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管窺

日本管窺

日本是我所懷念的一個地方。我以前在杭州住過兩年，南京東京各六年，紹興約二十年，民六以來就住在北京，這些地方都可以算是我的一種故鄉，覺得都有一種情分，雖然這分量有點淺深不一。大抵在本國因為有密切的關係的緣故，往往多所責望，感到許多不滿意處，或者翻過來又是感情用事地自己誇耀，白晝做夢似的亂想，多半是情人眼裏的臉孔，把麻點也會看做笑靨。對於外國則可以冷淡一點，不妨稍為個人主義的，無公民的責任，有寓公的愉快。本來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如西洋人看東方事情似乎多存一個“千夜一夜”的成見，以為這一群猴子中間必有十分好玩的把戲，結果將無論什麼事物都看得非常奇怪，還有或者在政治上有過讎隙的，又未免過於吹毛求疵以至幸災樂禍，此雖亦是人情所不能免，但與事實當然相去更遠了。我在東京居住是民國以前的事，自庚子至二次革命這期間大家知道中國的知識階級以至民黨對於日本的感情是並不很壞的，自五三即濟南事件至五一五即犬養被害這裏邊有好些曲折，我們現在不好一句話斷定，至於日本雖是外國但其文化的基本與中國同一，所以無論遠看近看都沒有多大驚異，如西洋人那樣看了好久畫下來時女人還不免是左衽，在這點上我們總是比較冷靜地看得清白的。因為這些緣由我對於日本常感到故鄉似的懷念，卻比真正的故鄉還要多有遊行自在之趣，不過我在這裏並不想寫這些回憶，我現在只想談一點關於日本的感想，先略略說明自己的情調而已。

普通講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愛國。日本自己固然如此說，如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的第一項便是這個，西洋人也大抵如此，小泉八雲（LafcadioHearn）的各種著書，法國詩人古修（Paul-LouisCouchoud）的《日本的印象》都是這樣說法。我從前很不以為然，覺得這是一時的習性，不能說是國民性，據漢學家內藤虎次郎說日本古來無忠孝二語，至今還是借用漢語，有時“忠”訓讀作Tada，原義也只是“正”耳，因此可知這忠君之德亦是後起，至於現今被西洋人所艷稱的忠義那更是德川幕府以後的產物了。我以為日本人古今不變的特性還是在別地方，這個據我想有兩點可說，一是現世思想，與中國是共通的，二是美之愛好，這似乎是中國所缺乏。此二者大抵與古希臘有點相近，不過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稱日本為小希臘，我覺得這倒不是謬獎。我至今還是這個意見，但近來別有感到的地方，雖然仍相信忠君愛國是封建及軍國時代所能養成的，算不得一國的特性，至於所謂萬世一系的事實我卻承認其重要性，以為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對於這件事實非加以注意不可，因為我想日本與中國的思想有些歧異的原因差不多就從這裏出發的。

萬世一系是說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貫，自從開國的神武天皇至現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延綿不絕，中間別無異族異姓的侵入，這的確是希有可貴的事，其影響於國民心理者自然至深且大。這裏可以分兩點來說。其一是對於國的感情。日本古來的幸運是地理上的位置好，人民又勇悍，所以歷來他可以殺到中國高麗來，這邊殺不過去，只有一回蒙古人想征服他，結果都沉到大海里去了。因此日本在歷史上沒有被異族征服過，這不但使國民對於自己的清白的國土感到真的愛情，而且更影響到國民的性情上可以使他比被征服的民族更要剛健質直一點。中國從周朝起就弄不過外夷，到了東晉天下陷沒了一半，以後千六百年，沒有什麼好日子過，元與清又兩次征服了全國，這給與國民精神上的打擊是難以估量的，庚子聯軍入京時市民貼順民標語還要算是難怪，九一八以後關外成群成隊的將卒都“歸順”了敵國，這是世界少見的事，外國只有做了俘虜，後來還是要回本國去的，這樣入籍式的投降實在是被征服的歷史的餘毒。這一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幸運來，他們對於本國所懷着的優越感也不是全無道理的了。但是這種感情也有粗細的分別，即鄉土的愛護與軍國的慾望。如近代詩人小林一茶有幾首俳句（即時應稱發句），其一詠櫻草云：

