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之外

文壇之外

近二十年來常站在文壇之外，這在我自己覺得是很有幸的事。其實當初也曾有過一個時期，曾以文人自居，妄想做什麼文學運動，《域外小說集》的時代不必說了，民國十一年一月寫《自己的園地》那篇文章，裏面便明說，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文學研究會成立，我也是發起人之一，那篇宣言是大家委託我起草的，曾登在《新青年》八卷五號上，所以我至今保留着。宣言共分二點，除聯絡感情與增進知識外，其第三項云：

“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堅固。這雖然是將來的事，但也正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這個工會的主張在當時發起人雖然都贊成，卻是終於不能實行，所以文學研究會前後活動了十年，也只是像平常一個文學團體那麼活動，未能另外有什麼成就。這大約也是無怪的，一個團體成立，差不多就是安上一根門檻，有主義的固然分出了派別，不然也總有彼我之別，再求聯合不大容易。我在文學研究會裏什麼事都沒有做，只是把翻譯的短篇小說從前登在《新青年》的分出來送到《小說月報》去，始終沒有能夠創作或有什麼主張，在該會存在時我仍是會員，但是自己是文人的自信卻早已消滅，這就是說文學店已經關門了。我曾說以看書代吸紙煙，寫文章或者可以說以代喝酒吧，我用了這個態度繼續寫文章，完全以白丁自居，至少也是票友，異於身列樂籍，當可免於被人當作戲子了吧。可是說也奇怪，世間一切職業都可以歇業，譬如車夫不再拉車，堂倌出了飯館，身分隨即變更，別無什麼問題，唯有文人似乎是例外，即使自己早經廢業，社會上卻不承認，不肯把他放免。有友人戲笑說，文人做過文章，便是已經有案，不能再撤消的了。這樣說來，文人與小偷一樣，固然已夠苦惱了，其實前科一犯雖名列黑表，只要安分下去也可無事，歇業不得的文人其情形倒是像吾鄉的墮貧，日本舊有穢多亦是同類，解放之後仍舊是新平民，欲求為凡人而不可得，可謂不幸矣。鄙人頗想建議，請內政部批准此項文人歇業呈報，准予放免，雖未能算作仁政，但於人民有利，也總可以說是惠政之一吧。

我在文壇之外蹲着，寫我自己的文章，認為與世無爭，可以相安無事，可是實際上未必能夠如此，這又使我很覺得為難了。據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我有一種意見想起來與時代很有點不相容，這便是我的二不主義，即是一不想做嘍啰，二不想做頭目。雖然我自己標榜是儒家，實在這種態度乃是道家的，不過不能徹底的退讓，仍是不能免於發生衝突。因為文壇上很是奇怪，他有時不肯讓你不怎麼樣，譬如不許可不做嘍啰，這還是可以了解的，但是還有時候並不許可不做頭目。假如徹底的退讓，一個人完全離開了文化界，純粹的經商或做官，那麼這自然也就罷了，但是不容易這樣辦，結果便要招來種種的攻擊。遇見過這種事情的人大約不很少，我也就是其一。平常應付的辦法大概只是這兩種，強者予以抵抗，弱者出於辯解。可是在我既不能強也不能弱，只好用第三種法子，即是不理會，這與二不主義都是道家的作風，在應付上不能說沒有效用，但於自己不利也還是一樣，因為更增加人家的不喜歡。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對於別人的攻擊予以抵抗，也即是反攻，那是很要用力氣的，而且計算起來還是利少害多，所以我不想這樣做。第一，人家攻擊過來，你如慌忙應接，便顯得攻擊發生了效力，他們看了覺得高興。其次，反攻時說許多話，未必句句有力，卻都是對方的材料，可以斷章取義或強辭奪理的拿去應用，反而近於賚盜糧了。

