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內外

紅樓內外

讀了蕘公的《紅樓一角》，覺得很有興趣，因為所記的事有些也是我所親自見聞的。我於民六到了北大，那正是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的前夜，我出了課堂，卻又進了辦公室，當一名職員，與學生教員一直保持着接觸，所以這以後的許多事情，如五四六三事件，八校教員索薪，以至三一八事件，我都在旁看着聽着，如今事隔二十多年，雖然大半有點忘記了，但約略記得的也還不少。這回因了《紅樓一角》的文章，引起了我的記憶，另碎的記了下來，聊以當豆棚瓜架下的消暑資料吧。

從卯字號說起

這裏話得從卯字號說起，或者更在以前一點也說不定。民七以前，北大紅樓正在建築中，文理科都在馬神廟的四公主府，而且那個迤東的大紅門也還沒有，只從後來所謂西齋的門出入。進門以後，往東一帶若干間的平房，不知什麼緣故普通叫做卯字號，民六時作為文科教員的預備室，一個人一間，許多名人每日都在這裏聚集，如胡適博士，劉半農，錢玄同，朱希祖以及《紅樓一角》中所說沈馬諸公，—但其時實在還只有尹默與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養病，馬衡大概在上海，未曾進北大哩。卯字號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這裏有過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這件事說明了極是簡單，因為文科有陳獨秀與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則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適之劉半農劉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歲，過了三十多年之後再提起來，陳朱劉（半農）已早歸了道山，就是當時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五十八歲的老博士了。

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資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還是民初（是民國二年吧）進校的，別人都在蔡孑民先生長校之後，陳獨秀大概還在民五冬天，其他則在民六了。朱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講中國文學史，但是他的海鹽話很不好懂，在江浙學生還不妨事，有些北方人聽到畢業也還是不明白。有一個同學說，他聽講文學史到了周朝，教師反覆的說孔子是厭世思想的，心理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寫引用孔子的話，都是積極的，一點看不出厭世的痕迹，尤其覺得納悶，如是過了好久，不知因了什麼機會，忽然省悟所謂厭世思想，實在乃是說的現世思想，因為朱先生讀“現”字不照國語發音如獻，仍用方音讀作艷，與厭字音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學生很是老實，雖然聽不懂他的說話，卻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對，那些出來和他為難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學生，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中有一位姓敷的，—這自然不是真姓，我們姑且以中國舊字母代之，他搗亂得頂利害，可是外面一點都看不出，大家還覺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學生。在他畢業了幾年之後，才自己告訴我說，遇見講義上有什麼漏洞可指的時候，他並不開口，只寫一小紙條搓團，丟給別的學生，讓他起來說話，於是每星期幾乎總有人對先生質問指摘。這已經鬧得教員很窘了，末了不知怎麼又有什麼匿名信出現，作很惡毒的人身攻擊，也不清楚這是什麼人的主動。學校方面終於弄得不能不問，把一位向來出頭反對的姓心的學生，在將要畢業的前幾時除了名，而姓敷的仁兄安然畢業，成了文學士。這姓敷的是區區的同鄉，而姓心的則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鄉，都是浙江人，可以說是頗有意思的一段因緣。

林琴南的蠡叟叢談

後來還有一回類似的事，在五四之前，大約是民七吧，文學革命運動漸漸的起勁，校內外都發生了相當的反應，校外的反對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報》《公言報》上時常發表文章，肆行攻擊，頂有名的是《新申報》上的《蠡叟叢談》，本是假《聊齋》之流，沒有什麼價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荊生”的寓言，是專門攻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的，三人均有化名，錢玄同的金心異曾見於魯迅的書札中，胡博士的狄莫—蓋用《論語》無適也無莫也的典故，便不見有人提起，陳獨秀則似名田必美，想起來也有點不大確實了。法科學生張豂子喜歡談京戲，常在《公言報》的報屁股上寫些戲評雜文，有一時還曾經同《新青年》的同人討論過舊戲，雖然雙方意見極端相反，卻也還沒有發生什麼衝突。後來林琴南的攻勢愈加來得猛烈了，大有憑藉了段祺瑞一派的勢力來干涉北大的形勢，（那篇《荊生》裏便很有明顯的表示，這時候雖未動手，但在五四以後，陳獨秀終於被迫辭了文科學長而去了，）張豂子也有在內策應之嫌疑，於是學校方面下了斷然的處置，將他除名，也在畢業之前，與心君后先暉映，更沒有第三人可與媲美，因為在蔡校長治下的北大是向來不大開除學生的。現在想起來，這兩件似乎都是疑獄，那匿名文件是否心君所為恐怕並無充分證據，張君的內應也不見得真是那麼嚴重，大概透露校內消息，給林琴南做點情報，也許有的，或者不值得那麼看重，但是那時北大受着舊勢力的襲擊，在風雨漂搖之中，急謀自衛，不得不取這種處分，也是不足怪的事吧。

