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

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

英國AngeloS.Rappoport著（一九一七年七月TheEdinburghReview）

人常常說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者，對於法國大革命，沒有什麼供獻；即使Rousseau不曾著作，民主主義也早晚總要出現。不安不滿足的精神，久已充滿國內；一七五三年LordChesterfield到法國時，曾說所有政府大變革以前的徵候，都已存在。所以Voltaire，Rousseau，Condorcet，Mably，Morelli等一群人，不過是發表這隱伏的感情，叫了出來罷了。但我想，這或者不如這樣說，倒較為的確；法國哲學者將新思想散佈在豫備好的熟地上，播了革命的種子。俄國的哲學者，對於本國，也正盡了同一的義務。俄羅斯——真的俄羅斯，不是Romanov家的俄羅斯，——希望改革，已經長久了；俄國哲學家的功績，便在指導他，使民眾心裏的茫漠的希望，漸漸成了形質。

加德林二世的時代，十八世紀的政治，社會，哲學各種思想，在俄國得了許多信徒。但能完全理解Voltaire與百科全書派學說的人，卻狠不多。只有結社的影響，較為久遠。俄國秘密結社，並不違背基督教，反以此為根據；所重在個人的完成，對於政治社會的改革，還不十分置重，但在當日政治及社會思想上，也間接造成一種影響。他們竭力反抗國民的與宗教的狂信，自然不得不指出現存的弊害，判他的罪惡。他們的事業所以也就是破壞與建設兩面。德國的黨會，多有神秘性質；在俄國便變了一種倫理的組織的運動，聚了許多有思想，有獨立的判斷力的人，使他們在民眾上，造成一種極大的影響。

加德林二世時黨會裏面，最重要的人物是Novikov。在他的報紙UtrenyjSujet上，非但提倡高等的倫理思想，而且竭力攻擊女王的外交政策，與因此引起的戰事。他說，戰爭這事，除了自衛之外，是應該避忌的。加德林當初也是Voltaire的弟子，Diderot的朋友，所以也任憑他做這些博愛的事業。但法國革命起后，便變了心思了，她看了社會的獨立思想的發表，都認作一種政治的煽動；所以會所一律封閉，Novikov雖然已是老年，也投入Schlüsselberg獄中了。他的著作，可以算是俄國獨立思想的萌芽，希求自由的第一叫聲。這思想還是朦朧茫漠，又多偏於慈善的與倫理的一面，因為他還不敢將改造社會國家這兩項，列入他的宗旨里去；但這總是一種破壞運動，在俄國造成獨立的輿論，就為一切社會改革上供給一種必須的資料。

在加德林的末年，微弱的聲音，要求社會改革，漸漸起來了。俄國有智識的人，受了Rousseau影響，知道一切的人，本來都是平等，如今看了少數的人奢華度日，多數的人餓着，覺得不甚正當。這革命思想的前驅中最有名的，是Radishchev，曾經模仿Sterne的《感情旅行》，作了一部《莫斯科聖彼得堡旅行記》。他雖然反對專制，但不敢要求政治的改變；他只注重在說田村改革的必要。他並不組織什麼黨會，不過發表公同的意見。那時俄國有智識的人，受了西歐的哲學，政治，社會上各種主義的影響，大抵都是這樣思想。可是他卻因此終於被捕，審問之後，定了死刑；加德林算是很慈仁的，將他減罪，改為西伯利亞十年的徒刑。保羅一世將他母親所罰的人，多放免了，也將他叫了回來。亞力山大一世又召他編訂法律。但Radishchev覺得自己急進的意見，不能與當日的俄國相容，絕望厭世，在一八〇二年九月自殺了。

俄國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運動，要算是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的起事。這是一群貴族軍官所結的黨會；他們在抵抗那頗侖並聯軍佔據法國的時候，吸收了西歐自由的民主思想。這時候，他們對於亞力山大一世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從前的LaHarpe譯者案此人本瑞士人屬法國查可賓黨為亞力山大一世的師傅的弟子，於今締結神聖同盟，變了一個極端的頑固黨了。這群軍官組織了一個秘密會，希望本國改行西歐自由的民主的制度。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黨的名稱，便從此出，——在伊撤街行了一個示威運動。這還未成熟的革命，終於壓服，流了許多血；五個首領處了絞刑，其餘的都送到礦洞裏——帝制的乾燥的斷頭台——去了。