只有不理會才可以沒有這兩種弊病，而且如不給與新資料，攻擊也不容易繼續，假如老是那一套話，這便會顯露出弱點來，如非論據薄弱便是動機不純，不足以惑人聽聞了。這些抵抗的方法，無論是積極的反攻或是消極的沉默，只要繼續下去，都可以應付攻擊，使之停止，可是這停止往往不是真的停止而是一種轉換，剿如不成則改用撫，拘如不行則改用請。單隻是不肯做嘍啰的人這樣也就沒有話了，被人請去做個小頭目也還沒啥，這一場爭鬥成了和棋，可以就此了結，假如頭目也不願意做，那麼不能這樣就算，招撫不成之後又繼以攻剿，周而復始，大有四日兩頭髮瘧子之概矣。辯解呢怎麼樣，這也沒有什麼用處。我曾經說過，有些小事情被人誤解，解說一下似乎可以明白，但是事情或者排解得了，辯解總難說得好看。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同時須得說別人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密的事來做材料和證佐，這卻是不容易說得好，或是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所得不償所失么。有人覺得被誤解以至被損害侮辱都還不在乎，只不願說話得宥恕而不免於俗惡，這樣情形也往往有之，即如我也就是這樣想的。至於本非誤解而要這樣說了做攻擊的資料，那是成心如此做，說明更沒有用，或者愈說愈糟也未可知。相傳倪雲林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答曰，一說便俗。這是最為明達的辦法。遇見上述的攻擊而應以辯解，實只是降服的初步，而且弄得更不好看，有如老百姓碰見瘟官，於打板子之先白叫上許多青天大老爺，難免為皂隸們所竊笑也。

這樣說來，那麼我是主張極端的忍耐的了，這也不盡然。在《遇狼的故事》那篇文章中我曾說過：

“模糊普通寫作馬虎，有做事敷衍之意，不算是好話，但如郝蘭皋所說是對於人家不甚計較，覺得也是省事之一法，頗表示贊成，雖然實行不易，不能像郝君的那麼道地。大抵這隻有三種辦法。一是法家的，這是絕不模糊。二是道家的，他是模糊到底，心裏自然是很明白的。三是儒家的，他也模糊，卻有個限度，彷彿是道家的帽，法家的鞋，可以說是中庸，也可以說是不徹底。我照例是不能徹底的人，所以至多也只能學到這個地位。前幾天同來客談起，我比喻說，這裏有一堵矮牆，有人想瞧瞧牆外的景緻，對我說，勞駕你肩上讓我站一站，我諒解他的慾望，假如脫下皮鞋的話，讓他一站也無什麼不可以的。但是，若是連鞋要踏到頭頂上去，那可是受不了，只得謹謝不敏了。不過這樣並不怎麼容易，至少也總比兩極端的做法為難，因為這裏需要一個限度的酌量，而且前後又恰是那兩極端的一部分，結果是自討麻煩，不及徹底者的簡單幹凈。而且，定限度尚易，守限度更難。你希望人家守限制，必須相信性善說才行，這在儒家自然是不成問題，但在對方未必如此，凡是想站到別人肩上去看牆外，自以為比牆還高了的，豈能尊重你中庸的限度，不再想踏上頭頂去呢。那時你再發極，把他硬拉下去，結局還是弄到打架。仔細想起來，到底是失敗，儒家可為而不可為，蓋如此也。”鄙人少時學讀佛書，最初得《菩薩投身飼餓虎經》，文情俱勝，大受感動，近日重翻《六度集經》，亦反覆數過，低徊不能去。其卷五忍辱度無極第三之首節云：