古今中外的蔡校長和辜鴻銘

蔡校長辦學是主張兼容並包的，所以當時有些人給他一個四字的批語，叫做古今中外，這四個字雖然似乎散漫，但很足以表示他獨有的自由思想的精神，在他以外沒人趕得上，就是現今美國叔叔十分恭維的胡博士，也恐怕還要差一點兒吧。他所請的各教授中，第一個有特色的，大概中外一致的要推辜鴻銘了，他是福建的閩南人，他的母親本是西洋人吧，所以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作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裏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他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那裏鄉下去找了來的，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正同課堂上的主人一樣，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着，也不失為車夫隊中一個特出的人物。辜鴻銘早年留學蘇格蘭，歸國後有一時也是西裝革履，顯出是高等華人，可是後來卻變得那一副怪相，嘴裏也滿口春秋大義，成了十足的保皇黨了。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可是他總隨時隨地想要找機會發泄。例如有一次北大開文科教授會，討論功課，各人紛紛發言，蔡校長也站起來想要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這是他原來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就充分表現在裏邊了。

關於端先生

又有一次是五四運動時，六三以後，大概是民八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紅樓第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里開臨時會議，除應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長，各人照例說了好些話，反正對於挽留是沒有異議的，問題只怎麼辦，打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辜鴻銘也走上講台，贊成挽留校長，卻有他自己的特別理由。他說道，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們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為他是贊成挽留蔡校長的，所以也沒有人再來和他抬杠。可是後面的一個人出來說話，卻無意中鬧了一個大亂子，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這位理科教授姓端，是江蘇人，本來能講普通話，可是他一上講台去，說了一大串叫人聽了難懂，而且又非常難過的話。那時天氣本是炎熱，時在下午，又在高樓上一間房裏，聚集了許多人，大家已經很是煩燥的了，這端先生的話雖是個個字可以聽得清，可是幾乎沒有兩個字以上連得起來的，只聽他單調地斷續地說道，我們，今天，今天，我們，北大，今天，北大，我們，如是者略約有兩三分鐘，不，或者簡直只有半分鐘也說不定，但是人們彷彿覺得已是很長久，在熱悶的空氣中，聽了這單調的斷續的單語，有如在頭頂上滴着屋漏水，實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燥，不知怎麼辦才好的時候，忽然教室的門開了一點，有人把劉半農叫了出去。不久就聽得劉君在門外頓足大聲罵道，“混賬”！裏邊的人都愕然出驚，端先生以為是在罵他，也便匆匆地下了講台，退回原位去了。這樣地會議就中途停頓，等到劉半農回來報告，才知道是怎麼的一回事，這所罵的當然並不是端先生，卻是法科學長王某，他的名字忘記了，彷彿其中有一個祖字。六三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學生都列隊出來講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學生，北京政府便派軍警把這些中小學生一隊隊的捉了來，都監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內。各方面紛紛援助，贈送食物，北大方面略盡地主之誼，預備茶水食料之類，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項。這數目記不清了，大約也不大會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會決定請學校核銷此款，歸入正式開支之內。可是法科學長不允許，於是事務員跑來找劉半農，因為他是教授會的幹事負責人，劉君聽了不禁發起火來，破口大喝一聲，後來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當時解決了端先生的糾紛，其功勞實在也是很大的。因為假如沒有他這一來，會場裏會得要發生很嚴重的結果。看那情形，端先生暫時並無自動停止的意思，而這樣的講下去，聽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會有挺而走險的可能。劉文典也在場，據他日後對人說，其時倘若沒有劉半農的那一喝，他就要奔上講台去，先打一個耳光，隨後再叩頭謝罪，因為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新青年與國故

