進士的數量。說起來，那個城市也算有點名氣，怎麼只考出了近百名，僅佔全國的千分之一？少不要緊，如果還把少當作多，那就好玩了。再說，進士又是什麼？公務員考試的錄取者而已。即使是狀元，也同樣是公務員考試的錄取者，只不過所寫答卷更討巧一點罷了，其實一句也拿不出來。

當然，各地歷史上也會出一些真正的文化巨匠值得永遠紀念。但是，文化巨匠的本質是跨越時空，因此即便是家鄉也不能過度“挾持”，使他們變小。更不要相信“人傑地靈”的說法，斷言某地出過一個名人今後也必然天才輩出。唐代最大的詩人李白究竟出生在哪裏？好幾個地方都在搶，以為搶到了就獲得了“詩的基因”。其實，李白出生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城，毗鄰哈薩克斯坦。我不知道這兩個中亞國家，後來有沒有再出生過這樣的詩人？其實，“詩的基因”在李白的兒子伯禽身上已經找不到了，伯禽的兩個女兒都嫁給了普通農夫，很快就不知蹤影。李白是大家的，是中國的，甚至是世界的，把他釘在一個小地方，那就反而對不起文化了。

這些年我發現，一些近現代文化人的名字也漸漸成了不少城市的標牌，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都標出他們的故居所在，這實在有點不應該，我要勸說交通部門予以清理。因為任何文化人都沒有理由侵凌山河大地，騷擾民眾出行的視線。更何況，中國近現代，一直兵荒馬亂，文化成果寥落。這些年只是由於一些傳媒講述者誤佔了文化話語權，才輕重顛倒，笑話連連。市長萬不可受制於這種“輿論”，把文化“高速公路”的“路標”都指岔了。

再講第二方面，是上面這個問題的直接延伸，叫做重建文化遺迹。

重大文化遺迹需要保護，對於這一點，目前中國國內已經沒有爭議。有爭議的，是“重建”。那些活態遺產，如工藝、戲曲，“重建”是可能的；但如果是一個遺址，一項古迹，一處廢墟，“重建”就要萬分謹慎。哪怕是修復，也要小心翼翼。有關古迹保護的《佛羅倫薩憲章》第九章規定：

修復過程是一個高度專業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學與歷史價值，並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確鑿文獻為依據。一旦出現臆測，必須立即停止。

最後這句話，“一旦出現臆測，必須立即停止”，非常重要。

可惜的是，我見到的古迹修復中，臆測太多，完全沒有停止的意思。更可惜的是，這樣的事情，往往是市長的主意。

二十世紀最後一年我曾冒險去伊拉克考察巴比倫文化，在那裏看到大量臆測性的“古迹”。當時立即就產生懷疑：他們對千年古迹尚且敢於如此作假，那麼，自己宣稱的軍事力量恐怕也是不可信的吧？後來的事實證明，果然。

一個城市沒有像樣的古迹，一點兒也不丟人。如果這個城市的市民因此而喜歡外出旅遊，把全世界的古迹當作自己的財富，那就是把弱項變成了強項。隨之，局部文化變成了宏觀文化，固守文化變成了歷險文化，身外文化變成了人格文化。這，不是更好嗎？深圳沒有高山，但在世界各大高峰的登山者中，深圳市民領先全國其他城市，這便是一個範例。

不少市長着急地“重建”或“修復”古迹，是為了推動旅遊。但是，我曾當面詢問過幾位市長，如果有機會私人度假，你們會帶着父母妻兒，專為某幾個古迹到哪個城市住幾天嗎？為了一間清代書屋？為了一處東晉墓葬？市長們都搖頭。於是我便追一句：既然市長自己也不會去，為什麼會設想別人會來？

不錯，世界上一些體量驚人的古迹會推動旅遊，如萬里長城、金字塔，但這是“重建”不出來的。目前世界上旅遊最火爆的熱點還是法國的地中海沿岸，我去過多次，沒找到一處古迹。其實也有，被故意“忽略”了，好讓各國並非歷史專業和考古專業的普通旅遊者能夠盡心盡意地享受海風、碧波、白帆、美食。有人指責那裏“沒文化”嗎？至今沒有聽到。

