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篇

附錄二篇

一改名紀略

我是一個極平常的人，我的名號也很是平常，時常與人家相同。午後從外邊回來，接到一位友人的信云：

“昨見一刊物大書公名，特函呈閱。”我把附來的一本小冊子一看，果然第二篇文章署名知堂，題目是愛國運動與赤化運動。一個多月以前有上海的朋友來信說，漢口出了一種新記的《人間世》，裏邊也有文章署我的名字，因為沒有看到那小冊子，所以不知道用的是名是號，但總之我並沒有寄稿到漢口去過，所以決不是我的著作，即使寫着我的名號，那也總是別一同名號的人的手筆。這回的小冊子名叫“華北評論”，只知道是四月十五日出版，不記明號數，也無地點，大約是一種不定期或定期的政治外交的刊物，所謂“某方”的色彩很是鮮明的。對於這個刊物不曾投過稿，實在也不知道它在那裏，那麼那篇文章當然不會是我所作，而且也不會是從別處轉載，因為我就壓根兒不能寫那些文章，所以作者別有知堂其人，那是無可疑的了。

在好幾月以前，有人寫信給王柱宇先生，大加嘲罵，署名知堂，而且信封上還寫周寄字樣。我去問王先生要了原信來看，筆跡與我不一樣，自然不是我所寄的，天下未必沒有姓周名知堂的別一人，雖然這也未免太覺得湊巧一點。反正這件事只關係王先生，只要他知道了這信是別一個姓周名知堂的所寫而不是我的，那麼其餘的事都可不談，所以隨即擱起了。今日看了上文所說的評論，又聯想了起來，覺得我的名號真太平常了，容易有這種事情。這固然都是小事，卻也不是很愉快的，於是去想補救的方法。

第一想到的就是改名。但是在想定要改之前，又有別的一個主張，就是無須改名。這理由是很簡單的。我所寫的文章範圍很小，差不多隻以文化為限，凡關於實際的政治外交問題我都不談，凡是做宣傳有作用的機關報紙上也都不登的，所以在這些上面就很容易區別，同名似亦不妨。至於罵人的信，固然筆跡不同可以看得出，其實在我本來也可不必多辯，因為我近十年來是早已不罵人了。近來經驗益多，見聞益廣，世故亦益深了，正如古昔賢母教女慎勿為善一樣，不但不再罵人，並且也不敢恭維人，即如王柱宇先生在“小實報”所寫關於土葯的兩篇文章我很佩服，對了二三老友曾口頭稱道過，卻一直沒有寫文章，雖然在一篇談李小池的《雅片事略》的小文里曾引用過王先生的幾段原文。老實說，我實在怕多事，恐怕甲與乙不對，稱讚了甲就等於罵了乙也。既然如此，我的態度原已明了，不會與別人的相混，即使是同名同號，也還是爾為爾我為我，不妨就學柳下惠那樣的來和一下子。不過這在我自己是覺得分別得如此清楚，若是在旁觀者便難免迷惑，看風水的老者說不定會做盜墳賊的頭領，議論的轉變更不是料得到的事，何況明明標着字號，那麼主顧的只認定招牌而不能辨別貨色，亦正是可能而且難怪者也。講到底，不改名仍是不妥當，那麼還是要來考慮改名的方法。

我最初想到的是加姓寫作周知堂。可是這似乎有點不妙，因為連讀起來有意義，彷彿是東安市場的測字卜卦處的堂名，大有繼問心處而復興吾家易理的氣勢，覺得略略可笑。其次是仍用知堂而於其上添注老牌二字，以示分別，只可惜頗有商賈氣，所以也不能用。再其次是將平聲的知字讀作去聲，照舊例在字的右上角用硃筆畫一半圈，這樣就可以有了區別了，可是普通鉛字裏向來沒有圈四聲的字，而且朱墨套印又很為難，結果仍舊是窒礙難行。最後的變通辦法只好改圈聲為添筆，即於知字下加寫日字，改作智堂字樣，比較的還易行而有效，所可惜者仍是平常，不過在不發見與別人相同的時候總可以使用，到必要時再來冠姓曰周智堂，還留得一步退步在，未始不是好辦法也。

我從前根據孔荀二君的格言自定別號曰新四知堂，略稱知堂，今又添筆作智堂，大有測字之風，倒也很有意思。關於智堂孔子曾說過幾句話，曰知者不惑，曰知者樂水。水我並不怎麼樂，而且連帶的動與樂也都不見得，那麼這句話明明是用不着。不惑雖然也是未必，不過孔子又雲四十而不惑，我們過了四十歲的人總都可以這樣稱了罷，而且不佞本是少信者，對於許多宣傳和謠言不會得被迷惑，因此足以列於智者之林亦未可知也。