北大文科教員中，有《新青年》《國故》新舊兩派對立，這原是事實，但是對立着而並未正式開過火。《國故》以舊派學生為主體，辦的也不很出色，教員中只有黃季剛在課堂內外對學生罵罵而已，向不執筆，劉申叔寫些文章，也只談舊學，卻未罵人。《新青年》上寫文章的都是教員，積極的取攻勢，猛厲無比，劉半農復王敬軒書最為痛快，至於王敬軒原是社內“某君”的化名，後來也成為公開秘密了。隨感錄與通信也是一種匕首似的戰鬥文章，以錢玄同的為多，因為他的意見多以通信隨感發表，不寫正式文章，直到《語絲》時代這才以“廢話”的題目寫些小文，但實在也還是雜感的性質。隨感錄中又有一件逸事不知道那一期上登有一則，署名“二十八畫生”，這是後來非常有名的人物，姓名暫不便發表，只是三個字總算起來是二十八筆，所以他用了這別號，至於內容則已忘記，大概很是平常，總之不是談社會主義的。這逸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大多，我也還是在二十年前，偶然遇見疑古先生，聽他談起才知道的，他記得這一類的新掌故真多，可惜故去了，沒有筆錄一部分下來。《新青年》本來名叫“青年雜誌”，是極平凡的一種學生讀物，歸陳獨秀編輯后始改名，經胡博士從美國投稿幫忙，成為文學革命的先鋒。民七時又由北大教員幾個人每月捐出一點錢來，創辦了《每周評論》，在五四時很發揮了些力量，但是不久給政府禁止了，只出了三十六期。其時陳獨秀因為在市場發傳單，早已拘禁在警廳，這周刊雖然由胡博士代任編輯，亦已成了強弩之末，停刊也覺得沒有什麼可惜了。胡博士向來寫文章的態度很是嚴肅，不主張用別號，也不說遊戲話或激烈一點的話。但是他代編的時期，他用過好幾個別號，如QV即QuoVddis的縮寫，寫示你往何處去，為胡適二字的意譯，又如天風，則不知道是什麼用意，陳獨秀的筆名是隻眼，李守常的似是一個明字。獨秀被捕后，《每周評論》隨感錄欄上有一則雲，出研究室進監獄，出監獄進研究室，是學者的任務，這也是胡博士的手筆。這種文句在他平時著作中絕不容易找得出，所以不失為逸聞的好資料，上十四字確是原文如此，下一句有點兒模胡了。學生中間所辦的新刊物則有《新潮》，是響應《新青年》的文學革命運動而起來的，由國文系傅某英文系羅某主持其事。傅本是黃季剛派的重要學生，這時來了一個兩直角的轉變，陳獨秀當時便很有點懷疑，是不是那方面的第五縱隊呢。那時候北大內有反朱案，餘波未了，外有林派的反動勢力，形勢未可樂觀，這種疑慮實在也不是無理由的。這中間的事只是得諸傳聞，大概由於胡博士的保駕，學校對於傅羅的計劃加以贊可，為之墊款印刷發行，前後一共出了三卷。上文所說的事情大抵至五四那一年為止，其時北大文科已經移在漢花園的新建宿舍內，就是世間所說的紅樓，馬神廟的校舍作為理科，校長辦公處也在裏邊，卯字號也早已不存在，那一部分地方似乎改做了校醫室，有一個時候又做過女生寄宿舍，與我們所講的故事便沒有什麼關係了。

紅樓中的名人

北大紅樓中有不少的名人，許多逸事都有紀錄的價值，如馬裕藻許之衡林損劉半農錢玄同諸人都已去世，又事隔二三十年，現在談談似乎也不妨事了。但是他們都是我的前輩，隨便談講他們的故事，雖然並不一定牽涉個人的私德，而且講話的人也無故意毀謗的意思，總之逸事都不免有點滑稽味，那就含有小小不敬之意，不是後學所應當的，所以不能不從謹慎，只好選擇無甚關係的事情紀述幾則下來，真是所謂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一斑雖少，卻總是豹的文采，或者也還值得一窺吧。

有一位明先生，（也不是真姓，以舊式反切字母代之，）是文科的老教授之一，為人很和藹，有學問，只是有一種特殊的脾氣，那便是所謂譽妻癖。本來在知識階級中間這是很平常的事，居家相敬如賓，出外說到太太，總說自己不如，或是學問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聽了也不大以為然，但這畢竟與季常之癖稍有不同，所以並無什麼可笑之處，至多是有點幽默味罷了。明先生有一時候曾在女師大兼課，上課時不知怎的說及那個問題，關於“內人”講了些話，到了下星期的上課時間，有兩個女學生提出請求道，“這一班還請老師給我們講講內人的事吧！”這很使得明先生有點為難，大概是嗨嗨一笑，翻開講義夾來，模胡過去了吧。這班學生里很出些人物，便是對明先生開那玩笑的人也都是後來有名的，但是這些只好從略，此時不便發表了。

連類的想到了曉先生的故事。曉先生是專教詞曲的教員，專門學問自然不錯，可是打扮有點特別，模樣是個老學究，卻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頭，腦門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頭髮，狀如桃子，長約四五分，不知是何取義。他在北大還好，可是到女子文理學院去兼課的時候，就可以想得到不免要受點窘了。其實那裏的學生倒也並不怎麼特別窘他，只是從上課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點窘狀來而已。我有一個同學，在那裏教國文，有一回叫學生作文，寫教室里的印象，其中一篇寫得頗妙，即是講曉先生的，雖然不曾說出姓名來。她說有一位教師進來，身穿西服，光頭，前面留着一個桃子，走上講台，深深的一鞠躬，隨後翻開書來講。學生們有編織東西的，有看小說寫信的，有三三兩兩低聲說話的。起初說話的聲音很低，可是逐漸響起來，教師的話有點不大聽得出了，於是教師用力提高聲音，於嗡嗡聲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聽到講義里的詞句，但這也只是暫時的，因為學生的說話相應的也加響，又將教師的聲音沉沒到裏邊去了。這樣一直到了下課的鐘聲響了，曉先生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講台，這事才告一段落。魯迅的小說里有一篇《高老夫子》，說高爾礎老夫子往女學校去上歷史課，向講台下一望，看見滿屋子蓬蓬的頭髮，和許多鼻孔與眼睛，使他大發生其恐慌，《袁了凡綱鑒》本來沒有預備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的逃了出去。這位慕高爾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張，別人自然也是一樣，但是曉先生卻還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過窘也總是難免的了。

