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憨齋編山歌跋

墨憨齋編山歌跋

明末清初文壇上有兩個人，當時很有名，後來埋沒了，現在卻應當記憶的，一是唱經堂金聖嘆，二是墨憨齋馮夢龍，—此外還有湖上笠翁，現在且按下不表。

關於金聖嘆的事迹，《心史叢刊》中有一篇考，說得頗詳細。佩服聖嘆的人後世多有，但我想還應以清初的劉繼庄與廖柴舟為代表。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金聖嘆先生傳》，聖嘆死後三十五年過吳門，“訪先生故居而莫知其處，因為詩吊之，並傳其略”雲。傳末論斷曰：

“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又曰：

“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柴舟對於聖嘆極致傾倒，至於原因則在其能揭發“文章秘妙”，有功後學。劉繼庄著《廣陽雜記》五卷，有兩處說及聖嘆。卷三講到潘良耜的《南華會解》，以內七篇為宗，外篇雜篇各以類從分附七篇之後，云：

“后游吳門，見金聖嘆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予嘗問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嘆當時印可此書可知。”卷四說蜀中山水之奇，“自幼熟讀杜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后云：

“唱經堂於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簾新雨霽，酒壚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為妻兒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全謝山為繼庄作傳，末有附識兩則，其二曰：

“繼庄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嘆，故吳人不甚知繼庄，間有知之者則以繼庄與聖嘆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嘆小才耳，學無根柢，繼庄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嘆，則吾無以知之。然繼庄終非聖嘆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謝山雖有學問卻少見識，故大驚小怪，其實這一個大不可解很易解，《廣陽雜記》卷二有此兩則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為敗壞人心莫此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圖麟大駭。余為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嘆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為《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茅塞儒者之心蓋已久矣，此段道理本甚平實的確，然而無人能懂，便是謝山似亦不解，當時蓋唯繼庄聖嘆能知之耳。聖嘆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為六才子，此外又取《易》《左傳》等一律評之，在聖嘆眼中六經與戲文小說原無差別，不過他不注重轉移世界的問題而以文章秘妙為主，這一點是他們的不同而已。說到這裏，馮夢龍當然也是他們的同志，他的傾向與聖嘆相近，但他又不重在評點，而其活動的範圍比聖嘆也更為博大。說也奇怪，聖嘆著述有流傳而夢龍簡直不大有人知道，吾友馬隅卿先生搜集夢龍著作最多，研究最深，為輯墨憨齋遺稿，容肇祖先生曾撰論考發表，始漸見知於世。墨憨齋在文學上的功績多在其所撰或所編的小說戲文上，此點與聖嘆相同，唯量多而質稍不逮，可以雄長當時而未足津逮後世，若與聖嘆較蓋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但在另一方面別有發展，即戲文小說以外的別種俗文學的編選，確是自具手眼，有膽識，可謂難能矣。夢龍集史傳中笑談，編為《古今譚概》，又集史傳中各種智計，編為《智囊》正續兩編，此外復編《笑府》十三卷，則全系民間笑話也。今《譚概》尚可見到，後人改編為《古笑史》，有李笠翁序，亦不難得，《智囊》稍希見，而《智囊補》則店頭多有，且此種類似的書亦不少，如《智品》《遣愁集》皆是，唯《笑府》乃絕不可見，聞大連圖書館有一部，又今秋往東京在內閣文庫亦曾一見而已。《笑府》有墨憨齋主人序曰：

“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夫亦話之而已。后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子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人，笑於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笑府，集笑話也，十三篇猶雲薄乎云爾。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

《笑府》所收笑話多極粗俗，與《笑林廣記》裏的相似，《廣記》蓋即根據《笑府》而改編者，但編者已不署名，到了後來再改為《一見哈哈笑》等，那就更不行了。笑話在中國古代地位本來不低，孔孟以及諸子都拿來利用過，唐宋時也還有人編過這種書，大約自道學與八股興盛以後這就被驅逐出文學的境外，直到明季才又跟了新文學新思想的運動而復活過來，墨憨齋的正式編刊《笑府》，使笑話再占俗文學的一個坐位，正是極有意義的事。與這件事同樣的有意義的，便是他的編刊山歌了。《山歌》一書未曾有人說起，近為吾鄉朱君所得，始得一讀，書凡十卷，大抵皆吳中俗歌，末一卷為《桐城時興歌》，有序曰：

“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並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為，薦紳學士家不道也。唯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令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與掛枝兒等，故錄掛枝兒而次及山歌。”

案原書總題“童痴二弄”，然則其中應包含《掛枝兒》與《山歌》兩種，今《掛枝兒》已佚，僅存其《山歌》這一部分耳。序中所言與劉繼庄謂好唱歌為性天中之《詩》同一道理，繼庄在《廣陽雜記》卷四中又有一節，可以參證：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卧聽採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今又在衡山，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嘆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嘆而止。”袁中郎《錦帆集》卷二《小修詩序》中亦云：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此種意義蓋當時人多能言之，唯言之不難，實行乃為難耳。墨憨齋編刊《童痴二弄》，所以可說是難能可貴，有見識，有魄力，或者這也是明末風氣，如袁中郎在《觴政》中舉《金瓶梅》為必讀書，無人見怪，亦未可知，但總之此類署名編刊的書別無發見，則此名譽仍不得不歸之墨憨齋主人也。

《山歌》十卷中所收的全是民間俗歌，雖然長短略有不同，這在俗文學與民俗學的研究上是極有價值的。中國歌謠研究的歷史還不到二十年，搜集資料常有已經晚了之懼，前代不曾有一總集遺傳下來，甚是恨事，現在得到這部天崇時代的民歌集，真是望外之喜了。還有一層，文人錄存民歌，往往要加以筆削，以致形骸徒存，面目全非，亦是歌謠一劫，這部《山歌》卻無這種情形，能夠保存本來面目，更可貴重，至於有些意境文句，原來受的是讀書人的影響，自然混入，就是在現存俗歌中也是常有，與修改者不同，別無關係。從前有人介紹過《白雪遺音》，其價值或可與《山歌》比，惜只選刊其一部分，未見全書，今朱君能將《山歌》覆印行世，其有益於學藝界甚非淺鮮矣。關於馮夢龍與《山歌》的價值，有馬隅卿顧頡剛兩先生之序論在，我只能拉雜寫此一篇，以充跋文之數而已。

中華民國念三年十一月念四日，識於北平苦茶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