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陽物崇拜、禁欲主義和罪惡

第4章

陽物崇拜、禁欲主義和罪惡

自從父親的身份被發現之後，性就一直是宗教中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這完全是人們意料之中的，因為宗教總是與一切神秘和重要的事情有着密切聯繫。在農業和畜牧時代的初期階段，無論是對於莊稼、牛羊或女人，多產都是人世間最重要的一件事。莊稼並非總能豐收，性交也並非總能導致懷孕。於是，人們就用宗教或巫術來達到他們所期望的目的。按照巫術的一般思想，人們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人類生育來促進莊稼的豐收；而許多原始社會的人所希望的人類多產，都是通過各種宗教和巫術的形式加以促進的。在古埃及，當母系時代尚未結束之前，他們就有了農業，在那裏，宗教中生殖器崇拜起初並不是男性的，而是女性的，其形狀類似瑪瑙貝的殼。於是，這種貝殼被認為是有魔力的，甚至後來被當作了一種錢幣。然而，這個時代結束了，無論在埃及，還是在大多數具有古代文明的國家，都是如此，宗教中性的崇拜採取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陽物崇拜。在羅伯特·布利福爾特所著的《文明中的性》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有關這個問題最顯著的事實所做的簡短而精彩的描述：

在與農業有關的各種節日裏，尤其是在與播種和收割有關的節日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各個時代世界各地普遍允許女人放蕩亂交的最鮮明的例子……阿爾及利亞的農民反對任何禁止女人淫亂的規定，他們的理由是：任何提倡性道德的企圖都會危及農作物的增產豐收。雅典人的播種節突出地表現了生育巫術的最初特徵。在這個時候，女人們拿着男性生殖器的象徵物，嘴裏念着淫穢的話語。“農神節”曾是羅馬人的播種節，后被歐洲南部的“狂歡節”所取代。在歐洲南部，男性生殖器的象徵物與在印第安人和達荷美人中間所流行的有所不同，至今仍是一種很顯著的特色。

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人們認為所有孩子的真正的父親是月亮（被視為是男性的）。當然，這種觀念是與月亮崇拜緊密相連的。在太陰和太陽祭司及陰曆和陽曆之間曾有過一次奇特的衝突，不過，這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但我不可不說，因為日曆在宗教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8世紀以前的英國和1917年革命以前的俄國，人們一直使用一種不十分準確的日曆，因為他們覺得格里曆是羅馬天主教發明的；同時，那些致力於月亮崇拜的祭司也在四處提倡這種極不準確的陰曆，因而陽曆的勝利來得十分緩慢。而且是不完全的。在埃及，這種衝突曾一度引起了內戰。“月亮”一詞的屬性有過一場文法上的爭論，直到現在，在德國“月亮”這個詞仍是屬於陽性的。在基督教中，太陽崇拜和月亮崇拜至今仍留有痕迹，因為基督誕生在冬至，而他的復活則是在逾越節的滿月時分。雖然我們不能斷言，原始社會的文明具有某種理性，但我們也很難拒絕這種結論，即太陽崇拜者無論在何處取得勝利，都應歸功於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太陽對於莊稼的生長，比月亮具有更多的影響。因此，農神節一般是在春季舉行。

在古代，正統的教父們強烈反對所有的異族宗教對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然而，儘管他們極力加以反對，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痕迹還是貫穿於整個中世紀，只有新教才最終把這些痕迹消除。布利福爾特寫道：

在佛蘭德和法蘭西，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信徒比比皆是，例如，布列塔尼的聖賈爾斯、安如的聖雷內、布耳日的聖格勒左、聖勒諾特和聖阿諾。法國南部最負盛名的聖佛丁，被稱為里昂的第一主教。在恩貝勒尼，當聖佛丁的神殿被呼格諾人毀壞時，人們把這位聖人的生殖器象徵物從廢墟中取了出來。這生殖器由於大量的酒浸泡而染成了紅色，這些酒是他的信徒們根據習俗澆在生殖器上面的。以後，這些愚昧的信徒們又把這些酒當成一種預防不育和性無能的極有效的藥劑喝進肚裏。

聖娼，是古代極為盛行的另一種風俗。在許多地方，一般有身份的女人常到寺院去，與祭司或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偷歡。另一方面。那些女祭司本身又都是聖娼。大概這種風俗是出於通過上帝的恩賜來得到女人的生育，或用巫術來得到莊稼的豐收的目的而逐漸形成的。

到此為止，我們所談論的都是宗教中贊成性的成分，然而，反對性的成分最初也是和贊成性的成分並存的。後來，由於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這些成分就戰勝了它們各自的對手。韋斯特馬克列舉了許多例證之後說：“有一種新奇的說法，即性在婚姻以及一切性關係中，都存有不潔和罪惡的東西。”在世界上許多基督教或佛教的影響不到的地方，有許多男女祭司們曾為獨身主義宣過誓。在猶太人中間有一個埃森人派別，他們認為所有性交都是罪惡的。這種觀念早在古代就有它的地位，即使是在那些最仇視基督教的人中間，也有這種觀念。在古羅馬帝國，曾有過一種普遍的禁欲主義的傾向。伊壁鳩魯主義幾乎滅絕了，在有文化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又出現了斯多葛主義。在猶太人所謂的《偽經》中，有許多篇幅表現出一種幾乎視女人為玩物的態度，這與《舊約全書》古卷中提倡男性的強權態度是極不相同的。新柏拉圖派幾乎和基督徒一樣禁慾。接着又帶來了另外一種信仰，波斯人關於物質即罪惡的說教傳遍了整個西方，即一切性交都是罪惡的。雖然這不是絕對的方式，卻都是教會的觀念。關於教會，我將在下一章中加以探討。