不客氣的林公鐸

和上邊兩位先生相反的有一個林公鐸，單名一個損字。他對人的態度是相當強韌（不是硬）的，其不客氣的地方也實在可以佩服。有一回我跑到國文系去找主任說話，可是主任還沒有來，只好在那裏暫等，有一位姓甘的畢業生早已等着，此外則只有林先生，他是來上課的。甘君等久了覺得無味，便去同林先生搭訕說話，桌上適有一個北大三十幾周年紀念冊，拿起來說道，林先生看過這冊子么，裏邊的文章怎麼樣？林先生微微搖頭道，不通，不通。這已經夠了，可是甘君還不肯甘休，翻開冊內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說，林先生看我這篇怎樣？林先生從容的笑道，亦不通，亦不通。（當時的確說“亦”不是說“也”的。）甘君名大文，本在中國大學讀書，因聽了胡博士的講演，轉到北大哲學系來，能作幾萬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孫伏園的《晨報副刊》上登載《陶淵明與托爾斯泰》一文，接續登了有兩三個月之久，讀者看了又頭痛又佩服。甘君的應酬交際工夫十二分的綿密，許多教授都惶恐退避，可是他遇着了林公鐸，也就一敗塗地了。

論甘君的學力，教教書總是可以的，但他過於自信，其態度也頗強韌，所以終於失敗。疑古先生曾經介紹他到師大去教“大一國文”，他的選本第一篇是韓愈的《進學解》，第二篇以下至於第末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學期末了學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換了。後來我到沙灘的一家公寓裏去訪報人劉少少，看見對門住着一位名叫烏英的禿頂怪老人，說是美國也到過，終日嗚嗚的念他自作的詩詞，因為是台州口音，也聽不懂是什麼詞句，只據劉少少說，見過他一首新詞，卻都是蘇東坡的話，中間只有五個字不一樣。俗話說，文章是自己的好，這也是人情之常。但如甘烏者則是極端的例，可以說是世間少有的了。

林公鐸嗜酒，平常遇見總是臉紅紅的，講學問寫文章都不免有愛使氣的地方。我在紅樓常見着他，曾問他在北大外還有兼課么，答說在中國大學有兩小時。什麼課呢，說是唐詩。我又好奇追問道，林先生講那些人的詩呢？他的答覆很出意外，他說是講陶淵明。大家知道陶淵明與唐朝之間還整個的隔着一個（姑且說一個吧）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樣的講的。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舊派之一人，在民國二十年頃北大改組時和許之衡一起被學校所辭退了。北大舊例，聘請教員頭一年規定任期一年，算是試教，假如兩方面都沒有問題，第二學年便送來一個正式聘書，只簡單的說聘為教授，並無年限及薪水數目，因為這聘任是無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別事故有一方面預先聲明解約，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後始改為每年送聘書，如至本學年末不曾收到，那便算是解了聘，在學校方面生怕照從前的辦法，有不合理的教授拿着無限期的聘書，學校要解約時硬不肯走，所以改用了這個方法。其實也不盡然，這原是在人不在辦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無限期聘書，也會不則一聲的走了，激烈的雖是期限已滿，也還要爭執，不肯罷休的。許之衡便是前者的例，林公鐸則屬於後者，他大寫其抗議的文章，在《世界日報》上發表的致胡博士（其時為文學院長兼國文學系主任）的信中，有“遺我一矢”之語，但是胡博士並不回答，所以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錢玄同與劉半農

