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日本雜感
游日本雜感
我的再到日本與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覺得情形改變了不少。第一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從前本來也有先覺的議論家和實行家，只是居極少數，常在孤立的地位，現在的形勢，卻大抵出於民眾的覺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為明治的維新，在日本實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戰勝的強國，但這強國的教育，又養成一種謬誤思想，很使別人受許多迷惑，在自己也有害。這道理本極瞭然，近來各方面發起一種運動，便想免去這害。其實也不單為趨利避害起見，正是時代精神的潮流，誰也不能違抗。所以除了黎明會福田博士的日本主義之外，也頗有不再固執國家主義的人，大學生的新人會尤有新進銳氣。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國希望更大，德謨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國更能理解傳達，而且比我們也更能覺察自己的短處，這在日本都是好現象。但如上文所說，日本因為五十年來德國式的帝國主義教育，國民精神上已經很受斲喪，中國卻除了歷史的因襲以外，制度教育上幾乎毫無新建設，雖然得不到維新的利，也還沒有種下什麼障礙，要行改革可望徹底。譬如建築，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國卻還是一片廢址，要造真正適於居住的房屋，比將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滿足的結果。我們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這時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從時勢上看來，這假洋房也斷然不能再造，不過我們警告工程師，請他們注意罷了。六月間美國杜威博士在北京講演教育，也說到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國才幾禮拜，就看出中國這唯一的優點，他的犀利的觀察，真足教我們佩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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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來的物價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雞蛋每個金七八錢，毛豆一束七十餘錢，在中國南方只值三四分銀罷了。大約較七八年前百物要貴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樣增加，所以很覺為難，所謂無產階級的“生活難”的呼聲，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東京並且房屋缺乏，僱工缺乏，更是困難。幾個人會見，總提起尋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錢從前是兩三元，現在時價總在六七元以上，尚且無人應雇，許多人家急於用人，至於用懸賞的方法，倘若紹介所能為他尋到適用的使女，除報酬外，另給賞金十元。歐戰時候，有幾種投機事業，很得利益，憑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許多成金（Narikin即暴發財主），一方面大多數的平民卻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響。平常傭工度日的人，都去進了工場，可以多得幾文工資，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現在的工場生活，也決不是人的正當生活，而且所得又僅夠“自手至口”，（大抵獨身的人進了工場，所得可以自養，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夠了，）因此罷業罷工，時有所聞。我在東京最後這幾天，正值新聞印刷工同盟罷工，多日沒有報看，後來聽說不久解決，職工一面終於失敗，這也本是意中事，無足怪的。日本近來對於勞動問題也漸漸注意，但除了幾個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資本家或以為是危險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還迷信着所謂溫情主義，想行點“仁政”，使他們感恩懷惠，不再胡鬧。這種過時的方策，恐怕沒有什麼功效，人雖“不單靠着麵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麵包，日本縱然講武士道，但在現今想叫勞動者枵腹從公，盡臣僕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風氣。據報上說，中元贈答，從前不過數元的商品券，現在是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希奇。又據三越白木等店說，千元一條帶，五千元一件單衣，賣行很好，以前雖有人買，不過是大倉等都會的大財主，現在卻多從偏僻地方專函定買，很不同了。有些富翁買盡了鄰近的幾條街，將所有住民都限期勒遷，改作他的“花園”；或在別莊避暑，截住人家飲水的來源，引到自己的花園裏，做幾條瀑布看看，這都是我在東京這十幾日間聽到的事。日本世代相傳的華族，在青年眼中，已經漸漸失了威嚴，那些暴發戶的裝腔作勢，自然也不過買得平民的反感。成金這兩個字裏面，含有多量的輕蔑與憎惡，我在寓里每聽得汽車飛過，嗚嗚的叫，鄰近的小兒便學着大叫“KorosuzoKorosuzo!”（殺呀殺呀！）說汽車的叫聲是這樣說。闊人的汽車的功用，從平民看來，還不是載這肥重的實業家，急忙去盤算利益的，乃是一種藉此在路上傷人的兇器，彷彿同軍閥們所倚恃的槍刺一樣。階級的衝突，決不是好事，但這一道溝，現在不但沒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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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常說，日本國民近來生活程度增高，這也是事實。