十二月黨人是俄國的革命的愛國者。他們的動機，全是對於本國的愛情，熱心希望那完全的獨立。他們愛俄國的過去，愛歷史上自強不撓的時代，所以他們希求平民議會的復活，Novgorod政府時代的獨立強盛的再興。十二月黨雖然想採用西歐制度，但並非奴隸的模仿，原是主張依着本國情形，加以改變的。他們並不如大斯拉夫主義者一樣，相信俄國有特別的使命；但對於國民的物質與精神的能力，卻深信不疑。有幾個主張君主立憲，有幾個是純粹的民主黨人。對於當時的一派社會主義，大多數卻是反對。宗教上全是自然神教的信者（Deists），他們承認，如望在俄國建設起政治和社會的新制度，只有革命這一法。這次革命雖然很殘酷的壓服了，可是發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Herzen說，“伊撤街的炮聲驚醒了全時代的人。”因為做了一個手勢，便遭流徙；為了一句話，便遭絞死；俄國少年很勇敢的與專制戰鬥。雖然有政府的迫害，中古式的虐待苦刑，繼以黑暗的壓迫時代，那十二月黨的思想，終於不能滅絕。好像一顆活的種子，埋在地下，等到三十年後，克利米亞戰爭的時候，又開起花來。

專制政治能夠鉗制言論，但終不能禁止思想。俄國有知識的人，雖然嘴裏不能高聲說出，手裏不能明寫，但心裏仍是想着。他們緩緩的，卻又極堅定的積聚思想，又傳播出去。有許多人，轉入絕望，有如Lermontov所表示的；但也有許多人積極進行，借了批評或諷刺——這一種文學，在迫壓的政治底下最容易養成發達，——的形式發表他們的思想。他們不能批評政府的事，又不能直說出自由思想來，所以他們便做小說及喜劇：Gogol的《按察使》（Revizor）《死靈魂》（MyortvyeDushi=DeadSouls），Gribojedov的《聰明的不幸》（GroeotUma=MisfortuneOutofCleverness）諸書，對於官僚政治，都加以批評嘲笑。言論雖然受了鉗制，但他們也想出方法，能在夾行里寄寓一種意義。俄國人因此養成了一種技術，為西歐人所不曉得的，就是翻弄那出板檢查官的手段。

其時Hegel的哲學，初在俄國出現，得了許多徒黨。從官府一方面看來，這Hegel學說是一種保守派的主張，所以俄國政府也便不加禁止。於是德國的玄虛飄渺的形而上學進來，替代了法國哲學家的明白簡潔的，人道主義的，革命的思想。俄國社會不準像百科全書派一樣的直接議論政治問題，便從德國哲學借了抽象的言語來用。這德國哲學在俄國的影響，很是有害；因為使人只是空談理論，不着實際。但在當時也有益處，因為他使俄國思想家，因此能夠用哲學的文句來說話，尼古拉一世的檢查官，不大容易懂得。空想的社會主義，不主張革命，只想從道德與精神的復活上，求出人類的救濟；這種思想，也瞞了檢查官的眼，混進國內。這樣俄國哲學家暫能紹介新思想與讀者，又用隱藏的文句，討論宗教政治的根柢，各地方都有團體發生，討論社會與政治各問題；Aksakov，Khomjakov，Herzen，Ogarev諸人，都在Stankeviltsh家中聚會。在這樣空氣中，十二月黨播下的種子，才生了根，證明他的精神比暴力尤為堅固強大。

克利米亞的大不幸，又使社會的不滿，愈加增高。但尼古拉暴死，亞力山大二世即位，人心又略安靜。政治的自由，與社會的平等諸問題公然可以討論了。

發表這種思想最有力的人，是AleksandrHerzen，世間通稱他為俄國的Voltaire。他的思想，很受着St.Simon社會主義的影響；但關於政治的改革，卻多遵十二月黨的意見。他又特別注意於解放農民這件事。他於俄國革命思想上，造成一個深長的影響；但論他氣質，卻是破壞的，不是建設的人；是傳播理想的，不是創立學說的人。他是一個藝術家，又是革命的哲學家。他想推行他的理想，用“時間”的力量，不想用凶暴的方法。因此他和他的朋友Ogarev，都時常被人責備，說他們是消極的，不能做事，只會坐着悲嘆。他們兩人，曾在倫敦住過多時，發刊《北極星》與《鍾》兩種報章，主張各種改革，如解放農奴，廢去檢查官，許可言論自由等。

Herzen的政治理想，是想合斯拉夫民族，設立一個聯邦的共和國，波蘭聽他獨立。他很贊成土地公有制；以為用了此制，將來容易改行社會主義的新制度，使俄國可以不受資本主義及中產階級的壓制。Herzen雖不是斯拉夫國粹黨，但他的意見，也以為俄國社會革命，比歐洲各國更有好的希望，因為在俄國過去的迫壓，還是較少些許。別國都經了多次變革，所以個人略一行動，便被過去的遺迹絆倒，阻了上進的路；俄國的個人，便沒有什麼“過去”來妨礙他。