說起逸事來，當以錢玄同劉半農二人為最多，但瑣屑而近於笑話的也多不宜於紀錄，現在且挑選兩件事，都是關於鞋子的來一說吧。疑古先生的逸事是馬九先生所常講的，疑古也聽着微笑，大概並非假作，不過多一點文飾當然也是有的。馬九先生是馬氏兄弟中最小的一個，專門研究明代小說，很有工夫，少時寫有《勞久筆記》，講小說戲曲的考據書中常有徵引，雲著者不詳，其實這原只是老九二字的變化罷了。據說疑古先生有一天，大約還在民十以前吧，從什麼地方以廉價買得一雙夾鞋，說是棗紅寧綢的，這自然是說話人的誇張，恐怕也就是黑色嗶嘰之類而已。及至拿回來一看，卻是左右兩隻腳一樣的，舊式鞋子本來都是如此，而這乃是原分左右，是認腳穿的，但如今卻是兩隻一樣，即是說兩隻鞋都是左腳，或者都是右腳的。我們推想這鞋不是從什麼有招牌的店鋪里買來的，所以疑古先生無法去退換。覺得很窘，這並不因了塊把鈔票的損失，那是小事，窘的是沒法子處分這兩隻一樣的鞋子。假如扔在垃圾堆廢紙簍里，也會有人發見，而且看了要發笑，不免傳揚開去。情急計生，等到晚間，他拿起鞋子的紙包，出門雇了洋車走到市場，下車時故意將鞋包留在車上，心想溜走，不料這車夫是個規矩老實人，一眼看見了便即把他叫住，說先生你忘了東西了。疑古先生於是不得不哭喪着臉迴轉去，向車夫道了謝，仍將那鞋子帶了回來。到了第二天清早，想出了更好的辦法，他走到中央公園，花了五分錢門票，一逕往公共廁所去，恰巧沒有人，便趕緊將鞋包放將角落裏，小偷似的（這是馬九先生原來的口氣）心驚膽戰的踅了出來，一溜煙的從後門走出公園，奔回宿捨去了。至於劉半農的事情，說來極其簡單，並無這些曲折。在民國六七年頃，還只有二十七八歲，當然很是時髦的，平時衣着怎樣大家當時看過也忘記了，只有一回，他打扮得有點特別，手裏拿着一根長只二尺的短棍，腳上着了一雙時式新鞋。材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總是一種綢類吧，顏色很奇怪，彷彿是俗稱霞色的有似出爐銀而更濃厚，上邊又有魚鱗似的花紋模樣。熟朋友嘲笑他，說他穿魚皮鞋子，這事就成了故實，劉半農的“魚皮鞋子”說起來大家多知道，不過這已經是三十年前的故事，劉博士於二十三年去世，這些事情以後也就少有人知道了。劉半農於那一年夏天往內蒙古一帶調查語音，在蒙古包內被虱子咬了幾口，竟得了回歸熱，回北平來醫治。這回歸熱大概七天發一轉，比“四日兩頭”的瘧疾還要來得兇惡，其螺旋形的病菌卻是同梅毒的是一類的，所以如用了六零六或九一四之類注射就可以治好。但是劉半農的病卻有點擔誤了，即使病治好了，而血細胞太被破壞，心臟出了危險，也已不能挽救了。劉半農歿於廿三年七月，年四十四。錢玄同則於廿八年一月去世，年五十三歲，原因是腦溢血，舊稱中風，今則一般稱為腦沖血，卻是新舊醫學上所沒有的名字。錢劉都很有風趣，又各具絕學，在北大中是很不易得的教授，他們的早死實在是學問上的一個大損失，我想同意的人一定也很不少，不單隻是認識的人覺得如此吧。

戲曲與印度哲學

大學文學系裏有戲曲的功課，始於北大，大概也是民六吧，當時文化界聽了還議論紛然，記得上海的《時事新報》有過嘲罵的話，這還是在研究系參加文化運動之前，所以也是不足為怪的。最初的教員是吳梅，號瞿安，他回南京之後始推薦許之衡繼任。吳瞿安很喜歡飲酒，不記得是那一年，我在紅樓上看見他，問他近來酒興如何，他說因為有病，聽醫生勸告，不喝酒了，可是晚上不喝便睡不着，所以還喝一點。我問喝多少呢，他笑嘻嘻的說道，不過就是一斤。這話說得很有點幽默，可是他的意見與思想卻是很正統的，雖然所教的功課是戲曲，後來見到盧冀野所編《清都散客二種》，有吳瞿安的跋語，硬拉六一居士做陪客說趙夢白的有些散曲小令是人家偽托的，其實這真是趙忠毅公有魄力有情性的所在，也是那集子裏極有意思的幾篇作品。哲學系裏也有一門新功課，即是印度哲學史，講的是婆羅門及外道六師的哲學，大約也頗為正統派佛教徒所不滿，教師是許丹，字季上，所編講義很古雅可誦。蔡校長最初想請萬慧法師來教，他是謝無量的兄弟，出家為僧，在印度留學，但是他回信謝絕了，不願意回來，所以改請了許季上。許君教了一兩年，也堅決的辭職了，理由是依照佛法不能以道法賣錢，他是佛教密宗的信徒，所以我們懷疑他所說的理由只是一半，還有一半恐怕也是因為不願意講外道的學問的緣故吧。後任的教師是梁漱溟，他講印度哲學不記得多久，但也隨即變向，由佛教轉入儒教，有名的著書《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是在北大講學的一部份結果。梁君現尚健在，不宜隨便評論他，這裏所說只以校事為限，總之印度哲學在北大的運氣不大好，不能得到專家予以介紹發揮，近來吳曉鈴金克木諸君聽說從印度回來，不知對於此事有無興趣，或者能介紹印度哲學文學進來，總之是頗有希望的事吧。

