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俳文

再談俳文

現在想來略談中國的俳文，這件事卻是不大容易，因為古人對於俳諧這東西大都是沒有什麼好感的。劉彥和著《文心雕龍》,《諧隱》第十五云：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燕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為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席（原文）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益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劉君是中國空前的文學批評家，這裏把俳諧文章的經過很有條理的說出來，是難得的事，但他是正統派，即使不去看他起首的《原道》《徵聖》這幾章，也是一目了然的。正統派看重正經文章，俳諧當然不足齒數，但是假如這有實用，特別是在政治與風教方面，那麼也還可以容許。《史記·滑稽列傳》中云：

“太史公曰，天網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又記優旃云：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意思都很相像。若是“無益時用”，那就不足道了。為什麼呢？因為這樣的諧不是倡也總是俳，該為士大夫所不齒的。《漢書·枚乘傳》說及枚皋的事有云：

“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顏師古注云：

“俳，雜戲也。倡，樂人也。”又《急就章》十六云：

“倡優俳笑觀倚庭。”顏注云：

“倡，樂人也。優，戲人也。俳，謂優之褻狎者也。笑，謂動作雲謂皆可笑也。”蓋古時倡以吹彈，優以科諢服事普天下看官，不，那時最大或唯一的看官大抵只有皇帝，有些文人也走這條路以求悅笑，正是可能的事。《滑稽列傳》后褚先生記東方朔事有云：

“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又朔《誡子》文中有云：

“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顯然表明他的態度，在金馬門持戟，本來與在市場唱大鼓書無甚不同，俳諧與倡優本不必再爭座位的高下，枚君乃未免發牢騷，蓋不獨思想欠曠達，抑亦認識之尚未明了歟？

不過如上邊所說的情形大約也就同了漢朝一起完結了。後來的皇帝彷彿是只要聽倡優的打諢就夠了，文人不大能夠再挨近前去說遊戲話，他們的事情只有伏在地上，或是磕頭頌揚功德，或是上疏強諫。他們即使有俳諧的本領，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的機會沒有了，也就無可施展，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文章寫了出來只能供同好的欣賞，這時候批評家如要期望他去抑止昏暴，未免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了。這轉變如劉彥和所說可以放在魏晉之際吧，至於轉變得是好是壞，我們不能輕易贊成劉君的說法，在我個人倒覺得這是往好的一方面轉的，至少是已經離開了政治與實用，不再替人家辦差使了，多少可以去發達自己，雖然還不能成功為像樣的一種藝術品，也總是頗有希望了吧。上文所云潘岳《醜婦》今未能詳，束皙《餅賦》尚存，寫做餅啖餅的情狀，看起來也並不壞，如云：

“弱如春綿，白如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舉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袁淑的《俳諧文》十卷雖已失傳，類書中還留下幾篇，如《廬山公九錫文》中云：

“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后垂，巨目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面，負磨回衡，迅若轉電，惠我眾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這種詠物寫事的文章我覺得也就不錯，比嚼甘蔗滓似的正經文恐怕還要有意思，如《猗覺寮雜記》所云，用驢磨面的紀載也始見於此。這一類俳諧文儘管被批評家所罵，做的還是在做，我們只看韓退之的《毛穎傳》便可知道。傳中云：

“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台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又云：

“后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發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只是文不駢偶，內容正是普通的俳諧文。柳子厚作題后云：

“且世人之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柳君為文矜張作態，不佞所不喜，上文所說滑稽有益於世非聖人所棄，本系唾餘亦不足道，後邊說的卻對，換一句話說，笑悅本亦是人情耳。王勉夫在《野客叢書》中又論之曰：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余以為烏有子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為怪，子厚獨愛之，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比者。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萌芽此意。其間如曰：自結繩以至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誌，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作羅文等傳，其機杼自退之始也。”這類文章的系統說的很得要領，我們如把他拉長，可以一直接到近代。今舉清初陸次云為例，在《北墅緒言》裏有一篇《葉公滑厘子合傳》云：