Herzen比別人更懂得他們自己國民的心理。俄國人在善惡兩方面，在積極的擁護人權，與消極的順受兩方面，都是絕對的。所謂自由政治，在他們看來，不過真的民權思想的贗品。他們知道專制或民主，不知道有什麼折衷，什麼調和。“舊酒瓶上的新標紙”，是不能使他們滿足。君主的自由政治稱作立憲政體，決不是俄國人所喜的。但Herzen反對國家，還不如無政府主義者一般，要完全將國家廢去。他贊成“國民的結合”，卻尚未說到“人類的結合”。據他說，國家自身本無存在的價值，不過是人民生活的有組織的機關；所以須順應了人民生活的發達變化而改革。國家是人民的僕役，不是人民的主人，如西歐社會黨所說的一樣。

亞力山大二世解放農奴的宣言，狠使Herzen喜悅，對於俄國將來大有希望，當時有名的經濟學家批評家Tchernyshevski，也抱同一的樂觀。Tchernyshevski的哲學的意見，是以Feuerbach的唯物論為本；他的對於將來社會的思想，則出於St.Simon與Fourier的學說。他也與Herzen相同，狠說鄉鎮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他說，在俄國這種制度人人都已曉得，容易實行社會主義；若在歐洲則土地私有制便狠足為梗。所以俄國可以立時行用共產制度，即不然，也狠可縮短私有制的期限。他的意見以為民眾應有統轄政府的權；只因現在教育不足，所以改革只能從上而下。但要行這種改革，從下發生的一種運動，或陰謀反抗，也是必要。各國民都有自決的權，所以不但波蘭應該獨立，便是Ukraine也應聽其自主。Tchernyshevski的有名的小說《怎麼好》（Tshtodjelatj=Whatistobedone？）在俄國革命思想上，也有實際的影響。這書是在獄中時為《現代雜誌》而作，經檢查官許可出板。因此可以想見書中並無明白確定的政治理論；但關於哲學，宗教，家庭生活，私有財產諸問題，隱隱地含着許多破壞的議論。當初官僚以為這是一種平常小說；但俄國讀者能從夾行里尋出意義，於是檢查官發了慌，將這書又禁止沒收了。

Tchernyshevski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對於農民問題的解決辦法，成了一八六〇年以後起的一切革命主張的根本。俄國有知識的人，看出政府的無能，和他不肯廢棄舊制度的情形，所以決心到人民中間去，尋出在這急劇改革上所必要的力量來。一八六一年Majkov發佈他對於青年的宣言書，指出推翻專制，解決土地問題的絕對的必要。一八六二年土地與自由會（ZemljaiVolja）成立。這會的目的，是在求政治的自由，改造聯邦，均分土地這幾件事。其時波蘭革命已經發生，政府有了口實，可以大行反動的新政策。但在俄國此時，已沒有什麼迫害方法，能止住革命運動了。國內有知識的人，因為要避專制的毒害，多逃往外國，往瑞士的尤多；在那地方遇着西歐社會主義運動與文學的影響，受了一種新激刺，俄國革命運動愈加旺盛了。但他們還未得到一面旗幟，在這旗底下，大家可以聚集，——PyotrLavrov便是為他們豎起這樣一面旗幟的人。

Lavrov是俄國哲學家中最有科學思想的人。他不像前代人物，看重神學或玄學上的思索，他以為哲學的目的，是在研究事實，與從事實得來的推論。所以他專心研究歷史社會學的哲學，和社會倫理的組織。他所想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便是個人的人格。Marx學說的樞軸，是經濟的進化與生產力的發達；Lavrov學說的中心，是個人的進步與發展。照他的哲學說來，一切進步，全靠個人的物質上，知力上，道德上的發達；又因行用正當的社會組織，實現信實與公道才能成就。Lavrov所說的社會的幸福，實不過是造成這社會或這國家的個人的幸福；所以各人都有權利，可以變更現在社會的組織。有知識的精粹人民，從思想上得到確信，才真是歷史的創造者；其餘的因襲的奴隸，對於古來習俗傳說，不加考察，一味盲從，都是歷史以外的人物。他們或者也有教化，有知識；但他們只用這知識來擁護現在的制度，並不仔細批判，只以為古來傳下來的便都是好的，所以還只可稱“有教化的野蠻人”，或是“高等文化的野蠻人”。Lavrov計算這種歷史以外的人物，是主治的一班人；他們固執的不肯講論法理，又竭力保守他們從歷史的因襲上得來的特權。其餘是窮苦的勞動者；他們為生存競爭所迫，每日僅夠作工，沒有工夫去思想考察。他們是文明的犧牲，是人類的“罪羊”。所以這是有思想的少數人的義務，應當去啟發他們，明白他們不幸的原因；使他們能協力來改造歷史，向進化的路走去，使個人的自覺與社會的共存（Solidarity），同時並進。