張競生博士

北大教員中有一個人，我們總不宜忽略不提的，那便是張競生博士。他在社會上批評現在不管是如何，總之在北大講“美的生活”的時候，他的態度是誠實的，所主張的話也多合理，雖然不免有好些浪漫的地方。他的《性史》第一集，在出版以前曾經同我談及，印成後送給我一冊，這是原板初印的真本，以後在上海續出的各集真假如何，不曾研究，也沒有見到，所以無從說起，大概更是每下愈況了。《性史》第一集不能說寫得好，只是當初本意原是不壞的。英國人的《性心理研究》七冊中，常常附有調查來的各人性史，男女都有，長短詳略不同，卻都是誠實的報告，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張君自己談的原意即是想照樣的來一下，所以我說這本不壞，不過寫的人太不高明了，這裏邊有沒有張君的大作我不知道，總之如看過《性心理研究》上的記錄的人總不應當那麼亂寫，特別是小江平那麼的描寫，平白地把性史的名字糟塌了，實在是可惜的事。張君自己的文章，到了上海以後也就隨之而下落，所廣告的《第三種水》不知真出版了沒有，單就他所說的話看來，就夠荒唐無稽了，只要查考英藹理斯，以及奧大利勃勞厄耳，荷蘭凡特威耳台諸人的書，並無所謂第三種水那麼樣的東西，這真可以算是張君獨自的發明，卻未免有賣野人頭的嫌疑，一時滿天下（說得誇大一點。實在只是說全國而已）讀者上了他的當，被他暗笑為阿木林，可以說是很大的一個惡作劇。它的影響至今還普遍存在，《子曰》上講西北的文章里說起，還使得姓水的“水先生”很受其窘，真是池魚之殃，張君原來也是預料不到的吧。人們對於性生活感到好奇，也是人情之常，要想知道，不難從正當書籍上去覓取，多少年前有北新出板的一本朗醫生的書，說得好，書名及譯者姓名都已忘卻，現在事隔二十餘年，也不知道絕板了沒有。

五四與三一八

當作《紅樓內外》的續稿，我們這裏來講另外一件更為嚴肅的事，這便是關於北大教授中幾個人的死。說起發源於北大的新文化運動，即是中國知識階級的鬥爭史來，實在是很可悲的。這有如一座小山，北面的山坡很短，一下子就到了山頂，這算甲點，從甲點至乙點是小小一片平地，南邊乙點以下則是下山的路，大約很長也很陡，底下是什麼地方還沒有人知道。假如是五十歲的人，從二十歲時即民國七八年起，留心看下來，到了現時來總結一下，一定都有同感，覺得這其間的知識階級運動的興衰史的書頁是很暗淡的—自然，這是中國現代全面史的一頁，其暗淡或者不足為奇，不過這總是可悲的一件事。如前文所述我於民初就在北大，所見所聞很是不少，但說來似乎矛盾，因此也就記得很少了，就所記憶的說來，我覺得五四與三一八這兩件是頂重大的事，就是剛才所說的那甲點與乙點。五四的意義是很容易明白的。如說遠因，自東漢南宋的太學生，以及明末的東林，清末的公車上書等，都有關係，但在民國實在醞釀並不久，積蓄也並不深，卻是一飛衝天，達到了學生運動的頂點，其成功的迅速是可驚異的。可是好景不長，轉瞬過了七年，就到了下坡的乙點，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執政府門前死的那些男女學生和工人市民，都當了犧牲品，紀念這大轉變的開始。我真覺得奇怪，為什麼世間對於三一八的事件後來總是那麼冷淡或是健忘，這事雖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義卻是極其重大的，因為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識階級對於北京政府進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對於知識階級以及人民的反攻的開始，而這反攻卻比當初進攻更為猛烈，持久，它的影響說起來真是更仆難盡。我這裏並不要談過去三十年的事情，只因要說北大幾個教授之死，不得不附帶的說明幾句，因為他們正是死於三一八以後政府的反攻中間，以政治關係而被害的。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學生和教授在社會上似乎保有一種權威和地位，雖然政府討厭他們，但不敢輕易動手，只有民八陳獨秀因為在市場發傳單，被警廳捉去關了幾個月，民七教員索薪代表馬敘倫沈士遠等在總統府門外被軍警打傷，結果北京政府也抵賴，硬說是自己碰傷，和解了事。及至三一八那時，執政府衛隊公然對了學生群眾開排槍，這情形就不同了，對知識階級的恐怖時代可以說就此開始了。到了第二年裏，北大的教授就有兩個人遭了毒手，這即是李守常與高仁山。