“忍辱度無極者，厥則云何。菩薩深惟眾生識神，以痴自壅，貢高自大，常欲勝彼。官爵國土，六情之好，己欲專焉。若睹彼有，愚即貪嫉。貪嫉處內，瞋毒外施。施不覺止，其為狂醉，長處盲冥矣。展轉五道，太山燒煮，餓鬼畜生，積苦無量。菩薩睹之即覺，悵然而嘆，眾生所以有亡國破家危身滅族，生有斯患，死有三道之辜，皆由不能懷忍行慈，使其然矣。菩薩覺之即自誓曰，吾寧就湯火之酷，菹醢之患，終不恚毒加於眾生也。”佛教這種懷忍行慈的偉大精神我極是佩服，但是凡人怎麼能做得到。其次是中國君子的忍辱，比較的好辦，適宜的例可以舉出宋朝的富弼來。公少時，人有罵者，或告之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姓名，豈罵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據宋宗元在《巾經纂》的注中說，清婁東顧織簾居鄉里，和易接物，亦曾有同樣的事，可見這個辦法還不很難。我說過這是道家的做法，與佛教很不相同，他的根本態度可以說還是貢高自大，不屑和這一般人平等較量，所以徹底的容忍，如套成語來說大傲若謙，實在也可說得。我平常也多少想學點謙虛，可是總還不能得到這個地步。普通不相干的人無論怎麼的說可以不計較，若是特別情理難容的，有如世間相傳所謂中山狼的那種事情，就有點看不過去，覺得彷彿是泥鞋踏頂的樣子，至少是超過了可恕的限度了。這時候不免要得對狼不敬一下，於是想學君子的前功盡棄，有如煉丹的爐因了凡心一動而遂即崩壞，這是道力不足的結果，雖是懊悔也沒有用處的。可是仔細想來，這也沒有什麼大的錯。菩薩固然自己願意投身給餓着的母子老虎去吃，卻不曾聽說像東郭先生似的為狼所逼，而終於讓這畜生吞了下去。還有一說，昔孫叔敖殺兩頭蛇埋之，恐後人復見，世以為陰德，今如告人以狼所在，俾可遠避，縱未可與敖並論，豈非亦是有益於人之一小善乎。鄙人本來站在文壇之外，但如借給人家一肩，亦有窺望壇牆之可能，所以有過那麼一回糾纏，可謂煩惱自取，以後當深自警戒，對於文學與壇坫努力敬遠，多點頭，少說話，學說今天天氣哈哈，遇狼之患其可免乎。

上邊說的都是過去的一點麻煩事情，現在事過情遷，也不過只當作故事談談罷了。要省事最好是少說話，本是正當辦法，但是在我恐怕有點不大容易實行，所以這難免只是理想的話，所可能的是雖說話而守住文壇之外的立場，弊害自然也就可以減除不少。為什麼少說話不容易，難道真是心愛說話，覺得說閑話是一件快樂事么。這未必然。說話是件苦事，要費精神，費時光，還不免有時招罵，卻總是不肯自休，假如不是神滅論者，便會猜想是有小鬼在心頭作怪，說得平凡一點，也就是性情難改，如三家村學究之搖頭念書，滿口虛字耳。鄙人自己估計所寫的文章大半是講道德的，雖然平常極不喜歡道學家，而思想的傾向乃終無法變更，即欲不承認為儒家而不可得，有如皮黃髮黑，決不能自誇為白種，良不得已也。所可喜者，這所講的道德乃是儒家的正統，本於物理人情，其正確超出道學家群之上，要照舊話來說，於人心世道不是沒有關係的事。在書房裏熟讀四書，至今卻已全盤忘記，只剩下零星二三章句，想起來覺得有點意思，其最得受用的乃是孔子教誨子路的話，即是知之為知之這一章。我先從不知為不知入手，自己切實的審察，關於某事物你真是有所知識么，這結果大抵是個不字，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這樣的打消了。

以前自以為有點知道，隨便開口的有些問題，現在都擱了起來，不敢再來亂談，表示十分的謹慎，可是留下來的百分二三的事情，經過考慮覺得稍所有知的，那也就不能不坦白的承認，關於這些問題談到時便須得不客氣的說，即使知道得淺，但總不是虛謬。孔子的教訓使我學得了九十分以上的謙虛，同時卻也造成了二三分的頑固，即對於有些問題的不客氣或不讓。自己知道一點的事情，願意公之於人，只要不為名利，其所言者有利人群，雖或未能比諸法施，薪火相傳，不知其盡，亦是有意思的事，學人著書的究極目的大概即在於此。又或以己所知，照視世間種種言說行事，顯然多是歪曲誤謬，有如持燈照暗陬，燈光所及，遂爾破暗，則匡謬正俗實為當然之結果，雖不好辯，亦豈可得。鄙人於積極的著書立言之事猶病未能，唯平日鑒於烏煙瘴氣充塞中國，深覺氣悶，讀吾鄉王仲任遺書，對於他的疾虛妄的精神非常佩服，彷彿找着了一條道路，向著這方面如能走到一步是一步，雖然原是蝸牛上竹竿，不知道能夠進得多少，但既是想這樣做，則縱慾學為多點頭少說話，南轅而北轍，殆不可能矣。