他在《歷史論集》（LettresHistoriques）中說道，——

“我們將到了這時期了，那時人類的理想，可以實現；個人本能的傾向，也可以使得與公眾的幸福相調和。只有將人類組織成一個和合的大團體，用公益公理互相系住，這樣才能造成個人的幸福。”

那時人能戰勝生存競爭，戰勝動物世界，能夠將批判思想壓服自然；這乃是真的進步的根基。但要做這事，孤立的思想家，沒有什麼力量；他必須依託着在那裏作工受苦的民眾才可。凡是有知識的少數人孤立存在的時候，文化必然消滅。試引古代文化為證，其時民眾居於奴隸的地位，不懂得文化的內面的意義，所以並無要護持文化的意思；所謂超人的一個等級譯者案謂貴族，自己掘了一道溝，同民眾隔開，造成他自己的滅亡。反過來說，便是凡有關心個人的發展與公眾的幸福的人，都應該從他們的Pisgah山頂譯者案《舊約》裏摩西登高望樂土的地方下來，走進平民的大平原里，握着漂流人民的手，引導他們到乳蜜隨處流着的樂土。凡是一種高等的文化，倘欲存在，必須以民治為基本；因為倘沒有民眾的幫助，文化必將滅亡，或遇着侵略的異族，野心的軍閥，也不免立時顛覆了。

Lavrov有名的《歷史論集》在一八六八年付刊，在革命運動上，造成極大影響。這部書將從前有知識的人蒙朦朧朧的感着的思想，總結起來；對於“怎麼好”這問題下了一個極明白確實的解答。Lavrov說，有知識的人對勞動階級應有一種義務，因為他們全仗勞動者而生存，他們自己並不生產什麼物質的財富。所以他們若仍然很傲慢高貴的同民眾遠隔，那時他們非但自私，在社會的意義上，簡直已是無價值；他們就是自己宣告了對社會的破產，對於社會的債務無力償還了。他們對於供給物質安樂的民眾的債務，只有一法可以報答，便是投身於平民中間，順應了他們現時的需要，永久的權利，與所有的力量，去啟發他們。有知識的人，不可遲疑猶豫，應該提倡民主主義，打倒那武功政治，建設起一個根據公理的新社會，新秩序。Lavrov說，現存的社會秩序，是極端的不道德。什麼是“不道德”呢？對於這問題，Lavrov立下明決的答語：“凡阻礙個人的物質及精神的進步的發達者”，都是不道德。只有根據公理的社會，使人人為公眾的幸福進步的發達起見，通力合作，縱使不能全滅人生的不幸，也竭力設法減少；這樣的社會，才是合理的道德的。所以Lavrov是個人主義者，又同時是社會主義者。他的學說，可以與BenoitMalon所創的LaSocialismeIntegral相比。Lavrov同Malon一樣，將Kant的“純粹義務”說，與唯物論派的自利說，一齊打消。他完全承認Malon的主張：“利他主義是我們新道德的根本；這道德既非神學的，也非玄學的，只是社會的罷了。”總而言之，Lavrov所要求的，不在部分的改良，乃是社會的急劇的變革。實行這個變革，至必要時，激烈的手段，也可以採用。

以上所說，是Lavrov從“智識階級的破產”說引申出來的學說；他便將此來答俄國有知識的人的疑問。但對於這個“怎麼好”的問題，MikhailBakunin所提出的答案，又是不同。Lavrov是Malon派的社會主義者，Bakunin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兩方的意見便有點差異。Bakunin少年時候，很喜歡Hegel的哲學；這雖然也以自由說為根本，可是將他圈禁在精神的範圍以內。在實際上，Hegel便為了國家，將個人犧牲了；因為他是承認國家萬能的。他的學說到了俄國，無異於一種辯護專制的文章；所以Bakunin依據了Hegel哲學，覺得尼古拉一世的政治，還有理由。便是德國人所創的最激烈的主義，內中也終脫不了崇拜強力的氣味；我們順便說及，也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Bakunin本系“北派”，就是十二月黨的一派；但那時他還不十分熱心這事，不很與聞，所以事發之後，他獨逃脫了多數同黨的“悲壯光榮的運命”。可是俄國人人心中所有的愛自由的心，終於醒了。他棄去了Hegel的正宗學說，加入新哲學派；這派名叫“Hegel左黨”，對於祖師的專制政治與宗教的理想主義，都很反對。

