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文化——在接受澳科大榮譽博士稱號后的學術演講
簡目
一、文化到底是什麼？
二、文化的最終目標；
三、中國文化的特性；
四、中國文化的弊病；
五、近三十年的進步；
六、當前的文化隱憂。
尊敬的許敖敖校長，兩岸三地前來祝賀的教育界賢達，各位教授和同學，下午好！
感謝澳科大授予我榮譽博士稱號。這份榮譽，不僅僅來自稱號本身，更來自於一起獲得這個稱號的其他名字。
這中間，有名震國際的水稻專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導全國抗擊了SARS災難的醫學專家鍾南山先生，有領導繞月飛行而被稱為“嫦娥之父”的航天專家歐陽自遠先生，有很早被聘為美國大學校長的華人科學家吳家瑋先生，有第一個被聘為英國大學校長的華人科學家楊福家先生……這些科學家，有的我早就熟識，有的則是新交的朋友，幾天來有機會長時間交談，很是興奮。
我歷來認為，人生最大的享受，不是華宅美食，而是與高人相晤。但是，科學高人們總是極其繁忙，又星散各地，很不容易暢敘。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澳科大為我們創造了這個機會。
與這些科學家不同，我這次獲頒的是“榮譽文學博士”，因此我今天的演講也就推不開文化的話題了。但是在這裏我首先要向科學家們叫幾句苦：講文化，看起來好像比你們講科學容易，其實並不。原因是——
第一，科學有定量定性的指標，文化沒有；
第二，科學有國際標準，文化沒有；
第三，科學家很少受到非專業的評論，但在當前中國文化界，非專業的評論者在人數上是文化創造者的幾百倍，在言論上都非常激烈。
這三個原因，已經造成文化話語的煙霧迷茫。本來，社會轉型的終極目標是文化轉型，但是，正當社會各部門紛紛向文化求援的時候，原來處於滯后狀態的文化領域反過來充當起了老師。結果就產生了一系列反常現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創新的時代卻推崇起複古文化，最需要科學理性的時代卻泛濫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愛救災的時代卻風行起謀術文化，最需要發掘人才的時代卻重撿起咬人文化，等等。正是這些反常的文化現象，使國際間和我們的下一代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更多的誤讀。
這種誤讀的後果是嚴重的。
我想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問題。現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世界的鬧市區，周圍的人都知道他走過很遠的歷史長途，也看到了他驚人的體量和腰圍，卻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於是大家恐慌了。闡釋中國文化，就是闡釋巨人的性格和脾氣。如果我們自己的闡釋是錯亂的，怎麼能夠企望別人獲得正見？
有一個對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國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本來國際形象很不好。但是，當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斷感動世人，情況也就發生了變化。中國在世界上，並沒做過什麼壞事，卻為什麼反而一直被誤讀？
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於文化的阻隔。
既然問題出在文化上，我們也就應該完整地對它作一些思考了。
一、文化到底是什麼？
你們如果到辭典、書籍中尋找“文化”的定義，一定會頭疼。從英國學者泰勒（E.BurnettTaylor,1832—1917）開始，這樣的定義已出現兩百多個。那兩百多個定義，每一個都相當長，我敢擔保，你們即使硬着頭皮全部看完，還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麼。請記住，沒有邊界的國家不叫國家，沒有邊界的定義不是定義。
文化定義的這種毛病，讓我想起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A.LawrenceLowel，1856—1942）發出的嘆息：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狀。我們想用文字來定義它，這就像要把空氣抓在手裏：除了不在手裏，它無處不在。
文化確實很難捉摸。因此，我們的傳媒在講述文化的時候，也只是說它有可能發揮的效果，如“凝聚力”、“軟實力”、“精神家園”等等，都是比喻，至於文化本身是什麼，還是沒說明白。近來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於“創意產業”，這又把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為文化中那些最經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在千百年前就完成“創意”，更難以變成“產業”。
按照我的學術經驗，對於那些最難下手的大題目，可以從它的裂縫處下手。你看，文化在這裏就露出了它的一條裂縫：我們身邊有很多跨國婚姻一一離散，離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異”。然而仔細一問，男女雙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見，“文化”的含義遠遠大於文化部門和文化職業。這條裂縫，可以讓我們窺知文化的真正奧秘。
我們現在所關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無限廣闊，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門和職業，那它究竟是什麼呢？看來，還要想辦法給它一個定義。三年前，我在香港鳳凰衛視的《秋雨時分》談話節目中公佈了自己擬訂的一個文化定義。我的定義可能是全世界最簡短的——
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對於這個定義中的幾個關鍵詞需要解釋一下。我前面說到不少跨國婚姻因“文化差異”而離散，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作為丈夫的華人每年清明節必須從美國的公司請假回故鄉掃墓，使他的美國妻子覺得難以理解。這就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說明了“文化差異”是什麼。
文化是一種時間的“積累”，但也有責任通過“引導”而移風易俗。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漸漸積澱成一種“集體人格”。中華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GustarJung,1875—1961）說：“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他在這裏所說的“浮士德”，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體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徵。這種集體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現了出來罷了。
