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人口

第17章

人口

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補充世界的人口。有許多婚姻制度對這一目的未免太盡責了，但是許多婚姻制度卻又未免太不盡責了。我在本章進行的有關性道德的討論，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在自然界中，一隻大型的哺乳動物，維持生命的首要條件就是需要一個較大的區域。因此，大型野生的哺乳動物的總數是很少的。不錯，牛和羊的數量雖然很多，但這是由人為的因素造成的。人的數量是任何其他大型哺乳動物所難以企及的。當然。這是由於我們有生存技能的緣故。弓箭的發明、反芻動物的馴化、農業的開發和工業革命的出現，所有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每平方英里人口的生存數目。據估計，經濟的發展最終都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其他方面的發展多半也是為了這個目的。人類智力用於發展人口勝過用於任何其他單一目的。

正如卡爾·桑德斯所指出的那樣，人口數量通常沒有多大變化，19世紀所出現的人口增長實屬極為偶然現象。我們也許會說，當埃及和巴比倫使用水利和農耕方法的時代，也曾出現過類似的情形。可是縱觀整個歷史，這種情形大概是再沒有發生過。對19世紀以前人口的統計都是推測的，但在這一點上人們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口的陡增是一種罕見和偶然的現象。至於說現在在大多數文明國家中，人口又趨於穩定不變。這隻意味着這些國家已經擺脫了非常狀態，又恢復了人類的一般習慣。

卡爾·桑德斯在他撰寫的一部有關人口問題的著作之中就曾明確地指出，自動控制這種方法在所有的時代和地區，在保持人口穩定不變的問題上幾乎都在起作用。這種自動控制比因大量死亡而減少人口更為有效。在這裏，也許他有點言過其實。例如，在印度和中國，人口之所以不會陡增，似乎死亡率高是主要原因。中國固然缺乏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但印度還是有的。在印度，人口出生率雖然很高，但人口的增長卻比英國還要略微緩慢一些，卡爾·桑德斯本人也曾指出過這一點。這主要是由於在印度兒童的大量死亡、瘟疫及其他嚴重疾病所致。我相信，假如我們能夠得到中國的統計數據，我們將會發現中國也是類似的情形。然而，除了這些重要的特殊情況之外，卡爾·桑德斯的理論總的來說無疑是正確的。

人們使用過各種限制人口的方法，其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屠殺嬰兒。在宗教不加干涉的地方，這種方法得以極為普遍的應用。有時這種方法甚得人心，以至人們在接受基督教時，竟要求基督教不能干涉屠殺嬰兒。杜克霍波人曾因拒絕參軍而與沙皇政府發生衝突，其理由是，人的生命是神聖的。後來他們又與加拿大政府發生了衝突，因為他們贊成屠殺嬰兒。

當然。其他方法也是很普遍的。在許多民族中，女人不但在懷孕期間，就是在哺乳期也不能有性交活動，這種狀況往往要持續兩三年。無疑這會極大地限制住女人的生殖能力，尤其是在野蠻民族中間，因為他們要比文明民族衰老得更快。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實行一種極為痛苦的手術，這種手術能夠極大地破壞男性的生殖能力，從而達到限制生育的目的。我們從《創世紀》中了解到，在古代至少有一種明確的控制生育的方法，為人們所熟知和實行。然而猶太人不贊成這種方法，是因為他們的宗教是反馬爾薩斯的。人類通過這些方法，避免了因繁殖過快而引起的飢荒，也就避免了滅頂之災。

儘管如此，飢荒在減少人口一事上，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非常原始的條件下，飢荒的影響也許並不如在一個不很發達的農業社會中那樣大。1846～1847年，愛爾蘭發生了極為嚴重的飢荒。從那以後，愛爾蘭的人口就再也沒有達到過飢荒前的水平。在俄國，飢荒更是屢見不鮮，1921年的那次飢荒至今我們每個人都記憶猶新。1920年我在中國時，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都在鬧飢荒，其嚴重程度和第二年發生在俄國的飢荒不相上下。但是，中國災民所得到的同情要比伏爾加災民所得到的少得多，這是因為他們的遭遇不是共產主義造成的。以上事實表明，人口的增長有時確實會達到甚至超過糧食的供養極限。然而，這主要發生在那些糧食銳減的地區。