“在我們國里就是草也開出櫻花來呀。”—只譯述大意，一點都不像詩了，櫻草中國名蓮馨花，但我們不大知道。其二題雲“外之濱”：

“從今天起是日本的雁了呀，舒服地睡吧。”這都是詩人的說話。又如大沼枕山善作漢詩，我當初在永井荷風的《下谷叢話》中看見他的一首《雜言》之一，很是喜歡，後來買到《枕山詩鈔》，在初編卷下找到，詩云：

“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台發興奇，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又二編卷下有《題芳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齋》詩四首，其四云：

“愛國憂君老陸詩，後人模仿類兒嬉，中郎慧眼能看破，杯酒之間寓痛思。”本來也很有理解，但是二編卷中有《源九郎》一首云：

“八郎單身取琉球，九郎多士況善謀，蝦夷若用西征力，韃靼俄羅皆我州。”此原系詠史之作，稱揚義經弟兄的武勇，但詩既不佳，思想更謬，蓋優越感之惡化，有如勃闌特思之批評普式庚（Pushkin）晚年正是獸性的愛國了。

再說其二是對於君的感情。日本現在雖然還有皇族華族士族平民四個階級，普通總說古來是一大家族，天皇就是族長，民間亦有君民一體的信仰，事實上又歷來戴着本族一姓的元首，其間自然發生一種感情，比別國的情形多少不同，或更是真情而非公式的。在中國六朝時有過雄略（二十一代）武烈（二十五代）諸天皇，據史書上說頗為暴虐，但是去今已遠，十世紀時冷泉天皇（六十三代）用藤原氏為關白，差不多是宰相執政，到了后鳥羽天皇（八十二代）建久三年（西曆一一九三）以源氏為征夷大將軍，大權更是旁落，幕府就是政府，天皇不過守府而已，直到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這才王政復古。臣民中覬覦皇位的也有過兩個人，一個是武人平將門，一個是和尚弓削道鏡，卻都失敗了，此外武人跋扈的更不少，不過至多做到廢立，自己只要做“將軍”握政權就夠，這在中國只有曹孟德一人可以相比。順德天皇（八十四代）承久三年（一二二一）禪位於仲恭天皇（八十五代），稱上皇，但上邊還有兩位在那裏，即后鳥羽上皇與土御門上皇。后鳥羽上皇因為政權為幕府所把握，而且源氏既滅，陪臣北條氏擅權，心甚不平，便下敕討伐，北條氏軍立即佔領京都，於是廢仲恭天皇，立后堀河天皇（八十六代），三上皇則悉“遷幸”，后鳥羽上皇往隱岐，土御門上皇往土佐，順德上皇往佐渡，又於京都南北六波羅設“探題”官兩員，以監視宮廷。這在歷史上稱為承久之亂，又百年而有建武中興之事。后醍醐天皇（九十六代）滅北條氏，改元建武，努力中興，可是降將足利尊氏復叛，陷京都，三年（一三三六）天皇幸吉野，稱吉野朝，尊氏擁立光明院，自為大將軍，開幕於室町，史稱南北朝焉。在歷史上南朝本為正統，三傳至后龜山天皇乃以神器歸於北朝後小松天皇（百代），南北分立者凡六十六年。這樣看來，武人對於皇室可謂不很客氣，和我上面所說人民的感情大不相同，可是塞翁得失很是難說，因為天皇向來只擁虛位不管事，所以人民對於他只有好感情，一切政事上的好壞都由幕府負責任，這倒頗有君主立憲的好處，所差者就是那責任幕府是世襲的獨裁者，自然不免有殘民以逞的事情，但是由我看來這總比現在還好一點吧。我覺得日本這幾年的事情正是明治維新的反動，將來如由武人組織法西斯政府，實際即是幕府復興，不過舊幕府的態度是直爽的，他的僭上專擅大眾皆知，做事好歹不與天皇相干，這是我所說的較好處了。別國的政治我們不好妄說，實在我也不懂，但這卻是實情，歷來天皇雖無實權，人民對於天皇的感情則很深厚。在明治四十年頃，大正天皇還是皇太子的時候，我曾在東京見過一次，那時我在本鄉的大學前閑走，警官忽然叫行人都在路旁站住，又叫去帽，一煞時皇太子和太子妃坐了一輛馬車過來，舉着手對眾人還禮，我見了很佩服，覺得真有一家和平之象。日前聽日本友人說，現今警蹕森嚴，情形有點不同了。為什麼這樣剝奪了人民的信與愛的呢？這在中國不足為奇，但在日本雖然我們是外國人卻不能不很為之可惜也。

