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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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天兄:

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論國民文學的信,我覺得對於你們的意見能夠充分了解。傳道者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想這本來也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不過是民族主義思想之意識地發現到文學上來罷了。這個主張的理由明若觀火,一國的文學如不是國民的,那麼應當如何,難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遺老的么?無論是幸不幸,我們既生為中國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漢族的短長及其運命。我們第一要自承是亞洲人(“Asiatics”!)中之漢人,拚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類中漢族所應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們不自菲薄,不自認為公共的奴才。只可惜中國人裏面外國人太多,西崽氣與家奴氣太重,國民的自覺太沒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獨立,學術文藝上也受了影響,沒有新的氣象。國民文學的呼聲可以說是這種墮落民族的一針興奮劑,雖然效果如何不能預知,總之是適當的辦法。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易變成狂信。這個結果是凡本國的必好,凡別國的必壞,自己的國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爭戰是天下之正義,而猶稱之曰“自尊心”。我們反抗人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不是說我們還應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主與自由,也正憑了正義我們要自己譴責,自己鞭撻。我們現在這樣地被欺侮,一半固然是由於別人的強橫,一半—至少至少一半—也在於自己的墮落。我們在反對別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剷除自己的惡根性,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只是拳匪思想之復活。拳匪的排外思想我並不以為絕對地非是,但其本國必是而外國必非的偏見,可以用“國粹”反抗新法的迷信,終是拳匪的行徑,我所絕對反對的。有人信奉國家主義之後便非古文不做,非古詩不謅,這很令我懷憂,恐正當的國家主義要惡化了。我們提倡國民文學於此點要十分注意,不可使其有這樣的流弊。所以我仿你的說法要加添幾句,便是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還有這幾件工作: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憒的癰疽,

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以上是三月一日我覆你的一封信,曾登在《京報副刊》第八十號上,今重錄於此,因為現在我的意見還只是這樣。我不知怎地很為遺傳學說所迫壓,覺得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無論是好是壞,所以保存國粹正可不必,反正國民性不會消滅,提倡歐化也是虛空,因為天下不會有像兩粒豆那樣相似的民族,叫他怎麼化得過來。現在要緊的是喚起個人的與國民的自覺,盡量地研究介紹今古的文化,讓它自由地滲進去,變成民族精神的滋養料,因此可望自動地發生出新漢族的文明來。這是我任意的夢想,也就是我所以贊成國民文學的提倡之理由。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如呂滂(GustaveLeBon)所說,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結果幾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騫國王手中的賬簿,中國人是命里註定的奴才,這又使我對於一切提倡不免有點冷淡了。我的微小的願望,現在只在能夠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厘,所以這倒也還無妨無妨。草草。

(十四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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