現在，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在某種環境中，人們對於性有着一種自發的恐怖感，而且當這種恐怖感產生后，它竟然可以和那種更普遍的對於性的愛好一樣，成為一種自然的衝動。如果我們能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研討和理解這一問題，就能斷定哪一種性制度更能滿足人類的本性。

首先，應當指出，從信仰中去尋找這種態度的根源是徒勞的。因為，這些信仰最初是由個人情緒所產生的。的確，這種信仰一旦產生，它們就會比情緒更持久些，或者至少比那些依賴於情緒的行為更持久些，卻不能成為反對性的態度的主要原因。我認為，產生這種態度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嫉妒，第二是性疲勞。

人如果產生了嫉妒，即使是很輕微的，性行為對於我們也會成為一件令人厭惡的事，而那種引起性衝動的慾望也會同樣令人厭惡。一個純粹依賴於本能的人，如果他能隨心所欲，那麼，他一定會要求所有的女人都愛他，並且只愛他一個人；如果那些女人把她們的愛分給了其他男人，那麼，這種情形便會使他產生一種情感，而這種情感會很容易使他對性產生厭惡感，尤其當這個女人是他妻子時。我們從莎士比亞的書中可以發現，所有的男人都不希望他們的妻子有激情。照莎士比亞看來，理想的女人應能根據感覺義務地投身於她丈夫的懷抱，卻不能有情人，因為性本身對於她是不愉快的，而她之所以能忍受，僅僅是因為法律道德要求她這樣。一個按本能行事的丈夫，當他發現他的妻子對他不忠時，他不但厭惡她，連她的情人也在被厭惡之列，而且很容易就得出一種結論，即一切性都是可憎的，尤其是當他由於性交過度或年邁而喪失性功能時更甚。由於在多數社會中，老年人比年輕人的言論更具權威性，所以那些魯莽青年對於性問題的意見不能被視為正式的和正確的，乃是情理之中的一件事。

性疲勞是文化帶來的現象。在動物中，性疲勞是沒有的，在野蠻人中間，性疲勞也是很罕見的。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中，不大可能發生性疲勞，即使發生了，也是很微弱的，因為男人喜新厭舊的衝動會導致他們生理上的過度性行為。假如女人有拒絕男人性要求的自由，性疲勞大概也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女人會像雌性動物一樣，要求每次性交之前先有一段調情行為，而且直到她們感覺男人的性慾十分亢奮時，才會滿足他們的要求。由於文化的緣故，這種純粹本能的情感和行為已經不多見了。對於制約這種情感和行為最起作用的，是經濟因素，因為已婚女子和娼妓都是通過她們性的嫵媚去謀生，於是她們不能僅僅是當她們自己有本能的衝動時才去滿足對方的要求。無疑這極大地減少了調情的成分。而調情則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一種免於性疲勞的手段。因此。那些沒有嚴格的道德規範約束的人，勢必會沉溺於過度的性行為之中，這種行為最後將帶來一種對性的疲憊感和厭惡感，而這種感覺自然會產生一套禁慾的心理。

那些反對性的熱情在嫉妒和性疲勞同時出現時，就會變得極為高漲。我認為，這也是在那些非常淫亂的環境中之所以會產生禁欲主義的主要原因。

當然，歷史上獨身主義的現象還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當男女祭司們把自己奉獻給上帝時，就被視為已和上帝結了婚，因而他們必須拒絕與普通人性交的行為。一般人看來，他們是特別聖潔的，從此，聖潔和獨身主義就合而為一了。時至今日，羅馬天主教的女修道士們與普通人性交仍然被看成是一種罪孽，其原因之一是人們認為她們是基督的新娘。

另外，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原因外，恐怕還有其他幾個更為隱晦的原因與古代末期日益增長的禁欲主義有關。有許多時代，生活是快樂的，人類是朝氣蓬勃的，人世間所擁有的樂趣也是足以使人們得到滿足的。但是，還有許多時代，人類是萎靡不振的，從此，現實世界及其樂趣是無法使人們得到滿足的。人類迫切需要通過追求精神上的慰藉或嚮往未來的生活，以彌補人世間的空虛。就《雅歌》中的所羅門與《舊約·傳道書》中的所羅門進行比較可知：前者所代表的是鼎盛時期的古代社會；後者所代表的則是衰落時期的古代社會。何以會有這種區別，我不敢妄下定論。也許只是一種非常簡單、屬於生理上的原因，就像活潑的野外生活取代呆板的都市生活一樣；也許那些禁欲主義者過的是一種懶散頹廢的生活；也許《舊約·傳道書》的作者認為世間一切都是無意義的，是由於他缺少體育鍛煉的緣故。

無論怎樣，像他們那樣的一種情緒，是極容易導致一種偏激的態度而對性加以譴責的，這是無可置疑的。我們以上所談及的，以及其他一些情況，大概都是古代後期的人們普遍萎靡不振的原因；至於禁欲主義，那只是萎靡不振的一種體現而已。不幸的是，基督教的倫理學正是在這個衰退及病態的時代里形成的。為什麼以後那些朝氣蓬勃的後人，也必須遵循那種屬於病態的、萎靡不振的和幻滅的人類的觀念而生活着？至於那些屬於病態的、萎靡不振的和幻滅的人，他們早已喪失了對於生物價值和人類生命延續的理智。這是我們下一章要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