日本人是單純質直的國民，有他的好性質，但是也有缺點，狹隘，暴躁。在現今的世界上欺侮別人似乎不算是什麼壞事，可以不說，單說他對自己也往往如此，愛之適以害之。日本人的愛國平常似只限於對外打仗，此外國家的名譽彷彿不甚愛惜。去年秋天我往東京，在一個集會上遇見好些日本的軍人和實業家，有一位中將同我談起許多留日學生回去都排日，這是什麼緣故，他以為一定是在日本受了欺侮的結果。我說這未必然，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不曾受過什麼欺侮，我想這還是因為留學生看過在本國的日本人再看見在中國的日本僑民的行為的緣故吧，中國老百姓見了他們以為日本人本來是這樣的，無可奈何也就算了，留學生知道在本國的並不如此而來中國的特別無理，其抱反感正是當然的了。那位中將聽了十分詫異，說這樣情形倒不知道，只可惜我無暇為他具體地說明，讓他更知道得切實一點。恰巧今天（五月三日）北平《晨報》的社說講及戰區內縱容日鮮浪人欺凌華人的事，又引《密勒評論報》調查戰區一帶販毒情形，雲唐山有嗎啡館一百六十處，灤縣一百零四處，古冶二十處，林西四處，昌黎九十四處，秦皇島三十三處，北戴河七處，山海關五十處，豐潤二十三處，遵化九處，余可類推。北平這地方雖在戰區之外我想也可以加上，這裏我不曾調查出數目，但據我從在北平的好些日本的熟人直接間接聽來，頗知道一點情形，其實這已並非秘密，中日的警官以及北平市民大抵都知道了的。有一位日本友人說，他的店裏常有人去說要買，答說沒有，不肯相信，無論怎麼說他總不肯走，蓋他以為凡是日本人的店無不賣那個的也。這位友人的窘況與不愉快我很能諒解，他就做了那些不肖的同胞的犧牲，受了侮辱叫他有口也不能分辯。但是領事館為什麼不取締的呢？說毒化政策這倒未必然，大約只是容許僑民多賺一點錢吧。本來為富不仁，何況國際，如英國那樣商業的國家倘若決心以賣雅片為業，便不惜與別國開戰以達目的，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並不做這生意，何苦來呢！商人賺上十萬八萬，並不怎麼了不得，卻讓北平（或他處）的人民認為日本人都是賣白面嗎啡的，這於國家名譽有何好看，豈不是貪小失大么？日本平常動不動就說中國人排日侮日，其實如上邊所說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專售嗎啡豈不更是侮日之尤，而其原因還不是在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愛惜國家的名譽的緣故么？這又是甚可惋惜之一事也。