貴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還有一班官吏與紳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趨時，借了物質文明來增重他的身價，所以火車一二等的乘客，幾乎坐席皆滿，心裏所崇拜的雖然仍是武士與藝妓，表面上卻很考究，穿了時式洋服，吃大菜，喝白蘭地酒，他們的生活程度確是高了。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論，一等乘客固然無一不是紳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吃辨當的人了；口渴時花一枚五錢的白銅貨買一壺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車侍拿一兩瓶汽水。若在三等車中，便大不同，有時竟不見一個着洋服（立領的也沒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見食堂車來分傳單，說大餐已備，車侍也不來照管，每到一個較大的站，只見許多人從車窗伸出頭去，叫買辨當及茶，滿盤滿籃的飯包和茶壺，一轉眼便空了，還有若干人買不到東西，便須忍了饑渴到第二站。賣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車前決不見有賣辨當的叫喊，因為叫喊了也沒有人買。穿了frockcoat，端坐着吃冷飯，的確有點異樣，從“上等”人看來，是失體統的，因此三等乘客縱使接了大餐的傳單，也照樣不敢跑進食堂里去。（別的原因也或為錢，或怕坐位被人佔去。）這各等車室，首尾相銜的接着，裏面空氣卻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來，三等車室雖然略略擁擠，卻比一等較為舒服，因為在這一班人中間，覺得頗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輕蔑疏遠。有一次我從門司往大阪，隔壁的車位上並坐着兩個農夫模樣的人，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朝鮮人，看他們容貌精神上，原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朝鮮的農人穿了一身哆啰麻的短衫褲，留着頭髮梳了髻罷了。兩人並坐着睡覺，有時日本人彎過手來，在朝鮮人腰間碰了一下，過一刻朝鮮人又伸出腳來，將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兩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卻終於並坐睡着，正如淘氣的兩個孩子，相罵相打，但也便忘了。
我想倘使這朝鮮人是“上等”人，走進一等室，端坐在紳士隊中，恐怕那種冰冷的空氣，更要難受。波蘭的小說家曾說一個貴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張碟子，我說可怕的便是這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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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東京，正是中國“排日”最盛的時候，但我所遇見的人，對於這事，卻沒有一人提及。這運動的本意，原如學生聯合會宣言所說，這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論的與實行的侵略家（新聞記者，官僚，學者，政治家，軍閥等），我們本沒有機會遇到，相見的只有平民，在一種意義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們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們裏邊那些小商人，手藝職工，勞動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於農夫，尤愛平和，他們望着豐收的稻田，已很滿足，決不再想到全中國全西伯利亞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種人，很可嫌憎，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們並不限定是那一行職業，大抵滿口浪花節（一種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頌揚武士的故事），對人說話，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這廝可惱”這類句子，舉動也彷彿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說，可稱一種戲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義。《星期評論》八號內戴季陶先生說及日本浪人的惡態，也就可以當作他們的代表。這種“小軍閥”不儘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會上鼓吹武力主義，很有影響，同時又妄自尊大，以好漢自居，對於本國平民也很無禮。所以我以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只有這種人最可厭惡，應得排斥。他們並不直接受過武士道教育，那種謬誤思想，都從浪花節，義太夫（也是一種歌曲）與舊劇上得來，這些“國粹”的藝術實在可怕。我想到中國人所受舊戲的毒害，不禁嘆息，真可謂不約而同的同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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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兩件事物，遊歷日本的外國人無不說及，本國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與藝妓（Geisha）。國粹這句話，本來很足以惑人，本國的人對於這制度習慣了，便覺很有感情，又以為這種奇事的多少，都與本國榮譽的大小有關，所以熱心擁護；外國人見了新奇的事物，不很習慣，也便覺很有趣味，隨口讚歎，其實兩者都不盡正當。