“春秋時有葉公，其子孫繁衍，別為四族。每族昆弟或九人或十一人，皆輕薄如紙，有有面目者，有無面目者，大約錢盈貫者皆無目面者也，其一人在錢藪中稍有面目，已為空沒文矣。其二十人雖亦衣冠面目，宛然大盜，而人樂親之，謂可藉以致富。染其習者即親如骨肉亦互思劫奪，故人目其徒曰吊友，謂其雖獲小勝必致大負，宜吊不宜賀也。濟葉公之惡者又有滑厘子，兄弟六人皆以骨勝，遍身花綉，紅綠燦然。素與盆成括善，出處必俱，誘人以必勝之術，人樂親之，與葉無異。孟子嘗斥之曰，徒取之彼以與此，然且不可。又曰，死矣盆成括。惡其小有才也。乃滑厘子曾受唐帝特賜緋衣，又為劉毅呼之即至遂爾大勝，為人艷羨，不知人每出孤注竟覆全軍者皆慕是說而誤之者也。是滑厘之罪更浮於葉，雖粉其骨何足贖哉。聖人曰，戒之在斗，戒之在色，良有以也。”

我抄這篇全文，因為是一個很好的例，他接着俳諧文的傳統，卻更近代化了，所以覺得更有意思。大抵俳諧文的特色有這幾樣。其一是諷刺。這不一定要如古人所說是對於政治社會一種匡正，彷彿是言外餘韻，讓人家可以尋味，不要說完就完而已。其二是遊戲。在體裁上這多是擬文，如傳，如九錫文，如彈章。在腳色上多是擬人，如驢為廬山公，筆為毛穎，馬吊牌為葉公。在文字上是玩把戲，可以有好幾樣。甲是音義。有同音異字，如子夜歌雲，霧露隱芙蓉，見憐不分明。又如《侯鯖錄》所記，蓮花里點燈，偶然而已。有同字異義，如《毛穎傳》的拔其豪，《葉公滑厘子合傳》的戒之在色，皆是。《文飯小品》有《怕考判》，序云：

“督學將至，姑熟棚廠具矣，有三秀才蘊葯謀爇之，邏獲驗確，學使者發縣，該謔庵判理具申。”判詞有云：

“一炬未成，三生有幸。”又云：

“聞考即已命終，火攻乃出下策。”如三生，如考終命，都是絕妙的例。乙是形體。如《吳志》載薛綜勸蜀使張奉酒，拆蜀字嘲之曰：

“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上文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即指此事。雖然嚴正的或是惜字的人見了會不大高興，不過這實在是莫怪的事，中國文字中這種可能太多了，文人難能拒絕誘惑，據我看來也有幾分可以原諒的，稱揚自然亦可不必。王若虛《文辨》中有一則云：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為佳，但不可為法耳。”滹南遺老洵知言哉。

俳諧文還有一樣可能的特色是猥褻。顏師古注《急就章》云：“俳謂優之褻狎者也。”我不見得就信奉這句話，憑空去演繹出來，實在覺得這是題中應有之義，蓋人是有性的生物，對於此事自有一種牽引，而雙關暗示的言語於此亦特多，看笑話中即如此情形，可以知矣。牛空山著《詩志》在豳風《東山》下批云：

“一篇悲喜離合都從室家男女生情，開端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隱然動勞人久曠之感，後文婦嘆於室，其新孔嘉，惓惓於此三致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聖人弗禁，東征之士誰無父母，豈鮮兄弟，而夫婦情艷之私尤所繾切，此詩曲體人情，無隱不透，直從三軍肺腑捫攄一過，而真摯婉惻，感激動人，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信周公不能作也。”此言雖大可以喻小。“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這兩句話說是蘊藉可，說是猥褻亦可。兩間萬物的情狀無不是猥褻者，只看人如何的對付，如何的看。立身謹重，文章放蕩，是一法也，相反的做也是別一法。俳諧文有猥褻一種，不僅是我的推量，也確是事實。敦煌鳴沙石室發現許多古寫本，有一卷白行簡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民國三年葉德輝刻入《雙梅影闇叢書》裏，葉氏跋有云：