在中國，自覺地把文化看成是集體人格的是魯迅。他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稱作“國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傳》、《孔乙己》、《葯》、《故事新編》等，都在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還是高出於中國現代的其他作家。
當文化一一沉澱為集體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靈魂。必須注意的是，民族的靈魂未必都是正面的，從歌德到魯迅都曾經深刻地揭示過其間的負面成分。
按照我所擬定的文化定義，今天中國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門職能，而不重視它的全民性質；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視它的精神價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積累層面，而不重視它的引導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組成，而不重視它的人格構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斷享用，而不重視它的集體沉澱。
所以，大家看出來了吧，我的定義雖然簡短，內涵卻是不小。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訴求。
由於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因此在任何一個經濟社會裏它都具有歸結性的意義。十幾年前，在紐約召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轉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學者達成了一系列共識，值得我們參考。
例如：
“一個社會不管發達和不發達，表面上看起來是經濟形態，實際上都是文化心態”；
“經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
“經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文化過程”；
“經濟行為只要延伸到較遠的目標，就一定會碰到文化”；
“賺錢，是以貨幣的方式達到非貨幣的目的”；
“賺錢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衣食，而是為了榮譽、安全、自由、幸福，這些都是文化命題”。
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是經濟學家，而不是文化學者。他們不深刻，卻是明白人。
二、文化的最終目標
我們已經從定義上說明文化是什麼，但還沒有指出它的最終目標。不管是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還是集體人格，總會有一個正面、積極、公認的終極指向吧？它究竟是什麼呢？
我剛剛引述的在紐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諸多經濟學家的發言，都強調了文化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卻都沒有說明他們追求的文化目標是什麼。
他們所說的文化，如果按照上述定義來解析，那麼，在精神價值上，很可能是指理想、榮耀、成功；在生活方式上，很可能是指遊學、交際、冒險；在人格修鍊上，很可能是指崇敬、反省、樂觀。諸如此類，都很不錯。但是，還缺少終極指向。“理想”的內容是什麼？“成功”的標準是什麼？“反省”的基點是什麼？
在這裏我想舉出美國企業家貝林先生的例子來說明問題。我曾為他的自傳寫過序言，與他有過深入的交談。
他對我說，他原先為自己定下的文化目標是“展現個性的成功”。其中，又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他追求“多”，即利潤多，產業多；第二階段，他追求“好”，即質量、品牌都達到國際一流；第三階段，他追求“獨”，即一切都獨一無二，不可重複。他說：“當這三個階段全都走完之後，我還不到六十歲。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無聊，甚至覺得連活着都沒有意義了。”
直到二〇〇一年三月，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亞洲某地把一把輪椅推到一個六歲的殘障女孩前，女孩快速學會運用后兩眼發出的生命光輝，把他的生命也照亮了。幾年後，在非洲，一個津巴布韋青年背着一位完全不認識的殘障老婦人，用幾天時間穿過沙漠來向貝林先生領輪椅，貝林先生看着這個青年獨自向沙漠深處走回去的背影想：“我一直以為有錢才能做慈善。他讓我明白，我這一生把梯子擱錯了牆，爬到頂上才發現擱錯了。”
現在，貝林先生成天在世界各地忙碌，早已沒有一絲無聊之感。他在做什麼，我想大家一猜就明白。
這是一位六十歲之後才找到了文化的最終目標的大企業家。
他明白了，文化的最終目標，是在人世間普及愛和善良。
貝林先生與我們一樣，當然從小就知道愛和善良，並把它們看成是道德之門、宗教之門，卻很少與文化聯繫起來。文化，似乎主要是來製造界線的：學歷的界線、專業的界線、民族的界線、時代的界線、高低的界線、成敗的界線、貴賤的界線、悲喜的界線、雅俗的界線……在這重重疊疊的界線中，人們用盡了才華和智謀，編製了概念和理由，引發了衝突和談判。這一切，似乎全都歸屬於文化範疇。貝林先生原先爭取的“個性”、“成功”、“多”、“好”、“獨”，也都是因為一條條誘人的界線而被誤認為是“文化追求”。
歌德的一句話，就把整個“局”破解了。他說——
人類憑着聰明，劃出了一條條界線，最後用愛，把它們全部推倒。
因此，貝林先生在六十歲之後獲得的轉變，是他擺脫一重重“小文化”的界線之後所發現的“大文化”。這種“大文化”，居然是他從小就聽熟的詞彙：愛、善良。
愛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沒有愛和善良，即便是勇敢的理想，也是可怕的；即便是巨大的成功，也是自私的。相反，如果以愛和善良為目標，那麼，文化的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全都會因為這個隱藏的光源，而晶瑩剔透。
一個最複雜的文化課題，立即變得不複雜了。
中國儒家說：“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恆愛之”，“與人為善”，“止於至善”。他們都把愛和善良看成是最高德行，最後原則。
回溯遠古歷史，最早所說的“文化”，就是指人活動的痕迹。當這種痕迹集中起來，“文化”也就是人類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上的生態共同體。但是，這樣的共同體應該很多，為什麼只有很少幾個能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生存下來，而其他卻不能？過去的解釋是，能生存，只因為強大。其實只要稍稍研究一下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傳染病疫就能明白，人類在巨大而突發的破壞力面前，一時的所謂強大並沒有用。如果不能互相救助，反而互相爭奪，那麼，誰也存活不了。因此，存活之道，繁衍之道，發展之道，必然包含着大愛之道、善良之道。
從大說到小，就連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能夠存在，也必定是無數前人善良的結果。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寫道：
