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的四篇童話
安徒生的四篇童話
我和安徒生(H.C.Andersen)的確可以說是久違了。整三十年前我初買到他的小說《即興詩人》,隨後又得到一兩本童話,可是並不能了解他,一直到了一九〇九年在東京舊書店買了丹麥波耶生的《北歐文學論集》和勃闌特思的論文集(英譯名“十九世紀名人論”)來,讀過裏邊論安徒生的文章,這才眼孔開了,能夠懂得並喜歡他的童話。後來收集童話的好些譯本,其中有在安徒生生前美國出板的全集本兩巨冊,一八七〇年以前的童話都收在裏邊了,但是沒有譯者名字,覺得不大靠得住。一九一四年奧斯福大學出板部的克萊吉夫婦編訂本,收錄完備,自初作的《火絨箱》以至絕筆的《牙痛老姆》全都收入,而且次序悉照發表時代排列,譯文一一依據原本改正,削繁補缺,可謂善本,得此一冊也就可以滿足了,雖然勃拉克斯塔特本或培因本還覺得頗喜歡,若要讀一兩篇時選本也更為簡要。但是我雖愛安徒生童話,譯卻終於不敢,因為這件事實在太難了,知道自己的力量很不夠,只可翻開來隨意讀讀或對客談談而已,不久也就覺得可以少談,近年來則自己讀了消遣的事也久已沒有了。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卻忽然又買到了一小本安徒生的童話。這件事情說來話長。原來安徒生初次印行童話是在一八三五年,內系《火絨箱》,《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豌豆上的公主》,《小伊達的花》,共四篇,計六十一頁。去年一九三五正是百年紀念,坎勃列治大學出板部特刊四篇新譯,以為紀念,我就托書店去定購,等得寄到時已經是殘年向盡了。本文系開格溫(R.P.Keigwin)所譯,有拉佛拉忒夫人(GwenRaverat)所作木板畫大小三十五幅,又安徒生小像兩個,—這都只有兩英寸高,所以覺得不好稱幅。安徒生的童話前期所作似更佳,這四篇我都愛讀,這回得到新譯小冊,又重複看了兩三遍,不但是多年不見了的緣故,他亦實在自有其好處也。
譯者在卷首題句,藉以紀念他父母的金剛石結婚,蓋結婚在一八七五,正是安徒生去世之年,到了一九三五整整的是六十年了。譯者又有小引云:
“回顧一百年的歲月,又記着安徒生所寫童話的數目,我們便要驚異,看這最初所出的第一輯是多麼代表的作品,這詩人又多麼確實的一跳起來便踏定腳步。在一八三五年的早春他寫信給印該曼道,‘我動手寫一兩篇故事,講給兒童們聽的,我自己覺得很是成功。’
他所複述的故事都是那些兒時在芬島他自己所喜歡聽的,但是那四篇卻各有特別顯明的一種風格。在《火絨箱》裏,那兵顯然是安徒生自己,正因為第一篇小說的目前的成功高興得了不得,那文章的調子是輕快的莽撞的。在《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那快活的民間喜劇里,他的素樸性能夠盡量的發現,但其效力總是健全而興奮的。這兩篇故事裏金錢的確是重要的主眼,而這也正是金錢為那時貧窮的安徒生所最需要的東西。或者那時候他所要的還該加上一個公主罷。於是有那篇《豌豆上的公主》,這裏有他特別的一股諷刺味,這就使得那篇小故事成為一種感受性的試驗品。末了有《小伊達的花》,一篇夢幻故事,像故事裏的花那麼溫和柔脆,在這裏又顯示出別一樣的安徒生來,帶着路易加樂爾(LewisCarroll)的希微的預兆,—伊達帖藹勒即是他的阿麗思列特耳。《小伊達》中滿是私密的事情,很令我們想起那時代的丹麥京城是多麼的偏鄙,這故事雖是一部分來自霍夫曼,但其寫法卻全是獨創的。而且在這裏,安徒生又很無心的總結起他對於異性的經驗:‘於是那掃煙囪的便獨自跳舞,可是這倒也跳得不壞。’