“右賦出自敦煌縣鳴沙山石室。確是唐人文字。注引《洞玄子》,《素女經》。在唐宋時此等房中書流傳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使道學家見之，必以為誨淫之書，將拉雜燒之，唯恐其不絕於世矣。”這是一個孤證，但是還可以往別處去找個陪客來。日本在後朱雀帝（1036—1045）時編有《本朝文粹》十四卷，其中收錄大江朝綱所著《男女婚姻賦》一篇，大旨與白行簡作相似而更簡短，朝綱有《為清慎公報吳越王書》，洋洋大文，署天曆元年，即五代後漢天福十二年（九四七）也。《本朝續文粹》今存十三卷，收有藤原季綱所著《陰車贊》一首，署淫水校尉高鴻撰，時為嘉保元年（一〇九四），蓋與東坡同時，相傳即《續文粹》之編者雲。《本朝文粹》系仿姚鉉的《唐文粹》而編輯，所收皆漢文，體制文字亦全仿中國，朝綱季綱之作當必有所本，其公然收入總集，亦彷彿可以證實葉君的話，在唐宋時此類文章恐怕也流傳於士大夫口手之間，不甚以為怪也。晚明出來的《開卷一笑》裏也有這一派的文章，不過雖然知道有屠赤水等在內，卻都已用了什麼道人的別號了，本來帶點猥褻味的俳諧文做得好時可以很好，可是極不容易做，有如走索，弄得不好反而會跌一個狗吃矢的，況且一用別號更失了遊戲裏的真摯性，其不能有好成績正是當然的事。所以我在這裏只是說有此可能，若是問我從古以來有那一篇這樣的好文章，我還是說不出來，白行簡的《大樂賦》與張文成的《遊仙窟》相仿，只算是珍異的資料而已，以雲佳作則猶未也。

終於說的得不着要領，可是費話已經說了許多，似乎應該打住了。我上面說的是中國舊的俳諧文，他從清客文人學着戲子打諢起頭，隨後借了這很有點特別的漢字，利用那些弱點或特色，寫出好許多駢散文，雖然不能有益於世，只如柳子厚所說息焉游焉，未始不可以自得其樂。這與日本俳文的情形很不相同，蓋其一是從舊連歌蛻化成新的俳諧連歌，再由韻文轉到散文去，自有一種新生命在裏邊，而其一則是舊體制的傳衍，雖是有時也出點新機杼，總有地方像是世代書香的大家，看去頗有強弩之末之感了。我們目前很有些嘉道以來的作品，如《豈有此理》,《更豈有此理》,《文章遊戲》四集，《皆大歡喜》，以至《天花亂墜》二集，要單獨來談或者也有意思，但整個看起來這已是《開卷一笑》的來孫，希望他復興先業是不大可能的事，他們所能做到的至多也只是巴住門面而已。話雖如此，中國也可以說有他的新俳文，不過系統不很正，因為他不是俳諧文的嫡子，卻是旁支或變種。我的意思是說公安竟陵派以後混合的一種新文章。公安派里有袁中郎，竟陵派有劉同人，他們兩位的散文是離開了宗派傳到後世來也是站得住的，但是我覺得混合的文章別有新氣象，更是可喜，現在姑以張宗子作為代表。他的目的是寫正經文章，但是結果很有點俳諧，你當他作俳諧文去看，然而內容還是正經的，而且又夾着悲哀。寫法有極新也有極舊的地方，大抵是以寫出意思來為目的，並沒有一定的例規，口不擇言，亦言不擇事，此二語作好意講，彷彿可以說出這特質來，如此便與日本俳諧師所說俳言俗語頗相近了。全篇似用文言，而白話隨處加入，此在王謔庵也已有之，如《文飯小品》中《游滿井記》云：