這新派的首領，是Strauss，Feuerbach及BrunoBauer等。此後Bakunin的知力的世界，全為自由說所主宰。Hegel從前教他到影象的國土，精神的地域，形而上的世界裏去求自由；但現在Bakunin已經改變，不肯承認夢幻作為事實了。

“那統不過是我們平常很蔑視的現實世界底暗淡的再現和怪異的誇張罷了。我們現在懂得了：神往那虛無飄渺的境界，我們在心志精神上，不但無所得而且有損，不但無所加強而且加弱。我們方才同小兒一樣，同我們的夢想充塞太虛，聊以自娛的時候，一面放棄了現實的世界與我們的全存在，交給宗教上政治上經濟上種種的假先知，暴君，武功家了。我們到現實的世界以外，去求理想的自由，卻將自己陷入最悲慘最可羞的奴隸境遇中了。”

Bakunin相信，除這個現實世界以外，別無世界；一切超越的概念，都是虛幻；人類只要能夠擺脫一切拘束，能夠得到完全幸福；他又相信盡他能力所及，幫助人類實現這希望，是他應盡的義務。

Bakunin是唯物論者，所以他認定人類只是進化最高級的動物；思想這事物，不過是腦里的一種物質發生物。人與下等動物不同的緣故，便只因他有思想的能力與合群性；因了這兩件事，所以人類比地球上一切動物都更高等，獨有着一個“將來”。合群性與人類的共存，便是人的進步的第一原因。Rousseau說，人孤立時，本來完全自由，等到與同類相處，不得不犧牲他的一部分的自由了；這話其實是錯的。Bakunin說，——

“人本來生就是一個野獸，一個奴隸。只有與同類相接觸，生在群眾中間，那時才成了人，得了自由，得到思想言語，及意志的能力。倘若孤立生存着，也決不能發達這些能力了。人類的所以能夠發達到了現在的地位，都應感謝過去及現今的社會公眾的合群的努力。”

所以人類的運命，是在合群的生存，互相扶助，戰勝自然。這樣一個目的，須經過長的歷史進化之後，才能達到，人類的終極目的，一方面是在服從自然的法律；這卻並不由於外面的強制，有天人的規定，要個人或社會服從，實只因這法律原與人性相合的緣故。在別一方面，人又當求個人的解放，脫離一切社會上要求遵守的權威，這都是自由的緊要條件，人類的將來，也就在此。“歷史的真正偉大高上的目的，便是個人的真實完全的解放。”所以一切過去與因襲，都應盡數棄去；因為進步這事，就是指漸漸的脫去過去的錯誤。“我們的動物性，在我們的後面；我們的人性，是在我們前面；只有這人性，能給光明與溫暖與我們。我們決不可回顧，應該單向前望。倘我們有時回顧過去，這目的只在看清我們從前如此，以後不要如此！”

Bakunin對於中產階級的國家與中產階級的社會，都很激烈的非難。他說，在勞動者與中產階級爭鬥的中間，國家必然成了一種壓迫的機械。他的結論，與多數社會黨的意見，絕對相反，也與Lavrov不同。Lavrov的主張，是教有知識的精粹人民傳播思想，養成民眾，以供將來的革命及組織新國家的用；Bakunin卻教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擺脫拘束，將人類親手製造的兩個偶像，——國家與中產階級——從座上直攛下來。他以為國家只能保持從前的情狀：一頭是富，一頭是貧，就是所謂現狀（Statusquo）。國家又養成人類的爭勝與不和。“總而言之，國家的最上的法律，就是保持國家，一切國家，自從建設之後，便為競爭戰鬥的根源，——國家與人民的戰爭，各國交互的戰爭；因為不是鄰人弱，自己便不能強有力。”所以國家是一切內外戰爭的根源，其存在便是“最不合理的人性的否認”。

革命運動家的多數，都是民族主義者，如德人Lassalle意大利人Mazzini法人Blanqui皆是；Bakunin雖然是俄國人，卻為人類全體儘力。在他看來，國民種族，不過人類大洋里的一個浪頭罷了，他的理想，是“人類的友善”，不是“國民的結合”。但在這一點上，他卻仍然是完全俄國人的氣質。Dostojevski說，“我們俄國人至少有兩個祖國，一個俄羅斯，一個歐羅巴。我們的使命，應該完全的人類的。我們努力，不僅奉事俄羅斯，也不僅斯拉夫全族，應該去奉事全人類。”