唐末一個逃難者在嚴寒之夜被拉進了一扇柴門，宋代一個書生涉江落水被路人救起，這很可能是我的祖先。一場滅絕性的征剿不知被誰勸阻，一所最小的私塾突然在荒村開張……這些事情，也都可能遠遠地與我有關。因此，我們區區五尺之軀，不知沉澱着多少善良因子。文化是一種感恩，懂得把它們全部喚醒。
我不否認，歷史上更多地存在着“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但是，正是在血泊邊上的點滴善良，使人類沒有退回叢林變為動物，這就是動物所沒有的“文化”。世間很多最初原理都會變成終極原理，善良也就由此而成了文化的最終目標。
在這個問題上，儒家文化宣示得非常堂皇卻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卻建立了一個更精密的精神架構。
佛教的邏輯出發點，倒不是善，而是苦。人為什麼有那麼多苦？因為有很多欲求。而細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虛妄的。世間種種追求，包括人的感覺、概念、區分，都是空相。在快速變化的時間過程中，連自己這個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了“無我”、“無常”的啟悟，可以讓人解脫一切羈絆。但問題是，處於早已蒙惡的世間，“獨善”的自己已不真實。那就應該解救和引渡眾人，在“精神彼岸”建立一處凈土。這一來，對於整個人間，都要用善良和慈悲的情懷擁抱和融化，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這個意思。
包括佛學家在內的很多哲學家都認為，人之為人，在本性上潛藏着善的種子。灌溉它們，使它們發育長大，然後集合成一種看似天然的森林，這就是文化的使命。
對於這一點，我本人，是從中國民眾一次次自發救災的壯舉中才深深體會到的。因此我曾多次說，我的文化課程，部分完成於課堂，部分完成於書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則完成於一個個遺迹廢墟，和一個個救災現場。
德國哲學家康德曾多次表示，對於人類最終的善良原則和道德原則，不可討論，也不必討論。它們像星座一樣高耀頭頂，毋庸置疑，必須絕對服從。
雨果又補充一句：
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陽。
當然，不管是星座還是太陽，並不能取代一切。文化的天地遼闊而多變，接受善良的光照會有很多不同的層面和方式。例如，思索人生過程，尋找審美形式，表達震驚、恐懼、憐憫、軟弱、無奈，都是以珍惜生命為起點，因此也在善良的坐標之內。吶喊、詛咒、譴責、揭露，也都與此有關。即便是純粹描寫山水，創造美的形態，也都是對人類感覺的肯定，對居息星球的探詢，皆屬大愛範疇。
因此，以愛和善良為終極目標，並不會縮小文化的體量。
三、中國文化的特性
講了文化，就要縮小範圍，講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麼？很多學者發表了各種意見，我大部分不贊成。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所找出來的“特性”，並沒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
例如，“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海納百川”、“尊師重教”、“寬容忍讓”、“厚德載物”等成語，一直被輪番用來概括中華文化的特性。看起來好像並沒有錯，但一旦翻譯成外文就麻煩了，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的經典中都有類似的說法，我們只不過是用漢語文言來表述罷了。
這表明了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貴一致，卻也表明，我們不能以這些一致性來說明中國文化獨特性。
更重要的是，這些美好的語彙，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對人們的教誨和宣示，並不能說明大家已經投之於實踐。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沒有做到，才提出這種訓誡的。因此，所謂文化特性，還必須具有廣泛而長久的實踐性。
按照獨特性和實踐性的標準，我把中國文化的特性概括為三個“道”——
其一，在社會模式上，建立了“禮儀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用這三個“道”來說明中國文化與別的文化的根本區別，外國人能接受嗎？
我從六年前開始，就應邀分別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馬利蘭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以這樣一條思路進行演講，反響十分積極。每次演講之後，我照例還會與當地的教授、學者作一些討論。大致可以肯定，這樣的思路比較容易被國際學術界認可。
下面，我想用最簡單的話語，對這三個“道”略作說明。
先說“禮儀之道”。我們的祖先早已發現，文化雖軟，但要流傳必須打造出具體的形態。從原始社會傳下來的各種民間文化，大多是以陋風惡俗的強硬方式來推行的。那麼，思想精英們試圖推行的仁愛、高尚、溫厚、互敬、忍讓、秩序，也不能流於空泛，而必須設計出一整套行為規範，通過一定的儀式進行半強制化的傳揚。例如，出於親情倫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獲得深刻認知時，也必須學會每天向父母親請安。這種請安就是半強制化的行為規範，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續的纜索。因此，所謂“禮儀”，就是一種便於固定、便於實行、便於審視、便於繼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儀式。設計者們相信，只要規範在，儀式在，裏邊所蘊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則，文化精神只能隨風飄散。因此，荀子說，“禮者，人道之極也”。意思是，禮儀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禮儀當然也會給每個人帶來很多不自由，這一點孔子早就看出來了，因此說“克己復禮”。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師們的努力，使中國在不少時候被稱為“禮儀之邦”。
把“禮儀”當作社會模式，也使中國文化在幾千年間保持着一種可貴的端莊。缺點是，“禮儀”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縟節，限制了心靈啟蒙和個性表達，更阻礙了大多數中國學者進行超驗、抽象的終極思考。
再說“君子之道”。儒者企圖改造社會而做不到，最後就把改造社會的目標變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們設定的行為程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出發點，誰知辛苦到後來，治國、平天下的計劃基本落空，因此，出發點又變成了目的地。他們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為人格理想，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特徵。在這裏我們不妨作一個宏觀對比：在這個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覺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紳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騎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武士”，而中華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與它們重複。