“語言嘈雜，賣飯食者邀訶（案即吆喝）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案果子即油炸鬼。）貴有貴供，賤有賤鬻。”張宗子《琅嬛文集》中有《五異人傳》，記張紫淵云：

“兄九山成進士，送旗扁至其門，叔嫚罵曰，區區鱉進士，怎入我紫淵眼內。乃裂其旗，作廝養褌，鋸其干作薪炊飯，碎其扁取束豬柵。”又記張瑞陽為部吏，楚王府囑查公文，允酬八千金，瑞陽嫌少：

“來人曰，果得原文，為加倍之。瑞陽方小遺，寒顫作搖頭狀。來人曰，如再嫌少，當滿二十千數。”此諸寫法前人所無，不問古今雅俗，收入筆下，悉聽驅使，這倒是與現代白話文相似，但是他一方面常利用成語故事，又頗有孔孟庄韓之遺風，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如《一卷冰雪文》後序云：

“昔張公鳳翼刻《文選纂注》，一士夫詰之曰，既雲《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所集，於仆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曰，他讀得書多。”又《夜航船》序云：

“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卷足而寢。僧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澹臺滅明是一個人，是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個人。僧人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腳。余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極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腳則亦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陶庵夢憶》序云：

“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酒，失足破其瓮，念無以償，痴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唯恐其非夢，又唯恐其是夢，其為痴人則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陶石樑《小柴桑諵諵錄》在崇禎乙亥刊行，亦記此兩事，雲聞諸雲門湛師，蓋系當時通行的傳說，而文句又十九相同，則宗子抄石樑原語，有時亦抄中郎同人也。又《西湖夢尋》序云：

“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齏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原刊本署辛亥，蓋在明亡后二十七年矣。《夢尋》《夢憶》二書皆宗子記其國破家亡之痛之作，而文特詼詭，硯雲本《夢憶》小序說得好：

“茲編載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略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睹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採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者歟。”宗子文集不為世所知，光緒三年始在貴州刻板，王介臣跋云：

“昔惟鄭廣文珍見之曰，精渾勝歸唐，何論二十四家耶，篋中有此，盜賊水火不能近也。竭數晝夜力抄錄去，此外無人見也。”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再付鉛印，盧冀野跋中述劉鑒泉之語曰：

“近世新文藝其原蓋出於浙東史派，而晚明諸家為之先河，張宗子岱實啟之也。”二跋相距正一甲子，對於宗子都能有所賞識，鄭君古文的鑒別力是可信的，劉君說新文學的關係也有道理，這裏我們可不必再詞費，只想加添一句雲，這可以叫做新的俳諧文。舊俳諧文的作者一面還有他的正經文章，如韓退之作有《毛穎傳》又有《原道》。有些專寫俳諧文，卻自居於遊戲狎褻，或者只用什麼道人等別號，這些就稱為舊派，新派則不如此。他們有如在打球，這遊戲就是正經，無論什麼文章總只是一個寫法，信口信手，皆成律度，三百年前公安派如此說過，現在寫文章的人也是這樣的做着。這樣說來大有“我田引水”之意，其實也無可如何，因為這是事實。俳諧文或俳文這名稱有點語病，容易被人誤解為狹義的有某種特質的文章，實在未必如此，日本的松尾芭蕉橫井也有，法國的蒙田，英國的闌姆與亨德，密倫與林特等，所作的文章據我看來都可歸在一類，古今中外全沒有關係。他的特色是要說自己的話，不替政治或宗教去辦差，假如這是同的，那麼自然就是一類，名稱不成問題，英法曰essay，日本曰隨筆，中國曰小品文皆可也。張宗子的文章我們不能學，也不可學，正如陶筠廠說淵明的詩一樣，但是我們同在一條道上走着，當然感到親近，若是《豈有此理》並以前的俳諧文看了也有興會，則有如聽朋友唱崑曲吹笛子，因自己不會吹，所以只是聽聽而已。

（廿六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