如果重要的文化遺迹正巧落到了哪位市長手上，又具備了修復的可能，那就要懷着虔誠之心隆重進行。我發覺在中國，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有大同的雲岡石窟，西安的大明宮遺址，安陽的殷墟和成都的金沙遺址。

第三方面，大話地方特色。

大家都反對“百城一面”，當然就會企盼“地方特色”。

但遺憾的是，很多“地方特色”讓人厭煩。因此，“百城一面”就更嚴重了。

市長們知道問題出在哪裏嗎？

仔細研究就可發現，很多地方，是把貧困時期的生態弊病，當作了“地方特色”。

這一點，前些年最典型地體現在飲食文化上。例如，很多地方均自稱“我們這兒的特色是味重”，其實就是投鹽嚴重超量，其咸無比。這是貧困的遺留、前輩的苦難，過去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現在早已證明損害健康，根本不應該作為“地方特色”繼續保持。這一點，近年有較大改變。但其中包含的道理，卻沒有過去。

例如，很多地方把村寨歌舞和老人手藝當作文化主幹，推介過度。其實，外來旅遊者的掌聲，主要出自禮貌。如果半強制性地讓他們接受幾小時這類表演，實在有點勉為其難。

“接受美學”告訴我們，一切美，在很大程度上由接受環境和接受方式決定。把那些在交通不便、時間停滯、信息全無的時代的審美方式，生硬地搬到今天，就會處處讓人感到虛假和不耐煩。更何況，市長心裏也知道，眼前很多“地方特色”，帶有很大的遊戲性質，不能過於認真。那兩個被稱之為“千年傳統活化石”的老人，並不是來自於唐代，而是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剛剛出生，一直過着與同齡人一模一樣的生活，前兩年才留的鬍子；那個被稱之為“國粹泰斗”的女士，在“文革”中還是一名活躍的“紅衛兵”，後來才學了一點戲。傳媒因無聊、無知而亂加頭銜，市長最好不要跟着說。

至於“大話地方特色”中的“大話”兩字，更要略加收斂。很多地方的自我宣傳話語，已經大得沒邊了。例如，“中國第一風情鎮”、“亞洲首選垂釣岸”、“千古論道第一山”、“北方最佳餃子城”、“全球大棗集散地”……

據說很多市長還在召集文人設計更麻辣的宣傳詞，其實用不着了，因為大詞已經被用完。西安的朋友說，沒有西安就沒有中國最偉大的朝代，一聽稍有遲疑；武漢的朋友說，沒有武漢就沒有中國近代，一聽略略皺眉；安徽的朋友說，沒有安徽就沒有北京，也沒有京劇，也沒有五四運動，也沒有執政黨，這一聽就沒有表情了；湖南的朋友口氣更大一點，說長江、黃河，其實都只是湘江餘波；河南的朋友輕輕一笑，問：黃帝的籍貫在哪裏？夏、商、周的首都在哪裏？中國的祖源在哪裏？小一點的城市也不甘示弱，例如浙江的紹興謙虛地說，我們沒做過首都，也沒做過省會，但從大禹陵、王羲之，到陸遊、秋瑾、魯迅，歷來很難出第二流的人物……這樣的例子可以一直舉下去。

在這種“大話”系統里，又有不少市長在忙着寫市歌、編市訓。但我不禁要問，市歌編成了，讓誰唱？外地人自然不會唱，那本市人又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唱？到頭來又有幾個人會唱？市訓如果也編成了，一般總是八個字或十六個字吧，到底會與其他城市有多少差別？為了顯擺特殊，反而嚴重雷同，這是不是浪費得有點滑稽？

我想，堂堂市長，盡量不要去參與這種文字玩鬧。魯迅說過，為自己的地盤打造什麼“十景”之類，是最無聊的文人們乾的。實在沒景了，也能湊出“荒路明月”、“小村老井”之類，聽起來還很有詩意。我也無聊過，記得二十幾年前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特別喜歡把學院簡稱為“上戲”，因為我們的對手中央戲劇學院的簡稱是“中戲”。一“上”一“中”，聽着痛快。我還期待廈門也辦一個戲劇學院，那就“上、中、下”系列齊全了。現在一想，當年怎麼會如此孩子氣？但說起來，二十幾年前就是高校校長，我的官場資歷一定高於今天的市長們，因此有資格勸說你們，不要在文字上玩得過分。