在這地方，我們可以看出Marx是與Bakunin的不同。Marx是冷靜的理智家，Bakunin雖然懷着唯物思想，卻是感情家，理想家。Marx深信公道，卻不甚重自由；Bakunin全心渴望自由。兩人的氣質與種性，都很有關係。Marx雖然原是猶太人，但已完全德國化了；Bakunin是斯拉夫人。他的性質的不同，並非由於學說的不同的緣故；其實是因為性質不同，所以學說也不同了。我們如在人類思想事業的歷史上，詳細考察，當能看出，許多為公眾做過事業的人，都不過是理智的機械，對於個人的苦難，並不曾有什麼感動。我們看出歷史上幾多行政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宗教家，提倡各種學說方法，要為一群一族或一階級，求物質及精神上的幸福，大抵是出於理智，不出於愛。只愛將來的世代，不愛在我們眼前活着苦着的人，不能算是真的愛。為將來的世代，未知的人民求幸福的人，他的動機或者很是崇高偉大；但正直的心理學家恐不免在他的動機中間，尋出若干野心自利或空想的分子。人心裏的愛究竟是有限的；所以如將這愛分給將來無量數的人民，各個人所得的分量，便極微少了。真實的好心，真正利他的情緒，純粹的愛：只有為個人求幸福，專心致志為一部分的人儘力，隱默無聞，不在公眾與歷史的面前，表白他的事業的人，他們心中才有這愛。這謙遜的真正的愛，斷然不是一階級一族一國一群的所謂救主的所能有的。這樣的救主，無論他稱作社會黨，民族主義者，大日耳曼主義者，大斯拉夫主義者，猶太主義者，他們對於個人的受苦，不甚關心，只夢想着無量數人的幸福安樂，終於不能算是博愛家感情家理想家；他們即使不是利己家，也不過是枯燥的理智家罷了。愛全群的一部分，是在人力以內；但愛全體而輕部分，這可能算是愛？縱說是愛，也是虛空的了。兵士在濠溝中戰鬥，死在戰場上，是因為他愛他的故鄉家庭，愛他的妻子或姊妹，愛他的母親或兒女，並不是愛未來的子孫，人為了理想而死，從來如此，現在也還如此；但這隻因為那理想已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寶貴的精神的遺傳或所有品，才能如此的。

Bakunin與Marx，斯拉夫與條頓族的代表，正可很明了的證明上面所說的事。Bakunin天真的心同兒童一樣，對於個人懷着無限的真實的愛；Marx是一階級的救主，是一個精粹的理智的機械身，“科學的煽動者”，“民主的狄克推多的化身”，正如Bakunin所說一般。關於這幾方面，現在不及詳說；但我們倘若公平的研究民族心理，便可證明，世間所通行對於公眾的愛或恨，無一不從德國發起。如科學的社會主義，萬國工人協會，反猶太主義，與此外許多愛什麼主義（Philisms）恐什麼主義（Phobisms）的發源地，便都是德國。

在社會革命的實行方法上，Marx與Bakunin也很不同。德國人所期望的是在受過教育，能懂得他的學說的科學的根柢的人；俄國人是期望最愛自由的一般的人。Marx相信，第一個發起社會革命的國民，當然是最進步的國家，如德國便是。（他在英國住了幾時之後，似乎又改變了意見。）Bakunin卻以為最有反抗的精神與自由的本性的國民，才能夠發起這革命。他不信條頓人種有自由的本性；他們都是很威嚴高慢的。只在臘丁與斯拉夫種中，這本性完全發達。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時候，Bakunin很偏袒法國，便是這緣故，他對於萬國工人協會會員，又特別對瑞士人，發表一篇熱烈的演說，勸他們起兵，幫助新近發佈的法蘭西共和國。法國在歐洲是代表自由的國；德國卻是“歐洲社會黨的公敵”，因為他是“專制與反動的化身”。Bakunin是自由的戰士，他雖是無神論者，卻獨為自由建造說作聖堂曲，所以他恨德國，正與他的愛法國一樣的深。A.Richard說，“這俄國人，這無政府黨與國家的仇敵，深知法國精神的歷史及法國革命的時代精神。他愛法國，他於法國的所憎惡深感同意，於法國的不幸也深感痛苦。”但Bakunin這樣的愛法國，為什麼呢？這當然不是為他的政治的勢力，也不是國家。不是帝黨或王黨的法國，而且也不是共和的法國。他所注意的只是那偉大的國民性格，法國精神，寬大勇俠的本性，敢於推倒過去歷史所擁護承認的一切權威一切古偶像的革命的舉動。便是這與條頓族的文物破壞（Vandalism）顯然不同的法國的偶像破壞（Iconoclasm），使Bakunin這樣佩服。他說，——