我們的祖先沒有給君子下一個定義。但是比下定義更精彩的是，他們明確設定了君子的對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問題上都把君子和小人進行近距離的直接對照。這種理論方式，形象鮮明，反差強烈，容易感受，又朗朗上口，非常便於流傳。
你們看，歷來中國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隨口說出“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結果，兩千多年說下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國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國人，即使失敗了也希望失敗得像個君子，而不希望轉變為成功的小人；即使被別人說成是壞人，也不願意被別人說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證明古代儒者確實已經把一切政治之夢、禮儀之夢凝縮成了君子之夢、人格之夢。
最後說“中庸之道”。簡單說來，就是中國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極端化的誘惑。“中庸之道”認為，極端化的言詞雖然聽起來痛快、爽利，卻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須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尋求合適和恰當；必須放棄僵硬和狹窄，而去尋求彈性和寬容。
“中庸之道”是一種整體思維方式。它反對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卻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結果，卻也承認過程；它知道是非，卻又肯定轉化……它認為，互補、互動、互易的整體，是世界的真相，而極端化思維則是虛假思維。
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不少極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義和團、“文革”等等，但時間都不長。佔據歷史主導地位的，還是基於農耕文明四季輪迴、陰陽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學。這種哲學，經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論述和實踐，已成為中國人的基本行為模式，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極端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我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幾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和消亡的倖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災難中起了關鍵的緩衝作用、阻爆作用和療傷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維護了世界。例如，中國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國軍事遠征，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樣。這種區別，連很多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也過了很久才弄明白，發覺根源就是“中庸之道”。二〇〇五年我曾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利瑪竇說》的演講，以一系列歷史事實，從文化哲學上批駁了“中國威脅論”。
好了，三個“道”，社會模式、人格模式、行為模式齊全，而且組合嚴整，構成了一種大文化的“三足鼎立”。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國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國人在地球上的一個重大建樹。別人如果不承認，那是他們自己沒有見識。
有些人，直到今天還經常拿着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會觀念貶斥中國和中國人。不錯，那些西方觀念都很優秀，很值得我們學習，但我稍稍也有一點不服氣。因為在那些觀念產生之前，中國文化已經相當剛健地存活了至少五千年。“相當剛健”的證據，就是當同年的鄰居早已紛紛死亡，而它還生氣勃勃地活到了今天，活出了諸子百家，活出了秦漢唐宋，活出了人丁興旺。活得那麼久，活得那麼大，難道就沒有自己的精神價值么？
幾個月前在台北，我與一位美籍華人政論者產生爭執。他說：“西方的價值系統，是我們討論全部問題的起點和終點。”我說：“是不是終點，你我都沒有資格判斷。但是，我有資格肯定，起點不在那裏。”
四、中國文化的弊病
說了中國文化的建樹，那也就有必要討論一下它的弊病了。
中國文化體量大、壽命長，弊病當然很多。我為了與前面講的三個“道”對應，也選出了三個“弱”。
中國文化的第一個弱項，是疏於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publicspace）作為一個社會學命題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重新闡釋的，卻是歐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點。中國文化對此一直比較黯然，歷來總是強調，上對得起社稷朝廷，下對得起家庭親情，所謂“忠孝兩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嗎？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盲區。
你看，古代一個官員坐着轎子來到了某個公共空間，前面一定有差役舉出兩塊牌子：“肅靜”、“迴避”。這麼一來，公共空間一下子又不見了。那麼，似乎只好讓知識分子來關心公共空間了，但是中國文人遵守一個座右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這裏邊所說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間，他們不予關注。他們有時也講“天下興亡”，但主要是指朝廷興亡。
這個毛病，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一個重要論述對比一下就更明顯了。康德說，知識分子的崇高責任，就是“敢於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