關於安徒生的文體還須加以說明,因為正是這個,很招了他早期批評家的怒,可是末后卻在丹麥散文的將來上發生一種強有力的影響。他在那封給印該曼的信上說,‘我寫童話,正如我對小孩講一樣。’這就是說,他拋棄了那種所謂文章體,改用口語上的自然的談話的形式。後年他又寫道,‘那文體應該使人能夠聽出講話的人的口氣,所以文字應當努力去與口語相合。’這好像是一篇論廣播的英文的話,安徒生實在也可以說是一個最初的廣播者。他在幾乎一百年前早已實行了那種言語的簡單化的技術,這據說正是不列顛廣播會(B.B.C.)的重要工作之一。
他在敘述上邊加以種種談話的筆法,如乾脆活潑的開場,一下子抓住了聽者的注意,又如常用背躬獨白或插句,零碎的丹麥京城俗語,好些文法上的自由,還有那些語助辭一言語裏的點頭和撐肘,這在丹麥文里是與希臘文同樣的很豐富的。安徒生在他的童話里那樣的保持着談話的調子,所以偶然碰見一點真的文章筆調的時候你就會大吃一驚的。他又說道,‘那些童話是對兒童講的,但大人們也可以聽。’所以其言語也並不以兒童的言語為限,不過是用那一種為兒童所能理解與享受的罷了。(這是很奇異的,安徒生的言語與格林所用的相差有多麼遠,且不說他的詼諧趣味,這在丹麥人看來是他最為人所愛的一種特色。在英國普通以為他太是感傷的印象,也大抵都是錯誤的。)
現在只簡略的說明安徒生的言語的技術,但是可惜,這常被湮沒了,因為譯者的想要修飾,於是在原著者的散文上加了好些東西,而這在原本卻正是很光榮地並沒有的。至於其餘的話可以不說了,這裏是他最初的四篇童話,自己會得表明,雖然這總使人絕望,不能把真的丹麥風味搬到英文上來。安徒生,丹麥的兒童的發見者,也是各國家的和各國語的兒童的恩人。真是幸福了,如不久以前一個法國人所說,幸福的是他們,自己以為是給兒童寫作,卻是一般地貢獻於人類,蓋他們乃是地上的君王也。”上面引用安徒生晚年所寫的話,原見丹麥全集第二十七冊,美國本亦譯載之,系一八六八年所記,說明其寫童話的先後經過者也。自敘傳《我一生的童話》之第七章中也說及此事,但不詳細。一九三二年英國出板《安徒生傳》,托克斯微格女士(SigneToksvig)著,蓋是丹麥人而用英文著述者,第十三章關於童話第一輯敘說頗多,今不重述,但有兩點可以補充。其一,《豌豆上的公主》本是民間傳說,與《火絨箱》等都是從紡紗的女人和采訶布花的人聽來的,但這裏有一點對於伍爾夫小姐的諷刺,因為她遇見無論什麼小事總是太敏感的。其二,掃煙囪的獨自跳舞,因為洋娃娃蘇菲拒絕了他,不肯同安徒生跳舞的據說也有其人,即是珂林家的路易絲小姐。可是這傳里最有益的資料並不是這些,乃是他講人家批評安徒生的地方。這輯童話出去之後,大雜誌自然毫不理會,卻有兩家很加以嚴正的教訓。傳中云:
“這是很怪的,安徒生平常總是那麼苦痛的想,覺得自己老是惡意的誤解與可怕的不公平之受害者,對於這兩個批評卻似乎不曾流過眼淚。但是我們不妨說,在全世界的文學史上實在再也沒有東西比這更是傲慢而且驢似的蠢的了。
這很值得引用。第一個批評說:‘雖然批評者並不反對給成人們看的童話,可是他覺得這種文學作品全然不適宜於兒童。他自然也知道兒童容易對於奇異事情感受興趣,但是他們的讀物,即使是在校外,可以單給他們娛樂的么?凡是要給兒童什麼東西去讀的,應該在單去娛樂他們之上有一個較高的目的。但就事實來說,童話里不能夠把自然與人類的有用知識傳授給兒童們,至多只有幾句格言罷了,所以這是一個問題,是否太是利少害多,因為這會把他們心裏都灌滿了空想了。’
批評者又列舉各篇童話,承認說這的確可以使兒童聽了喜歡,不提這不但不能改進他們的心,反而會有很大的害處。‘有人承認這可以改進兒童的禮儀觀念么,他看這童話里說一個熟睡的公主騎在狗背上跑到兵那裏,兵親了她的嘴,後來她完全清醒了的時候告訴父母這件妙事,說是一個怪夢!’
又,兒童的羞恥意識可以改進么,他看童話里說一個女人在她丈夫出門的時候獨自同那管廟的吃酒飯?