圖書館長李守常

李守常原任北大圖書館長，在他的屬下出過幾個名人，助理有張申府（崧年），書記里有以辦副刊成名的孫伏園（福源）以及“二十八畫生”。他在校本來也兼教功課，可是在北伐的前幾時，他隱藏了起來專在做黨的地下工作了，雖然在三一八那天，還有人看見他也在執政府的人群中間。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張作霖已經做了大元帥，與東交民巷的公使團聯絡，突然派軍警查抄俄國大使館捉去黨務人員十九名，不久便把主要的五個人處了絞刑，李君之外只記得有路友於張挹蘭二人。張系北大女生，她擔任國民黨部的婦女部長，本系女師大的某君（姓名從略）所擔任，後來離開北京，乃由她繼任，沒有多久便殉了難。她的兄弟也是北大出身，曾譯有英國吉卜林的小說，我也是認識的，我聽說她遇難之後老母非常哀傷，我每看見張君，常覺得難過，想安慰一兩句話，可是想不出話來，覺得還不如不說好，所以始終不曾提及一個字，雖然在那一年內遇見的次數並不少。這事件的內情如何，我們局外人不能詳知，可以知道的部分當時新聞上多已報道過，不用重說，也實在記不清楚了。現在所要講的只是附屬一點小事情，知道的人卻並不多，所以夠得上說真是逸事，雖然我原來也是聽來的。告訴我這故事的人是我長輩，他的話是靠得住的，至少像我覺得自己的話的可靠一樣，他本來別有名字，但在北大一小部分同人中通稱他為方六，所以這裏便這樣的寫了。

從四月六日說起

這事就是從四月六日說起。當天是星期日，北大有幾教授約好了往海甸去玩一天，同去的有明君，審君，方六，一共五六人吧，其中也有金心異，或者還有劉半農。審君有一位哥哥，我們姑稱之為審甲，在燕京大學教書，大家就跑到那裏去，吃過中飯後，談到傍晚方散，趕回城裏來。李君的大兒子，假設名為羽英，恰巧與這班教員的兒子們都是中學同學，所以他們也約會了去玩，當晚他一個人不曾進城，便寄宿在審甲的家裏。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打開報紙來看時，大吃一驚，原來李君一行人正於那個星期日被捕了。審君趕緊打電話給他哥哥，叫他暫留羽英住在燕大，以避追捕。北京官方查問家屬，只找到李君的趙夫人，羽英的妹子辰英等二人，小兄弟才幾歲而已，都與黨事沒有什麼關係。這樣的過了幾天，審君覺得羽英留在海甸也不是好辦法，因為燕大的南門外就是偵緝分隊，未免多危險，於是打電話給方六，叫他到燕大去上課的時候順便帶他進城來，留在方家暫住，那裏比較的偏僻安穩點。方君就這樣的辦了，叫他住在里院東邊的屋內，那間屋空着，在那時節曾經前後住過好些避難的人。方君將這事由電話告知了審君，彼此剛放了心的時候，想不到次日就會得遇見極棘手的困難問題的。據方君告訴我，他往燕大上課去的那天大概是星期五，那麼應當是四月十一吧，但是假如這不是星期五而是星期二，則須得順延四天下去，這的確的日子有點不容易說定，總之是在那一天的次日，見到報紙，一眼就瞥見李君幾個人的相片，原來他們都已於前一天裏執行死刑了。方君這時候的狼狽是可以想像得來的。叫不叫羽英知道，怎麼能夠叫他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那麼要告訴他又怎麼說？他急忙打電話給審君，審君立即同了明君趕了來。審君在朋友中最有智謀，劉半農曾戲呼他為鬼谷子的，他想了一想，便說這事非告訴他不可，讓我來同他說吧。羽英正在里院同小孩們閑玩，被叫到書房裏來之後，審君鄭重其事的開始說話，說你老太爺投身革命運動，為中國人民謀福利，其為主義而犧牲自己，原是預先覺悟的事，這次被反動政府所捕，本是凶多吉少，現今如此情形，你也不必過於悲傷，還是努力前進，繼承遺志云云。羽英聽着，從頭至末一聲不響，顏色也並不變，末了只嗯嗯的答應了幾聲，拿起桌上的報紙來，把記事和照相仔細看了，很鎮靜的退了出去，仍到後院同小朋友們去玩去了。鬼谷子的說話當初很費了一番安排，可是在他面前卻失了效果，也覺得是出於意外的事。據方君說，在北大所見師生中，這樣沉毅的人不曾多見，連他在內只可說見過兩個罷了。過了兩三個月，審君設法送羽英東京去留學，用他姨夫的姓名為楊，考進在高等師範讀書，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件發生，他也跟了幾箇舊中學同學一起歸國，以後不曾再遇見他，雖然他的小兄弟喜英直至民國三十一二年頃我還是見到他的。李君故后，停棺地安門外西皇城根嘉興寺，至民國二十二三年左右，國民黨故友寄贈一千元去為安葬之費，另外又捐集了若干，遂下葬於西山萬安公墓，後來趙夫人去世，也合葬在那裏。遺文散見於各雜誌報章，後由其族侄為之搜集，編為四卷，歷兵火盜賊之劫，未曾毀失，將來或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雲。