三

潑過了冷水，就該提一些正面建議了。

大家都會做的事情不必再提建議。例如，我相信各位市長對於城市文化建設中的“完善文化設施”、“舉辦文化活動”、“尊重文化人才”等方面都會做得很好。但是，還有兩個環節有一定難度，容易缺漏，我要特別提醒。

這兩個環節，一是公共審美，二是集體禮儀。下面分別說一說。

公共審美

城市文化的哲學本質，是一種密集空間裏的心理共享。

城市的密集空間，在政治上促成了市民民主，在經濟上促成了都市金融，而在文化上，則促成了公共審美。

歐洲的文化復興，並沒有出現什麼思想家、哲學家，而只是幾位公共藝術家，如達·文西、米開朗琪羅、拉斐爾等人在城市的公共空間進行創作，造就了可以進行集體評判的廣大市民，從而使城市走向文化自覺。

保護重大古迹，其實也在建立一種公共審美，使眾多市民找到與古人“隔時共居”、與今人“同時共居”的時間造型和歷史造型。由此，增加共同居住的理由和自尊。

公共審美的要求，使城市文化肩負了很多艱巨的具體任務。

這兒不妨作一個比較：在今天，我們可以不必理會那些自己不喜歡的各種作品，但對於建築和街道來說就不一樣了。那是一種強制性的公共審美，所謂“抬頭不見低頭見”，眼睛怎麼也躲不過。因此，它們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審美課堂，天天都在上課。如果“課本”優秀，那麼全城的市民也就獲得了一種正面的審美共識；如果相反，“課本”拙劣，那麼一代代市民也就接受了丑的熏陶，一起蒙污，造成文化上的淪落。歐洲有的城市曾經判定醜陋建築的設計師應負法律責任，就是考慮到這種躲不開的禍害。

很多市長常常把哪個畫家、哪個詩人得了獎當作城市文化的大事。其實，那些得獎的作品未必是公共審美，而建築、街道卻是。因此，在城市文化中孰輕孰重，不言而喻。尤其是建築，一樓既立，百年不倒，它的設計等級，也就成了一個城市文化等級的代表，成了全城民眾榮辱文野的標誌。是功是罪，在此一舉，拜託各位市長，萬萬不可掉以輕心。

只要是公共審美，再小也不可輕視。例如我很看重街道間各種招牌上的書法，並把它看成是中國千年書法藝術在當代最普及的實現方式，比開辦書法展、出版書法集更為重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閑逛時曾一再疑問：這些城市的書法家協會，為什麼不在公共書法這樣的大事上多做一點事呢？

除此之外，街道上的路燈、長椅、花壇、欄杆、垃圾桶等等，全都是公共審美的載體，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想想吧，我們花費不少經費舉辦的演唱晚會一夜即過，而這些元素卻年年月月都安靜地存在，與市民在構建着一種長久的相互適應。

這種相互適應一旦建立，市民們也就擁有了共同的審美基石。如果適應的是高等級，那麼，對於低等級的街道就會產生不適應。這種適應和不適應，也就是城市美學的升級過程。

改革開放之後，大批中國旅遊者曾經由衷讚歎過巴黎、羅馬、佛羅倫薩、海德堡的建築之美和街道之美，那就是在欣賞城市文化各項審美元素的高等級和諧。要做到“高等級和諧”很不容易，需要一些全方位的藝術家執掌。我們知道歐洲曾有不少大藝術家參與其事，其實中國唐代的長安、日本的京都也是如此。在當代中國，我的好友陳逸飛先生生前曾參與上海浦東世紀大道巨細靡遺的規劃和設計，國內有幾所美術學院的師生也做了類似的事情，那都為城市文化的建設作出了切實貢獻。在這方面，市長應該“退居二線”，不要成為“首席設計師”。

作為一種公共審美，城市文化的主要方面應該是可視的。城市裏各所大學、研究所里的學術成果，嚴格說來並不是城市文化，至多只能說是“城市裏的文化”。城市文化以密集而穩固的全民共享性作為基礎，因此也必須遵守其他文化不必遵守的規矩。