我們雖不宜專用理性，破壞藝術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亂髮時代錯誤的議論。武士的行為，無論做在小說戲劇里如何壯烈，如何華麗，總掩不住這一件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他們為主君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來已經全無意義，只令人覺得他們做了時代的犧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罷了。藝妓與游女是別一種奴隸的生活，現在本應該早成了歷史的陳跡了，但事實卻正相反，凡公私宴會及各種儀式，幾乎必有這種人做裝飾，新吉原游廓的夜櫻，島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讀作Tayu，本是藝人的總稱，後來轉指游女，游廓舊例，每年太夫盛裝行道一周，稱為道中），變成地方的一種韻事，詩人小說家畫家每每讚美詠嘆，流連不已，實在不很可解。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況，與頹廢派的心情，我們可以了解，但決不以為是向人生的正路，至於多數假頹廢派，更是“無病呻吟”，白造成許多所謂遊盪文學，供飽暖無事的人消閑罷了。我們論事都憑個“我”，但也不可全沒殺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樂，雖然滿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識上有點不安，便不敢定為合理的事。各種國粹，多應該如此判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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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賀矢一（Y.Haga）著的《國民性十論》除幾篇頌揚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說幾種國民性的優點，如愛草木喜自然，淡泊瀟洒，纖麗纖巧等，都很確當。這國民性的背景，是秀麗的山水景色，種種優美的藝術製作，便是國民性的表現。我想所謂東方文明的裏面，只這美術是永久的榮光，印度中國日本無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術，日本的繪畫雕刻建築，都不能詳細紹介，不過表明對於這榮光的禮讚罷了。中國的古藝術與民間藝術，我們也該用純真的態度，加以研究，只是現在沒有擔任的人，又還不是時候，大抵古學興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後，因為這時才能覺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與恩惠，虛心鑒賞，與藉此做門面說國粹的不同。日本近來頗有這種自覺的研究，但中國卻不能如此，須先求自覺，還以革新運動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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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詩人Balimon氏二年前曾游日本，歸國后將他的印象談在報上發表，對於日本極加讚美，篇末說，“日本與日本人都愛花。——日出的國，花的國。”他於短歌俳句錦繪象牙細工之外，雖然也很賞讚武士與藝妓，但這一節話極是明澈，——
“日本人對於自然，都有一種詩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們很多的勞動，而且是美術的勞動。有一次我曾見水田裏的農夫勞作的美，不覺墜淚。他們對於勞動對於自然的態度，都全是宗教的。”
這話說得很美且真。《星期評論》八號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節說，——
“只有鄉下的農夫，是很可愛的。平和的性格，忠實的真情，樸素的習慣，勤儉的風俗，不但和中國農夫沒有兩樣，並且比中國江浙兩省鄉下的風習要好得多。”我訪日向的新村時，在鄉間逗留了幾日，所得印象也約略如此。但這也不僅日本為然，我在江浙走路，在車窗里望見男女耕耘的情形，時常生一種感觸，覺得中國的生機還未滅盡，就只在這一班“四等貧民”中間。但在江北一帶，看男人着了鞋襪，懶懶的在黃土上種幾株玉蜀黍，卻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這半因為單調的景色不能很惹詩的感情，大半也因這工作的勞力不及耕種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別，與什麼別的地理的關係是全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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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日本平時沒有具體的研究，這不過臨時想到的雜感，算不得“覘國”的批評。我們於日本的短處加之指摘，但他的優美的特長也不能不承認，對於他的將來的進步尤有希望。日本維新前諸事多師法中國，養成了一種“禮教”的國，在家庭社會上留下種種禍害，維新以來諸事師法德國，便又養成了那一種“強權”的國，又在國內國外種下許多別的禍害。現在兩位師傅——中國與德國——本身，都已倒了，上諭家訓的“文治派”，與黑鐵赤血的“武力派”，在現今時代都已沒有立腳的地位了，日本在這時期，怎樣做呢？還是仍然拿着兩處廢址的殘材，支拄舊屋？還是別尋第三個師傅，去學改築呢？為鄰國人民的利益計，為本國人民的利益計，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夠向和平正當的路走去。第三個師傅當能引導人類建造“第三國土”——地上的天國，——實現人間的生活，日本與中國確有分享這幸福的素質與機會。——這希望或終於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種頗強固的信念。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