凡是是信仰基督教的地區，總是要取消一切限制人口增長的方法，節制性慾的方法除外。屠殺嬰兒那是理所當然要禁止的，人工流產也是要禁止的，而且一切避孕措施都是要禁止的。的確，那些牧師、僧侶和修女都是信守獨身主義的，但是我認為，在中世紀歐洲，這些人的數目並不比現在英國的未婚女子多，因此，他們在控制人口增長一事上並未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把中世紀和古代進行比較，那麼中世紀因飢荒和瘟疫而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恐怕要更大些。其實，人口的增長是十分緩慢的。在18世紀，人口的增長率只是稍有上升，但是到了19世紀，情況發生了巨變，人口增長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據統計，1066年，在英格蘭和威爾斯，每平方英里有26人；1801年時，人數增加到153人；到1901年，人數增加到561人。這樣，19世紀的人口增長要比從諾曼人掠奪時期到19世紀開始時的人口增長快了將近4倍。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人口增長並不能說明事實真相，因為在此期間，不列顛民族正在掠奪以前被少數野蠻人居住的大片領土，從而開闢他們的殖民地。

人口的增長與出生率的增長几乎沒有多大關係。人口的增長應歸因於死亡率的減少，而死亡率的減少，一方面是由於醫學上的進步，但更主要的還是由於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的景象。從1841年英國開始記載人口出生率時起，到1871年和1875年止，出生率幾乎是穩定不變的，後期曾達到35，5%的最高點。在此期間，發生過兩個重大事件。其一是，1870年頒發了教育條例；其二是，1878年布雷德洛對宣傳新馬爾薩斯學說一事提起公訴。因此，從這時起，出生率開始下降，起初還很緩慢，後來就演變成災難性的了。教育條例是造成這類情形的主要原因，因為生孩子不再是有利的經濟動機了，而布雷德洛則提供了造成這種情形的手段。1911～1915這5年間，出生率下降到23，6%。1929年第一季度，出生率競一落而為16，6%。英國人口雖然由於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已開始緩慢回升，但很快就會達到一成不變的程度。法國人口早已處於不變的狀態，這是我們眾所周知的。

在整個西歐，出生率下降是相當普遍且極其迅速的，只有類似葡萄牙那樣落後的國家不在此列。出生率下降在城市比在農村更為明顯。最初，這種情形只存在於富人中，但現在已蔓延到整個城市和工業區的各個階層。窮人中間的出生率要高於富人中間的出生率。但是，如果把現在倫敦最貧困區域的出生率和10年前最富裕區域的出生率做一番比較，前者卻要比後者低得多。眾所周知（雖然有些人不肯承認），這是實行人工流產和使用避孕法的緣故。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這種保持人口穩定不變的方法會停止使用。這種方法很可能會繼續使用下去，直到人口開始減少，甚至最終可能導致大多數文明民族的滅絕。

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要想產生良好的效果，就必須明白我們的目的所在。在經濟技術的任何特定狀態中，都存在着卡爾·桑德斯所說的最佳人口密度，即能使每個人獲得最高經濟收入的人口密度。如果人口低於或高於這個密度，那麼經濟福利的基本水準就會降低。總而言之，經濟技術每提高一步，最佳人口密度也會隨之提高。在狩獵時代，每一平方英里一人比較適宜，而在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家，每一平方英里數百人也沒有過多之虞。然而，我們完全有理由說，自歐洲戰爭以來，英國已存在着人口過多之患。我們不敢說法國也有同樣情形，更不能說美國也是如此。

但是，在法國或任何西歐國家，也許都不會由於人口的增長而提高他們的平均收入。因此，從經濟角度出發，我們沒有理由希望人口增長。那些懷有這種希望的人往往出於國家軍國主義的動機，所以他們所希望的人口增長是難以持久的，因為他們一旦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戰爭，這種願望就會煙消雲散。因此，這些人的實際立場是，與其用避孕法去控制人口增長，倒不如通過戰場上的死亡來實現這一目的。凡是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的人，斷然不會持有這種觀點，因此那些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純屬胡思亂想。撇開與戰爭有關的那些論點不談，我們很高興看到，控制生育的方法正在使文明國家的人口趨於穩定不變的狀態。