公共審美必須遵守的一條重要規矩就是“免驚擾”。“驚擾”分兩類，一類是內容上的驚擾，一類是形式上的驚擾。

何謂內容上的驚擾？由於是公共審美，審美者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以及帶有各種精神傾向的人。因此必須把暴力、色情、恐怖、噁心的圖像刪除。上海一個現代派藝術家曾把一具仿造的骷髏懸挂在窗下，直對街道，這就對很多市民造成驚擾。同樣，巨蟒、軟蟲、蜥蜴的巨幅視頻也不能出現在鬧市。過於暴露的性愛鏡頭出現在公共場所，也會使很多領着孩子的家長、扶着老人的晚輩尷尬。

何謂形式上的驚擾？那就是艷色灼目、厲聲刺耳、廣告堵眼、標語破景。有人說，這一切是“現代自由”。其實，現代社會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享有驚擾他人自由的自由。這就像在一個安靜的住宅社區，半夜裏突然響起了意大利男高音，雖然唱得很美卻違反了現代公共空間的規矩。

現在中國城市間最常見的艷色、彩燈、大字、廣告和標語，市長們可能已經習以為常。但是，只要多多遊歷就會懂得，這是低級社區的基本圖像。就像一個男人穿着花格子西裝、戴着未除商標的墨鏡、又掛着粗亮的項鏈，很難讓人尊敬。記得北京奧運會之前，按國際規則，一切與奧運無關的標語、廣告都要清除。一清除，北京市民終於發現，自己的城市就像經過了沐浴梳洗，其實很美。因此奧運會過後，大家也不忍心再把那些東西掛上去了，除了少數偷偷摸摸的例外。

今天的天津中心城區，沿着海河竟然很難找到廣告和標語，使我立即對它刮目相看。它因深諳公共審美的奧秘而快速走向高貴。

公共審美的“免驚擾”原則，必然會使一座城市在圖像上刪除繁冗，刪除繽紛，刪除怪異，走向簡約，走向樸素，走向本真。到那時，你的市民又可以在白牆長巷裏打傘聽雨聲了，又可以在深秋江堤邊靜坐數遠帆了。你所選擇的優秀建築設計，也可以不受干擾、不被擁塞地呈現它們完整的線條了。

公共審美的最後標準，是融入自然。城市裏如果有山有水，人們必須虔誠禮讓，即所謂“顯山露水”。這還不夠，應該進一步讓自然景物成為城市的主角和靈魂。不是讓城市來裝飾它們，而是讓它們以野朴的本相契入城市精神。柏林的城中森林，伯爾尼不失土腥氣的阿勒河，京都如海如潮的楓葉，都表現了人類對自然的謙恭。這樣，前面所說的“免驚擾”原則，有了更重要的含義，那就是，既是不驚擾市民，也是不驚擾自然。現在全球都在努力的節能、減排，是對兩種“免驚擾”的共同遵守。

《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一書紀錄了我與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學生的一系列問答，其中我說：現在大家常常過於看重官場行政，其實千年歷史告訴我們，經濟大於行政，文化大於經濟，自然大於文化。我們不管什麼職業，都是自然之子。

集體禮儀

城市文化的活體呈現，是市民身上的禮儀。

我曾不止一次闡釋過榮格的那個觀點：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重要的不是個體人格而是集體人格。榮格所說的集體人格帶有“原型”的意思，是文化人類學中的一個關鍵課題。我們在這裏借用他的這個概念，並把這個概念縮小，說明一個城市的文化，也就是這個城市的集體人格。

優化一個城市的集體人格，是城市文化建設的目標。這個目標一定會使市長們激動，但又不知從何下手。按照往常的習慣，政府會號召，會呼籲，會倡導，而一些“知識分子”則會天天寫雜文譏諷、嘲笑集體人格中的毛病，扮演出“痛心疾首”的表情。

據我看，這些都沒有用。

在集體人格上，誰也不會聽從號召，誰也不會聽從批判。

我們的祖先早就明白這個道理，不信任“空對空”的說教，而是設計一套行為規範，以半強制的方式在社會上推行。這種行為規範，就叫禮儀。孔子一生最看重的事，就是尋找周朝的禮儀，并力圖恢復。我們現在企盼的集體禮儀，應該具有新的內容和形式。