我在國外遊歷時，經常聽到外國朋友抱怨中國遊客隨地吐痰、高聲喧嘩、在旅館大堂打牌等低劣行為，認為沒有道德。我往往會為自己的同胞辯護幾句，說那個高聲喧嘩的農村婦女，很可能收養過兩個孤兒。他們的失態，只能說明他們不知道公共空間的行為規範。責任不在他們，而在中國文化。當然，這樣的事說到底確實也與道德有關，那就是缺少公德。
現在，中國文化的這個缺漏只能靠我們當代人來彌補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設“文化強市”，我認為，最重要的支點不在於推出多少作品，而在於重建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時又是最大的文化課堂。廣大市民的集體人格和審美習慣，都在那裏培養。
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弱項，是疏於實證意識。
已故的美籍華人史學家黃仁宇教授說，中國歷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數碼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個新詞彙，來闡述一個老問題。他特別舉了明代朝廷檔案《明實錄》的例子，發現那裏記載的數字大多很不準確，甚至極為荒謬，但從撰稿者、抄寫者、審核者，到閱讀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區。這個盲區，在中國現代有增無減。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實證架勢的數字，往往最難相信。什麼“三個月戡亂成功”、“畝產二十萬斤”、“百分之九十五的當權派都爛掉了”等等，這些風行全國的數字，有哪一個得到過實證？
實證意識的缺乏，也就是科學意識的缺乏。這種傾向，使中國文化長期處於“只問忠奸、不問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實，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礎。現在讓人痛心疾首的誠信失落，也與此有關。假貨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禍害最大；謠言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傷害最深。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不具備發現虛假、抵制偽造、消除謠言的機制和程序。
多年來我發現，在中國，不管什麼人，只要遇到了針對自己的謠言，就無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來破除。什麼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是不必依賴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殺，僅僅靠着社會上多數民眾對證據的辨別能力，以及對虛假的邏輯敏感，就能讓事實恢復真相。對此，中國文化完全無能為力，中國文人則大多助紂為虐，幾乎所有後果最壞的謠言，都是文人製造出來的。本來，傳媒和互聯網的發達可以幫助搜尋證據、克服謠言，但事實證明，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謠言的翅膀，滿天飛舞。
總之，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個短句進行概括：造謠無責，傳謠無阻；中謠無助，闢謠無路；駁謠無效，破謠無趣；老謠方去，新謠無數。
由此聯想到社會大局，什麼時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謠生事，一定會引發一場場難以控制的人文災難。我這些年在香港，驚訝地發現那裏很多文人都固執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現場還“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我怎麼用親身見聞來反駁都沒有效果。對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災害的國家，救災行動遠遠比不上中國，卻並沒有這種謠言。因此我不能不認定，這裏確實隱藏着中國文化的一大毛病。
中國文化的第三個弱項，是疏於法制觀念。
我不是從政治角度，而是從文化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中國至今最流行的文學，仍然是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在藝術手法上頗多佳筆，但在文化觀念上卻一定在頌揚“法外英雄”。這種英雄國外也有過，如魯賓漢、佐羅，但文化地位遠沒有在中國文化中那麼高。在中國文化中，“好漢”總是在挑戰法律，“江湖”總是要遠離法律，“良民”總是在攔轎告狀，“清官”總是在法外演仁。這類“總是”還可以不斷列舉下去，說明中國曆來的民間靈魂大多棲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飄零在邊緣地帶。
當然，這也與中國法制歷來的弊病有關。相比之下，與中國的“水滸好漢”幾乎同時的“北歐海盜”，卻經歷了從“家族復仇”到“理性審判”的痛苦轉化過程。中國的這個轉化遲至現代才開始，但在文化上卻一直沒有真正開始。這個問題，我在《行者無疆》一書中討論北歐海盜的那些文章，有較詳細的論述。
中國文化對法律觀念的疏淡，嚴重影響廣大民眾快速進入現代文明。讓人擔憂的是，現在有很多官員還在忙着表演離開法製程序的所謂“親民”舉動，把上訪看作起訴，以調解替代審判，用金錢慰撫非法，結果，法律被貶，正義蒙塵，凶者得利，善者受損。更嚴重的是，不少活躍在傳媒和網絡上的文人還把自己的喧鬧圍啄當作“民間法庭”。其實，中外歷史都證明，世間一切“民間法庭”都是對法律的最大破壞。
中國文化的弱項還有很多，我曾在香港鳳凰衛視中很系統地講過一年，今天由於時間有限，僅舉上述這三點。但是，僅此三點已經夠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經過好幾代。
五、近三十年的進步
由於我對文化的定義是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集體人格，因此在整體上對中國文化的現狀很不滿意，有時甚至很憤怒。虛假、空洞、重複、極左、奉迎、低智、惡趣、媚俗之風，在文化領域越演越烈。
我認為，造成了這些現象，主要原因是以往我國文化體制的慣性延續。由於這種體制與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越來越格格不入，因此比過去任何時代都不可容忍。
但是，如果不理會這種陳舊體制，而是看社會的正常層面，那麼，在一些基本文化觀念上還是取得了重大進步——
第一，由於三十年來“注重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實踐，比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這種民生文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思維主軸，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重點，與以前沒完沒了的鬥爭哲學劃出了時代性的界限。以這種民生文化為坐標，過去流行的“宮廷興亡史觀”也在漸漸被“全民生態史觀”所替代。目前，這種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製度、更健全的服務體系、更良好的生態環境推進。這一切，看似經濟事件、社會事件，但在我看來，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於改革開放，文化視野開拓，比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
