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杜君立
在世界所有國家中,中國的歷史無疑是最為源遠流長的。歷史學家孟森先生說:“中國有史之系統,嚴正完美,實超乎萬國之上。”歷史作為一種話語權,在數千年裏經歷了從民間到官方的轉移和衍變,最後留下了一部皇皇巨著的“二十四史”。
“作史固難,讀史亦難。”中國史籍浩如煙海,從二十四史、兩通鑒、九通、五紀事本末,到其他各種別史、雜史和野史,一個人即使窮經皓首,也讀不完這麼多歷史。僅“二十四史”就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除非像呂思勉這樣的歷史研究者(呂將“二十四史”通讀了三遍),對一般讀者來說,這樣的正史難免會讓人望而卻步。
同時,這些高文典冊的歷史大多出自文人史官之手,並非為一般智識的普通民眾而作,閱讀難度可想而知。因此,便出現了大量的民間說史和寫史,即“演義”小說的興起。《三國志》屬於正史,《三國演義》則將歷史民間化和文學化了,就社會影響而言,前者根本無以望後者之項背。“羅貫中嘗輯《三國演義》,風行海內,幾乎家喻戶曉,大有掩蓋陳壽《三國志》的勢力。若論他內容事迹,半涉子虛。一般社會能有幾個讀過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誤把羅氏《三國演義》當作《三國志》相看。”
對任何一個歷史寫作者來說,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傳播久遠,所謂“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這其實牽扯到“文”與“史”的差異性。文史既相通又相異,歷史小說不同於真正的歷史,小說偏重於情節營造,歷史偏重於真實性。“夫正史尚直筆,小說尚曲筆,體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厭閱正史,樂觀小說,亦即於此處分之。”因真實性可疑,這種似驢非馬的歷史演義小說往往為學者所詬病,章學誠指責《三國演義》“創七分事實,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後世以訛傳訛,將無作有,勸善不足,導欺有餘”,“憑虛捏造,以誣古而欺今”。
一是乏人問津的所謂“正史”,一是真假難辨的各種“演義”“戲說”,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中國歷史始終陷於“貧困”,以至於魯迅先生說:“中國不但無正確之本國史,亦無世界史,妄人信口開河,青年莫名奇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內,都談不到。”近代西風東漸,大學興起,中國結束帝制,走向民主,歷史才開始在中國重新復蘇,梁啟超提出“新歷史”之說。在這場歷史啟蒙運動中掀起一股“歷史熱”,留下許多名篇巨作,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
蔡東藩(1877—1945)一生恰逢清末民初,既接受過完整的傳統教育,又接觸過許多現代新思想,精通經史詩文,這使他對歷史、國家和民族有更現代、更深刻的認知。他堅持歷史的真實根基,“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在文字方面,他要求“文不尚虛,語惟以俗”,這或許是對同時期白話文運動的一種呼應。即使在今天看來,蔡東藩對寫作的這種孜孜追求也不過時,即“理正詞純,明白曉暢,以發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會之精神”,“不求古奧,不阿時好,期於淺顯切近”。
從1916年到1926年,從40歲到50歲,陋室孤燈,蔡東藩在浙江鄉下寫了整整10年。從《清史演義》始,先後寫作了元史、明史、民國、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朝、兩晉、前漢和後漢等通俗演義。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完成了這部長達600多萬字的中國通史,從秦漢到民國,歷史跨度長達2000多年。
在某種程度上,蔡東藩對中國歷史寫作的貢獻足可與司馬遷相媲美,說他是“現代司馬遷”也不為過。作為中國第一部通史,50餘萬字的《史記》敘述了自黃帝到西漢的三千年中國史,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正好從前漢開始,這種銜接不僅是主題內容上的,也是歷史精神的繼承,即歷史從官方到民間的回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與傳統的歷史通俗小說不同,蔡著採用的完全是專業歷史寫作的方法,重史輕文,注重真實和考據,無一事無來歷,孤證不立。這需要大量的閱讀和涉獵,更離不開洞隱燭微的思辨精神,寫作《元史演義》時他就參考了大量中西史料,“是足以補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說目之”。這是史家才有的嚴謹,“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愧如刀,但憑公理”。史論總被視為歷史寫作的點睛之筆,在“歷朝通俗演義”中,除過一些歷史知識的註釋,還有大量的蔡氏史評作為批註。這自然會讓人想到《史記》中的“太史公曰”。
今年恰逢蔡著《清史演義》(“歷朝通俗演義”第一部)首次出版100周年,歷經百年巨變,其光輝仍不可磨滅,正如替蔡續寫《民國演義》后四十回的許廑父所言:“文筆之整飭,結構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學演義,出版后不脛而走遍天下。”事實上,“歷朝通俗演義”自出版以來,便一直暢銷不衰,但蔡氏本人卻貧寒一生,僅以行醫教書為生。這就是一個真正寫作者的歷史和命運。
(說明:文中所引用文字非特別註明者,均出自蔡東藩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