正是禮儀，使文化變成行動，使無形變為有形，使精神可觸可摸，使道德可依可循。教育，先教“做什麼”，再說“為什麼”。

人的一生，很多嘉言美行都是從仿效家長、老師的行為規範開始的，過了很久才慢慢領悟為何如此。有的人甚至一輩子都沒有領悟，但依着做了，就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實踐者”，也很好。

須知，孔子心中的“君子世界”，是一個禮儀世界，而未必是一個覺悟世界。或者說，禮儀在前，覺悟在後，已是君子。

根據上述理由，我希望各位市長，減少空洞的宣教，投入禮儀設計，試行推廣步驟。

市長們也許會盼望國家規定統一禮儀，全國推行。這很難，中國太大，而禮儀又不是法律條文，沒有全國推廣的充分理由和實際效果。如果在一個城市裏邊，先找幾所學校、幾個部門，幾家企業率先試點，並由此構成彼此間的借鑒和比賽，就有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成果。

我想以一個常見的實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大家常坐飛機，早就熟悉了空中服務的行為規範。其實，這裏埋藏着一種極為深刻的“禮儀哲學”。

空中服務的行為規範普及於二十世紀中後期，而且各國基本一致。請大家想一想，那時，兩次世界大戰剛過，各國之間的恩怨如山，而各國本身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古典原則、傳統方式都已放棄，人們如何在和平年代建立交往的可能？當然可以有各種政治談判，但那無涉生活感性。正在這種處處壁壘的情況下，在一架架穿越國界的飛機上，大家看到了一種可以全球統一，沒有任何障礙的文化禮儀。我甚至認為，正是這種高空中的禮儀，展示了二戰之後各國溝通的行為起點，從而安撫了傷痕纍纍的蒼生大地。

當然，空中禮儀只是禮儀。那些微笑和舉止，並不是出於對你個體的了解和交情，而僅僅出自於規制化的重複。正是這種規制化的重複，功用超過外交宣言，超過深奧學理，成為現今社會少有的感性紐帶，因此，我把它提高為“禮儀哲學”。

從空中想到地面。當年蔡元培先生執掌北京大學，邀請海內外諸多著名學者前來任教。對於其中幾位年齡稍長的學者，每月月底他都會親自上門“請安”，實際上是奉上薪酬。他坐的是馬車，到了教授府宅之前，先由助手上前輕拍門環，待門打開，教授出迎，他已在門口躬身作揖。進了廳堂坐下，他總是立即褒揚教授新發表的論文，然後詢問飲食起居。雅敘片刻，便起身離開。薪水，已由助手悄悄交給教授的家人，蔡校長口中絕不提及。

這一套禮儀，月月重複，不僅使那些教授深感校長對自己的尊重，而且也展示了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搖籃的北大仍在延續着傳統文化中的美德嘉行，使教師隊伍產生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踏實感。

現在去歐洲，雖然也常遇偷盜，卻更能見到不少具有善良禮儀的市民。有一次我們駕車在山道上問路，一位老者指路后我們感謝、前行。沒想到，老者突然擔心我們在前一個路口很容易走錯，竟然攀越山坡台階趕到我們前面，氣喘吁吁地站在路口等待。這位白鬍子老者一直沒笑，卻有一副很好聽的嗓音。看着他，我突然對這片土地上數千年來曾經出現過的哲學家、藝術家產生整體親近。我們在車窗口向他揮手，他在夕陽下的剪影立即讓人想到了那些著名雕塑。他的行為禮儀，閃耀着一系列宏大的文化，從古代希臘、羅馬，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

對此，我們常常會產生自愧。其實，該自愧的時間不必太長。很久以來，我們一直被稱為“禮儀之邦”。這不是自誇，而是有事實根據。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引述過一位比馬可·波羅更早來中國的傳教士魯不魯乞的一段話，說明在這位歐洲人眼中，當時的中國是什麼樣的：

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在社交上的特徵。在歐洲常見的爭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裏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忠厚是隨處可見的高貴品質。他們的車子和其他財物既不用鎖，也無需看管，並沒有人會偷竊。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着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糧食雖然常見匱乏，但他們對於救濟貧民，卻十分慷慨。