“倘使我們失卻了那歷史的偉大的國，倘使法國從世界上消滅了，倘使更不幸而至於跌入泥中做畢士馬克的奴隸，那時世界將大受損失，立時將現出一個大的空虛；這不但是一國的災禍，實是世界的大不幸。”

因為那時高慢反動的德國，將使歐洲都受到他的迫壓；無論何地，自由的萌芽，都將被摧殘。德國人民沒有自由的本性。他們還有方法，將萬國工人協會變成一個Sozialdemokratie（社會民主團）呢。所以凡是愛自由的，希望人道戰勝獸性的，想求本國獨立的人，都應該出來與聞這民治與專制的戰爭，這是他們的神聖的義務。

一八八四年Plakhanov，VeraSassoulitsh，Deutsh，Axelbrod四個激烈派，在瑞士發起了社會民主黨。他們傳道的新法，是從Marx與Engels直接得來的。他們在勞動界傳播Marx學說，豫備經濟的戰爭。從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在俄國中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處，連續行了許多次的罷工。一八九五年在聖彼得堡Lenin與Martov為頭，又起了大同盟罷工，有工人三十五萬名，與聞這件事。

一九〇一年社會革命黨重行改組，推Lavrov為首領。這裏邊最有勢力的一個黨員是《勞工之旗》的編輯者ViktorTchernov。黨員的多數都是高等職業的人，在官吏聯合會，海陸軍人聯合會上，很有影響。黨里又有許多農人；俄國農人多還守着古代共產制的村會（Mir），原有社會主義的傾向，所以黨里很看重這一方面，就希望立刻將土地依社會主義分配。但社會民主黨卻不以為然，說這古代原始的共產制，須先行消滅，改成現代的資本的生產制，以便預備實行完全的社會改造；這件事業須由徐徐的進化，才能成就的。社會革命黨的主張，除了土地改革之外，又包括激烈的手段在內。

一九〇七年社會民主黨在倫敦開大會，因為黨員意見不合，便生了分裂。這黨分作兩派，一是多數派（Bolsheviki），Lenin為頭；一是少數派（Menshoviki），首領是Plekhanov，Martov，Dahn三人。多數派不願與開明的中產階級聯絡，說他們有君主的傾向。又攻擊Plekhanov一派，說他們對付中產階級及貴族士官過於寬大。少數派則主張說，俄國如不先將西歐通行的政治社會制度實現，革命便不能成；在這革命運動中，開明的中產階級，也是很有用的分子，倘將這一部分國民的同情失去，逼得他們投入反動里去，那是很危險的。這兩派都各有他的主張，依了俄國人的特性，各各走往極端，至今還沒有解決。

上邊的一篇對於造成俄國革命的哲學思想的觀察，非常簡短，但我們看了，約略可以懂得現在新俄羅斯必須經過的困難情形了。我們要理會這事，單從表面考察，是無用的，所以必須去求更深的理由。說俄國革命黨都是平和主義者，現在這已變成一個惡名，好像從前歐洲平和時候的稱暴徒了，原是不對的；因為他們勇於攻擊敵人，未嘗退避，又為了主義，毫不恐懼的向牢獄，流放，苦工，死刑走去；總而言之，畢生是一個戰士。“賣國者”也是一個不適用的醜惡名詞譯者案此當系指俄德講和時世間對於俄人的惡罵，又沒有正當的與心理上的證明。俄國革命黨里有無賣國者，都不可知；須待將來由歷史判斷。現在的困難情形的原因，其實更為複雜。簡約說，便是如此。——製造革命的人，無論他是那一黨，抱什麼主義，對於破壞的工程，卻都同心一致，至於手段方法的不同，也不關緊要。到了破壞已經成功，帝國推倒了，革命的勢力裏面的各分子，便又各自分散了，現在要在舊廢基上，建造新房屋，那些建築家的意見，各自紛歧，不能相合了。我們現在所見的擾亂，正是感情思想的衝突糾紛。人類雖然不至如Babel塔下的人，各說各的言語，但各人都有各自的思想，卻是確實的了。他們又時常將倫理學上的“應該”，當作日常的“實是”，將夢想當作事實。俄國人是生就的理論家，專講抽象的理想，又竭力的執着他們自己的理論。各種意見如立憲制，開明的中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人道主義，國際主義，及此外各種主義，都夾在一起，各有主張。有些俄國人單要求政治的解放，便滿足了；那些人卻夢想“解放政治”。這一部分的人只要將新偶像代出舊偶像，或舊建築上加點修補，就滿足了；那一部分卻主張大掃除，要將所崇拜的偶像全數推倒，打掃出一片白地，預備從新建築。這一部分的人以國民為重；那一部分又極尊重個人。第一派如Lavrov主張“國民的結合”；第二派如Bakunin則主張“人類的結合”，不分什麼種族國家言語。在Bakunin同他的一派看來，個人是最重要的東西；社會只是精神理想的集合，他的共通的目的便是自由。人與人不相附屬，各自平等；政府便沒有什麼事可做。俄國革命黨人有許多隻期望同英國一樣的君主立憲，便已滿足；有許多人卻希望聯邦的共和國，同瑞士或美國一樣。還有許多人夢想正義的共和國，以Plato的理想國，St.Augustine的神國，Moore的烏托邦（Utopia），Harrington的大洋國（Oceania），Campanella的太陽國，Fénelon的Salente，與Rousseau所想像的社會，或古先知所說的天國為模範，可是他忘記了，連Rousseau自己也說，這樣的國，只是神所居的；用現代的文句說明，便是超人的國土了。在這國里，沒有人類降生，也沒有活人生存；這國不過在空想的境中存在。夢想這空虛世界的人，只好為精靈立法，在雲中建國罷了。