（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於北平。）

二竊案聲明

十多天前北平有幾家報紙上揭載一條新聞，用二號鉛字標號曰“周作人宅大竊案”。當初我看了這報連自己也很驚疑，但是仔細回想近日家裏不曾有東西被竊，再看報上所記失主的年齡籍貫住址以及妻子人數，於是的確知道這是別一周君，那樣標題乃是一種手民之誤，如《世界日報》便沒有弄錯，明明寫作北大教授周作仁宅。當天我即寫了一封更正信給一家報館道：

“本日貴報第六版載有北大教授周作人宅大竊案一則，查該案事主乃周作民先生之族弟，（案各報均如此說明，）名系作仁二字，與鄙名音同字異，貴報所記想系筆誤，特此聲明，請予更正為荷。”第二天“來函照登”果然出來了，照例是五號字，又只登在北平一個報上所以不大有人看見。然而那大竊案的新聞可是傳播得遠了，由北平天津而至南京上海，過了幾天之後，在南方的朋友來信大都說及這件事，好像那邊所登載的都是“人”字的筆誤本。有人在軍隊裏的大約很忙，沒有看新聞的內容，真相信了，信里表示慨嘆，有人懷疑是傳聞之誤，或者猜着張冠李戴的也有。有一位朋友寫信來說，聞尊處被竊有銀元寶數只，鄙人昔日出入尊府，未聞有此，豈近來窖藏已經掘得乎。這位朋友對於吾家情形最是熟悉，所以寫這一封信來開玩笑，在接到的許多信里算是頂有風趣的了。但是轉側一想我又頗有“杞天之慮”，為什麼呢？

我的姓名出典在《詩經》裏，人人得以利用，相同亦是無法，至多我只能較量年代加個老牌字樣，如我的名字是辛丑年進江南水師時所取的，那麼這正是二十世紀起首老店了。不過真正同姓名倒也還沒有過，平常所有的大抵只是二字互易，不是把“仁”字寫作“人”，便是把“人”字寫作“仁”。我收到好些官廳的通知商店的廣告，地址明明是給我的，卻都寫着“仁”字，這彷彿與中頭彩中字一定要寫“仲”一樣，或者是北平的一種習慣法亦未可知。同時有些寄給那位周先生的專門的書籍雜誌講義等又往往寫了“人”字，由我收下后加簽交學校的收發處送去。每年學期開始的時候，各報登載新學年的功課，法學院的經濟學銀行論等總有一兩家報紙硬要派給我擔任的。這種小事情極是平常，有如打電話錯了號碼，只知道是錯了隨即掛上，也不必多說什麼。但是這回我覺得很有聲明之必要，因為有一兩點於我頗有不利。報上說周宅失物有銀元寶及金珠飾物，共值萬餘元，本是很體面的話，可是假如人家真相信這是吾家的事，那麼事情便大不佳妙，有好幾位債權的朋友見了一定生氣，心想你原來是在裝窮么？即使不立刻跑來索還舊欠，至少以後不能再設法通融以彌補每年的虧空了。還有一層，假如社會上相信吾家一被偷就是萬把塊錢，差不多被認作一個小富翁，雖然報上明明記着失主的街巷和門牌，梁上君子未必照抄在日記上，萬一認真光降到吾家來，那不是好玩的事。寒齋沒有什麼可竊，金器只有我的一副眼鏡的邊，在十多年前買來時花了一二十塊錢，現在世上早已不見此物，自然更不值錢了。古董新近在後門外買得一塊斷磚硯，頗覺歡喜，文字只剩“元康六”三字，我所喜者乃頂上鬐須甚長之魚紋耳。舊書新得明刊本《經律異相》五十卷，梁寶唱所編集的佛教因果故事，張氏刊《帶經堂詩話》三十卷，有葉德輝藏書印，但價都不過數元，並非珍本，不過在個人以為還好罷了。這些東西都是不堪持贈的，如不是真正的風雅賊，走來拿去，不但在我固然懊惱，就是他也未必高興，損人不利己，何苦來呢。為此我想聲明一聲，免得招人家的誤會，所謂人家者就是上述的兩類，雖然將債主與偷兒並列有點擬於不倫，而且很對不起朋友，但是為行文便利計不得不如此，這隻得請朋友們的特別原諒的了。

前日報載實業部長吳鼎昌先生建議修正法案，限制人民只准用一個名字，這個我十分贊成。但我又希望附加一條，要大家對於這名字也互相客氣一點。我說客氣，並不是如從前文中必稱官名曰某某大令，或稱什麼老爺大人，實在只是對於人及其名稍為尊重罷了。例如報館“有聞必錄”，有時事實不符，有時人名錯誤，來函固應照登，還當於原版用同樣大鉛字在著目處登出，庶幾近於直道。我這篇文章並不是為報館而作，不過連帶想到，覺得若能如此則我們聲明或更正當更為有效，大可不必多費工夫來寫這種小文耳。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於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