——《中國文脈·亂麻背後的蘊藏》

這位外國人的記述使我們清楚了，“禮儀之邦”，並非虛言。

禮儀一走幾百年，有沒有可能回來？

我本來是悲觀的。為此我要說得遠一點。

禮儀的消失，初一看與兵荒馬亂的時局有關，但這並不是主要原因。在兵荒馬亂之中，人們越來越企盼着和平秩序的重建，而和平秩序的重要因素就是禮儀。因此，戰後，人們往往比戰前更講究禮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家破人亡的歐洲人走進了還沒有來得及完全修復的音樂廳，用貝多芬、巴赫、莫扎特來修復心靈。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成了當代社會的禮儀載體。連我們熟悉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踐踏了多少亞洲國家，自己也挨了兩顆原子彈，從精神面貌和城市面貌都是一片廢墟。但很快，他們在廢墟上建立起了讓別國民眾吃驚的禮儀。

我們中國，戰爭剛剛結束時的禮儀，也超過了今天。

禮儀消失的主要原因，既然不是兵荒馬亂，那是什麼呢？是文化誤導。

明清兩代在極端皇權主義和文化恐怖主義下滋生的鷹犬心理、咬人謀術本來還不敢明目張胆地登上大雅之堂，等到現代從西方歪曲引入的批鬥哲學、極端思維、實用主義等與本土邪惡一結合，一切優秀傳統中的文化禮儀迅速蕩然無存。在這個過程中，一批“知識分子”起到了關鍵的負面作用。他們嘲謔天下大道，宣揚宮廷權謀，顛覆文化等級，甚至直接提出“寧要真小人，不要偽君子”的小人邏輯，而且發表的大量文章用語刺激，遣詞惡濁，對很多年輕讀者產生了極大誘惑。這正證明了一個道理，文化的最大敵人，在文化內部。

我曾經受邀參加過幾個“精神文明建設高端座談會”。那些當代著名的知識分子、公眾人物，不僅在會場上抽煙，到了電梯還不按滅，服務員前來勸阻還用“最智慧的語言”予以還擊，使服務員臉紅而走。在發言中，更是把自己看成是天下一切文明的裁判者，故意用狠話、粗話嘩眾取寵，甚至主張要在黃浦江樹立孔子的百米雕像與美國的自由女神抗衡。有人又尖聲反對，主張樹立孫悟空……

看到一位長住中國的西方學者寫的評論，說中國社會目前的種種亂象，是一批自稱文化精英的人在傳媒上惡劣示範的結果。

不管這個外國人說得對不對，我還是要建議市長們在討論城市文化建設的時候，盡量不要多找那些看起來最有資格參加討論的人。

突然由悲觀而轉向有限度的樂觀，倒是因為北京奧運。據反覆調查，這麼一個重大的國際盛典，給外來客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居然不是開幕式，不是賽場比分，不是北京古迹，也不是運作效能，而是那群年輕的志願者。這些從全國各高校報名來參加的年輕人，經過適度訓練，學會了表達友善、樂於服務的一整套行為禮儀，又用自己的青春熱情把這種行為禮儀滋潤得熠熠生輝。各國遠道而來的客人，從他們身上直接感觸了中華文化。或者說，他們成了中華文化的簡要讀本。

設計一座城市的集體禮儀，可以多層次、多方位齊頭並進，然後經過實踐比較一一篩選。但是不管哪一種，都需要遵循一些共同規範，例如——

第一，禮儀，只是善良和大愛的表現形式。堅守這一點，能使全部禮儀動作充溢着真誠，這是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

第二，設計時應該盡量自然合度，簡單易行，把握分寸。否則，集體禮儀就會成為一種脫離生活自然程序的僵化存在，很難被自覺地廣泛採用。

第三，集體禮儀在現代需要符合國際規範，又要融入中華風格和東方風格。據我全方位的實地考察，目前在行為禮儀上值得我們借鑒的亞洲國家有日本、伊朗、韓國、以色列、新加坡；在兩岸四地的排位中，台灣和澳門佔據一、二名。

第四，集體禮儀的推行，應該以年輕人領頭。年輕人的生命感、創造力不僅能使這些禮儀增加審美感染力，也能展現禮儀的現代性和延續性。不能讓老氣橫秋的一套，替代當代城市的集體禮儀。我從大量婚禮和節慶典儀中看到，當代年輕人對於集體禮儀非常渴求。只不過，到處都缺少高明的設計。

這又是市長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