又,兒童的人命價值觀念可以改進么,他看那《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裏的那些殺人事件?
至於《豌豆上的公主》,‘這在批評者看去似乎不但是粗俗而且還很荒唐,因為兒童看了或者會吸收這種錯誤觀念,以為那些貴婦人真是這麼了不得的皮薄的。’
《小伊達的花》算是比較的沒有弊害,但是可惜,這裏邊也沒有道德教訓!
那位先生於是在末尾勸這有才能的著者要記住他的崇高的職務,勿再這樣浪費他的光陰。
第二個批評差不多也是同樣的口調,但是着力說明這樣用口語寫文章之無謂,因為這總該把難懂一點的東西去給兒童,那麼他們會努力去想懂得。這才是兒童們所尊重的。否則就會使得他們有機會自尊起來,隨意批評事情,這於兒童是極有害的事。他勸安徒生不要這樣的弄下去,但是那批評家摩耳貝克剛才印行了一本故事集,這是文章作法的模範,而且也指示出教訓來,這就是在童話里也還該有的。
一世紀后蘇維埃政府阻止學校里讀童話,理由是說童話頌揚王子與公主。”
在一百年前,這樣子的批評其實是不足怪的。可怪的只是有安徒生這種天才,突然地寫出破天荒的小故事,把世人嚇一跳,然而安徒生自己卻也並不知道,他被人家這麼教訓了之後,也就想回過去做他的小說,這些“勞什子”放棄了本來並不覺得可惜。大家知道歐洲的兒童發見始於盧梭,不過實在那隻可算是一半,等到美國史丹來霍耳博士的兒童研究開始,這才整個完成了。十八世紀在文學上本是一個常識教訓的時代,受了盧梭影響的兒童教育實在也是同一色彩,給兒童看的書里非有教訓不可,這正是當然的道理。舉一個極端的例,我在《縊女圖考釋》中引用法國戴恩的話,說王政復古時的英國人將克林威耳等人的死體掛在絞架上,大家去看,我加以解說道:
“但是這種景象也有人並不以為可嫌惡,因為這有道德的作用,十八世紀時有些作家都如此想,有兒童文學的作者如謝五德太太(Mrs.Sherwood)便很利用絞架為教科。哲木斯在《昨日之兒童的書》(一九三三年)引論中說,他們誠實的相信,惡人的公平而且可怕的果報之恐嚇應該與棍子和葯碗天天給孩子們服用,這在現代兒童心理學的泰斗聽了是會很感到不安的。這恐怕是實在的,但在那時卻都深信絞架的價值,所以也不見得一定會錯。現在且舉出謝五德太太所著的《費厄卻耳特家》為例,兩個小孩打架,費厄卻耳特先生想起氣是殺人媒的話,便帶領他們到一個地方去,到來看時原來是一座絞架。‘架上用了鐵索掛着一個男子的身體,這還沒有落成碎片,雖然已經掛在那裏有好幾年了。那身體穿了一件藍衫,一塊絲巾圍着脖子,穿鞋着襪,衣服一切都還完全無缺,但是那屍體的臉是那麼駭人,孩子們一看都不敢看。’這是一個殺人的兇手,絞死了示眾,直到跌落成為碎片而止。費厄卻耳特先生講述他的故事,一陣風吹來搖動絞架上的死人,鎖索悉率作響,孩子們嚇得要死,費厄卻耳特先生還要繼續講這故事,於是圓滿結局,兩個小孩跪下禱告,請求改心。”
這樣看來,安徒生的做法確是違反文學正宗的定律的了。可是正宗派雖反對,而兒童卻是喜歡聽。浪漫主義起來,獨創的美的作品被重視了,兒童學成立,童話的認識更明確了,於是出現了新的看法,正宗的批評家反被稱為驢似的蠢了。但是,那些批評在中國倒是不會被嫌憎的,因為正宗派在中國始終是佔着勢力,現今還是大家主張讀經讀古文,要給兒童有用的教訓或難懂的主義,這與那兩個批評是大半相合的。在世界也是思想的輪迴,宗教與科學,權威與知識,有如冬夏晝夜之疊代,中國則是一個長夜,至少也是光明微少而黑暗長遠。安徒生在西洋的運命將來不知如何,若在中國之不大能站得住腳蓋可知矣,今寫此文以紀念其四篇亦正是必要也。
(二十五年一月)