所謂多元文化，其實也是包容文化、差異文化、對峙文化。絕大多數中國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賞許多異己的藝術形態，新生的一代更願意把創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間。這對於長期處於“大一統”傳統之下的中國文化而言，實在是一大進步。
與廣大民眾相比，倒是有些官員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大為落後，仍然固守着保守的奉承觀念，頤指氣使。但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這已經不成氣候，多元文化的觀念已經推向了全社會。現在，反倒是西方，對中國文化的多元化進程缺少理解和寬容。
第三，由於一次次全民救災的行動，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在我看來，全中國上上下下從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聲音，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轉型。因為類似的情景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有了“生命第一”的觀念，人性、人道的命題都可以一一確立，大愛、大善的行為也可以進一步發揚，直逼我在前面所說的文化的最終目標。顯然，這是中國文化從精神上站立起來的最重要標誌。
大家可能已經從香港的報紙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後，與海內外那些熱衷於編織“哀鴻遍野5·12”的奇怪人群展開了激烈爭論，核心問題就在於：全民支援災區的事實，要不要肯定？重建中國的文化精神，是靠愛，還是靠恨？我認為，中國社會沉澱的恨已經太多，好不容易迸發出了普天大愛，應該珍惜，不容糟踐。
除了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對於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後於廣大民眾。這也難怪，由於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們大多還沉溺於書面文化、謀臣文化、大批判文化裏邊，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走出昔日的泥淖。
在肯定上述實質性進步之後，我們還應看到，這些進步還帶有不少被動性和脆弱性，有待於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於社會體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於民主進程的推進，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於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經出現，努力有了依憑。
六、當前的文化隱憂
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問題，比它的歷史弊病還要複雜。
因此，我今天的演講要在這個話題上停留較多時間，大膽地把幾個隱憂坦陳出來。
第一個隱憂，復古文化正在衝擊着創新文化。
前面剛剛講過，我不贊成拿着西方文化的兩百年來壓中國文化的五千年。這話本該說得理直氣壯卻很難理直氣壯了，因為最近幾年，國內突然風行起複古主義，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
其實，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於創新，而不是懷古。要懷古，比中國更有資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們不創新，成天向世界講述巴比倫文明和法老遺言，怎麼能奢望在現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
很遺憾，打開我們的電視、報紙、書刊，很少有一個創意思維引起廣泛關注，永遠在大做文章的還是一千年前的梟雄心計、七百年前的宮門是非，以及古人之奪、古墓之爭、老戲重拍。
本來，做一點這種事情也未嘗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斷力不高的現代中國，社會關注是一種集體運動，傳播熱點是一種心理召喚，倚重於此必然麻木於彼。幾年下來，廣大民眾心中增添了很多歷史累贅，卻沒有提升創新的敏感度，這不是好事。
復古文化在極度自信的背後隱藏着極度的不自信。因為這股風潮降低了中國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進行平等對話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語、自娛自樂、自產自銷、自迷自醉。這是中國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倒退。
更讓人警惕的是，這幾年的復古文化有一個重點，那就是違背我前面講過的“愛和善良”原則，竭力宣揚中國文化中的陰謀、權術、詭計，並把它們統統稱為“中國智慧”、“制勝良策”。相反，復古文化從來不去揭示中華大地上千家萬戶間守望相助、和衷共濟的悠久生態，這實在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這種曲解，已經傷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質，傷害到了後代的人格建設，也傷害到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這股復古思潮，甚至對近百年來發生的某些社會文化現象也進行過度誇耀。例如在我生活時間較長的上海，一些人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樂門”的濫情描述，對當時還處於起步狀態的學人、藝人的極度吹捧，就完全違背了基本常識，貶損了一個現代國際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僅是上海，據我所知，這些年各地已經把很多處於生存競爭過程中的民間藝術、地方戲曲，全都不分優劣地當作“國家遺產”保護了起來，把它們稱作“國粹”、“省粹”、“市粹”，順便，還把老一代民間藝人一律封為不可超越的“藝術泰斗”、“文化經典”。這在文化史上鬧了大笑話，還阻斷了民間藝術新陳代謝的自然選擇過程，反而惡化了文化生態。
保護，對破壞而言，是一個正面概念；但對改革而言，則很可能是一個負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意味着倒退。
由於很多文化官員對於文化發展的大勢缺少思考，這股失控的復古勢頭也獲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結果，當過去的文化現象在官方的幫助下被越吹越大，創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個隱憂，民粹文化正在衝擊着理性文化。