近三年來，我們熟聞這一句話，說“現在的戰爭是一個理想的戰”。但這句話依了各人的思想，也可有幾種解釋。有的說理想的戰，是指人用了槍炮互相殺傷，各求自己理想的勝利。有的卻以為這是指純粹用理想去克服人的戰爭。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使俄國許多革命黨，變成平和主義者，他們同威爾遜總統一樣，將德國政府與德國人民，劃清界限。他們相信德國人民也能同俄國人對付Romanov家一樣，去對付Hohenzollern家的。這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意見；他們是Marx派，很信用德國的工人。社會革命黨現在改稱國民社會黨，卻同無政府主義者如Kropotkin等，對於Marx與德國社會黨都不相信。他們同Bakunin一樣，說將德國政府與德國人民，劃清界限，這假說是錯誤的；德國人是世界上最高慢反動的人民，缺乏自由的本性的。社會民主黨說，“讓我們同德國人講理，便能勝利。”國民社會黨卻更明了的答道，“讓我們先打勝了，然後講理。”俄國的Marx派並且還想推廣範圍，將國民的戰爭，變成階級的戰爭。他們對於歐洲的地圖的改變，毫不注意，只要他們的社會改造的理想，能夠從犧牲的擾亂中間，得勝成功。

俄國現在的紛擾中間，還有別一個理想，從中主動，便是民治問題。民治這個字，也可依了各人意見，尋出各種解釋。這民治什麼時候開端？什麼時候可以全佔優勢呢？他們說，倘使民治是現代歐洲的口號，此次對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便是民治主義的勝利，那時便在戰爭中間，即使公理還未完全勝利的時候，也應略有民治的表示了。但是，照俄國民黨說，當時宣戰及作戰，着着進行，全沒有和我們商量；我們模模胡胡的聽得發表的那些規定，然而我們沒有控制戰爭的力；我們不知道那些秘密外交與條約的內容；我們不知道政府對於國民與他的富力及未來，負着什麼責任。我們聽人說，此次戰爭，是將安放了新建築新歐洲的基礎；但我們勞動者對新建築的意見，或未必與政府及資本家的相同。我們又聽人說，此次戰爭，是征服時代的末期了；我們卻不願他又為一個新的武功時代的開端。我們都望推倒德國的軍國主義，但政府及資本家或別有意思，為利益中產階級起見，所以如此期望。德國的中產階級或者也受利益，只苦了我們平民。我們俄國民黨所以決心繼續戰爭，必要使民治主義即從此刻發端，直到完全勝利而後已。只有這樣辦法，我們才能一面推倒德國軍國主義，一面保全我們工人的將來。我們只望我國資本家也同德國的一樣受窘，德國的工人也同我國的一樣受益，便滿足了。

這是俄國革命的各種思潮，這運動中各首領的思想理論。這都從播種革命種子的俄國哲學家Herzen，Tchernyshevski，Lavrov，Bakunin諸人的學說出來。我們恐以後還須經過多少時間，多少困難，才能望新俄羅斯的產生。

這一篇論文，原是兩年前的著作，因為他說俄國革命思想的過去的歷史，很覺簡截明白，在現在還有價值，所以翻譯出來，紹介與大家了。至於著者的批評，譯者卻頗有不能同意的處所；譬如論中太重現實而輕理想，到後來理想成了事實，那批評便也難於存立。即如他以為斷不會有的德國革命，現在居然實現，便正是一個極顯的例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譯者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