由君臣主從之義發生的武士道原是日本有名的東西，在古來歷史文藝上的確不少可泣可歌的故事，但是在現今卻也已不行了。民國以前我居留東京的時候，遇見報上發表市內殺死多人的案件，便有老劍客發牢騷說人心不古，劍術太疏了，殺人要這樣的亂劈，真不成樣子，而且殺女人小孩以及睡着的人，這都是極違反道義的行為。老年人的嘆息多是背時的，可是這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至今還記得，雖然年月人名已經說不清楚了。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十五日海陸軍青年將校殺內閣總理犬養毅，所謂五一五事件發生后，武士道似乎更成了問題：究竟這東西在日本還有么？我們回想元祿十五年赤穗義士四十七人為其主報仇，全依了國法切腹而死。明治元年土佐兵士殺傷法國水兵，二十人受切腹處分。這些悉是舊式武士的典型，他們犯禁，便負責伏法，即或法偶寬亦負責自殺，依了他們的“道”，也就是斯巴達武士的“規矩”。後面這回現役軍人殺了首相結果都從寬辦理，無一死罪，亦不聞有如古武士負責自殺者，老劍客如尚在不知當更如何浩嘆也。仔細想起來，這也不是現在才如此，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大地震時甘粕憲兵少尉殺害大杉榮夫婦及小兒，終得放免，已有前例。其次還有民間主謀的一團人，首領井上日召據說是和尚，初審判了死刑，再審卻減了等，據報上說旁聽的那些親戚家屬聽了減刑的判決都喜歡得合掌下淚。我看了這紀事卻只覺得滿身不愉快，阿彌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掃地以盡了。主謀殺人的好漢卻怎地偷生惡死，何況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照例說，那甘粕憲兵少尉，五一五的海陸軍人，井上和尚，都應該自殺，即使法律寬縱了他們，這才合於武士道。然而他們都不這樣做，社會上又似乎特別獎勵庇護着他們，因此可知一般社會亦久不尊重武士道矣。戶川秋骨在文集《都會情景》中有一小文談到這事件，原文云：“大臣暗殺固然也是紊亂軍規，第一是卑怯的行為。這或是由於說什麼現代之報仇那種頭腦胡塗的時代錯誤而起亦未可知，然這種卑怯行為在今日卻專歸那所謂愛國之士去實行。他們自己或者沒有自覺到也說不定，這樣的事情乃真是士風之頹廢也。在這一點上看來，現在頂墜落的東西並非在咖啡館進出的遊客，也不是左傾的學生，乃是這種胡塗思想的人們耳。

我嘗說今日如有俠客這東西，那也總是助強挫弱的這類人吧，於今知道這句話也可適用於某某了。”某某二字原系兩個叉子，無從代為補足，看語氣或者是軍人二字的避諱吧。—說到犬養木堂，並不是因為他與中國民黨有舊，我也和他的令息犬養健氏見過，所以恭維他，公平地說倒是他老人家那種堅決的態度很有武士道的精神，只可惜不幸死了，對於中日兩國都是很大的不幸，看他出來任這艱巨是原有覺悟的，所以那死也是他的本懷，後人亦不必代為扼腕嗟嘆的吧。

我從舊曆新年就想到寫這篇小文，可是一直沒有工夫寫，一方面又覺得不大好寫，這就是說不知怎麼寫好。我不喜做時式文章，意思又總是那麼中庸，所以生怕寫出來時不大合式，抗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不抗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夠客氣了。但是這沒有辦法，只能這樣了，寫了要去還拖欠已久的文債，來不及再加增減。在末了我只想說明一句，我寫這篇文章只是略說我對於日本一兩點事情的感想，並沒有拿來與中國比量長短的意思。我們所說到底是外國人的看法，難免有不對的地方，至於中國本國的事情自然知道得更清楚，也承認有很多很大的缺點，這個不待人家說自己應該早已明白了，所以我素來不想找尋別人的毛病或辯護自家的壞處。日本在他的西鄰有個支那是他的大大方便的事，在本國文化里發見一點不愜意的分子都可以推給支那，便是研究民俗學的學者如佐藤隆三在他新著《狸考》中也說日本童話“滴沰山”（Kachikachiyama）里狸與兔的行為殘酷非日本民族所有，必定是從支那傳來的。這種說法我是不想學，也並不想辯駁，雖然這些資料並不是沒有。

（二十四年五月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