我前面曾經說到，康德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有勇氣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這句話的關鍵詞，除了“公共空間”就是“運用理性”。但這些年來，理性文化還沒有來得及被廣泛運用，卻受到民粹文化的嚴重衝擊。民粹和復古一樣，都是在設定虛假信仰。任何虛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騙。
每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都應該重視民眾的呼聲，但是，這種重視必須通過真正的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序來實現。應該承認，世上許多重大課題，一般民眾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記憶中，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大問題進行民意測驗，肯定很難通過。因為這會使很多“鐵飯碗”保不住，而一般民眾又無法預計中國經濟後來的發展。又如，現在如果拿着“低碳”、“減排”、“禁獵”、“限牧”、“休漁”等問題交付民意裁決，情況也會很不樂觀。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則，那麼，人類為什麼還需要那些苦苦尋求真理的文化大師，而且他們都那麼孤獨？孔子流浪十幾年，一路上沒有什麼人聽他的，除了身邊幾個學生；老子連一個學生也沒有，單身出關，不知所終。如果讓當時的民眾來評判，他們這些默默趕路的人什麼也不是。民眾追捧的，是另一類人物。
對於民粹主義，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都不陌生。那時候，普天下都是大鳴、大放、大批判、大揭發，號稱大民主。發起衝擊者，就是自稱“革命群眾”的造反派。他們被一些投機文人封為“弱勢群體”，但當時真正的弱勢群體，顯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認為，“文革”如果僅僅是一場上層的政治鬥爭，那還算不上災難；但是，當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立即就變成了一場全民浩劫。幸好，他們那時只用大字報，還沒有互聯網。
民粹很像民主，卻絕對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濫，是對不民主的懲罰，但是這種懲罰喚不來民主。民粹對於民主的損害，甚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讓人嚮往民主，民粹讓人誤解民主。
由於民粹主義歷來是一群投機文人挑唆起來的，因此還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識分子站出來堅持冷峻的理性，與他們對峙。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由於多年來對於民粹的放縱，現在要面對着它來堅持理性，已經成為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民粹主義表現在文化藝術上，就是放棄應有的等級和標準，把底層觀眾的現場快感當作第一坐標。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美學都告訴我們：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對人的提升。一切優秀的文化藝術本是歷代大師辛勤架設的提升人們生命品質的階梯，民粹主義拆掉了所有的階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鬧。
當然，嬉鬧也可以被允許。但是應該明白，即使普通民眾，也有權利尋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權利享受高出於自己的審美等級。
今天我要請在場的同學們冷靜下來設想一下，如果把人類歷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藝術大師都一一交給當時當地的民眾來“海選”，結果能選上哪幾個？我可以肯定，一個也選不上。“海選”，是社會上部分愛熱鬧的年輕人的短期遊戲，與藝術的高低基本沒有關係。最有精神價值的作品，永遠面對着“高貴的寂寞”。雖然寂寞，卻能構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嚮往，如黑海的燈，遠山的塔。
總之，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文化藝術一旦受控於民粹主義，很快就會從驚人的熱鬧走向驚人的低俗，然後走向驚人的荒涼。
第三個隱憂，文化的耗損機制仍然強於建設機制。
現在經常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卻為什麼遲遲不能出現真正被海內外公認的文化成就？”
答案，必定與文化的耗損機制有關。
耗損有不同的類型，我要先講一講“惰性耗損”。
“惰性耗損”是一種體制性的毛病，這種毛病耗損了文化的活力，浪費了文化的資源，使“惡性耗損”乘虛而入。
今天中國文化的“惰性耗損”，主要耗損在官場化、行政化的體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仍在體制之內，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卻在體制之外。
文化的官場化、行政化，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中國大陸一層層“領導”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聯”、“作協”這樣的官方機構中。這些機構一定也做過一些好事，當然還可以繼續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裏邊。但是現在應該釐清它們的真實性質，免使它們繼續受到不必要的指責。它們實質上沒有太多權力，也沒有當代的代表性，可能會給部分人員一些身份和津貼吧，卻無法面對文化創建上的真正問題。
其實目前處於文化創建前沿的，是年輕的一代。他們天天遇到的障礙、挑戰、掙扎、樂趣，是官方機構無法想像的。這中間的差異，就像“野戰軍”和“軍人俱樂部”之間的天壤之別。現在的體制似乎把“軍人俱樂部”里的活動當作了戰場，錯把大量的國家文化資源和榮譽資源都給了他們。而在真實的戰場上，卻風沙撲面，蛇蠍處處，缺少支援。
這就引出了“惡性耗損”。
我們應該檢討，在“文革”之後的撥亂反正過程中，對於禍害極大的“革命大批判”，當時只是否定了它的具體內容，卻沒有否定它的行為模式。於是，幾十年一過，當“文革”災難漸漸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現在中國文化傳媒界一些不斷整人的投機文人，比“文革”時期的造反派更加惡劣，因為他們明知真相而堅持造謠，明知法律而堅持犯法。相比之下，當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們無知得多。
這種大批判的行為模式，永遠是假借“大眾”的名義，通過捕風捉影、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鼓噪起鬨，給文化環境帶來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為了安全起見紛紛尋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軍方的文藝團體。沒有獲得這種背景而又有較大名聲的文化創造者，就成了“惡性耗損”的重點對象。正是這種耗損，危及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命脈。