然而，如果人口真的減少下去，情況就會變成另外一種樣子，因為人口不加控制地一味減少，意味着人類最終滅絕，而我們是不會希望看到那些最文明的民族從世界上消失的。因此，我們只有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避孕法的使用控制在能夠保持現有人數基本不變的範圍內以後，才能大力提倡使用避孕法。我認為，這件事做起來並非難事。人們限制家庭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經濟上的，因此，通過減少孩子的費用，或者在必要的條件下，使孩子成為父母的經濟來源，人口出生率就會提高。然而，在如今這樣一個民族主義的世界上，這種做法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因為它會被當作保證軍事優勢的手段。不難想像。如果各主要軍事國家都在武裝民族中以“大炮必須有炮彈”為口號地繁殖人口，那將是怎樣一種情形。這樣，如果我們希望文明能夠繼續存在，那麼就絕對需要一個國際政府了。這樣一個政府若想有效地維護世界和平，就必須頒佈條令，限制一切軍事國家的人口增長。

澳大利亞和日本之間的對峙足以證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日本的人口增長得十分迅速，而澳大利亞的人口卻增長得相當緩慢。這種情形造成了極難緩和的對峙情緒，由於雙方爭執的時候都有各自顯而易見的道理。我認為，美國和整個西歐的出生率在短期內不會引起人口增長，除非各國政府採取切實的措施去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只要那些軍事大國依然存在，其他國家就不可能僅僅依靠生育來對峙。因此，任何一個想要順利履行自己職責的國際權力機構，都必須重視人口問題，並且堅持在那些不順從的國家中貫徹計劃生育。否則，世界和平就無法保證。

總而言之，人口問題是一個雙重問題。我們既要防止人口增長過快，又要避免人口下降。前一個危險是久已有之的，而且至今存在於許多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俄國和日本。后一個危險是最近才有的，目前主要存在於西歐各國。如果美國僅僅依靠生育來實現人口的增長，那麼它也會面臨這樣的危險。迄今為止，移民已使美國人口以令人滿意地增長，儘管在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中間，出生率是相當低的。這種使人口減少的新問題，是我們傳統的思維習慣所無法接受的。道德說教與反對控制生育宣傳的法律都遇到了這一新問題的挑戰。避孕法的應用已經成了所有文明國家共同習慣的一部分，它是難以被取締的。而且，在政府和所謂要人中間，迴避性方面的問題的習慣已是根深蒂固的，我們不能希望一下子就消除這種習慣。可是，這是一種極不應有的習慣。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希望現在這些年輕人獲得重要地位之後，能夠在這方面做得比他們的父輩要好些。我們希望他們將來能夠坦率地承認避孕法普及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在不至於引起實際人口減少的前提下的合理性。所以，努力減少孩子對國家造成的經濟負擔，直到出生率能夠達到保持現有人口的程度，是任何一個面臨實際人口減少的國家所應採取的適當措施。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現有的道德準則應當做些有益的變動。在英國，女人比男人多200萬左右。這些女人受法律和習俗約束，至今無法生養孩子，這對她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如果我們的風俗習慣能夠對未婚的母親持寬容的態度，並給她們以足夠的經濟保證，相信一定有許多現在仍獨身的女人會要孩子。嚴格的一夫一妻制是以男女數量大體平衡這一假設為依據的。如果情況並非如此，這對於那些根據數字統計而被迫獨身的人實在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既然我們認為應當提高出生率，那麼這種殘酷行為無論對社會或是對個人都是不應當有的。

隨着文明的進步，通過政府的正確法令去控制那些被前人視為自然力的力量，更成為一件可能的事情。人口的增長便是這些力量中的一種。自從基督教產生以後，人口的增長一直被盲目的本能所支配。現在，我們應趕快去控制人口的增長。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國家負責養育孩子那樣的人口問題上，所採取的有益的干涉應是國際政府的干涉，絕不是那些彼此競爭的軍國主義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