高仁山其人

關於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最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學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紹美國人房龍所著《人類的故事》的文章，覺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寶壽，這是我知道他的第一次。後來我在孔德中學教國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資格，來擔任中學的指導工作，於開會時見過幾次，也記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三一八之後，北大教授星散，多數南行，只剩若干肯冒點險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聽說也是在做黨務地下工作。大概也是在李君遇難的那一年，他終於被張作霖的部下所逮捕，關了不少日子，有一時傳說有什麼人疏通的關係，可以沒有什麼事。忽然有一天，內人往東城買東西去，回家時慌張的說道，高仁山先生不行了！據說她在路上看見有一隊軍警簇擁着一輛大車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橋去的。及至看大車上面卻見高仁山一人端然坐着。記得那時內人說，高君戴着一頂皮帽子，那麼這當是民國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大概這時候北伐軍節節勝利，張大帥的形勢日非，所以老羞成怒，便又把高君殺害，聊以出他一口心頭的悶氣，也未可知。除了袁世凱末期之外，這樣的殺戮知識階級特別是教員，就是在北京政府近十年間（民五至十五）也是沒有的，自從三一八動了手之後，學生既然整批的被槍擊，教員也陸續的捉去殺害，孫傳芳在上海也大開其刀，這事在南方人士自然都還清楚記得，所以我說三一八的意義很大，古人云，履霜堅冰至，三一八正是冬初的嚴霜，而李高二君則成了以後眾多犧牲之先驅，此所以值得紀念，初不僅為他們個人的關係也。

黃晦聞與孟心史之死

末了我們再來講兩個人，他們並不是為政治而犧牲，但是盡心於教育，也是可以令人佩服的。照年月不照年歲來講，其一是北大中國文學系教授黃晦聞。前清光緒年間，上海出版《國粹學報》，黃節的名字同鄧實（秋枚）劉師培（申叔）馬敘倫（夷初）等常常出現，跟了黃黎洲呂晚村的路線，以復古來講革命，灌輸民族思想，在知識階級間很有些勢力。及至民國成立之後，雖然他是革命老同志，在國民黨中不乏有力的朋友，可是他只做了一回廣東教育廳長，以後就回到北大來教他的書，不復再出。北伐成功以來，所謂吃五四飯的飛黃騰達起來，都做了新官僚，黃君是老輩卻那樣的退隱下來，豈不正是落伍之尤，但是黃君是自有見地的。他平常憤世疾俗覺得現時很像明季，為人寫字常鈐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又於民國廿三年秋季在北大講顧亭林詩，感念往昔，常對諸生慨然言之。次年一月廿四日病卒，所注亭林詩終未完成。所作詩集曰“蒹葭樓詩”曾見有仿宋鉛印本，番禺汪氏為之出資印行者，今不知市上有之否。（《書房一角》中雲，晦聞卒余撰一輓聯曰，如此江山，漸將日暮途窮，不堪追憶索常侍。及今歸去，等是風流雲散，差倖免作顧亭林。附以小注云，近來先生常用一印雲，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學講亭林詩，感念古昔，常對諸生慨然言之。）

其二是史學系的孟心史。孟君在北大教書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書甚多，但是我所最記得最喜歡讀的，還是民國五六年頃所出的《心史叢刊》，共有三集，搜集另碎材料，貫串成為一篇，對於史事既多所發明，亦殊有趣味。其記清代科場案，多有感慨語，如云：“凡汲引人材，從古無以刀鋸斧鉞隨其後者。至清代乃興科場大案，草菅人命，無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又雲，“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借滿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數僥倖未遂之人年年被擯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耄年宿學，而其意見明達，前後不變，往往出後輩賢達之上，可謂難得矣。廿六年華北淪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入協和醫院，十一月中我曾去訪問他一次，給我看日記中有好些感憤的詩，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歸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開追悼會於城外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是北大同人，別無儀式，只默默行禮而已。我曾撰了一副輓聯，文曰，野記偏多言外意，新詩應有井中函，因字數太少不好寫，又找不到人代寫，亦不果用。這裏所說黃孟二君，比起上邊李高二君來顯得質樸無華，似乎要差一籌了，其實也不盡然，這只是情形不同罷了，其堅守崗位而死，這一點卻是沒有多大差別的。中國新文化與學術之沒有成績與進步，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從事於此的太不專心亦是其一。做官去的人不必說了，有些人就是不求富貴也求安樂，向著生活比較舒服處去，向著靠近家鄉處去，向著少危險處去，這雖不能說是怎麼不好，但是這樣的移動下去，就影響到事業不能專一，這並不是一件什麼微小的毛病。這樣看起來，像黃孟二君的事，雖然看去似乎平常，卻實在也是很有重大的意義的。如要吹毛求疵的來說，則為了教育與學校去犧牲自己的幸福，縱說是難能可貴，也只是為了知識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士大夫階級的利益，於民眾並無多大好處，所以亦無足取，話雖說得苛刻，細想起來也或不無理由，那麼應當後悔的人正是不少，即如我輩亦當知所警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