這中間，很多傳媒起到了極為關鍵的負面作用。近十年來，這些傳媒經常在境外控訴，它們的記者如何受到了哪個縣長、哪個機關的不禮貌對待，似乎他們是正義的化身，又是備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們忘了告訴人們，自己就是一種強大權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創造者一直受到它們的誹謗、追毆而求告無門。當誹謗被一一揭穿，它們也從來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罰，總是轉身去謀划著新的誹謗。
它們為什麼敢於如此？那是因為，這些傳媒都頂着“政府喉舌”的光環，不存在體制上的對立面，更沒有法律上的擔憂。因此，即使沒有受到它們傷害的文化創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就是當前中國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我企盼政府儘快與大多數文化傳媒脫鉤，使它們不再享有特權，隨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監督和懲處。
從現在看來，中國的法律界習慣於把受毀損的文化人看成是“公眾人物”，似乎理應挨打；把傳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論自由”，似乎理應施暴。
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領域，任何惡性耗損幾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價。時間一長，文化耗損者的隊伍大大擴充，文化建設又何從談起？
近兩年，很多地方都在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準備放寬政策、重獎重賞、多方引進。其實，在我看來，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損”和“惡性耗損”，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傑出的文化人才數量有限，居無定所，永遠在尋找着能夠守護文化等級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講了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三個隱憂，可能會引起大家的不少煩惱。這些問題發作的程度已經不輕，什麼時候能夠緩釋？什麼時候能夠解決？
對此我想作一個讓大家寬心的判斷。
我認為，復古文化的熱潮現在已經越過了峰尖，開始降溫。原因是人們已經發覺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謀略對於當代生活幫助並不大，產生了厭倦。
同樣開始引起人們厭倦的，是那種“惡性耗損”機制。大家漸漸發現，雖然這種機制每次發動進攻時都聲勢很大，但到最後都疑竇重重。時間一長，連幸災樂禍的起鬨者都疲頓了。我想，幾年以後如果中國法院能對一些誹謗罪、誣陷罪作出刑事審判，而獲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橫行霸道多少年的傳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國文化的情況必定會快速好轉。據我所知，很多人都在迫切地期待着這一天。
我感到悲觀的，反倒是那些看起來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損”。那麼多爭權奪位的協會，那麼多假大空的晚會，那麼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評獎，那麼多近似於“樓堂館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麼時候能夠大刀闊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員也看出了其中的虛耗成分，但覺得反正有錢，用文化做點“面子工程”也未嘗不可。但是，事實證明，這種“惰性耗損”越熱鬧，真實的文化創造就越難產。這個毛病的克服，應該與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有關。
在所有的焦慮中，我最為焦慮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濫。我已經一再警告，這裏埋藏着一場巨大的人文災難，危害性超過自然災害和外敵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能夠有效抑制它的觀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對它的畏怯、餵食和嬌寵，致使很多憂慮者不得不移民遠去。
說到這裏，大家已經明白我為什麼在演講一開始就在叫苦了。文化，當它以自己的身份爭取尊嚴的時候，一點兒不比政治、經濟、科學簡單。文化又大又難，在文化上即使終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會太多。因此，進去的人流總是浩浩蕩蕩，出來的成果總是寥寥無幾。這種情景，與科技領域完全不同。
我很抱歉向年輕的同學們說了這麼多沉重的話題。我想，與其讓你們自己去一點點吃驚地發現，還不如先把真相告訴你們，相信你們能夠面對。
最後，我想改變氣氛，縮小話題，提振情緒，對澳科大的同學們留幾句鼓勵的話，來作為演講的了結——
同學們，不知你們聽了我的演講后，還喜不喜歡文化。但是不管怎麼說，你們逃不開它。那就不要逃，主動投入吧，文化也需要你們。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創造，就像我們的祖先刻第一塊玉，燒第一爐窯。你們還那麼年輕，應該立即命令自己成為一個文化創造者，而不僅僅是文化享受者。
作為一個文化創造者必須是善良的，絕不會傷害別人，指責別人，而只會幫助別人，把最好的作品奉獻給別人。他的每一項創造，都是出於大愛。文化創造者的精力永遠不夠用，因為他們要探尋全人類和全民族的終極價值和重大憂患，還要探尋最佳的藝術形式，使每一個作品都能提升人們的生命體驗。
作為一個文化創造者必須是誠懇的，不會假裝“復古”來掩飾自己在現代性上的無能，也不會假借“民意”來遮蓋自己在主體性上的乏力。作為一個文化創造者又必須是超逸的，既不會屈服於學歷壓力、職稱壓力、輿論壓力、官位壓力，也不會屈服於同行嫉妒、文人耍嘴、痞子潑污、傳媒圍攻。只有這樣，我前面所說的諸多弊病、種種隱憂，才會被逐步冷落和化解。
中國文化的前途取決於像你們這樣年輕的創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那麼，你們的品行、等級、力量、眼界、氣度、心態，就是中國文化的未來。
就講到這裏吧。整整一個下午，大家聽得那麼專註，那麼安靜，讓我感動。對於在座的名譽博士和各位教授，我實在要說“不敢當”，請你們多多包涵、指正；對於在座的那麼多學生，我要說的是，學習科學技術的年輕人能夠如此誠懇地面對文化課題，真讓我安慰。
謝謝！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演講，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