以上很啰蘇的說明了我寫文章的態度，第一，完全不算是文學家，第二，寫文章是有所為的。這樣，便與當初寫《自己的園地》時的意見很有不同了，因為那時說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又說，弄文藝如種薔薇地丁，花固然美，亦未嘗於人無益。現在的希望卻是在有益於人，而花未嘗不美。這恐怕是文人習氣之留遺亦未可知，不過只顧實益而離美漸遠，結果也將使人厭倦，與無聊的道學書相去不過五十步，無論什麼苦心都等於白費了。我的理想是顏之推的《家訓》，但是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而已。這部《顏氏家訓》所表示出來的，理性通達，感情溫厚，氣象沖和，文詞淵雅，可以說是這類著作之極致，後世惜少有知者，唯趙瞰江以老年獨為之注，其見識不可及，亦為鄙人所心折者也。

我自前清甲辰執筆學寫文章，於今已滿四十年，所用名號亦已屢經變換。在民國以前大抵多署獨應，仲密，民六以後，在《新青年》等雜誌報章上寫關於文學的文章，則署真姓名，《語絲》《駱駝草》上用豈明及變化寫法，近改號知堂，葯堂，亦已有十許年之久矣。現在又想改換，逐漸變化，以至隱姓埋名，而文章要寫還是寫，希望讀者為文而讀，不因作者而有贊否的分別。其次，既願立在文壇之外，名無一定，也可以免於被視為友或敵，多生麻煩。販賣百物，都標榜字號，自明信實，唯有米店煤棧，不必如此，而人自信之，若水與火，昔無賣處，所需尤切。寫文章者豈敢如此自期許，卻亦不可無此做起講之意耳。書架上有一冊書，卷內稱“秋影園詩”，而首葉題曰“無名氏詩”，似是康熙中刻本，序文亦題作“無名氏詩自序”，其中有云：

“無名氏非逃名者也，見世之好名者多，凡可以求名者無不為，而特少異於人焉耳。夫名何可求，求則爭矣，爭則嫉忌嗤笑諂傲附和非毀無不有矣，彼如是以爭之，以為得名也，而終於無名。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矣，未有終無名者。—然天下盡爭名之人，所見者甚狹小，勝於己則嫉之忌之，不若己則嗤之笑之，貴於己則諂之，卑於己則傲之，同於己則附和之，異於己則非毀之，彼之爭名者僅如是而已，而又未嘗實能致力於詩，彼以為得名也，而終至無名矣。今無名氏不以名著，令彼爭名者讀其詩，以無名氏為古人可也，以無名氏為今人亦可也，既無名之可爭，盡忘其人己之見，而出其大公無我之心以品題之，安見四海之大，百年之久，豈無真知無名氏之詩者，不忍其名之淹，為之搜其姓氏世里而傳之耶。”秋影園主人到底仍是詩人，雖是自稱無名氏，題葉右首有白文印曰任呼牛馬，卻終是名心未化，故自序末尾那麼的說，但大意很不錯，我這裏借來頗可應用。我寫的不是詩，普通稱作隨筆，據我自己想也就只是從前白話報的那種論文，因為年代不同，文筆與意見當然有些殊異，但是同在啟蒙運動的空氣中則是毫無疑義的，所以百年之久那麼遠的期待蓋不可能，也不要品題或賞識，所希望者只是於人不是全然無用而已。人在文壇之外，自然名亦可免列於文籍之中，所以我說是可幸的事，假如這名又變換不一定，那麼當然更有好處，至少可以使得讀者忘其人己之見，只要所說的話因此能多有一分效力，作者就十分滿足，無論什麼假名無名都是可以的。這個態度大概有點像以前的幕友，替人家做奏疏擬條陳，只求見諸施行，於民間有利，自己並不想居功或是得名，鄙人固然沒有學過申韓，但此意卻亦有之，假如想得出什麼有利於民國的意思，就是給人借刻也是願意，可惜目下尚無此希望，偶有零星小文，還只可自怡悅，故亦仍且隨時自具花名耳。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東郭十堂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