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木天兄：

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論國民文學的信，我覺得對於你們的意見能夠充分了解。傳道者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想這本來也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不過是民族主義思想之意識地發現到文學上來罷了。這個主張的理由明若觀火，一國的文學如不是國民的，那麼應當如何，難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遺老的么？無論是幸不幸，我們既生為中國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漢族的短長及其運命。我們第一要自承是亞洲人（“Asiatics”！）中之漢人，拚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類中漢族所應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們不自菲薄，不自認為公共的奴才。只可惜中國人裏面外國人太多，西崽氣與家奴氣太重，國民的自覺太沒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獨立，學術文藝上也受了影響，沒有新的氣象。國民文學的呼聲可以說是這種墮落民族的一針興奮劑，雖然效果如何不能預知，總之是適當的辦法。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易變成狂信。這個結果是凡本國的必好，凡別國的必壞，自己的國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爭戰是天下之正義，而猶稱之曰“自尊心”。我們反抗人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不是說我們還應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主與自由，也正憑了正義我們要自己譴責，自己鞭撻。我們現在這樣地被欺侮，一半固然是由於別人的強橫，一半—至少至少一半—也在於自己的墮落。我們在反對別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剷除自己的惡根性，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只是拳匪思想之復活。拳匪的排外思想我並不以為絕對地非是，但其本國必是而外國必非的偏見，可以用“國粹”反抗新法的迷信，終是拳匪的行徑，我所絕對反對的。有人信奉國家主義之後便非古文不做，非古詩不謅，這很令我懷憂，恐正當的國家主義要惡化了。我們提倡國民文學於此點要十分注意，不可使其有這樣的流弊。所以我仿你的說法要加添幾句，便是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還有這幾件工作：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憒的癰疽，

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以上是三月一日我覆你的一封信，曾登在《京報副刊》第八十號上，今重錄於此，因為現在我的意見還只是這樣。我不知怎地很為遺傳學說所迫壓，覺得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無論是好是壞，所以保存國粹正可不必，反正國民性不會消滅，提倡歐化也是虛空，因為天下不會有像兩粒豆那樣相似的民族，叫他怎麼化得過來。現在要緊的是喚起個人的與國民的自覺，盡量地研究介紹今古的文化，讓它自由地滲進去，變成民族精神的滋養料，因此可望自動地發生出新漢族的文明來。這是我任意的夢想，也就是我所以贊成國民文學的提倡之理由。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如呂滂（GustaveLeBon）所說，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結果幾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騫國王手中的賬簿，中國人是命里註定的奴才，這又使我對於一切提倡不免有點冷淡了。我的微小的願望，現在只在能夠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厘，所以這倒也還無妨無妨。草草。

（十四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